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这种行动，“红色年代”的历史学家纷纷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只搞杀掠不事生产，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领袖”们所想。
所以，乍看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般人根本记不住这些人的行军路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如此飘忽的行走飞奔，都以为是农民军出于策略往来奔波致胜，实际上他们是流动抢劫队，哪里有吃食哪里官军弱就杀向哪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明廷和清廷称为“流贼”。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他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承天就是钟祥）。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
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传庭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返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们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头头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己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撺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伪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但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由于农民军四处杀掠，江淮数千里内，城陷处荡然一空，即使有没有被毁的城郭，也仅余四壁，鸡犬无声。
可见，农民军与官军之间的大规模交战，受害最深的当属地方人民百姓。
陕西“老家”的回归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满清；其二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
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贼军最的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
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他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贼中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
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修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孙传庭觉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但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贼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农民军满营痛哭，誓杀官兵。
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
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帅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
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枪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贼军之中，陷阵而死。
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实为节烈妇人。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李自成气魄很大，下令诸部四出，稳取三边。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一大批高级将领相继投降，宁夏、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皆被农民军攻克。这样一来，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已经是李自成的天下。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在这里封侯拜将，更定官制，开科取士，真的有那么一股帝王创业开基的气息。
当时，李自成已经称帝，并改名为“李自晟”，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太祖”（这招不伦不类很失算，历史上姓李的“皇帝”不少，不知李自成为何攀上鲜卑拓拔部人为“祖宗”）。
历史上真实的李自成，绝不是姚雪垠先生笔下那位爱民如子、胸怀宽广、英俊挺拔的“革命领袖”形象：
（李自成）每屯（兵），以骑兵一营外围巡徼，昼夜更番，余营以次休息。警候严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获必磔之。营兵不许多携辎重。兵各携妻孥，生子弃之，不令举。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为养子，|qi|shu|wang|为奴隶。故（李自成）每破一邑，众辄增数万。每一精兵则蓄役人二十余，其驮载马骡不与焉。众实五六万，且百万也。
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其甲（胄）缝棉帛数十重，有至百者，轻而韧，矢镞铅丸不能入。每战，一骑兵必二三马，数易骑，终日驰骤而马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