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么多的屯兵存在，再加上通过暴力镇压和赎买政策从宗室贵族乃至寺院收回的土地控制的大量户口，大唐朝廷现在再也不会为兵源和素质担忧了。兵部已经动议要将两川直到朔方的所有加入军户的屯民转为府兵。这一转的意义极其重大，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府兵乃是政权的基础，唐朝实行的是强干弱枝的国策，六百多个折冲都尉府，有四百多个在关中，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藩镇割据之所以蔓延这么多年，根源就在于中央朝廷失去了对民户的控制，土地兼并和赋税沉重，致使民户大量减少，民户减少就意味着中央控制的赋税减少，府兵不足，府兵不足就使得朝廷不得不允许藩镇自己募兵，这就导致了中央弱而四方强。
名义上，中央虽然也控制着大量的军队，但是这样的军队大多来自招募，优势是短期内可以迅速招募大量的兵员，劣势是单兵素质和战斗力根本无法和府兵相比，对朝廷的忠诚度也远远不够。这样的军队组**员大都来自没有产业的流民，或者破落户、商户子弟，甚至有乞丐、罪犯、混混等混迹其中。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样的军队忠诚度或许有，战斗力也或许有，但是远远赶不上有自己的家业要保卫的府兵。如果朝廷重新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府兵队伍，只怕历代先皇在棺材里都能喜得翻过身来。
不过事情也没有想的那么容易，难就难在一个字上：利。能为一个事业效力的人，要么同志，要么同利。而没有这个同利同志也会变成陌路，光让人卖力不给好处这事情李诵知道不能做。可是唐集团内部的利益群体实在太多了。宗室是一块，世家大族是一块，寒门出身的官员是一块，逐渐受到重视的商贾是一块，市井小民也是一块。
利益集团多不怕，调和就可以了，怕的是不卖你的帐，不愿意给你调和。比如市井小民这一块，李诵知道市井小民也有利益诉求，而很多宗室和世家大族认识不到。在这些人看来，市井小民的利益就是用来为自己牺牲的利益，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他们眼里全是扯淡。所以李诵的很多新政在推行的时候，总是阻力很大，比如赎买土地，尽管从海贸中让给皇族的几项都是利益大宗，但是宗室们最看重的还是土地，如不是李诵借着死掉的舒王李谊做文章，这些宗室的土地才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换出来呢。
至于世家大族就更让李诵头痛了。宗室闹归闹，到底手底下没有势力，而世家大族不同，每个世家大族都是绵延数百年，家族子弟，门生故吏遍布朝野，而且彼此之间利益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家大族向朝廷靠拢，那么朝廷统治稳固，朝藩镇靠拢，那么削藩就极不容易。更为可气的是家国家国，世家大族往往都是把家放在国前面，先是考虑家族利益，后是考虑国家利益。为了家族利益，许多世家大族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往往脚踩几条船，挟**以自重。藩镇未平之前，这些世家大族还能收敛，现在眼看中兴已成定局，居然有人开始迫不及待要出来争了。不要说在地图上眼下还在吐蕃人手中的陇右、河西的土地，就是关中被李诵用强力手段强行控制的土地，也开始有人打主意了。
李诵愁啊，论功行赏，这几年推行新政，削平藩镇，靠得还是世家出身的官员，借助的是世家的力量。人家要求论功行赏，画像进凌烟阁，勋爵可以多传几世，封地大一点，靠近长安或者洛阳，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关中和东都畿毕竟地方有限，关中还要作为朝廷根本确保朝廷控制大片土地。这又是一个矛盾，世家大族放在外地朝廷不放心，放在关内就要拿出土地来封给他们；而如果要封给这些人，那么农民手里的土地势必不够，农民的土地不够那么朝廷的根基就会丧失，根基丧失统治就会不稳固，统治不稳固那么关东各地的豪门大族说不定又会蠢蠢欲动······
“何止将来会蠢蠢欲动，现在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李诵信手把一封密报丢在了桌边，恨恨地道。
第五卷长缨在手第一百一十八章-暗流（下）
能让李诵恨恨的报告的，确实不是好消息。已经接管粮秣统计司的吕元膺的报告显示，在平康坊地某个华丽的风月所在，有某位亲王和几位大家族的二三号乃至不入流人物进行了秘密会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会晤可以理解为二世祖之间的狂欢，但是吕元膺称，这次会晤和前年的苟胜案之间依稀有着蛛丝马迹可寻。至于这次会晤的目的，吕元膺用了两个字概括：
“夺嫡。”
这种事情在大唐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稍次一点的是玄宗对自己堂兄弟还有自己儿子干的血案。不动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还有让皇帝。就是李诵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威胁，结果是最后把威胁他的舒王李谊变成了不会威胁人的死人。有了前车之鉴，李诵自然大力巩固太子李纯的地位，想不到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开眼的还是不开眼。本来以李诵的实力和李纯的根基，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夺嫡之心的其他亲王的心思扑灭，可是这次这事情确实扎手，李诵认为这个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借势。
太子李纯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现在看来不可撼动，可是并不代表无法撼动。眼下在某些人之间就开始进行了运作。其实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劳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会被撵下去。这个阴谋的操纵者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从李诵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海贸，开垦荒地安置流民，鼓励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改革科举，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镇，李诵的新政刚下去时，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在数年之后，显现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当这些世家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将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君主，是倾向于新政的，还是倾向于保守的。
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对于太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时，获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对历代太子都是良训。这个时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叶茂的旧派世家大族，还是在新政推行中获得利益的新兴的世家以及商贾呢?而无论新派还是旧派，也都希望能有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继任的国君偏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个大灾难。换言之，如果储君亲近一方，那就注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决定未来国君的外力因素。
新旧的矛盾在历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李纯将激进改革的王叔文一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诵放缓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将原先东宫集团的骨干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内部的一致，同时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的改革，这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可是再是渐进式的改革也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诵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解决了宦官集团，只怕有得力支持的旧派早就发难了，绝不会坐等在新政中获利的集团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世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现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贾阶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束缚也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开始倾向于独立了。从办《今春秋》开始，商人就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李诵的默许乃至放纵之下，现在商贾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并且渴望在朝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陇右河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有点暴发户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出大人物，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根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深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配。
从海贸开始，李诵就授意柳宗元侧重于扶持小世家以及于世家保持距离的中等规模的商贾，七八年下来，许多中等规模的商贾跻身豪富，身家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贾，搞得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中心还有扬州、杭州、广州、江陵这样的商业都市房价暴涨，而许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世家在撕掉轻商的面纱后，实力陡然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