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情带来了恐惧，只好让位。
她的恐惧，在丰裕的物质生活里被消解，这大概是现实所迫，对于恐惧，只有用理性的态度解决它，而不是一直任由它继续腐蚀生命，这种让位，或者就是缺乏勇气吧。
我想我其实也是一样，对于生命，以及爱情缺少必然的勇气。
而勇气又是什么，是轻率、热情、冲动，缺乏理性成熟的思考的表现。爱情比较象人的童年状态——但是我已经脱离我的童年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爱情，我终于放手，尽管放手的时候有些难过和迟疑，但是我该死的理性地先跳到了它的后果，因此也就没有体味过程的趣味。
晚上，我和水杉坐在她们家的的沙发上继续讲起了“爱情”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我觉得这样的氛围下讲这么一个主题非常滑稽。可是，这是女子经久不衰的话题。
我们讲了很多，我说起有一次看张曼玉和黎明演的《甜蜜蜜》，感动得涕泗滂沱，相爱的两个人半生兜兜转转，历尽艰辛最后还是在茫茫人海重逢，这大概就是真爱了。
我补充说，爱情是不是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死心不息就一定可以找到的那种理想。
水杉说，那是电影，你真敏感，电影都是假的，你这种人看电影都会相信，你真是完蛋了。
我叹了一口气，但是也要当事人有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就是不计较任何后果，豁出去再说。
水杉说，那毕竟有一些冒险，报纸说，爱情，你说的的那个爱情，其实就是大脑分泌“安非他命”的一种后果，所以它的有效期是三个月。
我一脸失望，只有三个月。
就三个月，如果你想获得那种类似于爱情的兴奋、喜悦、冲动的内心体验。水杉扔了一大块“德芙”巧克力给我，吃这个也行啊。
天，最终我的爱情体验，是在一块巧克力里找到的，爱情的延续性、持久性、浪漫性被我们用一块巧克力解决了？
水杉最后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快快睡觉，小岬，你这个人，就是想的太多。想的太多是我的毛病，所以有生之年我饱受失眠的折磨。
第二天我匆匆买了几本书就要离开g城，这个又脏又乱不成系统的城市。唯一使我想念的是非鱼。
我们常常将生活设想成我们希望的那样，包括对于爱情的定义。可是，生活只是让你把一切幻想一层层象洋葱一样剥落，剥到最后你忍不住会怅然泪下。
走的时候，我突然走到车站旁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电话接通，听见他声音响起的一瞬，我却迅速地挂断。不知为什么，我果断地挂上电话，似乎是害怕什么，所以我会那么果断地挂上电话。
这种感觉象是一颗坏的牙齿，空着，稍一碰触，有些冷有一些疼痛。
坐在火车上看到的g城是一个喧哗浮躁的城市，在这里思维都是不清澈的，为了弥补我的难过，我开始咀嚼巧克力，可惜那是一种甜腻的味觉，不是真的爱情的滋味。火车上开始放起乱糟糟的摇滚音乐，重金属的频率过强摇的我昏昏欲睡。
我想：我们的生活都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一丝轨迹可寻。
有几天，我处于无法思维的状态。
我拿起非鱼送我的钥匙环，看着上面的双鱼代表了浪漫暧昧的情感，似乎还有一些温度。
我怀疑我们曾经相遇过。那是一段空白的记忆。因为它是模糊的，所以有着一种离间于现实的美感。好象在星象书上看到双鱼座的人敏感而多情，我想这是非鱼的文章给我的感觉，鱼的身体很温润光滑，它们看上去很可爱。
还有非鱼的手心的汗鱼的身体内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在我不间断的回忆里一次又一次以美好的方式出现。
对我而言，这个双鱼只代表了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幻象与失落。
我突然想念起那种爱情，是在年青的时候才有的感情，因为觉得生命就要这样消逝了，所以想要尽量抓住一些东西。
我想念非鱼，他是我青春的一部分，但是无可否认，我的青春是乏味的，因为充满了想入非非的情结，充满了游离于现实世界的幻梦。
这样的爱情有何意义，也许是为了印证书上写的不会落空吧。
记忆这种东西，有时侯还是有点意思，就象我的小姑姑。[手机电子书17z.]
现在我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屋子里在放披头士的《黄色潜艇》，屋子里分明充满了一种懒洋洋的嬉皮士情调，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每天我都要喝一杯咖啡，墙上挂着凡高的画——我常想凡高到了晚年一定是精神分裂的，他放弃了世俗的快乐，走到阿尔的田野上，选定一个位置朝自己开枪，结束了短暂忧郁的生命。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小姑姑，她说，凡高不喜欢城市因为城市令他神经衰弱，可是我喜欢城市，真的喜欢。
我可爱的小姑姑穿着一身黑坐在沙发里，神清气爽，脸色红润。
喜欢唱歌的小姑姑没有成为歌唱家，反而成了作家，她原来的英文比我现在的水平还烂，但是现在她居然会用英文写小说，还是畅销书。她身材窈窕常穿着唐装或旗袍出现，梳着圆髻。小姑姑有一张孩子气的粉扑子脸，微微斜飞的丹凤眼，丰厚的唇，悬胆鼻，这使她极象西人心目中的东方佳丽，充满了甜蜜的异国情调。
小姑姑的新书叫《火红的农场》，讲述她的知青生活，里面涉及到政治和性这两个畅销的元素，也许不久以后她会上time杂志。写作对于小姑姑来说是件时髦的事情，但如果明天香奈尔找她做代言人，她会马上放弃写作，但是目前香奈尔只选用30岁以下的白种美女，姑姑虽然是美女，但是她毕竟老了，这一点很遗憾。我常充满好奇地问她一些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情形，是否真如她的小说所述离奇曲折，她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回应：“有什么好说的，反正这辈子我是不会再下乡的了。”当然最后她还是应我的一再要求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她的叙述下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我得承认小姑姑似乎更适合写作，比起做香奈尔的代言人来说。
小姑姑目前已经不在中国，但是每逢假日她都会回来看我的母亲，她们的道路迥然不同，她们这对姐妹，从外表到个性其实毫无相似之处。我的母亲是个沉默内敛的人，小姑姑说，这和你外公一样。
外公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奇怪的人。
那时据母亲说在w大里，是一色的红瓦青砖平房，道路两旁夹着樱花树，樱花是最奇怪的花——开到盛极的时候就死掉了，樱花的颜色有粉、白两种，非常脆弱的颜色，象人无常之生命，弥散着消极的气息。后来那里拆掉平房建高楼，居然时常有人跳楼，摔死在落英缤纷的道上，别有一番凄恻的视觉效果。每次行过的人都要看看头上的高楼，揣测不知何时又有人要跳下来。而外公每次走在这条路上都目不斜视一脸漠然。
外公曾经脾气很大，w大里很少有人不被他骂过。有一次学报发表一篇批评他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他看了以后觉得不通，于是跑到学报编辑部痛陈其害，声色俱厉地用成语呵斥对方，真正是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平仄相和，节奏分明；学报主编惟有面露尴尬洗耳恭听。
母亲说起这些事好象是在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后来看到的外公性格是相当内敛的，面无表情，见了人都谦恭的笑；他寡言，常闲坐看窗外，窗外有一棵乌桕树，据说是死了很久，却没人挖掉。他眼神空洞的看着，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屋里必放京剧，那锣鼓声与唱腔在我听来凄厉，有压迫感。
1968年，文化大革命急剧展开，此后这种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层次继续发展在1956——1966年间就有120万的青年被送到乡下。当时的报纸写了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根本上，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承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的防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场运动缩小着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就这样，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加上其他一共十五名男女青年就下到了湖北潜江，当时家里人无法送她们，据说是有了错误自顾不暇，在汽车上母亲流泪，而小姑姑不知何时已经入睡，窗外的乡村已经酣睡，现出沉寂。
这一块地方属于江汉平原，是血吸虫肆虐的地方。最初他们被安排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里，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经常漏雨，她们只好找来塑料布接雨接雪，在晒棉花的竹架子搭成的床上，盖上晒粮食的竹帘子，上面铺满稻草，经常会有草蛇因为冷钻在里头，地下长满菌类植物。空气里弥散着米的霉味和雨雪沉积的寒湿气息。后来总算盖了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八男五女。
村里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多讲话新派穿着时髦的城市青年，常跑来围观，把观察他们日常起居当作每天必有的娱乐，母亲说即使你在那里烧饭、说话，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围观：面带笑容，脖子抻的老长，象鸭的颈项，那种乐此不疲的眼光让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且那目光是直视，五个只有15－18岁的女孩子觉得那种赤裸裸的眼光就是一种污辱——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城市里人总是显得格外脆弱敏感，到了乡村所有枝支蔓蔓的小情绪就被修剪的光秃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