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作者：[意]卜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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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由此开始，共收故事一百篇，由七位小姐三个青年分十天讲完。
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谁都应该具有这种德行——尤其是那些曾经渴求同情、并且体味到同情的可贵的人。如果有谁承受过他人的同情，得到了安慰，因而体味到这份情意的可贵，那么我确实算得上一个。从青春年少、直到眼前，我始终无比热烈地爱着一个人儿；说起来，她是那么高贵。以我的寒微，怕真有些配不上她。明达的绅士们听到我这段恋爱，倒是很看重我、夸奖我，可不知道我为这段恋爱忍受了多少折磨啊。并非因为我的情人心肠太硬，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痴心妄想，在胸中燃烧着一股难于抑制的欲火。这分明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美满的事，因此，我时常只落得徒然苦恼而已。
在我为着爱情而受苦受难的时期，幸亏有一个朋友常用好话来劝慰我，要不是他，只怕我再不会活在这世界上了。不过天主是万能的，他以亘古不变的法则，使人间万事万物到头来都有一个归宿。我爱我意中人，虽说爱得比任何人都热烈，不论自己怎样抑制、旁人怎样规劝，将来蒙耻受辱，身败名裂，在所难免，都不能挫折或动摇我这份爱情；可是这份爱情却终于给流水般的时光冲淡了，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欢乐的追念——这是爱情赐给那些不曾在爱河里灭顶的人的礼物。我这场恋爱，当初叫我遭受许多痛苦，现在痛苦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
尽管我不再感到痛苦，可是我并没忘了那些为关怀我而替我难过、给我安慰、帮助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们的盛情，至死不忘。在许多美德中，我认为“感激”是最值得称道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便是顶卑鄙的行为。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趁眼前可说是摆脱束缚、一无牵挂的时候，决定凭自己一点浅薄的才学，写下一些东西，给帮助过我的人读着消遣，聊作报答。如果以他们的知情达理、或是情场得意，这本书竟成为多余的，那么至少对另外一些人还有用处。
虽说象这样一本书是不见得会给予不幸的人们多大鼓舞，或者不如说，多大安慰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本书贡献给最需要的人，因为这对他们更有帮助，更可宝贵。那么有谁能够否认，把这本书——这份微薄的安慰，献给一位相思缠绵的小姐比献给一个男子来得更合适？
女人家因为胆怯，害羞，只好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这一股力量（过来人都知道）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再说，她们得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教。她们整天守在闺房的小天地内。昏闷无聊，仿佛有所想望而又无可奈何，情思撩乱，总是郁郁寡欢。
要是她们因为苦于相思，弄得愁眉不展，那么除非有什么新鲜的排遣，这愁是消不了的。再说，妇女远不及男子有忍耐力。男人恋爱起来。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他果真发愁、心里昏闷，也自有许多消遣解脱的办法。只要他高兴出去走走，可以让他看看听听的东西多的是，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有了这种种消遣，一个男子至少可以暂时摆脱了、或者减轻了他心里的愁苦。他到头来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安慰，逐渐忘却了痛苦。
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他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分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消遣的好些歌曲。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谈到情人们的许多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古往今来的一些离奇曲折的事迹。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这么说，这本书多少会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
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步，（但愿天主允许吧！）那么让她们感谢恋爱之神吧，是他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了我力量，为她们的欢乐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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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人间
论卜伽丘的巨著《十日谈》
曲折前进的历史，每逢来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生产力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解放的时期，往往同时也就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新的突破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它在西欧各国形成了文学艺术相继繁荣的局面，以至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文艺高潮。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象——卜伽丘（1313--1375）和他的诗友彼特拉克（1304--1374）。当时正是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疏稀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卜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谈》（约1350--1353）。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这两位有代表性的巨匠，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就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谈》所表现的战斗性显然强烈得多。
就拿一种人物的形象作个对比。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个劳伦斯神父，他让人感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长者，有智慧、有学问，更难得的是他对于一对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至终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回头再看看出现在卜伽丘笔下的神父都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和劳伦斯是同行兄弟，同时代（中世纪），加上同民族（意大利），却一个个都阴险狡猾，是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只能成为被讥嘲、唾骂的对象。
再说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它已经失去了圣洁的光辉，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在好几个莎士比亚喜剧中它成为逗人的笑料，只因为它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
在两个半世纪前，却是另一番光景。对于卜伽丘，这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运笔如刀，在整个作品中，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这决不是小题大做，卜伽丘也并不是着了魔的骑土堂吉诃德，错把风车当作了妖魔。蛊惑人心的禁欲主义以它固有的荒谬、虚伪、违反人道的面目出现在《十日谈》中，有时候使人不禁失笑，更多的时候，激起人们的愤怒、憎恨！这些对比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产生《十日谈》的时代特点。它的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实则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夺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阵地而发动的一场进攻战。对莎士比亚说来，是歌颂、是巩固、是捍卫的问题，他的艺术激情主要表现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于卜伽丘，他的任务是挑战、是呐减、是摧坚、是冲锋陷阵，在艺术手法上则是一种探索，怎样适用通俗的文艺形式来更好地担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不容怀疑地统治了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卜伽丘也的确自觉地意识到，紧握在他手里的羽毛管笔，就是一种得力的斗争工具，意识到《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故事集还不曾写满三分之一，就招来了反动派那边的诱劝、威胁、辱骂，他们不断地向作者围攻，要他把笔搁下来。“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叙述过程，在故事中间插进了一段表白——十分有趣的是，这位文化战士用对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国的贾宝玉）来表达他反叛封建势力的决心：“我天生是个多情种子、护花使者，从我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儿心灵献给你们”，“我现在这份意志就格外坚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