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虽然过了大渡河，但蒋介石盼望我们做石达开第二的危险现在依然存在，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内讧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啊！”
“你现在应该明白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你作为红军总司令应宣布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黄超吼叫道。
“你！你，你说什么？让我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绝对办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见黄超这个乳臭未干的“闯将”每次都是他先发难，突然发怒斥责。
一脸都是“不满意”的张国焘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有难以控制会场局面的态势，赶紧打断朱德的话，说道：“对，各抒己见，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总司令请坐。还有谁继续发言。”
朱德并没有坐下，他坚持把话说完，直接对着张国焘讲道：“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好革命工作，绝不能反中央。”
此时的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要柄，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请伯承同志发言。”张国焘见没有人再说话，只好点名。
刘伯承缓缓站立起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讲了一番当前红军的发展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就坐下了。张国焘明白刘伯承的话中有话，也就不再强迫刘伯承明确表态和多讲。
此刻，张国焘非常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但是，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看来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既不理解，又很痛心。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保持沉默态度。他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凝视着烟斗中忽明忽暗的火光，坐在一边“叭嗒叭嗒”吸个不停。周围也是一片烟雾腾腾。确实，徐向前在这时说什么都不好，好在口中有一根烟袋杆作道具，嘴并未闲着，这多少起了些避免与张国焘当面碰撞的缓冲作用。
徐向前的沉默，显然表明了一种态度。
会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哪想到徐向前明言直说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
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反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卓木碉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此完成了他的反党三部曲：两河口会议后的伸手要权——毛儿盖会议前后的分庭抗礼——卓木碉会议的自立中央。
但是，张国焘的“组阁”很不顺当。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也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强争。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时，心中无不存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能是镜中楼阁。
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了这时，也开始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深感不可理解，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中，有人开始心存疑问，反复琢磨其中的因由，偷偷议论。
“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呢？”军、师一级的干部有的表示十分不可理解。
“中央也应该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成立了呢？”团、营干部有人单纯地想到了组织原则。
“这是搞什么名堂？两个中央，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连、排干部身处基层，只能以小比大，越比越感觉到“两个中央”不成体统。
不过，议论毕竟是议论，大家仍然是按照命令一步一步地南下了。几天后，这种议论声很快也听不到了，但这并不是大家解除了疑问，而是有口不敢张。因为就在这时，有条消息迅速传开来，红31军军长余天云在懋功自杀。
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的军长撤了，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军长也的确有着他自身的缺点，他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身上有着张国焘军阀作风的影子。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余天云又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在红9军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在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没有学懂，大家也讨论不清，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何畏对此真是被捉弄得哭笑不得。特别是有次余天云在公开场所拿出手枪，扬言要枪毙两个人，其中一个他即暗指的是何畏。
余天云与何畏的矛盾不断激化。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对这所谓的处分很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在校期间又与地方干部吵了一架。如果仅仅是这些琐碎小事，张国焘对余天云这位战将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对此，余天云更加不满，有次他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