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温发现这些理论处理的一些问题太小了，很无聊，而且对理解人类特性无所脾益，因此，他急切地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他在一次大战期间从部队复原回到大学不久，克勒成了研究院的负责人，而且韦德海默也当了教研室的成员，因此，鲁温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即格式塔理论。
他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处理动机和灵感的问题，可是，他很快转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论应用到社会问题中。鲁温以“场论”构想社会行为，即一种透视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的整体概念的方式。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被一种“生命空间”或动态力场所围绕，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这些力量中与环境的影响互相发生作用。社会行为可以用张力和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个人在这些力量中维持平衡或者在这种平衡被打破时恢复平衡的倾向加以系统化。
为了描述这些相互关系，鲁温总在黑板上、纸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里划着“乔丹曲线”——代表生命空间的椭圆——并在这些曲线上面构画这些力在社会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学生把这些椭圆叫做“鲁温蛋”；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又把它们称作“鲁温澡盆”；再后，在艾荷华的学生又称它们为“鲁温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也好，或者叫土豆，它们都构划出在小型的面对面的级别中发生的一些过程，这些都是鲁温视作社会心理学领地的现实段落。
尽管柏林的学生都挤着听鲁温的课，观摩他的研究项目，可是，跟其他的犹太学者一样，他在学术阶梯上没有什么进步。可是，他极聪明的场论写作，特别是应用在个人间冲突和儿童发展领域里的写作，使他在1929年获得一份去耶鲁大学讲课的邀请函，并于1932年又获得一份作为访问学者去斯坦福6个月的邀请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久，鲁温从柏林大学辞职，并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份过渡性工作，后来又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一份永久性教职。
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流的研究人员和一群顶尖级学生。它成了主流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培训中心。1947年，仅3年后，当时57岁的鲁温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西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后来的其它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鲁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他所体验到的纳粹独裁和他对美国民主的向往激发了他的一项研究，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为了探索独裁和民主政体对人民的影响，鲁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创立了一系列为11岁儿童设立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学习手艺、游戏和其它一些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之一：独裁、民主或者不干涉主义。实行独裁制的那组小孩子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者很消极，实行民主制的那组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不干涉主义的那组小孩子也很友善，不过很淡漠，也不太情愿去做什么事情。鲁温对此实验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证明了他的想法，即独裁制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而民主制对人类的影响是极其有益的。
正是这类的课题和实验证实了鲁温对社会心理学坚实的影响。（场论使他能够设想到这些研究，可是，这个场论从没有能够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心课题。）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鲁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他说，鲁温的主要贡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集体粘接、集体决策、专制与民主管理、态度转变技巧和冲突解决。另一部分是，他“执著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形”，和他在设计方法时超凡的创造性。
尽管鲁温的努力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站稳了脚跟。在其它地方，行为主义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之王，而行为主义的信徒们觉得社会心理学太注重于心理过程，因而无法为人接受。可是，在二战期间，军事需要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士兵行为和士气研究，战后，一系列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引出对年轻一代进行纪律教育的极大兴趣。其中有：美国人口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的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一种新的、更有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社会科学家们了解纳粹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努力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进攻性的起源及控制法；认知主义对心理学的缓慢回归；麦卡锡参议员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对顺从主义现象的兴趣；还有连续不断的国际谈判，它使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集体动力学和谈讨理论的研究。
到50年代，社会心理学积极地拓展开来，美国各处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美国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它社会问题使它成了越来越紧迫的研究领域。可是，更为经常的情形是，当生意人和立法者转向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答案时，他们在一些听证会上夸大说，社会心理学家们只刚刚开始其工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后，研究者们获取的数据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了。如下列所示。美国高级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说，“现代权威”的证据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并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说种族隔离学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让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们的自我估价很低，还有对自己的怨恨。鲁温如果在世，他一定会为其后继者感到自豪。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都感觉到，他们的领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了。“热门话题”作为一门领导潮流的学科在其简短的40年中来来去去，而曾经好像是社会心理学的精髓的一些课题，如今也归入仓库、束之高阁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并非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本质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学科当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组的知识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不断深化下去，可是，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是一系列各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互不关联，其知识也不会增长起来。结果，许多现象捕捉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兴趣，被人们加以深刻研究，而后加以本质的解释。而只有一些详细情况必需了明，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文件上都标着“解决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权作了结。
这里有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谐
这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这个专业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杂志中最热门的话题。自此之后，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为焦点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经被接受下来的知识体却不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认知失谐理论说，人类如果有互为矛盾的想法时，会感觉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个饶舌妇，很是令人心烦，”不过，“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会想办法减轻不和谐（“要是你了解他，某某并不一定就那么坏，”或者，“我并不是真的需要他；没有他，我也过得挺好的。”）
30年代，鲁温差不多就要接触到这个课题了，当时，他在探索人的态度如何受到其作为某个决策团体一员而发生改变，以及这样一个人如何就因之而坚守这个决定，从而忽略以后与之相矛盾的信息。鲁温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把这个研究推向了深入，并发展了认知失谐的理论。
弗斯丁格1933年去艾荷华大学专门投奔鲁温，当时他是位年轻的研究生，对社会心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是要跟鲁温学他早期在动机和灵感上面的工作。可是，在鲁温的影响下，他被吸引到了社会心理学上，1945年还成了鲁温在麻省理工学院集体动力学新研究院的助教。
鲁温死后，弗斯丁格去了明尼苏塔大学，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承鲁温的衣钵，继续进行此类研究。由于他生性聪明，他带给教学中的激动兴奋，他进行越轨研究，以获取否则就无法获得的数据时的大胆，最终都安全无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他是在与鲁温大胆的竞争，可是，还有一部分是表达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个性子火辣辣的中等个子，喜欢玩纸牌和象棋，玩起来都是非赢不可的样子。他身上有一股子男人常见的强劲、性急和进攻型的精神，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纽约东下区暴风雨般的生活中长大的人中常有的性格。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响。他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他和两位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曾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起当了7个星期的假间谍。他们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名叫玛丽安·基切（并非她的真名）的家庭主妇宣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超级存在物的信息，这些存在物被她认出来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