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
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
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
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1
第三章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2）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
1《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此书的章节划分，与作者建议的历史分期略同。此书还系统介绍中共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沿革。
1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罗青长熟悉中共整个情报、保卫系统的组织设置。
2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2000年采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启明熟悉这一系统的情况。肯定地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搞过情报工作。
1梅黎：前中社部干部，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与丈夫张惟一都是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情报干部，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谈起潘汉年当年的音容笑貌，70多岁的梅黎依然敬佩有加。潘汉年去世已经多年，一些老同事还为他树立一座铜像。
2尹琪：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10日采访。尹琪长期研究潘汉年历史，直接查阅有关档案，撰写《潘汉年传》。
1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七里铺的训练班连续办了多期，头两期人数最多，第三期只有五个人，以后规模也不大。
1姜鹏：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1998年10月26日采访。姜鹏是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丈夫谭政文的俭朴生活，还是逐步习惯下来的。
1杨玉英，前公安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2年采访。周兴去世后，杨玉英找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把家搬到北京，将七个孩子都安顿下来。又找周兴的老战友写文章，主编了一本《怀念周兴》。与杨玉英一起上学的高桂廉嫁给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王卓超。
1郝在今：《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当代，2002.4.这段故事由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告诉作者。
2肖赤：《长征前后回忆》。肖赤记述的这段故事，生动地显示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
1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秦平等一起工作的同志对卓琳反映都好。
2卓琳：《我所认识的周兴》，《怀念周兴》，群众出版社。邓小平择偶的故事，以前似乎没人写过，连毛毛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作者在采访中虽然得知一些经过，也要慎重。后来，卓琳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又在电视采访中讲了，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
1解衡：前公安部顾问，1998年2月采访。解衡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受邀参加这次“订婚宴会”。
1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邹瑜至今遗憾，这份毛泽东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尚未发现台湾文章引用，说明这份文稿也许没有被国民党搞走。
1《周兴自存档案》。以上引文均见周兴自己保存的文件。
1邓国忠：前陕西省副省长，1995年9月采访。邓国忠是陕北地方保卫干部，曾任三边分处副处长，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熟悉陕西保卫机关的沿革。
第四章拔除钉子“双重政权”
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定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
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第四章拔除钉子新创政治词汇——“磨擦”
中国政坛，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日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
“磨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却是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