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需要，便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急如星火，许多优秀干部从各部队相继抽调到了俘管处;许多英语水平比较高的青年男女，也赶紧报名参加志愿军，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朝鲜，着手执行这一项不持枪直接参战而其意义又不亚于持枪直接参战的特殊使命……四爱国主义的旗帜所产生的凝聚力;是无可比拟的。抗美援朝阶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当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担任战俘管理工作的人们，既有曾经为建立新中国而转战南北刚下征鞍的老战士，也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优秀儿女，特别是有一批品学皆优的大学生和具备高等外语水平的专家学子，也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一战斗行列之中。这些人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刚从海外归来，手中还攥着美英等侨居国的合法居住证，有的从事着满意的专业，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投入爱河;然而，当祖国需要，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摒弃自身的幸福，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也统统剪掉了。
第20节
当这些管理骨干迅速到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年8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