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各军番号和干部任命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共13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听取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报告，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统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认识。这是张国焘所要求开会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本来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只能引起内部混乱的问题，但张国焘逼到了这个地步，会议不得不开。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讲道：“总的来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可我不能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这是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基本评价。”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低，但能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很注意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也常有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1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1个团，师政委带1个团。这样，战斗虽然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投的准，尤其以第274团、第265团的夜战最好。总之，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接着，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化并有所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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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第五回艰难北进一步三停沙窝分出左右两军
“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18寨地域的总称，方圆10＃＃多平方公里。7月初，国民党军10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1师西北补充旅加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1个班，在营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1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1个排，其余3个连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