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理论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很容易逃过各种攻击。弗斯丁格最早提出来这个理论的25年及他离开社会心理学转而研究感知的16年后，对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他对这个领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只有鲁温接近这个数字，即百分之七十。
然而，有一种对认知失谐理论的批评却不是可以轻易辩驳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而撒谎），不经他们同意就要他们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者荒诞不经的事情，或者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在他们面前，从而使他们的自尊心受损。调查者事后会“询问”受试者，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样做是为了恢复他们的有益感，可是，批评者坚持认为，把别人摆在这样的体验中而不告诉他们或者没有他们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谐研究当中并不是十分特别的；在其它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项实验，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会心理学，他们召收了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大家分别当看守或者犯人。所有志愿者都接受采访和性格测试；21位中产阶级白人经过评定被认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选出来。根据扔币法，10人被派当犯人，11人当看守，共进行两周实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带入“监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设的一套房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驱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们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设计了16条办法让囚犯遵守：他们在进餐、休息时和熄灯后得保持沉默；他们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别的时间不行；彼此称号只能叫号码，所有看守都称作管教“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召至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就进入老式的模样：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实际上是把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组织了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铺，总体来说让他们大大地受一顿惊吓。
这以后，看守们不断地增加新的管制条例，半夜三更经常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进行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因为“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头脑混乱；有个人完全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到第5天时实验者只得考虑不到实验结束就放他出来了。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中看出来。实验开始前，这人说他是位和平主义者，不喜欢进攻别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虐待别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说：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流下来。我无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干这样的事。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可是，因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没有预料到两个组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会很轻松地激发起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为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实验者突然宣布实验结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们感觉到，这次实验是极有价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这项发现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许多伦理学家们看来，这项实验是极为不合道德的。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同意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年人类都有权决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干什么”。因为道德问题，监狱实验不准重复；它已经成了定案。
可是，与另一项同样也有很高价值，现在同样也是一件定案的实验比较起来，这还真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打开卷宗，看看学习到了什么，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来进行该项实验的。
服从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竟会对别的人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发表的一项巨型研究报告描述了由一个多学科研究组进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实验，它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这是某种特别的为父之道和儿童体验的自然生长。可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狭窄；他们认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早期，纽黑文市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来耶鲁大学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学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费的报酬。
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见面时间。在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大家都去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见面的还有另一位“志愿者”，一位长得像爱尔兰美国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样子不错。穿实验制服的人，即明显的研究者，实际上是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而中年人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的合谋人。他们将担当斯坦利编写的角色。
研究者向两位男人，真的和假的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习者。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那位志愿者抓到了“教师”那张。（为了确保效果，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可是，串通好的那位会在抓起纸后立马扔掉，不拿出来看。）
然后，研究者会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习者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会太重；这人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习者说话，也可以听到学习者的声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说是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电压数（15到450），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要宣读一些成对的词（比如蓝色，天和狗，猫）给学习者听，再考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答案词，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词。学习者通过面前的按纽来选择答案，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习者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掀动开关，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容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习者会给出一些正确的答案，也有一些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习者一引起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可是，随着学习者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假摆设，实际上没有任何电流从里面出来－情形是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的时候，学习者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叫出声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他旁边的研究者都说：“请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习者喊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当教师犹豫不决时，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当学习者开始撞墙，或者更后面，他开始尖声大叫时，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需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这与选择了错误答案是一样解释的——研究者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