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感情的本国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马尼拉冒烟的山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但今年亚行组织的几篇论文却偏离了这个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妇女和发展问题、消除贫困、环境和发展等较次要的题目上。虽然这次会邀请的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声誉，但由于选题的偏离，我感到有点失望。
大会指定给我的任务是评论一位世界级环境经济学家robertrepetto所写的一篇论文:国际贸易和持续发展。文章的主线是自由贸易较之各种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我虽然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对环境重要性的考虑上我深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一个未能解决温饱的人来说，强调环境保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现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援助项目上附带提出了必须满足某些很严格的环境要求作为条件，对此我在会上作了充分阐述，引起了热烈讨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和我共同主编了《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第二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惜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己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199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大步向前的一年，许多新政策将要出台，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1993年12月24日
我国能源政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能源政策的制订是以对能源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的。然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能源形势终究只是表面现象，对它可以作出互相矛盾的分析结论。不同的人由于和所代表的利益立场不同，可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奇qisuu.书]，有时即使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未必经得起严格的科学分析。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为大多数人所同意，这种意见又拿来作为制订能源政策的依据，那就更危险了。本文拟对几个有倾向性的对能源形势的估计作一些分析。这些估计虽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包含着很大的疑点。通过这些分析只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对于现象的分析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
1．我国是否面临能源短缺？
从1979年国家科委在杭州召开第一次能源政策座谈会以来，我国能源界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我国面临着能源短缺，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短缺很严重，可以称之为能源危机。以后在能源政策研究报告中，在对国家的十三条政策建议中，在能源问题两重性的分析中，以及数不清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这种见解一再地被重复，它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它己成为我国制订能源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
认为能源面临短缺的第一个理由是华东华南不少工厂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开工不足主要是由于电力不足，其部分原因是缺煤，但更经常的是铁路运输紧张，有了煤运不出来。这就不能怪一次能源不足。何况我国有许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在仓库里。有近1/3的企业是亏损经营，他们创造的财富还没有投入的财富多；他们的所谓“生产”实际上是反生产。如果将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问题最严重的那部分关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一方面把他们节约的能源转移给有经济效益的工厂去使用，开工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大大缓和，也许就不再存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述问题统统没有，开工不足也不能证明能源短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存在大量能源浪费的问题。从开发、运输、转换到终端使用，每个环节上都有大量潜力可挖。如果把节能潜力都挖掘出来，节约的能源可能足以补开工不足所缺的那部分而有余。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判断是否缺能，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缺能实际上是运输能力不足，或者对用能企业没有做到择优分配，或者是其他地方在浪费，而并非真正的缺能。依据表面的缺能现象制订增加能源生产的政策，而不从运输、分配、节能上去努力，增产的能源只是造成更多的浪费，缺能的问题未必一定就能解决。
认为我国能源短缺的第二个理由是我国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偏低，1980年以来平均只有0．61，而且出现过负值。弹性系数这样低，能源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值的增长，认为这是能源供应不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