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明知这是开玩笑，也真的不说不笑，静悄悄的，充满着和衷共济的气氛。到了俘管处，教育科的负责人陪着他们参观战俘营区，美英战俘们见到五个姑娘都穿着和男性战士一样的军装，都将头发罩在军帽里，以为都是男孩子，好奇地大叫大嚷:“boys!boys!”望着战俘们无拘无束的快乐神色，周元敏又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感觉到自己将面临一种极为有趣的工作。这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减少我们的敌人，增加我们的朋友……
周元敏的一切行动，证明了人们的疑虑是多余的。从踏进朝鲜战场的第一步起，她的所有表现，比起其他男女战士来说，并无逊色之处，干英语翻译工作，她是能手，行军、放哨、打柴、扛粮、挖防空洞，出各样勤务，还有唱歌、跳舞、打球，几乎样样不落后于别人，不仅获得上级和战友们的赞扬，连西方战俘们也为之钦佩。
先后入朝参加外俘管理工作的，还有一些身分比较特殊的人，有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大学校长的亲属;有原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大使的随身翻译官等。还有一些英语翻译人员，或是大资本家的公子小姐，或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是高级科技部门的专家;还有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美军的翻译，一当美军由反侵略者变成了侵略者，这些曾与美军并肩战斗过的翻译人才，便毅然决然地转身，来到了与美军对抗的阵线中……
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犹如飞蛾扑火地扑向光明，扑向真理，扑向战场，一往直前，无所畏惧。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专长和献身精神，才使朝鲜战争中的大批西方战俘，同中国人建立了感情和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才让他们理解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真情，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标。
抗美援朝时期，所有前往朝鲜战地执行收容管理西方战俘这一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包括每一名后勤人员和警卫战士，都具有一颗同样透明的爱国心。
第24节
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亡事件频频发生。
战俘死得太奇怪了!有的夜半死在炕上;静悄悄的，直到天亮才被同伴们发现;有的早晨参加跑步，跑累了，往地上一坐就瘫倒不再起来;有的刚刚还在与伙伴们抽烟谈笑，忽然间低下了头，停止了呼吸。有一名美俘坐在炕上参加学习讨论会，因为思念亲人，掏出妻子与儿女的照片独自欣赏，突然间歪向墙角，也默默地死去了，脸上还留着笑意……
可怕!在连续二十余天时间中，差不多天天要从战俘营区抬出几具尸体。
除一些明显的病伤死亡者以外，这些死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死亡特点:没有预兆，没有呻吟，没有挣扎，没有痉挛，甚至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唯一可以告慰于人的是，他们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一丝痛苦，不知不觉间离开了人世。
战俘营的战地医院没有病理学专家，没有高级的尸检与化验设备，一时弄不清死亡的原因，更找不出任何传染性的病菌或食物中毒的迹象。更加使人纳闷的是，与西方战俘共同生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
西方战俘们一片惶恐，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中国人运用特殊手段蓄意谋害西方战俘……
第25节
告急!收容外俘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向俘管处总部告急，俘管处总部向志愿军总部告急，志愿军总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告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告急，向党中央告急。
如果不想办法立刻制止战俘的死亡，那末，严重的后果将无法向死者家属和国际舆论界作出合理交待，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政策，在朝鲜战场上将要丧失信誉，在日后的战争中，将会不利于瓦解敌军和扩张战果。
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战俘的非正常死亡。一支水平高超的志愿医疗队组织起来了，成员来自全国著名大城市的著名大医院。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赴朝鲜战场，首要任务，便是查清西方战俘的死亡原因，保护西方战俘的健康，防止死亡事故的继续发生。
反复细致的临床检验和背景调查，专家们很快地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西方战俘的猝死，原因盖出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导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转向快速死亡。
要说营养缺乏，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营养更加缺乏，为什么不出现同类死亡现象呢?解释是令人信服的:相对地说，东方人身材比较矮小，热量消耗也少，且东方人历来吃惯了苦，生理素质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环境;在同等营养条件下，东方人的生命力要远远超过西方人。而西方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朝鲜战争初期侵朝参战的美军部队，大多是来自日本的美国远东占领军，人们称之为“榻榻米”部队，在二次大战后的和平条件下，过惯了安逸舒适的少爷兵生活，连饮用水都要从日本运到朝鲜。上了前线，只要不碰上中朝劲敌，日子照样好过，衣食住行都不用发愁。一盒c级干粮，只不过是配给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用的三等野战用餐，只吃一顿，里面就装有饼干、巧克力，还有罐头肉一盒，香烟两支，冬天还配有凝固酒精加热罐。行军作战，只要有公路可通的地方，餐车随行，热菜面包和啤酒定时供应。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当时供养一个美国兵所花的钱，足足可以供养一个加强排的志愿军战士。这样娇宠惯了的占领军官兵，一当打了败仗落难于水土不服、“四面楚歌”的异国他乡，其窘境便可想而知了。
维护落难少爷兵们的健康，必须立即改善食品供应，增加营养。增加营养，并不在于营养条件本身。中国不论多么穷，养几千西方战俘总归养得起，问题在于食物的运输。朝鲜战争前半期，在美军运用制空权进行全面交通封锁的日子里，抢运到前线的每一袋粮食每一块肉，可以说都沾着志愿军后勤人员与朝鲜支前人民的鲜血。就地取材没有可能，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向南撤退的时候，朝鲜北部城乡的一切食物和生活用品，几乎都被他们抢掠一空或毁坏殆尽，好不容易藏匿下来的一小部分，尚不够当地居民们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俘们所需的食物和全部生活用品，都得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运输过来，而“运输”两个字的含义，实质就是战斗，就是拼命。通过战斗、拼命，冒着冲天的烈火，翻腾的硝烟和呼啸飞舞的弹片，志愿军后勤人员和朝鲜支前民工还是尽量把必需的食物和日常用品运进了战俘营。
战俘营有那么多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食物和日常用品，供不应求怎么办?严格的政策颁布了:首先保障外俘的需要。全体外俘的伙食标准享受相当于志愿军团一级干部待遇，不吃高粱米炒面而吃大米白面，每月还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白糖、食油、香烟或烟丝等。着装标准为:每人发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外加棉帽、胶底大棉鞋和手套等，除棉被外，再加一条毛毯。
政策的性质就在于区别对待。志愿军俘管处的所有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上级规定的政策，尽管有些人心中一百个想不通。
这些想不通的人，多半是直接管理外俘的基层干部———正副职的中队长和分队长，他们都是从作战部队中调来的优秀营、连、排级干部，有的是伤愈后留下轻度残疾，不想复员回家又不宜再回到作战部队任职，便分配到了俘管处。这些干部全部出身工农，文化比较低，但经受过实战磨练，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管理部队和训练部队的经验。要说宽待外国俘虏，道理上都能接受;可是宽待尺度超过自身水平的程度，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了。
第26节
物质待遇上的简单类比，不免会令人愤慨。
一位中队长是有名的大炮，他自恃对人民有功，对党忠心耿耿，有话敢讲，有气敢出。后勤部门给外俘发毛毯的那天，他当众大发牢骚，无所顾忌。
“娘的，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他放开驴叫天的大嗓门，有意让人人都听见，“老子当兵七年，立大小战功五次，身上让美国子弹穿了好几个窟窿眼，到如今也没摊上吃中灶、盖毛毯。这批洋鬼子倒好，当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还让他们吃中灶盖毛毯，像菩萨一样供养，这算什么名堂?!”
有位分队长也跟着嚷嚷:“说得有道理!这帮家伙凭什么这样有福气，当兵当的是少爷兵，当俘虏又当老爷俘虏……”
想不通确有可以理解之处。物质待遇总是同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多享受一份物质待遇，标志着多一分功劳，多一分荣誉。因此，上面才规定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团级干部吃中灶，营以下干部和士兵一律吃大灶。至于毛毯，也只有高级干部才够资格享用，直到后来战场形势改观，运输线畅通了，才做到全体指战员人人发一条。
一天夜里，有一名白人战俘把一名黑人战俘打得鼻青脸肿。这位炮筒子中队长在狂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打手离开暖炕，到室外雪地上罚站半小时。室外奇冷，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过了半小时，伙伴们见他没有回屋，出门一看，他像只蜗牛似的蜷缩在墙根，已冻得全身麻木，及时把他扶进屋里，才没有造成冻伤事故。事后得知，错在黑人战俘，偷了白人战俘视作珍宝的一包烟丝;当然，白人战俘动手打人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