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在座的工人代表可能已经明白了，是谁在真正的关心你们，是谁在利用你们。”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工人代表激愤的指责那个鼓动他们来上访的小干事，那家伙有点招架不住了，在邓发祥的暗示下过去了几个特勤把他架了出去。
“下面我再来说你们工商业主的问题，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你们是既得利益者，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发展和生存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理解你们，也走过你们为之奋斗的道路，我之所以走到今天弃商从政也是国家对我进行了关闭，不管你做的多么出色，也不管你的利益有多大，相对国家来说你是一个公民，有义务去执行国家对你的要求，这是从法上来讲，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我们关停的企业除了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外，还涉及到了一些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破坏资源和浪费水源，在改造甘肃自然环境这个大前提下，没有国营和民营之分，都必须按照张掖会议提出的要求去做，而给予的补贴也是同等的，我们在青海同等的条件下给予你们免除三年的所得税，条件已经很优惠了，如果你们认为得不偿失，也可以去从事其他行业或者离开这里到你们愿意去的其他任何地方，但是在这里的企业必须关停，这没有价钱好讲，张掖会议以后，西域委员会就要在各省区针对水资源的使用立法，到时候，你们还要坚持在这里兴办违法企业就是触犯法律，结果可能会对你们更加不利，经商办厂目的是追求利润，可是不能危害国家和其他人的利益，你们不至于愚蠢的要拿自己的脑袋往石头上去撞吧？至于你们说补贴少了，那么你们认为补贴应该如何计算？难道你们去搞歪门邪道的费用也要到我们这里来报销？难道你们去搞偷鸡摸狗的勾当也要我们去买单？我正告你们，要合法经营，在新的地区里你们要是敢腐蚀贿赂我们的公务员，我们一样要法办你们的行贿罪。”那个中年人被我说的冷汗淋漓，在那里不吭声了，我刚从小陈给我的一份资料上知道，这次他们协会为了出来讨个“公道”，私下里凑了份子钱，已经打发了若干“关系”，要不电视台的节目也不会那么去做，有些明面上看是道貌岸然的学者、专家骨子里也是肮脏的很，这一次要是不能狠狠的杀一下，那么今后大批的补贴款、救济款、移民款还不知道要被这些蛀虫吃掉多少呢。
“那位来自农村的乡亲，您说的话实在，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是心里头不舒服，不光您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可是，咱祖辈在这里刨食可也没有刨出个名堂吗，天旱了大家伙还不是要外出逃荒，从前清庚子年有记载的算起，这个地方是五年三荒，到现在，许多娃儿上学还是靠国家补助，如果没有国家这么多年的补助，您想想看，你们还撑的下去吗？”那农民含着烟袋在那里默默的点头，“咱祖辈也是在老家撑不下去了才来到这里定居的，这里的农民大多是河南陕西的移民，在旧社会，一条黄河弄的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山东的灾民创关东，河北的出口外，河南的陕西的走西口，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民谣《走西口》，现在，这里又不适合我们生存了，怎么办，我们再继续走，不过这次是国家和政府组织你们走，新的地方已经给你们划好土地，也准备了充足的贷款，你们移民国家还要给你们补贴，去年移民过去的60多万农民兄弟现在过的比在这里好，你们可以去问问他们，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再说了，环境改造好了，兴许您还能搬回来哪，我告诉您，咱们西域内部移民是政府补贴，政府支持，而内地的移民不仅是我们不补贴，还要向他们收费哪，每亩地要收150元，您算算，按你们的标准每人15亩，你们家便宜了多少啊，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咱们这里条件差，农民贫穷，那内地来的农民他们富裕，不找他们收钱怎么行，您要是去晚了好地方可就没几个了。”我说的那个农民都好像要坐不住了，狠不得立即回去就搬。
这个沟通会议一直开到了夜晚11点，据说兰州城里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在收看我们的直播，刚开始的时候还插播了一些广告，后来被群众抗议的电话几乎打爆了电视台的总机。
尽管已经很晚了，我还是面对张掖水利局的代表说，“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这在甘肃也不是个别现象，历史上的政策失误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在历史上大面积的围垦造田和引水灌溉给今天的恶劣环境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地区小集团的利益驱使我们有些领导急功近利，不讲原则，不讲道义。上个世纪60年代末，黑河下游的额济纳还是湖泊绿荫，我还在那里打过野鸭子，可是现在早已经是荒漠一片了，最后一户人家也已经离开那里十几年了。别忘了，那里也是咱中国的！至于你后面说的那些话我认为是不理智的，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全国人民都摊上四两沙子你才高兴啊？什么京城里的‘官老爷’，这样的话你也说的出？我看选你做代表是你们局里的那些人看错了人，北京城里有1500多万我们的同胞，整个华北有4亿我们的同胞，你说那话不黑良心吗？”那个张掖水利局的代表羞愧的低下了头。
最后我对着台下说道，“同志们，工人农民兄弟们，我们改造西域的自然环境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昌盛，当年，在西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西域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今天，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暂时的对我们的工业、农业、水利和居民做必要的调整，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你们能够看到这个伟大的创举是你们的骄傲和光荣，同时，你们能参与这个伟大的变革也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希望。中华民族是不屈的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任何外部势力屈服，也没有在险恶的自然灾害面前退缩，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养育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发展了璀璨的华夏文明，难道我们甘肃人民连眼前这么一点小困难都不能克服，连自己这么一点小的利益都不能舍弃吗？甘肃省是西域人口的大省，是汉民族居住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华文化和西域文化接壤的地方，在民族大家庭里我们是老大哥，老大哥就是要给兄弟姐妹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就是要多做牺牲，难道我们连这么一点起码的觉悟都没有吗？
这次上访事件的发生，虽然是下面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闹起来的，但是根子在上面，在我们一些不那么廉洁奉公的干部那里，甘肃省委要做深刻的检讨，要清查干部队伍的廉洁和勤政，有些和党的政策离心离德的人我们要请他离开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有些腐败分子我们要依法清理。
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公务员要时时刻刻的在心里想着国家，想着老百姓。只有把国家和老百姓装在心里，你才能事事为国家着想，处处替老百姓着急，你才能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喜爱和拥护，才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理解。
同志们，今天我掉了两颗门牙，如果能把西域改造好，让这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这里的发展能够追上内地，我司徒老儿就是把满嘴的牙齿掉光也是心甘情愿，就是把这把老骨头扔在西域的大漠里也在所不惜！我的话完了。”
台下寂静了片刻，突然爆发了掌声，邓书记眼含热泪走过来和我握手拥抱，那些上访的群众在外面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了，人们在议论着我的讲话。
一场原不该有的上访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张掖会议的决定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落实，围绕着甘肃省干部的内部整顿也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各级干部自查互查，深入的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电视台在电视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这在我过电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那几个拿了钱手软，吃了饭嘴短的专家都主动的到检察院自首了。至于那个xxxx厂的厂长，不用说是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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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握方向，我在电话里跟甘肃省委书记邓发祥说，“老邓啊，你要注意把握分寸，严格区别各种矛盾的性质，千万不要搞一刀切，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给出路，给自新机会，性质变了的一定要依法办事。至于赵包钢和肖志平的问题中央会处理的。工作你先和曲广善副省长担起来。另外我希望你自己也要在这次的整顿中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不要老是用原来的风格工作，要大胆领导，大胆决策，只要你是一心为公，有什么漏子我给你顶！。”邓发祥在电话那边半天没有说话。
正文第七十章官道
(更新时间：2004-9-138:33:00本章字数：5288)
后来，我收到了邓发祥的检讨报告，内容极其详尽的剖析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很难得的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最后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并要求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他在报告里写到，
“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苦孩子，16岁到县城上高中以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从来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贫穷使我整日与书籍为伍，也正因为这样的条件，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政法系，毕业后我回到了河南新乡，从一名乡司法股的股员干起，那时我也有雄心壮志，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我干了28年，这次甘肃省出现的上访风波，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对于省委一斑人也没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场养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32岁的时候担任河南新乡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少壮有为，在主观抓工业企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企业的腐败重点打击，大力扶持新兴企业打入市场，成绩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却是一纸调令，把我弄到河南偏远的西峡县去担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穷县，我开始还没有感觉什么，可是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在省委组织部当处长的实权人物告诉我，我在新乡的举动伤害了某些大型企业的利益，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中央告了状，当怪罪下来的时候，市委书记没有担担子，而是把功劳揽过去，把缺点留给了我，最后，市委书记顺利的调省委工作，我却平调到西峡去了，我的同学告诉我，做官不可张扬，不可不瞻前顾后，无为既有为，有为则有过，对于他的这些言论，当时我是不以为然的，西峡3年，我在那里干的不错，后来有调三门峡市委任副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后来因为腐败被双‘规’了，一时由我主持工作，在打击腐败的斗争中我坚决不手软，弄的牵扯面很大，有些都触动了省里的一些干部，没过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中央党校高级干部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进去是因为在三门峡搞的动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没有把柄给对方，对方只能用进党校的办法把我先行调开再说，等我毕业回去的时候很多案件已经结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