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7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7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isuu書网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1个军1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7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10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49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16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1.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2.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3.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多吃了2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1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行军之用。为了路上应急备用，强制规定每人每天要筹够5个馒头的粮食，在每天的傍晚向负责管理粮食的干部交出5个馒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
每天做出5个馒头的工作定量是很重的。首先要到麦子地里收割，然后用火烤干后，用手掌搓出麦粒，就这道搓粮的硬工夫，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双手掌心都磨破了。最后才是磨粉，蒸成馒头。因此，有许多人一天下来不但自己吃不到馒头，有时还完不成任务。
宣传干事李伯钊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她的超额数也交了公。回来后只喝一点麦子粒煮的稀粥。为了避免饥饿，就减少活动，天还未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可饥饿中的肚子“咕噜咕噜”乱叫，她被饿得实在睡不着。
另一间房子里的陆定一也同样被饿得四处想找点充饥的东西。他和李伯钊几乎是同时寻找到了刘少奇的房间。刘少奇的5个馒头的任务大概还未完成，这时还没有回来。李伯钊看上了房间内矮凳子上的一把绿油油的青菜，高兴地对陆定一说：“陆部长，咱们先把这把野萝卜菜借回去吃了再说，明天挖了再还他。”
陆定一也为找到充饥的食物异常高兴：“野萝卜菜，好，好！不过，可不能生吃。这个地方的野萝卜菜说不定会有毒，煮熟了再吃就可以了。”
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汤煮了出来。李伯钊和陆定一两个人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光了。他们惋惜这点野菜太少了，只能是哄骗一下自己的肚子。
到了半夜，李伯钊突然呕吐不止，她开始怀疑是自己晚上吃野菜中了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