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面前盆中的炭火，他引用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话语，对毛泽东刚才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博古同志的怀疑，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毛泽东再次发言，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更加入情入理的分析，说道：“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随着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将转入革命；反革命营垒中产生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可能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博古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自从遵义会议后，博古总感到毛泽东的眼神背后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有些使他受不了。而在这时，中央其它领导人的意见又多是偏向毛泽东，这使博古尤为感到很不开心，一遇到与毛泽东交谈，往往不自觉地就要争吵起来。
会议讨论的结果也就是毛泽东与博古争论的结局。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低下头擦他的眼镜。
“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嘛。”毛泽东兴致正高，非常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可明白地告诉大家，形势的发展必将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共中央应正确而及时地确立自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历史果如毛泽东所断言的那样，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400多人。头戴八角五星帽的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即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在讲演中激情洋溢，挥动着双臂疾呼：“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档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望着台下数百名中国工农红军的精华，毛泽东的情绪受到强烈感染，他很激动。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长征又作了精辟的论述，高度赞扬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他说：“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来盛赞中央红军刚刚结束的长征。
热烈的鼓掌声如响雷，一阵阵从龙虎山上滚滚而过。
鼓舞人心的讲话，令台下全体红军将领热泪纵横。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突破4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恶战；追忆起激战娄山关时的军团参谋长邓萍；回想起强夺大渡河泸定桥的无畏勇士；惦念起腊子口上那个献绝技攀登绝壁的“云贵川”……毛泽东也潸然落下了热泪。
“长征”一词从这次会议后更加迅速流传开来，“长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30年代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
会议散了，毛泽东深情地目送红军将领退出会场，此刻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到了这些将领背后那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构成了红军这座大厦的基石。回到住处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喊了来，联名致电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指出：我们应立即广泛地吸收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入党。
“尤其是陕甘支队及红25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毛泽东强调说。
“凡属经过长征的人，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又补充强调。
各部队立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有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有政治问题的怎么办？”
“什么问题？”
“与张国焘的政治路线说不清楚。”
“张国焘哪来的什么政治路线？这些战士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说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张国焘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清算，但他的错误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到部队，更不能影响到战士。”
就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南下的张国焘却仍在坚持错误，推行他的所谓南下西进战略。他虽然唉叹百丈关之役是个不吉利的转折点，但并没有意识到南下的严重错误。
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开始后撤，于12月中旬到达宝兴，进入天全和芦山地区。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别处发展已不可能，只好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重兵相对峙。
陕北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即12月16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发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指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问题。”几天后，中共中央又把瓦窑堡会议“十二月决议”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接到陕北的电报后，立即趁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呼吁赶快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
陕北的电报如阵阵春风，吹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帐篷里，冬季的川康边营帐中一片春意盎然；陕北的电报又如一阵狂飙，卷入张国焘的幕帐中，一阵飞沙走石后，纸片满天飞，套红色的伪“中央”文件跌落，张国焘大惊失色。
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张国焘往日高昂的头颅终于很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他对跟随自己的心腹说：“这一下我们可真的没有希望了！不管我们成立第几中央，只要树的还是共产党的牌子，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就有着绝对的约束力，我们不能不有所表示。当务之急是急谋党内统一。”
张国焘所做出的第一个表示是对朱德的态度有所缓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一直被张国焘严密控制着，朱德很难接触电报，更别说是电台。朱德与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形如中断。直到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传到川康边，灰心丧气的张国焘对朱德的控制才稍微放松一些。
转眼间就是1935年的最后几天，新的一年到来了。在中国，元旦远没有春节过得热闹，川康边大山中的元旦似乎根本看不出一点喜庆的影子。但在这年岁末的最后一天，朱德的心情格外激动。晚8时，他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我处与红1、红3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是朱德自两个方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
陕北，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1936年的第一天，这封带着陕北高原庆祝元旦鞭炮欢庆声的电报直接发到了朱德的手中。
毛泽东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收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关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关系，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并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所知道的国际国内时局动向，向朱德作了尽可能详细的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