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难的是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当然，政治学所研究的那种政治制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使用稀缺的手段来达到各种目的的方式。哈罗德·拉斯韦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把这本书标题中的政治学用经济学来代替，这书名同样是恰如其分的，而这本书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或可看一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研究，它考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中与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的获得和使用有非常紧密联系的那一部分行为。在艾·马歇尔时代的英国，这个定义可能很适用。但在今天，当政府在获得和使用“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时，这一定义亦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的定义意味着这两种学科根本的不同在于所追求的目标的性质上，经济学涉及“物质需求”，而政治学涉及“非物质需求”。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经济学在论述资源之用于艺术、文学、戏剧、教育和其它一些“非物质”需求品方面与论述它们之用于物质需求品方面可以同样有所作为。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涉及到“物质”需求。
较为令人满意的标准是研究其辑织方式，经济学主要涉及购买与销售的市场机制在组织资源使用方面的作用；政治学主要涉及行政命令机制，这些命令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或来自直接投票。但是，这种划分也远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学对不同命令所导致的结果也有许多意见要发表；政治学则不得不研究政府对市场组织的干预。
现在，划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所遇到的困难已经有了结果。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在这两门学科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是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组织。两门学科的融合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功绩，唐斯、达尔、施蒂格勒、布坎南、塔洛克，是最著名的学者中的几个。
四个经济部门
现在回到我给定的经济学定义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强调上来，用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组织上的不同，可通过分析我们自己的社会加以说明。人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包括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是一个概念上不同的组织：政府部门、家庭部门、非盈利部门以及市场部门。
家庭部门
在每个社会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全部资源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半以上，都是用于家庭部门，在所有社会中，主要的资源是人的生产能力，或如其最终被称呼的人力资本，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消耗在通过市场或根据政府机构的命令来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上，而是消耗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中。此外，大部分的物质资本，从拥有的房屋、厨房设备到衣服，都被家庭部门所利用。使用这类资源大都不会产生什么社会问题，至少对经济学而言是不会的。然而，在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相互的影响。
重要的相互影响之一是因许多活动转入或转出居民户所引起。这种变动影响了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尺度的国民收入评估的可靠性，此外还有其他影响。例如平均就业时间的稳步减少就意味着测得的国民收入低估了总产出的增长，因为它未包括增加闲暇时间的价值。另一方面，许多生产活动的转移，如做饭和洗衣从居民户转移到市场，则起着相反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分析来解释在传统上被经济学领域所排斥的家庭活动。加里·贝克尔在这方面开拓性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
在一个居民户中运行的组织原理类似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央集权制社会中所运用的组织原理。其主要区别在于参加到一个居民户中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是自愿的，但即使这种区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政府部门
在美国和大多数其它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显然正在迅速地扩大。在美国，州、县和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迅速，政府支出占国民净产值的比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时期（除了几次主要战争时期之外）之后，从1929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1940年的20％、再到1950年伪23％、1960年的30％、
1970年的35％。这些数字在一些方面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反。说它夸大，是由于大量的开支只是把资源的控制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如福利开支），而不是直接利用资源（如建筑高速公路）。说它缩小，政府的一些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可能只涉及微不足道的开支（如进口限额、最低工资率、国际商会、反托拉斯）。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活动是通过市场或通过冲击市场实现的，故政府部门的扩张并未降低本书论述的价格理论的实际意义。其实，这种价格理论已被证明不仅与美国式“混合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有联系，而且也和苏联的被认为是完全的政府经济有联系。实际上，尽管这样一种经济在基本组织理论上是中央集权的，但所有这种经济都已经认识到必须广泛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非盈利部门
在美国，四个经济部门中，非盈利部门最小。它包括像大学、教堂、博物馆、非盈利医院等机构，还包括相互保险公司、互济储蓄银行、合伙杂货店。非盈利部门的特征是，这些机构的主管人行使权力不像通常的所有者的代理人或国家代表，倒像是一个机构（如大学或教堂）或自由结合团体的受托人（如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成立非盈利机构是一种逃税的手段。无论如何，非盈利部门主要是通过市场从事活动的，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
市场部门
市场部门与所有其它的部门相交叉。市场部门的基本原则是，为组织资源的使用而进行买与卖。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间合作的实现，完全通过自愿的交换。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似乎如同鲁宾逊·格鲁索斯的联合体，是一种由大量单个居民户组成的经济。每一个居民户使用它所掌握的资源生产产品和劳务并用来换取他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当然，交换的条件是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就使得居民户可以通过为其它人生产产品和劳务来间接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内在动力在于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门化有可能增加生产。既然居民户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直接为自己生产，除非交换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它不需要进行交换。因此，双方合作的实现是不带有强迫性质的。
如果基本生产单位是居民户，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不会深入展开。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引入了企业，它作为个人之间的媒介，在发扬劳务提供者和产品出售者的双重作用中，我们还引入了货币，它促进了交换并避免了物物交换，从而使买与卖的行为分离成两部分。
引入企业和货币并不改变市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使市场体系的理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是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主要课题。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市场部门同其它部门，特别是同政府部门混合在一起。价格理论最微妙和最有趣的应用多是涉及到对各种政府干预产生影响的分析。
苏联和美国可以视为是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居民户部门以外的大部分资源由企业使用，企业用货币购买资源以便使用，同时企业通过出卖产品换取货币来分配大部分产品。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区别是，苏联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公共的或政府的，美国的企业大多数是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收入的接受者——即有权利接受或要求支付销售收入与购买资源的支出之间差额的人——在苏联是国家，在美国可以说是私人。
我所强调的企业特征上的不同与经常被认为是关键的差别不一样，后者认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在这两个国家，广义地规定以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大部分财产都为私人所有，在下述方面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即：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个人，在美国依照私人的利益行事，在苏联依照国家的利益行事。从相当狭窄的利益定义看，这两个国家私人的行为都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最终剩余收入接受者的性质改变着与各种活动有关的奖励和惩罚，因而调节着人们依照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用戏剧性的方式表述：美国和苏联的工厂经理都要考虑因管理失败被解雇的可能性，但苏联的经理还必须考虑被枪毙的可能性。
私人企业交换经济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就价格理论的意义而言，关键的不同可能是成立一个企业所需满足的条件不同，一个极端是成立一个企业要政府许可，这种许可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例如，美国的银行业、动力业和许多其它产业要政府许可）。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人成立一个企业是自由的，不专门需要政府批准（例如，美国的零售商业、制造业等等，不需要政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