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这些作品有"沉沉的份量"，但是否是"生活的"，就很可疑了。况且，对于文学而言，对生活的表现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重力学的问题。
什么叫"土生土长"的中国生活？纯粹的"中国生活"从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也许还存在一个文学的中国风格问题，但你所举的例子也很可疑。曹禺的《雷雨》明显有易卜生、尤金·奥尼尔的痕迹，茅盾的《子夜》如果不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的方式来表现，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至于《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之类，用在这里做正面例子，显然有失体统。老兄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的文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连鲁迅、钱锺书也不算数，现在又如何冒出这么些真切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作品来了呢？一部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岂不是文学的高境界么！
5，什么叫"时代的本质生活"？哪个"时代"？谁的"本质"？什么样的"本质"？甚至，生活有没有"本质"？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为什么你会认为《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的生活是"本质的"，而《上海宝贝》（我对《上海宝贝》并无兴趣，也不认为卫慧可以代表"新生代"，只是因为你只提到《上海宝贝》，我只好就谈它了）就不是呢？如果不是，你又如何认为它是"跨国资本"时代之"中产阶级"趣味的体现呢？这岂不是说，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了吗？退一步说，《上海宝贝》的生活是"非本质"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只有"本质"的生活才叫"生活"吗？才有权利存在吗？这样，是否意味着要将一切"非本质"的生活清洗掉呢？这种"生活的清洁癖"已经让我们尝到过太多的苦头。
6，《上海宝贝》中"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你所说的那些"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为什么就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呢？他们也许是不够"实在"，但我敢肯定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行为有些不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可以责令他们在手淫的时候不要去写作，或尽快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他们抓起来，但即使他们是罪犯，也是中国的罪犯，我们无权开除他们的国籍，这是违背宪法的。至于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但也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既然来了，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既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文学，除非我们的文学可以不反映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老兄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7，你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也是草率的。我们也并不常吃"麦当劳"、"肯德基"，至少我就不常吃。我的主食仍然是大米饭，吃那些东西只是偶尔开开洋荤。我估计你也未必常吃，要不然怎么会将"肯德基"写成"肯德鸡"呢？可见你对当下生活之陌生。况且，就算是天天吃"肯德基"，也不会吃成洋鬼子的。而洋鬼子天天吃米饭、馒头，也还是洋鬼子。小说也一样，马尔罗老是写中国的事，但他仍然是法国作家；博尔赫斯（又是博尔赫斯，得罪，得罪！）笔下常常出现巴格达，伊拉克人也决没有因此而认他是自己国家的作家。
8，"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这里似乎应加一个'所'字才通顺——闳按）左右……"。
首先，什么样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尚无标准。其次，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定就是"可耻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之生活的"可耻"之处何在，因为我很"无知"，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究竟如何。由于"无知"，我就不敢妄下判断。但我觉得，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所面对的生活首先并不是以"耻"与"不耻"来划分的。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家倘若硬要给生活安置一个道德的"过滤器"的话，那么，他（她）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虚假的（而不是像你所希望的"真实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就算是"无耻"，它也是生活，并不能为了道德廉耻而消灭一种人的生活。即使要消灭的话，这也不是小说家所能办得到的，除非他借助于某种政治权力。
9，"工人、农民形象"与"中国生活本质"。
文学中缺少"工农形象"，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只是一个现象，而不能成为扫荡"新生代"的依据。工农是中国人的大多数，这是没错的，而且，文学家也确实应该给大众生活多一些关怀。但文学作品是否就一定要描写工农生活才算是触及所谓的"生活本质"（如果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话），则很可疑。如果一定要用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来检测的话，你所推崇的文学名著质量也难过关。《红楼梦》分明是写才子佳人的小说，《金瓶梅》就更不得了，简直是在为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张目，《三国演义》则是为统治阶级的战争树碑立传，哪里考虑过农民的死活，更不用说工人了。《水浒传》似乎与农民有一些关系，但"实实在在"的农民也没几个，说起来还都是些流氓无赖呐。《龙江颂》倒是写了农民，《海港》则写了工人，而且，似乎也触及了生活的某种"本质"，但连工人农民自己也不爱看，他们倒是宁愿去看那些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你还列举了杜鹏程、杨沫等人的作品为你理想的文学作证，这也未免太藐视工人农民了吧！难道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只配读这样的货色么？为此，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工人农民的感情。看来，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倒更像是一架道德的火焰喷射器，是美学的可怕杀手。
10，中国城市生活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
为什么你会认为西方的城市文化就一定是所谓"麻药、朋克、雅皮士"的文化呢？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吧！西方的无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军人和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的文化又到哪里去了呢？你还开具了一份长长的西方作家的名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塞林格和艾伦·金斯堡与你所说的那种西方文化略有关联之外，其他12个人则几乎毫不相干。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将博尔赫斯、黑塞和马尔克斯与"麻药、朋克、雅皮士"联系在一起？即使是生活在与这些事物关系密切的国度里的福克纳，也与这些东西相当隔膜，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农民。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否听说过这些名词都很难说，要知道，他是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
11，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与"跨国资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远在几千年之前，这种交流就已经存在，那时，"资本"尚未产生，更别说"跨国资本"了。另外，一位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包括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未必一定是看其携带的资本的多少。比如，在"跨国资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很小，而几乎没有多少"跨国资本"的拉美、东欧以及"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国家至今也尚未掌握多少可以"跨国"的资本，而他对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影响，据我所知，早在1970年代（即"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12，"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
"章回体"小说当然不是现代小说，这用得着"肯得鸡（基）"来教吗？事实上，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于《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小说的声誉。我觉得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其实，没有一个像点样子的作家会在乎哪个小说是现代的，哪个小说的古代的，也很少有什么像样的作家是为了"现代化"而写作的。人家也没有傻到那种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位作家的写作肯定是失败的，因此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了。我看，倒是学者们和批评家们常常会惦记着什么"现代性"之类的事情。
用不用"章回体"来写小说，我觉得这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如果他觉得在艺术上有必要采取某种体，他就会这么做。如果没有必要，而硬要通过外部的某种力量来强制执行某一体式的写作，这恐怕很荒唐。
13，究竟是谁为《红楼梦》而感到自卑呢？我觉得，这似乎是你为了立论而臆造出来的一个无头冤案。纵然有个别人为此而感到自卑，恐怕也无关大局。你也犯不着拖出个《海上花列传》来帮腔，我觉得这完全是多余的。试想，如果有人连曹雪芹都看不上眼的话，又哪里会在乎你的那个什么韩邦庆呢？
14，你反对模仿"大师"，这是对的。但要说中国作家模仿博尔赫斯是不好的，就说他们是不好的，犯不着去贬低博尔赫斯。因为你这样说就有些自相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换一个真正的"大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模仿呢？
15，关于博尔赫斯，"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圭臬……"
你其实是在"退一步说"。不过，无论是"进"是"退"，这"一步"都是踉踉跄跄的，单是词句就能将人绊倒好几次，好在这摔不死人。但观点很呛人。既然说他"伟大"，又如何一过了"大洋"就变得"不伟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