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此人，然而赵阔一眼就认出了谁是罗孝全！
门外一群人都穿着中国农夫打扮，手里拿着斗笠，但其中有一个却是金发碧眼的洋人！
豹子般的跃过门槛，赵阔冲进他士兵乔装打扮的农夫人群，双腿跪地，一把抱住了罗孝全大腿，两眼流泪，大叫道：“上帝垂怜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啊！您来了！证明了他没有抛弃我们这群可怜人！”
一边用脸蹭罗孝全的大腿，一边偷眼上望。
赵阔信上帝？那是扯淡！
但黑道老大赵阔的演技可不是盖的。
事实上任何成功黑道大哥都有影帝的实力，因为讲究明争暗斗、纵横捭阖的黑道乃是最欺软怕硬、最讲究外交的地方。面对政府等强权可以摆出亲热状或者战战兢兢状、面对该死的竞争者就又是一副盛气凌人或者笑眯眯的合作样子，面对笨蛋和傻逼，则是一副凶神恶煞或者装傻的模样，总之，一人千面，最贱的一群人。
后世诺贝尔奖得主，研究博弈论的托马斯·谢林在他凭之得奖的巨著《冲突的战略》中，曾说过这名言：黑道的博弈最类似于国家间的策略。
（作者注：该书有中文版，可去订购研究。）
果然这虔诚的呐喊和真的眼泪，让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也马上热泪滚滚，他摸着赵阔的头巾，举头上望，用熟练之极的中文大叫道：“感谢主！让我找到这些迷途羔羊！”
罗孝全尽管无权无势，但可谓是十九世纪影响中国的大人物。
因为他差点就给那个天王洪秀全洗礼了！
当落第的傻逼秀才洪秀全在19世纪40年代正在一边在家里当私塾先生，一边靠自己那范进一样情绪以及“淫梦”（见到一个黑胡须的上帝，并他妈的斩杀黑龙。）的驱使下玩命写书传他的邪教的时候，广州城里有人注意到了他。
这就是罗孝全。
广州城里有些人得知他读了梁发（满清人，一个手工业者，识字不多，新教教徒，自己刊发自己的关于基督教的小册子，为此坐牢一年，所有家产包括房屋全被满清政府收了。最可怕的是，因为此人学识和理论水平太低，那小册子谬误百出。但问题是那小册子被去花县赶考的某人收了起来，并在连续落第的打击下开始研究！）的书并已经信教，还作宣讲，并且他的一些朋友（冯云山）同他一起在做传教。这件事传到了广州汉会成员耳朵里，而汉会成员正在和罗孝全一起共事。
罗孝全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个美国乡间小伙子，他是在著名的郭士立（见后注）鼓动和邀请下从美国田纳西来中国的。
此人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后第一个来到广州的洋人。
他住在广州城郊，穿着中国满清的服装，自己建造了一座带钟的小教堂，还学着讲客家话。作为初出茅庐并且横跨太平洋的西部小伙子，在参加了郭士立的汉会，并感激的接受了郭士立同志付给他的一小笔报酬。
罗孝全是美国新教浸礼会的，他们认为教徒的皈依之心和虔诚之情见于洗礼的过程。
（浸礼会（baptistchurches）又称浸信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十七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以及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当时属清教徒中的独立派。反对给儿童行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象征重生），称为“浸礼”，故名。浸礼会抵制抽烟、酗酒、跳舞等行为，并主张独立自主，反对国教和政府对地方教会的干涉。该教派在美国主要分布于北美地区。后世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即信奉该教派。）
1846年，一个皈依的基督徒从广州来到花县，鼓励洪秀全和他的表弟洪仁?前往罗孝全的教堂听他讲道，那个时候洪秀全正忙着教私塾赚生活费呢，没吊这个人。
但1847年，又有一个罗孝全的高级助手写信来邀请洪秀全去听听，这次洪秀全和表弟洪仁?去了。
罗孝全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其实他们洋人教士会热情接待任何想主动皈依的满清人，因为这类人太稀缺了。
在罗孝全的督导下，这洪秀全两兄弟研读了郭士立翻译的《圣经》新旧约全书，洪仁?没有呆多久，但洪秀全坚持了下来，并请求罗孝全准备为他做正式的洗礼。
罗孝全同意了他，但那时候入教，规矩很森严，还派了两个汉会成员去洪秀全家里调查他的声誉。
然后一切发展都超越了这原本发展的路线，如果按这一套发展下去，也许只能多了一个虔诚传教的标准教士洪秀全，而不会产生一个牛比兮兮的太平天国，但一切都好像注定一般，洗礼没洗成。
洗礼已经准备好了，洪秀全也给罗孝全写好了誓言和有关信教目的的声明以表明其宗教要求的忠诚，这都是受洗者必须要写的东西。罗孝全很满意。
而且去洪秀全同志家里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洪秀全是个好同志，没有什么不好的名誉。
但这个时候，中国人的精明把伟大的上帝给糊弄了。
洋人有钱，而且当时加入基督教的往往是中国最底层的人群，比如乞丐、无家可归者等等，他们与其说信上帝，不如说利用外国教士的虔诚骗取生活资费。
在罗孝全身边工作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为罗孝全工作，并领取薪资，并且嫉妒洪秀全的虔诚（人家后来造了个天国，可想而知对信神是什么驱动力了），所以他们害怕洪秀全加入进来抢了他们的工作。
这可是中国人传统的办公室文明。
这群办公室政治者知道罗孝全脾气火爆、属于眼里揉不进沙子的那种人，而且在被“聪明的”中国人多次欺骗和玩弄过程中，对嘴上说受洗实际上想找份差使做或者直接骗取金钱津贴的中国骗子深恶痛绝，于是趁着洪秀全这乡巴佬什么也不懂的机会，忽悠了他。
他们忽悠洪秀全应该去找罗孝全要求未来的工资！
傻逼兮兮的落第秀才洪秀全真的这么做了！
我们想想也知道，上帝不能给你饭吃，一个靠教私塾穷巴巴维生的秀才，在人生地不熟的广州，一份稳定的薪资对他养活自己和家庭多么的重要（洪秀全当时有妻子和家庭，不教书他靠什么养活家里？），不管你多么的虔诚，听到这意外之财的信息有的只能是惊喜。
所以这倒霉蛋上当了，去找罗孝全要钱。
但这只能让这位上帝的仆人感到震惊和失望：你妈的还没有洗礼就找老子要钱？
对你而言，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上帝重要？
结果洗礼推迟了，两人吵了一架。
也许罗孝全只是问了问，带点不信任的问了问，但自尊心因为科举连续受挫的洪秀全连点怀疑也受不了。
这很正常。
心高气傲的洪秀全受不了被人怀疑是骗财的骗子，愤愤的离开了广州――想想也知道，这位大哥，因为做了个梦，起来就砸了家里所有孔子像，他可是个秀才哦！然后他还开始造反！何其吊的一人啊！他的血气有多旺盛？！或者说坚信自己是神这一唯一能让他得到自尊的渴望成为他一个落第秀才生存下来的唯一支柱，没有这个，他不是疯了就是自杀！怎么会受广州一个美国小牧师这种莫须有的怀疑！
罗孝全历史上唯一提及此事的时候，只是说“在我对洪秀全完全满意之前，洪秀全就决定离开了。”
完全满意之前――已经说明了当时两人之间出现的信任裂痕，但问题是洪秀全同志气咻咻的根本不打算修补！
从洪秀全的反应上，也可以看出，这位和罗孝全一起跳进他那些中国聪明同胞圈套的秀才是何等的气愤：他离开广州后，完全没有朝家走，而是朝西去找他哥们冯云山！除了传播自己在梦里所受的教义外还能干什么？
他根本是个穷逼，在广州借了一点钱，所有的家当都背在了背上。
最值钱的就是他最珍爱的一柄斩妖剑，剑鞘上刻着他梦中被黑胡子上帝赐的字“全”。
他甚至都付不起船资，就沿江徒步北上，路上买最简陋的食物充饥。
而他面对的最大危险不是饥饿，而是匪患。
当时广东有多乱？曾经有匪徒杀害了县官和随从，用抢来的印玺占据一个县几个月之久，这种后世中的情节，在广东完全是他妈的现实。
在广东广西交界的梅子汛镇的时候，未来的“天王”曾经被伪装缉私巡哨穿着官服的匪徒抢劫一光。
被抢光的洪秀全“上访”肇庆知府，但人家说梅子汛不是他的管区，但这个曾经的读书人，也友情援助洪秀全同志价值半两银子的铜钱，靠着这点钱，洪秀全终于有钱坐船了。
在这艰苦的旅途中，洪秀全第一次写了反诗，使用了“朕”。
在路边一座小庙墙上他题了一首诗：
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
迷惑上帝子女心，腆然敢受人崇拜。
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
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快须走。
看到没有，从这首诗表现的才华来看，我们不得不说洪秀全同志落榜简直是天道昭彰啊！
这他妈的是打油诗啊！这作诗水平能考上科举的话，怕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同志要举兵造反了！科举黑幕啊！
但正是智商不够儒家科举水平，加上又被聪明的中国同胞算计了一把，没有能归顺上帝，终于把这个可怜人逼疯了，成了糜烂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的至高无上的天王。
历史上，罗孝全，一个屡屡失败的虔诚传教士
“无论你叫他们什么―――匪徒，或逆贼，或爱国者，或基督徒―――直到现在，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1852年9月17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在谈到太平军起义时这样评论道。还说：“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香港传教士罗孝全（i.jacobroberts）手一松懈，正在读的这份《北华捷报》差点儿滑到地上。“洪秀全”！在他伸手抓住报纸的一瞬间，这个名字一下跳进了他的眼里，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历史上，不管罗孝全和洪秀全之间发生了什么，但绝对不是什么深仇大恨的不可化解的裂痕，罗孝全最后还是去了南京，并且受到礼遇，虽然他被眼前看到的景象吓疯了，开始疯狂的“诋毁”太平天国。
但他曾经是天王的老师，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广西老哥们都知道天王在举兵前曾经去找过广州的一个洋人，罗孝全！
这就够了！
赵阔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条大腿。
当然罗孝全和后世鼎鼎大名的戈登其实都是上司嘴里的“蠢驴”，这种脑子一条筋，只会仗义执言，除了自己的道德观什么都不管的家伙，在中西文明其实都他妈的不受欢迎，受的都是打击或者排挤。
赵阔当然也恶心这种蠢驴到极点，但他不在乎。
这不过是块跳板而已。
他整军以及外交的跳板。
所以他泪流满面的抱紧了罗孝全的大腿，并高喊：“这是天王的恩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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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
gtff，karlfriedrichaugust，（1803～1851）
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又译郭实腊。生于波美拉尼亚。1821年入柏林耶尼克传教士学校。1823年在鹿特丹加入尼德兰传教会。曾在巴塔维亚布道。1828年由新加坡到泰国。不久辞去尼德兰传教会职务，成为自立传教士。1829～1831年在泰国用暹罗文翻译《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并出版《交趾支那字典》。1831年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3～1837年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该刊除传教文字外，还刊载政治、科学和商业方面的文章。1834年与裨治文共同组织益智会。1835年继马礼逊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行侵略活动，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1844年在香港设立汉会，又名福汉会，意为汉人信道得福。该会又被称为郭士立差会，专门训练中国传教人员到内地布道。他是德国教会传入华南的开创人。在华曾参与圣经汉译工作。1851年死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