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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伪军。

    9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挥这支“谋略部队”。11月12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日上午8时,2000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攻,守军只有2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5时,守军将敌击退。

    15日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日凌晨2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时,敌人全线溃退。21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英部2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c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袭170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公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日夜12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军防守,及至将敌警戒哨兵捕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大作,始从梦中惊醒。伪军在日指导官的威迫下,慌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傅作义部在步、炮、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

    山炮12门,苏鲁通小炮8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敌之轻重机枪掩体直接瞄准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进攻。短时间内,敌阵地为猛烈炮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向敌猛烈冲击。

    最前一辆装甲车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兵,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6辆汽车满载步兵跟进,冲入山口。

    敌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

    傅部各队又将庙内前后院分割为数段。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将敌后路切断。

    敌遂惊惶失措,无心再守。伪蒙军一排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指挥官及伪蒙师长,见事已危机,援军又一时难到,顽抗下去,必成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挥官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激战至24日上午8时,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之后,日军连续不断向百灵庙及集宁一带侦察、扫射、滥施轰炸。

    12月2日晚,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再图反攻百灵庙。

    守军景彦青营长,得知上述情况,急电傅作义将军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将军接电,极为震怒,对景营长严加申斥,并令孙兰峰旅长亲自率部前往坚守。之后,孙旅长击溃反攻之敌,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将其副司令雷中田击毙。遂之向傅将军告捷。

    后,傅将军决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区,日伪已成惊弓之鸟,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反正。致使日伪军再无力反扑。

    绥远抗战无疑是中国对外作战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可以说,无懈可击。无论是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还是兵力配备使用,采取突然出击,或是袭击敌指挥机关,分割包围,断敌后路等,以至处理俘虏(每人给一袋面,银洋五元,释放回家),争取伪军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点:面对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在关东军军官指挥下的汉蒙伪军,这些伪军的作战士气,训练水平,观念心理又极类似国内军阀混战。

    无疑,绥远抗战的胜利是关东军的耻辱,日本史学家称:“参加作战的日本现役军官不过4名,此外参加的预备役军官也不过数名。”而中国方面估计至少200名。

    绥远抗战又掀起了如长城抗战一样的举国欢腾庆胜利的场面——支援抗战服务团、慰问团、代表团……捐款等。

    官方报纸居然用大泼墨的手法报道“被打败的内蒙古军是戴着内蒙古军标志的关东军”,“田中部队”等。这个概念又令人误认为傅作义将军是直接和关东军作战。报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国官民中间存在着的对日军的自卑感,而给他们能战胜日军的自信心。

    获得“自信心”的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对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抗战开始怀疑。尤其是对抗战前线,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诘责。把成功鼓吹得玄行虚虚,也会有人相信。如果你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大家会认为你猥琐,是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