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父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5两个师，约7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25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25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25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多点，有的还不到20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18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18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25军，还有为数不少的12、1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8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25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