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西北军势力：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七章日本国内军人叛乱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书中提到：“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7年（1932年）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新闻，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尽”、“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战争崛起，就要诱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免业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战争也就成为他们无时难忘的当务之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日本作家北一辉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案》的书，北一辉，一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鉴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断然改造日本。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风靡徬徨苦闷的日本少壮军人之间，他们将北一辉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尊北一辉为教祖。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觉得北一辉大有利用价值，便亲赴上海把北一辉接回日本，参加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使日本极右派声势为之一壮。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起初同心协力，策动日本的暴力革命。当年日本少壮军人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强调稳重，皇道派采取激进。统制派尊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为首，皇道派的首脑是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
昭和9年（1934年）11月23日，日本内阁正在讨论预算案，突然10余名青年军官冲进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要求增加陆军预算。但皇道派这一阴谋胎死腹中，反而引起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昭和肃军”，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继之皇道派的报复接踵而至。相泽三郎中佐赫然在大白天闯入军务局长室，一刀砍死了永田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