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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四回求团结国共合作闹贿选军阀弄权(上)

    话说共产党精英的加盟,使孙中山非常兴奋,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指定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了要依靠工农、反对帝国主义、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思想。旋即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民主原则等方面的建设。同时,孙中山指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担任国民党本部要职,以显示其精诚合作之意。

    接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马林,苏俄特使越飞分别与孙中山举行会谈,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决心“以苏俄为师,与其结成联盟”,并接受了苏俄特使的建议,决定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

    正在此时,从广州方面传来捷报,原退入广西、云南的西路军,在杨希闵、刘震寰的率领下发起平叛战争,大获全胜,收复了广州,叛匪陈炯明率残部逃往惠州老巢。孙中山接电大喜,立即离沪赴粤。抵达广州后,他重新改组国民革命政府,亲自就任大元帅一职,任命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

    痛定思痛,总结反思,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数十年来屡战屡败、坎坷多难之根源在于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欲借会党、军阀之手难成救国救民之伟业。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召见蒋介石,明确指示道:“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党军,不能靠军阀来打倒军阀。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决定派遣你率团出访苏俄,考察其建党、建国、治军之经验。我对你寄以厚望。”蒋介石道:“总理决策,中正惟命是从。”于是,一支由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粤启程,赴苏俄考察访问。

    正当孙中山重组力量之际,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迁到广州。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妥善解决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接待来自各地的与会代表。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三十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湖南罢工取得的成绩,总结了京汉铁路罢工失败的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国共合作,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在会场上还是引起了激烈争论,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陈独秀主张:“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党,应当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领导。”马林坚持认为:“国民党是力量最强大的政党,中国的一切工作,只有归国民党领导,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发言中表示赞同陈独秀、马林的主张。

    张国焘发言争辩道:“反帝反封建固然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有自身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因此,我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赠送给国民党。”蔡和森等表示支持张国焘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根据湖南的经验,搞联合阵线是十分必要的。大批的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国民党的成份,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有利于我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必须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会议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即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极其强大而残暴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敌人。会议肯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革命力量,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因此,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极其必要的。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愿意联合俄国,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因此,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也是可能的。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以建立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农民运动问题。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数量则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动员广大的农民参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举例道:“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大好的革命局面。”张国焘反对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农民的党。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而农民却是一个与小生产相联系的落后的阶级,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革命性。”毛泽东争论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的城市工人,其祖宗三代全是农民,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不比工人少,同样具有革命的迫切愿望。只要我们引导得法,农民就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军。”陈独秀制止道:“二位不要再争论了,我们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农民运动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会议最终虽然也通过了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在会后却没有认真组织实施。

    6月20日,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项英、朱少连、王荷波为中央执行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闭幕时,马林提议唱《国际歌》,他说:“《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烈士用鲜血谱写的战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最雄壮的时代旋律。列宁同志说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因此,我提议,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李大钊赞同道:“这个提议好。唱《国际歌》能鼓舞士气,坚定信念。以后,党的会议闭幕时,都要唱《国际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学会这首歌曲,世世代代唱下去,直到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陈独秀笑道:“很好。但是,我们的会场附近居民较多,三十多人齐声高唱影响太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换个地方,到郊外黄花岗去唱。”代表们一致同意。于是,与会代表陆续离开会场,到黄花岗聚齐,由瞿秋白带领大家齐声高唱,其歌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雄壮的歌声在苍松翠柏间回荡,激昂的旋律在黄花岗上空萦绕;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歌声中升华,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歌声中展现。

    中共“三大”以后,更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了国民党,从内部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是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广东团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其他各省,共产党人认真执行“三大”决议,为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与此同时,远在巴黎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等,也同当地国民党代表商定,八十余名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即发出电报,任命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不久,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总务主任。

    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和努力工作,使孙中山更加坚定了联共的决心,大大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孙中山聘请苏俄特使鲍罗廷为顾问,委任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张继为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工作。旋即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同时,积极筹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