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
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
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三章不同职业的工资
在一般地讨论劳动供给曲线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各种不同劳动的工资率——即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考虑在内。这一工资结构本身是由对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将这一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并能单独对它进行分析，是因为决定特定职业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于、但也是基本上独立于那些决定劳动总供给的力量的。
在任一特定时点，都将存在着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率（或平均收入）的某种结构。将这一结构视为是三种导致不同职业工资率之间差别的力量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分析问题是有益的：
1．除工资率以外，影响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职业的吸引力因素，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劳动力转移不受成本影响，并且整个人口中每个成员的能力完全一样，不同职业的工资率也决不会相等。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吸引力小，因此它们若要吸引人们去工作就必须比其他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个人兴趣差别的一定条件下，一系列工资率明显差别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且依赖于需求的状况。如果对某一职业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仅以那些认为这项职业化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可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其需求较大，只有把一些认为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也吸引过来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就必须相对高些。由这种力量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之为均衡性差别。
2.产生于非竞争集团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他们一生都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这些妨害特定职业招工障碍的存在导致出现一系列部分隔绝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关连的市场，并且抑制了上述力量发挥作用。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尽管它们或许也可以归入前一类当中。因这类力量而产生的工资率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于竞争性集团的差别。
3.对于供求变动的不完全调整。不同劳动的供求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可以与其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在劳动市场上，要使这种最终结果能够感受到，即直接影响要产生可以导致新的均衡的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任一时点上，工资率差别的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应归因于调整的不完全性的。当然，这类因素的具体内容依赖于个人的观点，并且也依赖于为了某一研究目的而设定不变的条件，既然我们所说的调整是指对某些给定条件的调整。如果这些给定条件是指市场供求曲线，则现存的状况包括了所有对供求变动的调整，从而这类因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时间越长，即所给定的一组条件越窄、越具有终极性，则这类因素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