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工资系数来确定工资结构，然后用这些系数将实际劳动小时数换算为“相等”的小时数。如果我们假设飞行员的工资固定为挖渠工人的10倍，那么飞行员的一小时劳动可视为与挖渠工人的10个劳动小时相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供给的总体的劳动小数为各种工资率结构指数的函数。比如挖渠工人的工资率结构，我们承认在每一种工资率结构下，总供给量实际上由挖渠工人的若干劳动小时数和飞行员的若干劳动小时数等等组成，由此推断，我们从不认为相对工资率结构实际上是抛开经济体制或工资率水平制定的，我们仅仅是把问题分别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考虑。
一般来说区分两种劳动供给曲线似乎是合适的：在给定一定能力和一定人口数量下的劳动供给——即短期供给——和不带这种限制的劳动供给——即长期劳动供给。后者显然包含一个人口“理论”问题。
短期劳动供给
我们所给定的条件显然表明，对于任何意义的短期劳动供给都是完全无弹性，24小时与人口数之积便是每天劳动可供量——如果我们忽略对不同质劳动的修正的话。可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显然不是关于任何意义的劳动供给，而是可以通过市场而使用的劳动供给。那么，从根本上说，我们关心的是决定提供给市场销售的这部分劳动力要素。
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部分相对较小，因而其变化的余地相当大。大约人口总数的一半被划入了“劳动力”，而这些人只将其总时间的极小一部分用于市场活动——大约为1/4时间。此外，这个部分无疑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国别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
关于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最广为接受的假定也许是，如图11．1所示，是一条在某些工资率之上向后弯曲的曲线。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应理解为表现了在给定价格条件下提供的最大数量，这正是负斜率部分被解释为“向后弯曲”而不是“向前倾倒”的原因。大量的历史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结论。首先，随着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率的不断增长，每周的平均劳动小时数却呈减少趋势，且劳务市场上的童工部分要呈减少趋势。妇女部分未见有系统的变化，可能是增长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对供给曲线作长时期的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会导致一个向后弯曲的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常见的现象是，在工资率相当低的基础上，每小时工资率的增长将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那里的人们似乎只希望得到一笔钱，而不考虑他们需为之付出多少劳动；如果少工作几小时亦能获得那笔数额，他们就少工作几个小时。
关于供给曲线向后弯曲部分的理论上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需求量增长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率增长有两个效应：（1）由于一小时闲暇的成本是在这一小时所能获得的工作，因而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替代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增加工作小时数的趋势。（2）如果个人将工作相同的时数，则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使其实际收入增加，这将导致该人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闲暇。这是收入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除非闲暇没有好处。那么理由就是，超过某点，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其结果表现为，人们工作小时数减少，辅助性工人（如儿童等）从劳动力中退出等等。这样的解释显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取决于通过市场用钱所购买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可以通过非市场性活动获得。在原始社会，使收入效应占绝对优势的最初的低工资率，反应出对市场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围狭窄。随着嗜好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收入效应支配的点便呈上升趋势。
对于以上这样的分析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并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这是一种个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论点。这种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调整会采取调整人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给定时间里，一个特殊的个人都会留有余地。他可以选择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选择工作小时数符合其愿望的职业或雇主，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基本的谬误。重要的是，个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竞争者；单独就每一个个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时数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时数正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选择的结果。任何时候，如果在给定工资率基础上，这种平均的时间水平超出人们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则表明任何一个雇主，如果他缩短工作时数并调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佣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较低的工资率吸引工人。因此就会刺激雇主们将工作条件和时间调整到工人们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们前面的术语说，由于买卖的连带性，雇主既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工作条件的出售者。）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允许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
我们讨论的供给曲线是短期曲线，假定人口不变，我们已谈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选择效应，在这里每种工资率水平都被认为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将继续下去。显然，由暂时的高工资回复到低工资，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资，其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
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
长期劳动供给
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
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
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