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年龄代不同的缘故吧。我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你呢？”
“我也是那年代。”突然之间，鸟来不及把自己的生年准确换算成公历。“那么，是很痛苦的吧？”
“我们这一代？”
“不，我是说孩子的事情。”
“问题在于痛苦一词的含义呀。这孩子视觉、听觉、嗅觉等等，还都没有吧。用院长的话说，你想想看，就是像一棵植物似的。你认为植物有痛苦吗？”
鸟默然思索着。我曾经考虑过植物的痛苦吗？我想过被山羊啃食的圆白菜的痛苦吗？
“怎么样，你想，植物似的婴儿会痛苦吗？”医生满有兴致地重复追问。
鸟坦率地摇头，表示这问题超出了他现在火烧火燎般的头脑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尽管他本来不是那种与人一见面就低头服输的人。
“吸进了氧气，但情况好像不太好。”救护员回头报告说。医生赶快站起来去察看输氧管。
就在这一瞬间，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很难看的婴儿，赤红的小脸上满是皱纹，眼睛像贝壳接口的缝，硬硬地阖着，鼻孔插着橡胶管儿，而闪着珍珠光泽的桃红色的小嘴，则发着无声的呼喊。鸟不禁抬起屁股，探着头，他看到了孩子包着绷带的头。绷带后面，血渍点点的脱脂棉里埋着的，很明显，是一个异形的存在。
鸟几乎不敢正视，转脸坐下，脸贴在车窗窗框，望着匆匆向身后退去的街市。警笛惊吓着路上的行人，行人们和鸟刚才看到的那群孕妇一样，怀着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视着急救车。像突然定格的电影画面，他们的动作突然不自然地静止。这正是他们看到平淡的日常生活细微的裂纹的时刻。同时，他们也表示出一种天真的虔敬之情。我的儿子，像在战场负伤的阿波利奈尔一样，头上缠着绷带。鸟这样想。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的儿子负了伤，然后，他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发出了无声的呼喊……
鸟突然流下了眼泪。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的形象，一下使鸟的感情纯净化。鸟感到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的自己已被理解，可以容许；他甚至品出了自己泪水里的甜味。我的儿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他孤独地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只能像埋葬战死者那样，埋葬我的儿子。鸟热泪流淌不止。
三
鸟坐在特别儿童诊室前的台阶上，脏兮兮的两手抱住膝盖，流过泪后，睡意袭来，执拗地缠住不去。鸟努力挣扎着。假眼医生一副失落的神情，从诊室走了出来。鸟站起身，医生的声音里透露出不安，与刚才在急救车时截然不同。他说：“这个医院真官僚，连护士都不理你的茬。我本来带着这医院里和我们院长很熟识的一位教授的名片，可她们连那位教授是谁都不知道！”
于是，鸟清楚了医生为什么突然间形容憔悴。在这里，他被人轻视，这位假眼青年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威威严。
“孩子呢？”鸟未假思索地问，声音温和，似乎想安慰一下医生。
“孩子？啊，如果脑外科的教授来察诊，情况会立刻明朗。当然，这是说，孩子要活到那时候。如果万一挺不到那时候呢，解剖以后，会调查得更清楚。可能挺不到明天吧？明天下午三点左右，请你来这里看看，怎么样？但我得事先跟你说，这医院可是挺官僚的，甚至连护士在内！”
医生似乎决意拒绝鸟提另外的问题，把那只健康的好眼，也和那只假眼一样闲置起来，两眼都暗淡无神地向前走。而鸟则像个浣衣女，端起空荡荡的婴儿睡篮紧紧跟上。他们走出住院患者楼，走到连着医院本部的长廊时，抽着烟等。在这里的两个救护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假眼医生在前，救护员和端着篮子的鸟随后，一行人沿着长廊向本部走。
两个救护员，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负责输氧的。他们似乎立刻都感觉到假眼医生情绪不佳。这两个人，平日里常常煞有介事地鸣响警笛，根本无视约束一般良民的红绿灯，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越野吉普一样，在大都市的中心穿行。但现在，支撑他们的那斯多葛派信徒式的刻板僵硬制服的威严已经失去，神采也减弱好多。鸟从背后望着救护员拔了顶的头，觉得这两人很像双胞胎；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拔顶的秃头模样都很相似。
负责输氧的救护员大声说：“每天的工作，要是开头是需要氧气瓶的，一直到深夜，这一天的工作准都是需要氧气瓶的”。
“啊，你呀，总是这么说。”司机救护员也用同样的声音说。
假眼医生根本没有理会他们闲琐的谈话，鸟也没有受到什么感动，但他能够理解，这两个救护员是悄悄地在努力恢复情绪。鸟冲管氧气瓶的那位点点头，救护员以为鸟要问什么，非常紧张地“啊”了一声，追问鸟的话。
鸟颇有些狼狈，说：“这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也可以不管交通信号，响着警笛走吗？”
“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两个救护员齐声问，像合唱的搭档一样，他们随即同时闭口不语，互相看着对方涨红的脸，不禁噗嗤喷出了笑声。
自己提问的愚蠢，和救护员们的反应，使鸟颇感恼火。而这怒火，是和黎明时分以来一直积压、凝聚在他心里巨大而阴郁的愤怒脉络相连的。但是，两位救护员似乎很后悔刚才不慎取笑了这位不幸的年轻父亲，都可怜兮兮地缩着头。鸟喷发怒火的阀门也由此关闭，甚或不如说，他觉得该责备的是自己。最开初提出那样反高潮的滑稽问题的不是我自己吗？而那问题，不是趁自己因悲伤、睡眠不足而糊涂的脑袋迟钝之机冒出来的吗？鸟看了一眼身旁的婴儿睡篮，那里给他的印象，是挖掘一空的洼地。篮底只留了一条叠成几层的毛毯，和一束纱布裹着的脱脂棉。纱布和脱脂棉上沾着的血迹还没有褪色，鸟已经记不起孩子的形象。他那头缠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微弱地吸着氧气的孩子。甚至孩子头部的异样形状，孩子红红的皮肤上粘着的脂肪膜，鸟都不能清晰准确地记起了。现在，孩子正开足马力离鸟远去。鸟的心里，负疚的安定与无尽的恐怖交集在一起。我很快就会忘记这孩子的事情吧？他从无边的黑暗里露头，经过十个月的胚胎状态，来到人世间品味了几十小时难以忍受的痛苦，然后，再一次无可复返地再归黑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也许，并于这些，我很快都会置之脑后吧。也许，当我将死的时候，我会重新想起这些一切。那时，我的死的痛苦和恐怖如果成倍增加，那么，我多少也算尽了一点做父亲的义务。
鸟等一行人到达了医院本部的正门门口。两个救护员向停车场跑去。他们的职业就是和异常事件打交道，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可能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救护员们摆动着手臂，像鬼追屁股一样，横着阳光灿烂的阔大的广场。这期间，假眼医生借用公用电话，向他的院长汇报。医生很简短地说明了情况，因为没有什么新内容需要多说。随后，鸟的岳母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医生转过身对鸟说：
“您的岳母。关于孩子的处置情况，已经说过了，你来接吗？”
不，鸟不想接。从昨天晚上以来，屡次三番的电话联系，话筒里传来的岳母的声音，纠缠得鸟心神不宁。岳母的声音很像妻子，但其实更像小小的蚊子的哀鸣。但鸟终于把婴儿的睡篮放在水泥台上，一脸忧伤地接过话筒，说：
“明天午后还要再来这里一趟，听脑外科专家的诊断结果。”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岳母传来的，恰恰是鸟最不想听的声音。她的问话，似乎是在直接责备鸟。
“如果说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孩子现在还活着吧。”鸟说完，怀着厌恶的预感，等待着岳母的话。但岳母一直沉默着，只听得见痛苦而短促的呼吸声音回响。于是，鸟又说：“我马上回去，见面再细说吧。”鸟说着，要放下电话。
“啊，你不要回到这儿来！”岳母连声咳嗽着制止鸟说，“我对女儿说，你送孩子入心脏病专科医院了，你若是赶回来，她不是要起疑心吗？等她多少平静下来以后，你再回来，就说孩子是因为心脏病死的，这最顺理成章了。现在还是只用电话联系吧！”
鸟体谅岳母的心情。他说，他这就去向岳父讲一下。鸟正说着，听到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看来岳母也一直强捺着厌恶情绪。鸟放下话筒，拎起婴儿睡篮。急救车从停车场开了过来，假眼医生已经乘了上去。鸟把婴儿睡篮放到来时自己坐的位置上，向医生和两个救护员致谢说：
“多谢你们帮忙，我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医生问。
“嗯。”鸟答应说。其实他是想说：我自己出去。必须去岳父那儿报告妻子的生产情况，但那以后，就完全是鸟的自由时间了。鸟觉得，比起回到岳母和妻子那儿，去看望岳父，简直可以说是使自己获得了拯救。
假眼医生从车厢里面关上了门，急救车出发了，警笛不鸣，速度迟缓，像一个软塌塌的怪物。鸟和司机席上的救护员迎面相向，透过车窗，他看到医生和管氧气瓶的救护员东歪西斜地靠在一起；一小时以前，他曾从那窗口流着泪水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但鸟并不顾虑现在车里的三个人怎样议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鸟的头脑里集中转动着的新念头，是由岳母的电话不意带来的空闲，是独自一人的自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