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藏民独立师刚组建半年，是借助丹巴藏族头人马骏的藏族武装扩编而成的。马骏在当地颇有势力，因过去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素有矛盾，加之在红军主力部队进入藏区的影响下，他们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藏民武装，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领导，配合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斗争。为了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马骏这支部队，并将它扩建成为1个藏民独立师，任命马骏为师长，派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同时，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工作，省委和红31军还抽调了70多名干部、战士作为骨干，派往独立师工作。省委要求派去的指战员，一定要和马骏搞好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共同努力把这支民族部队组建好，指挥好。
据金世柏回忆：马骏当时年约30岁，身材高大、瘦弱，因吸鸦片烟，常面带倦容，但一说起与国民党军斗争就很有精神。在商谈中，他一般都同意红军干部的意见，态度也很热情。马骏的父亲马老太爷是个性情孤傲，办事沉着老练的人，由于他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打交道时吃过苦头，因而为人处事都非常机警，但很重义气，讲信用，说定跟着红军就从此专心致志为红军做事。
藏民独立师共编有3个团，没有设营这一级编制，由团直接管到连，每团辖5～6个连，各连人数多则100余人，少则70人。全师总人数，发展到最盛时期有近2000人。除红军部队派去的人员外，全由藏民组成。为了便于工作，由红军部队中调去的指战员，规定一律穿藏族服装，并要求学藏语，与藏族战士过同样的生活。
各级干部的配备：团政委、副团长、各连指导员和警卫排长，由红军派去的干部担任；团长、各连连长和部分副连长，由马骏部原有的骨干担任。部队武器装备较差，全师仅有500多支藤枪、少量步枪和马尾手榴弹，个别连有1挺轻机枪，仅师、团干部和少数骨干配有手枪。警卫排有1挺轻机枪，每人配备1支步枪和两枚手榴弹。
丹巴时属西康省，县城位于川康交界处。独立师组建后，部队沿大金川河一线担任警戒，派出若干小分队，选择重要交通路口，构筑工事，日夜坚守，防止敌人袭击，以确保主力红军翼侧的安全，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同时，通过马师长和马老太爷的关系，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其它物资。筹粮的办法一般是以马老太爷的名义，用藏文写成条子，派人送到各村镇，要求限期将所需粮食如数送到指定地点。独立师筹集的粮食，不仅满足了本身的需要，而且保证了驻丹巴县城红91师部队的供应。
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多系本地人，熟悉当地的群众语言和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利用人地两熟的亲友关系互相串连，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独立师的宣传和影响下，当时有不少藏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后来成长为红军知名指挥员的天宝就是从大巴旺的少先队来到独立师的，他那时年纪小，非常精干，加之又懂汉藏两种语言，师部就将他编到警卫排。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练习射击、投弹、队列和构筑工事，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等，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
正当独立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发展壮大时，红军决定离开此地即将北上。马骏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91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91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
李中权接密信后不得不服从张国焘的这一命令，陪同马骏去丹巴，准备再与红91师徐深吉师长和桂干生政委洽商，共谋良策。留金副师长在家掌握部队。李中权将去丹巴开会的事通知了马师长，马表示欣然同意，随即作了简单的准备，带着两个随身警卫高兴地上路。
马骏和李中权到达丹巴红91师师部后，并未参加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该师领导作陪。显然，该师已经接到张国焘的通知，做好了“准备”。丰盛的酒席桌上，大家互相问候，有说有笑。一阵寒暄后，马师长便无拘无束地痛饮起来，毫无一点介意。当酒过三巡，主持人便发出了按事先规定的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两个大汉，猛地一把卡住马师长的脖子，活活将他勒颈而死。
张国焘的这一手可真够毒辣的！在当时，这一消息就令许多红军指挥员闻讯后汗颜，令藏族同胞心寒。
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张国焘还指示金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就这样，马师长惨死的真相一直被隐瞒着。
但没过半月，马师长身陷丹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原来马师长在到红91师师部时，带了两个一高一矮警卫员。矮个子当场被杀，高个子趁机逃走。他跑出后，在当地动员了1000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2团驻地，把住山头，一边打枪，一边呐喊：“快把马师长交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决定不能硬打，以免将事态闹大。一面派出通司不断喊话，作正面宣传，劝藏民赶快撤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一面由金副师长带两个警卫班沿着驻房周围坡地转了一圈，佯装反击，向空中乱打了一阵枪，摔了几颗手榴弹，终将围上来的群众吓退。接着，金副师长又率警卫排和1个连火速赶到第2团增援，将四面包围的人群吓跑。这一仗，独立师仅消耗了一点子弹，群众和部队均无伤亡，但张国焘这一拙劣的做法，却给红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36年7月，藏民独立师随红军大部队一并北上，紧跟在红91师后面，经卓克基、马塘、黑水，向毛儿盖、包座方向前进。因独立师担任后卫，粮食得不到补给，生活极端艰苦，加之不少藏族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因此，每晚宿营时开小差的很多，虽经多次说服劝阻，但仍制止不住。在此情况下，李中权等师领导便向张国焘报告，建议干脆将独立师解散，愿意北上的就跟红军走，不愿走的，就发给路费连人带枪放回家，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张国焘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独立师在黑水前面的一个村庄中召开全师人员大会。除天宝等少数藏族战士表示坚决要求跟随红军北上外，其余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返乡回家。
红军藏民独立师就此宣告正式解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特别为马骏平反昭雪。）
藏民独立师的悲剧，在当时使朱德等人更加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性，在这部队行动变化频繁的非常时期，张国焘会以各种借口干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来。
为此，朱德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提议，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暗中加强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政治局两个常委对一个常委的阵势，张国焘是驾驭不住的。朱德还提议让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义上是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所作的安排。朱德在1960年11月谈到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情况时回忆说：“后来刘伯承同志去红二方面军了，我们明知张国焘反对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
刘伯承得知去红二方面军的消息后，大有获得“解放”之感。当久违的阳光洒满草地，他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高呼：“太阳万岁！”然后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曲：“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歌声飞扬，一呼百应。送别的任弼时也加入了这大合唱的队伍，但他的声音总要比别人慢半拍，大家都唱完后，他还在拖着尾音在高歌，引得士们高喊：“任政委，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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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八回过草地再显英雄胆刘伯承传书结良缘
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离开驻地不久即进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长征路上在徐向前身边当参谋、后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在长征胜利50周年时，接受了负责在草地上建造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的光荣任务。当他站在草地高岗上远眺一座座新城和四通八达的公路时，思绪万千。他向修筑纪念碑的年轻战士们激动地指点着：“那边就是徐向前元帅和我们一起宿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