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嗅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于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丰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的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的欢迎的人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3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