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