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老狼一落网，其余5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第四节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
惠如楼两位别胸针的客人
1950年4月17日，广州。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着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第一号目标。”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了公安局！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5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邀功领赏。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
原来，早在1950年4月12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人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第五节惩治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早在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年10月16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月所破获的153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xx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年8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