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早就准备了！
本来轻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目的是缓和与日方矛盾，当时已经被国人不容，连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北方元老张继等人在会上大哭要求逮捕宋哲元。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思潮本来目的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把那些明码的汉奸沐猴而冠拉进去当委员，当咨议，并给高官，授予权力，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不信任。事情闹到签字这步田地，舆论对宋哲元等极为不利。秦德纯、肖振瀛等，不断出面表示“出卖朋友，出卖长官，出卖国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干的”。话虽然通俗，定义非常明确：不当汉奸。中国汉奸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当了汉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为了蝇头小利或是个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陈词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明天天亮又可能摇身一变，前面说的话余音还在绕梁，他已经自我否定。肖振瀛由于与日人来往过密，受到国人指斥，借口出国留洋去了。宋哲元、秦德纯形象如何，忠不忠还要看行动。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国家权力已经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陆相寺田寿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将在海、陆、外三相会议上提出对中国“总力战”，陆相寺田大将表示赞成，外相有田也同意。怎么解释“总力战”三个字，意思是综合国力战，或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吞并中国。这样确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扫清与苏联开战的后方和占领中国的战略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地。可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日本要出动9个师团的兵力，也就是40万大军的兵力，当前日本驻国内外的总兵力不过25万，观点又转了回来，还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为妥。
日本在华北增兵深深刺激了华北民众，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日方进一步在平津市区进行巷战演习以威胁华北军民。
日军坦克、步兵在北平市内以民房、公共建筑以及平民为假想故进行演习，从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辗得乱七八糟。在朝阳门内一个11岁的小女孩对着日军坦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坦克扫射并用履带辗成肉酱。
二十九军不甘示弱，继之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演习。参加的部队有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和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在5万人左右。宋哲元将军亲自奔赴庞各庄现场指挥。随后，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四十军也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演习。回顾几年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1933年长城抗战，从长城抗战到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方面从军事上，外交上步步失利。1935年下半年以后，首先是华北及全国民众的觉醒，其标志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国政府逐步稳住阵脚，总结过去，开始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和外交上的反攻。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接见秦德纯的时候已经表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所以国民政府的国防计划在如下方面也做了些准备：1.整编陆军。
2.整编和建立特种兵。
3.扩建空军。
4.改进军需生产。
5.国防工事构筑。
6.整修江防要塞。
7.实行征兵制。
8.普遍实行军训。
9.开发经济资源。
当时的中国陆军派系复杂，编制混乱，武器种类和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大都行武出身，缺少精良的训练，从这一点看，比日军的军事素质相差甚远。1935年春天，蒋介石命令设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计划分期将全国陆军训练为教导师，未编成教导师以前整编成整理师。因蒋预计中日大战将在1938年夏天开始，所以计划自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编20个师，3年完成整编60个师，以此作为国防骨干。另外，蒋介石还下令建立轻炮兵30个团，重炮兵5个团，骑兵10个师，战车两个团，装甲汽车两个团，高炮7个团，化学兵5个团，工兵3个团，通讯兵5个团，交通兵5个团，铁道兵1个团，铁甲车5个大队。另外，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设立第三第一两个司令部，9个空军大队另5个中队，4个运输队，建立260多个飞机场……
另外，这里要特别提到两点：一是蒋介石一向崇尚德国的整军布阵战术，再一个就是预计大战爆发期限。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也许在德国是成功的，不失为有价值的战术方法，具体到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兵的军事素质差，派系复杂，相互间的协同必有问题。另外，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强敌日本，日方的重武器必然在步兵行动之前打击，而中国方面还击能力不足，必然被打乱阵脚，打击士气。这种整军布阵战术的弱点其实在长城抗战中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在以后的抗战中也都大吃其亏。以后的每一次中日两军大的交战中，日中伤亡人数的比例大多在1∶5——1∶10之间，即：死伤一个日方战斗人员，中方要付出5个至10个战斗人员的沉重代价。当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还没有被人了解或是不愿接受。游击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运动战、麻雀战、地道战……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当时的军事状态。当然这些战术必须基于民众和动员民众。后来这些战术使得日本人头疼，并且吃了苦头。1938年开战的设想，未免有些呆板，致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九军力图局部解决，而战机一失再失，最后仓皇退出平津。
1936年连续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国外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因两事件而引起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提出谈判的核心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国方面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日本方面力图要求更高的筹码。英国报纸曾称中国不再“吃耳光、赔笑脸”，谈判的中心内容仍是华北问题。
成都事件：193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按国际惯例，领事是商务代表，只能设于通商口岸，成都不属商埠，而日本却坚持在此地设领。因此遭到成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日方对此不加理会，依然派领事野村率随员入川。野村一行抵重庆后，派随员深圳经工、渡边洗三郎、田中武支、濑户尚四人先行前往成都。8月21日，愤怒的成都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与四名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混乱中，渡边与深圳先后被青年学生打死，田中、濑户受伤。
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几天以后，中野顺是以开药店为名潜伏于广西北海的一名日本间谍，其间谍活动早已被当地百姓察觉。为了抗议中野的不法行为，9月3日，北海群众举行示威，当天下午，中野被闯进药店的三名买药人刺死。
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抓住这两事件大作文章，外相有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陆军、海军、外交三相举行会议，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军部甚至叫嚣：“如事件解决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渲染和夸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以“成都月”、“北海月”为大字标题披露这两个事件。
9月中旬至12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就两事件举行了数次谈判，日方提出：解散一切抗日团体。
杜绝一切排日运动。
实行共同防共。
华北经济提携。
减低关税。
张群外长提出五点反要求：1.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
2.取消冀东伪组织。
3.停止不法飞行。
4.取缔走私。
5.在绥东剿匪（指绥远省东部伪蒙军）。
双方要求背道而驰，谈判无法进行。
不法飞行，日方称为自由飞行。
《塘沽协定》确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以后，关东军以监视非武装区内是否撤除武装为名目，没有经过中国同意，飞机经常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后来不仅飞出非武装区，甚至远至山东等地。不仅作为军用，后来竟然发展成定期运输旅客。后来，中国当局公开命令中国人在机场跑道挖了沟渠和建筑障碍物，飞机实际已不能起飞降落。
对冀东走私，中国当局也开始采取对抗措施，凡是没有输入证明的物品，就是正当途径进来的物品也当走私品全部没收。在冀东积压着无数的货物，对日本的贸易打击很大。
日本政府与中国的外交战走到了军人的前面，当发生了成都、北海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气焰很盛，他们估计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战争发烧友们必然有所呼应，尤其冀东走私和自由飞行受挫，发烧友们必不会坐视。可是关东军、华北军都很平静，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此事使外交官员不解，一直到战后，这些人写回忆录对此事也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