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3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张国焘的倔强脾气在两河口会议后毕竟没有“倔”过毛泽东，主要还在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的现实意向还不明，他暂时只好勉勉强强地随队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