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大”这家银行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侵略中国时期建立的，原来是十八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里一些英国商人建立的，是最早在香港发行钞票的银行之一，当香港回归祖国前夕，这些殖民地遗老们的后裔怕中国清算他们，又忙不跌的把银行注册地改到加勒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上去了，香港回归祖国后，由于这家银行的无耻行为伤害了广大中国商人和市民的感情，使得这家银行在香港逐步衰弱下去，从表面上看还保持了一流大银行的架势，可是骨子里早就烂掉了，连年的“坏账”已经把他们推到非常危险的边缘。
“渣大”银行的持股人大多是闲居在英国的有闲阶级，几代人的富裕悠闲生活早就使他们蜕化的根本不会管理银行业务了，仅仅是象征性的由董事会任命一个职业经理人去打理他们在银行的财产，只要这些职业经理人每年给他们红利他们就会姑息这个经理人的一切缺点，这就把银行的命运也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压在了职业经理人的品德和能力上了，一旦这个经理人出问题，那么这家银行就基本上完蛋了。在英国像这样的老牌银行不少，但是逐步倒闭的也不少，原因都是因为股东自己不管，请的人又是垃圾，结果当然只有倒闭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就是因为新加坡分行的经理弄出了个几十亿英镑的“窟窿”，最后不得不宣布倒闭，所以这些散发着陈腐殖民气息的老牌银行也是一些不安分的职业经理人经常狙击的目标。
“渣大”银行原来在香港有不少不动产，在原“英资”四大洋行中都占有股份，
1983年中英联合公报宣布了香港回归日期后，“渣大”银行开始了逐步撤资的行动，一些不动产相继“套现”转移，而转移出来的游资先后用于新马泰地区投资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几乎是全军覆没，还有一部分用于加勒比地区的投资也是在南美洲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成为“死”账、呆帐，反而是留在香港的这部分还保持了一些活力，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可惜，由于他们自己的错误商业行为使他们自己在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如此，该银行还是不得不把主要的银行业务搬回了香港。现任的行长总经理叫雷蒙。卡地罗，刚来的时候还蛮规矩的，可是到了香港不到三年，几乎香港那些纨绔子弟会的一切无聊肮脏的游戏他都学会了，最大的嗜好就是“赌”了，几乎一切可以赌的他都喜欢插上一手，从去年开始，他涉足世界伦敦、纽约等三大期货市场，夜以继日的在期货行当里“豪赌”起来，走的完全是巴林银行那个混蛋的路子，等到被套失败时已经无法自拔了，近百亿的资金被打了水漂，急于找钱补回目前的亏空是他最紧要的心思，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同李二世就针对我们的狙击是一拍即合。
从“阿强”送来的调查报告看，香港“渣大”银行已经没有多少能力再拖下去了，被套的一笔“大豆”要在一个半月内平仓，否则要“赎”单，巨额的亏空是已经避免不了的了，银行除日常业务流动的资本金外，银根很紧，借给“李主凯”和我们争地的30亿其中大部分是用银行信用和不动产从瑞士一家银行拆借的，现在该银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大多数股东还蒙在鼓里，由于“渣大”银行是不上市的银行，所以很多财务状况是很容易隐瞒的，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经出现亏损，但是雷蒙用造假账的方式蒙混过关，时到今日恐怕不能再叫他滑过去了。
接下来，我约见了香港中国银行的行长，把手中的资料和我们的计划书交给了他，他看着我们说“你们是越做越大了，好，我马上回北京汇报，我想应该不是问题，这些鸟银行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去对付，我们以前可没有少受他们的鸟气。”我客气的回答他说“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去对付他们，是他们自己找我们的茬儿啊，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您说是不是。”
北京很快有了回音，对于这些殖民主义的“遗留物”一是不要仁慈，二是要坚决吃掉，中行愿意在人力和财力上和我们合作。有了这样的承诺，我们就放开了手脚去与对方周旋了。让我感慨的是一块小岛的争夺居然引发了香港金融系统的大火并，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后来演变的激烈程度更是我始料未及的。
正文第二十一章行险
(更新时间：2004-7-1917:09:00本章字数：4330)
夏雨在接到阿松的指示后立即行动，现在集团公司财力雄厚，不到一个月我们的《港龙日报》就发行了，亚龙电视台也开播了，无论上报纸还是电视台都以清新的快捷的风格使广大读者和观众耳目一新，在我们的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间是禁止插播广告的，首尾也严格控制，在我们的电视里看不到没事找事扯淡的所谓清谈节目，实实在在的向人们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娱乐节目。
当我们的《港龙日报》把“渣大”的内部情况逐步泄露出来后，整个香港金融界引起了大地震，捎带着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几个专员也给“拔”了出来，原来香港回归以后，那些官场的官员多少也沾了点官僚之气，加上“特首”从这一界开始是自由选举出来的，像资本主义选举一样，选出来的总统多少会同一些搞政治捐款的财团有瓜葛，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所谓民主政治的根本弊端，就像美国两党的轮流坐庄一样，每一个政党上台都会使一部分企业得利一部分企业遭殃，香港实行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弊端是不可能避免的，那几个专员本身就是在帮
“特首”竞选的时候立过大功的人，当然会被“特首”安排在好的位置上了，尽管香港有世界一流的监察机构，可是在好的制度靠的还是人，更何况香港的“廉正公署”
是直接对“特首”负责而独立于其他权利机构之外的执法机关，没有“特首”的批准恐怕什么案子也不能捅破，更不要说，新“特首”上任后在里面做了手脚。对于这些，国家安全机构都是清楚的也上报了中央，但是，还政于香港市民是国家在最早收回香港时候对香港市民乃至全世界的承诺，看到这种现象大陆其实正在思考稳妥解决的办法，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进入金融界的计划交给了中国银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一个亲社会主义的新兴财团可以利用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更何况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合法的斗争，因此指示中行对我们全力支持，这也是后来由于金融火并演变到政府更迭的原因。
当了解了全部情况以后，我对于我们这种亲“大陆”的政策有些担心了，在香港遇到的问题在大陆也会遇到，我们不过是考虑到香港的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因而才在香港发展，大陆由于各种体制的僵化和政府管官僚的猖獗才使我们没有大面积的在大陆发展，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是高效和廉洁的，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国家强制推行廉洁，依法治国，但是毕竟我是在国内打拼了半辈子，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经常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很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样和变质了，人们常说的
“大神好敬，小鬼难缠”也就是这个道理，记得98大洪水的时候，当时的“老总理”去沿线检查，一个“九江”的江堤给“御”封了豆腐渣工程，还有就是在安徽国库调集存粮支援灾区的时候，结果安徽的国库竟然是空的，“老总理”激愤的拍案问道
“你们说的到底有多少还是真的？！”国内一些企业的头头原来大多数是国营企业的干部，经过这些年的更换，有许多优秀的涌现出来，但是说起和政策兜圈子、争夺市场、同业“倾扎”这些坏“招”，我们公司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还有在国内特权阶级的裙带公司目前依然存在，那些太子党是倒了一茬又出新一茬，鉴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一直没有大张旗鼓的在国内发展，以前公司小，不出名，可是现在搞的这么大，对方会不会也盯上我们？看来此次的风险不小啊，我琢磨着要招集骨干开个会，给大家提个醒，也需要找个时间大家统一认识，防止自己内部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
我思考着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结构，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儿算哪儿，过去，我们是贫穷的要找“碗”饭吃，现在，饭是有的吃了，可干下去还要为了点什么？企业搞的那么大，名声在外，没有明确的方向怎么带领大家往前走啊，我深深的陷入自己给自己划的“圈圈”里，想“拔”脚清闲恐怕在近几年是不可能的，对于商场上的血雨腥风我已经有些厌倦了，特别是马襄老公的死，弄的我总有一股负罪的感觉。
阿松很敏感的发现了我的情绪低落，他叫我和他一起去休息一下，我说“我们还能‘逃’到哪里没有人知道？”
阿松说“不见得吧，咱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再说我们去休闲也不见得有什么要保守秘密的吗。”
当天晚上，我们坐飞机去了海南，在海南迎接我们的是辉映公司在海南的经理，阿松叫对方给我们弄了辆车，我们当晚就开到了三亚。在三亚那经理给我们找了条普通的渔船，然后叫船老大向外海开了出去，跟着我们的只有一个阿强的手下“沙胆宏”。我们在船上睡在船老大的船舱里，船老大很爱干净，整条船“弄”的很清洁，所有的也是渔船特有的海鲜味道。看着这样的安排我很满意，心情也逐渐的好了起来，在船舱里船老大那出渔民爱喝的“五加皮”酒招待我们，就着海鲜我们喝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