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团的成员喜欢说每个组织中的15名四年级学生全面地反映了学校的人口分布。但是耶鲁的oldblue神秘色彩和各种秘密社团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具有遍布校园的长条木椅的古老气息，从古老的饭堂到哈尔克钟楼，从《耶鲁每日新闻》的会议室一直到校园内最受欢迎的比萨饼店，到处都有这种长椅。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耶鲁人用钥匙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刻在这些长椅上。传统习俗宛如扯得过紧的领带，制约着这些协会的活动，仿佛那些攀援在石质塔楼上、染上色彩从而透露出比实际年龄更长历史的常春藤锁住了墙壁，而不再是墙壁的点缀物。他们和莫里餐厅那些服务服务员的态度一样，后者是位于校园中部的一个只对会员开放的餐馆，在那儿，服务员提供威尔士干酪土司或嫩煎小牛排，态度傲慢得如同英国的管家；如果有那位客人想多要一些酸辣酱，他们那原本就永远弯着的眉毛还要稍微再往上抬一抬。秘密社团就是这种竖起眉毛的拟人化。它们体现了“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的精神，只不过上帝和耶鲁的位置掉了个个。
莱曼伯格（耶鲁校友，1871年撰写了长达700多页的百科全书式书籍，详细记录了耶鲁的大学生活——译者注）于1871年这样写道，“当然了，仅仅用一个人的社会联系来评价他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但是相比之下人们通常的做法更愚蠢得多，也就是仅仅通过获得奖励、奖学金或荣誉的次数来评价一个人。要想建立起任何一种主观的标准，从而评价一个人的品质，这很明显是不公平的。然而，如果必须这么做，在评估一个耶鲁人的重要性时，任何测量标准都不如他在一个社团体系下的作用能包含更多的评价手段。”
对于一些耶鲁学生来说，这段话的真实性已经不存在了。这部分是由于社团体系的影响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了。现在出名的办法很多，于是一名学生即使没有参加什么协会，也可以在校园内出超人的成绩。但是耶鲁社团体系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距这个体系开始170年的今天，协会的会员身份对许多学生来说仍然和以往一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作为有突出成就者的精神堡垒，当前的那些秘密社团仍然得到了繁荣发展。在一个缺乏正式平均学分、班级排名或优等奖学金制度的学校里，在一个学生联谊生活不存在而且也不受到重视的校园内，秘密社团对许多学生来说充当了最终获得承认的渠道。
新生到达纽黑文的校园后，在报名结束和开课之前要参加为期几天的“耶鲁训练营”。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听到关于这所大学臭名昭著的秘密社团体系的一些故事。聆听的同时他们往往大睁着双眼，有时感到害怕，但是始终是好奇的。他们不仅会想——当他们看见一些紧抿着嘴唇，带着黑色兜帽的学生一言不发地排成一列走入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当他们听说星期四和星期天的晚上有一些大四学生从来不出现在饭堂里，当他们遇见了贴在校园内的一些奇怪的、透出威胁意味的徽章时——这些组织的内部在进行着什么活动。一些学生对某个特定的协会感到尤为好奇，急于整理关于该协会他们所能获得的全部资料。1998年，一位优秀的大四因为自己没有被一个秘密协会吸收为会员而感到极为恼火，于是她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都躲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顶楼一个偏僻的屋子里，这样一来她的朋友们误认为她在参加协会的聚会活动。甚至她同寝室的室友也被愚弄了，直到毕业前不久这位室友才发现了真相。
这些组织如此快地就融入耶鲁文化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从来不是典型的学生俱乐部。斯克里布纳公司（美国企业，其子公司包括成立于1864年的著名出版机构斯克里布纳子侄公司（charlesscribner'ssons）——译者注）的杂志于1897年这样写道：“除了课程安排本身，学院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和高年级的协会相比。会员之间的联系将持续一生，而且这种联系纽带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学院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只能凭空猜想他们的意图。”耶鲁教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自己也加入了各种协会——很多时候和学生一样被这种社团制度的神秘感迷住了。管理者不仅经常参与协会的庆典和活动，而且，特别是在高年级社团的情况下，运用社团的关系网影响大学的某些决策问题。在协会内部，成员之间是不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的：教员、学校管理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是平等的兄弟。因此，加了社团的学生和学校管理人员就有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这些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他们这些兄弟学生的观点代表了整个学生群体，或者至少是任何值得听取其意见的大学生的态度。耶鲁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是1849年的骷髅会员，在他的自传中几次提到了一个协会但始终没有指明其名称，一下就是其自传节录的一部分，请读者分析：关于年轻教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在这些年里，规模小一些的秘密社团开始发挥了一种性质特殊的影响。在我教育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社团比以往更彻底、也更频繁地把毕业生和毕业生中那些已经担任了学院指导岗位的人吸收入会。这样一来，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就具备了非常自由且不受限制交往的机会。双方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彼此的看法和态度，并且从对方得到一些可能带来最好和最令人满意效果的意见或建议。对我本人来说，我确信这些机会在我更年轻的时候能够带来极大的利益和好处。它们使我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并且在熟悉和友好的基础上了解了一些学生个人的想法和情感。
在我担任校长期间，通过这种方式我结识了在我管理下好几届的许多学生，甚至和他们建立起了亲密挚爱的联系。这是我的特权，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当我回顾历史，我很高兴地觉得，他们和我曾经共同努力，而且我相信，这种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共同提高我们的知识和修养，而且还是为了在学生社区中推行一种更好的生活，为了在学校年轻和年老两代人之间建立起更加真正友善的关系。总而言之，我很高兴的是，作为朋友，我们曾经携手——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我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把耶鲁大学建设成了一个由受过教育者组成的兄弟团体，而联系这个团体的纽带是共同的目标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属于自由学术的慷慨态度。
第2章耶鲁的社团制度不再是一所大学
19世纪晚期，校长德怀特、秘书德克斯特（1861年骷髅会员）和教务长亨利帕克德怀特（1868年骷髅会员）以及几位最有权威的教授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目的是保持和学生领导群体的联系。
学校意识到，尽管这些协会具有排外性质，偶尔还有些声名狼藉，但是它们在耶鲁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们给人们提供了热枕的动力。“在耶鲁从一所古老的简朴学院演变为充满了活跃有序活动的生活这一过程中，目前耶鲁现有的社团制度的开端是最重要的一步。”]斯克莱布诺公司的杂志写道：这是一个耶鲁人能够从他的同伴那里获得的最高荣誉，因为这个荣誉来自他们，他把它看得比学术声望还要重要……作家、辩论者、学者、运动员，每个人都获得激励，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生活是繁琐的，同时也是非常实际的，因为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在纽黑文，人们能够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在体育、辩论或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相对于有形和机械的方面，这些构成了“耶鲁精神”）实现最高的发展水平。而所有这一切主要归功于社团的影响，这些社团把学校所有分散和无抑制的精力集中起来，引导到高效的发展渠道上去。
尽管社团肯定会强烈地把大学生区分为会员和非会员两个群体，它们也团结了大学生——同时也让他们相互竞争——因为学生们大体上在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加入社团。这种类似于工厂大批量制造的动力形成了欧文约翰逊在其《耶鲁的斯托弗》一书中那个著名的说法“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面临强烈抗议，耶鲁仍然没有关闭所有社团的原因——一个它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尽管这些奇怪的社团把校园弄得四分五裂，最终它们也还会把它重新粘上。
尽管如此，耶鲁的社区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些社团问题重重，而且具有威胁性。“在表面之下，在这几年一切所谓的愉快外表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可怕的暗流。这股暗流延伸到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各个根基和组织，偶尔地露出威胁的面目，但很快又隐伏不见了。我们所有工作的分支都是在这股暗流般的生命线所能提供的给养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埃德温奥维亚特在1896年的一期《耶鲁文学杂志》上撰文写道：任何人，无论他身份高低，也无论他在这股潮流中力量强弱，都会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如果他缺乏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地位的野心，如果他不具备对那些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表示崇拜的心态，那么他在这儿的生活是猥琐的，有局限性，受到威胁敢怒而不敢言，最终他将噙着泪水离开，寻求少数几位和他一样高尚而且独立的朋友的温柔联系，同时内心对造成这一切的体制充满了愤怒。
在学校里的许多人看来，学院社团制度不单单是一个制度，而是唯一的制度，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玩弄权谋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弱小者并且给那些未来的世界领袖洗脑——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创建的公开目的是为了培养牧师，而不是小官吏的学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