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议决选举法时，亦曾料到此着，将选举诉讼事件，及选举犯罪条例，尽行规定，预为防范；偏中国是个章程国，形式上很觉严密，实际上绝少遵行，以致选举风潮，屡见叠出。
不过，也有人看不惯选举战中互相揭短的丑态，便向金宰阗上书，要求皇帝出面干预了。其文曰：
乡举里选，昉自古制，而后世不行，良由古时选举，已多流弊，后人不得不量为变通，非好事蔑古也。至近十余年间，因各国选举法之盛行，遂欲则而傚之，岂今人之道德，远胜古昔耶？观帝国第一届选举，已是弊端百出，各党中人，往往号召同志，竞争选举，实则良莠不齐，多半口与心违。揣其愿望，除三数志士外，无非欲扩张势力、把持权利而已。是故选举风潮，屡见叠出。万望帝国政府重视云云。
金宰阗看见这篇文章，开始只是付之一笑，后来见情况越来越糟，也知道要维持选举秩序了。选举法为什么设立？原是国成民主，应归人民立法，但人民很多，不是个个能立法的，又不是个个好去立法的，由是令选举代表，拣出几个熟习政治、晓得利弊的人物，使他当选，作为全国或全省的立法员，凡是众望所归，定然有些才识，这是外洋立宪国的良法，偏被我中国仿行，第一届选举，便生出无数情弊。内阁得此报告，因严命遵守法律，且令初复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投票所，又就投票所周围，临时增派警兵，保持秩序，各选举区，才得稍稍平静，只暗地里仍然运动，各立党帜，各争党权。
第二卷光华维新第七十六章大浪淘沙（二）
(更新时间：2005-10-919:47:00本章字数：3137)
在四百多个政党里面，大多数都是些像什么民主党、进步党、柿油党之类的小党，只能纠集数十个成员摇旗呐喊，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过由于政治观点新颖，中华劳工党、中国农民党和中国妇女党也比较引人注目。而影响力最大的党派，要算是以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为核心的中国保守党了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了。
中国保守党的前身是保皇党。它主要由百日维新的成员、倾向新政的满族贵族、立宪派等人员组成。
而中国同盟会则是革命派的大本营。
保皇党和同盟会从各自诞生的时刻起，就开始了与对方的论战。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当时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百日维新”失败后，1898年10月26日，康有为、梁启超仓猝逃走，并分别由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护送至东京。孙中山认为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的，准备前往慰问，建立友谊。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自称不便与革命党首领来往，托辞不见。两天后，孙中山委陈少白拜访康、梁，陈少白痛陈满清政府的腐败，非推翻改造不可。但康有为却认为清帝圣明，总有复辟的一天。结果是不欢而散。
1899年8月初，梁启超前来会见孙中山。孙中山是有气度的人，尽弃前嫌，和梁启超共商合并大计。经过讨论后，梁启超赞同两党合并，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会后，梁启超将讨论结果汇报给在新加坡逗留的康有为时，康有为非常生气，并派人携带款项到日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办理“保皇党”的事务，不得延误。于是两党合作的计划告吹。
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颇有往来，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对两党合作的事是相当赞成的。但由于他老师康有为的立场，使他的立场变得摇摆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请孙中山写介绍信，介绍檀香山的朋友给他认识。孙中山不疑有他，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和多位侨商，请他们支持梁启超。檀香山华侨接受到信后，对梁启超非常礼遇，并且捐出巨款。梁启超极力向华侨宣传，说“保皇党”和“革命党”原属同流，名称虽然不同，宗旨却是一样的。部分“兴中会”的会员竟然被迷惑，变成“保皇党”的会员。于是梁启超就在檀香山创立“保皇党”，并设立机关报《新中国报》，宣扬保皇思想。
1900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两位。谁知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孙中山知道后，急忙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十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同一家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康有为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满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满清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于是在《檀香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与“保皇党”论战。孙中山指出，“革命党”和“保皇党”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两者背道而驰。而保皇党在《新中国报》撰写《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大肆攻击，向“革命党”挑战。
1903年12月下旬，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党”所言，似是而非。“保皇党”空言爱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是清帝国还是中华国。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关税翻译人员多为“保皇党”会员，多方阻挠孙中山上岸，并向旧金山移民局告密，说他是中国乱党。幸好，孙中山得到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和“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才准入境。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同黄光、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70多人集会，决定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并决定创办《民报》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因闹分裂，梁启超于是组织政闻会，社员约有两百人。
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
到了光华元年的这一次大选，保皇党和倾向新政的满族贵族、立宪派合流，共同组成中国保守党，参加大选。其著名人物有：梁启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汤化龙、梁善济、林长民、吴景濂、袁金铠、许鼎霖、雷奋、马良（马相伯）、张元济、罗纶、孟昭常、罗杰、谢远涵等二十人。其中，马相伯系天主教世家，不考科举；罗杰是附生；雷奋是秀才，袁金铠是贡生；其他16人都有举人以上的功名（举人8人，进士8人）。他们就好比英国所谓的“绅士”。
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绅士们维护帝国政府的统治，是帝国政府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帝国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保护与优待等。因此，绅士和帝国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中国保守党得名的由来。
在新政时期，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打击，很多绅士也像帝国政府的大多数官员一样，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因此，在新政的大背景下，不少绅士放弃了过去的保守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等到光华元年，帝国政府宣布实行君主立宪，这些参与新政的绅士们又大多加入争取立宪的行列。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进新学堂学习或留学，获得了新的知识；也有一些人参与兴办企业，成为实业家，因而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以后保守党和由同盟会转化来的自由党在立场上逐渐合流的原因。
因为中国同盟会始终以推翻帝国政府为目标，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抵制了这一次大选，只有少数人宣布放弃革命目的，组建了中国自由党参加了大选，其代表人物为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