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付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殴英因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于是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好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戴笠弄清自己朝恩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露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