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
在西方军政界，迄今还有人指责中国参与策动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向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4000名官兵，为“侵入”南朝鲜作准备。将军认为这一指责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为这14000名官兵本来就是朝鲜人，都是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流亡中国并加入中共军队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中国内战结束后，本来就已集中在准备大批复员的部队里，这个时候按照这些朝鲜籍官兵的愿望让他们返回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关中国的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西方世界曾经制造过无数关于志愿军虐杀西方战俘的谎言，法勒—霍克利作为当事人之一，无疑最有发言权。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些指责，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候供应紧张，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
第4节
“化干戈为玉帛”———这句反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古代名言，想不到会通过一位担任北欧联军最高指挥官的高级将领的经历，得到验证。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正在走向互相了解，走向互相尊重。这件事情，促使我的思绪重新回溯到了四十年前的朝鲜战场……
第5节
195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遇，我首次接触侵朝“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从而引起了我对西方战俘们的极大兴趣。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在踏上朝鲜战地时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盼着早一天见见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兵。
那是我入朝的第三天夜里，美国飞机炸毁了一座公路桥，我们搭乘的军用卡车被阻滞在平安北道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卡车是在后半夜悄悄进村的，不晓得这个小村恰好是志愿军一个俘虏转运队的临时驻地。
早上，太阳刚刚出山，我被f一84型喷气战斗机的俯冲啸声惊醒。两位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炕上拖了起来，推推搡搡地一同奔向山脚下的防空洞。这时候，一幅奇异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脚滑进结了冰的旧弹坑里，举目四顾，看傻了……
在我四周的雪地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那么些西方俘虏兵，足有上百名之多，他们大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有的注着拐棍，胳膊腿上缠着护伤绷带，有的披着军毯，把脸面蒙住，像阿拉伯女人，有的双脚冻伤，包着厚厚的破衣烂布。他们或是大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或是叫爹叫娘叫上帝，跌跌滚滚地四处乱窜，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仰天划十字，有个碧眼黄发的年轻人竟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一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站在高高的石坎上，用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
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
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