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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妻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了。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2)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就在他收拾东西要走时,在他家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黄振荣不顾家人反对和劝阻,毅然决定跟着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

    王近山感动之余,说:

    “这次去农场,就是当农民种地,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呢?”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说。

    “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才20岁……”

    但小黄看到将军落难,毅然和他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前往了河南农场。

    10月初,他们在河南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小黄则在农场幼儿园工作。

    (3)

    在黄泛区农场里,这对老夫少妻一起艰难度日。

    他们有一个简陋的家,但四壁皆空,除了正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任何装饰,里外两间屋,中间还没有门,仅仅挂了一个白布单子隔开,房后面接了间厨房,王近山湖北老家的亲弟弟任炊事员。里间有一张农场木匠自制的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吊着一只带罩的25瓦灯泡,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个皮箱,桌子上还有一个从北京带来听新闻的进口收音机。

    但是虽说在农场,王近山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没有帽徽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旧军装上没了领章,但风纪扣仍是系得紧紧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枚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在战争年代他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这还不说,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他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公分,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正常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他站久了,两腿不能吃力,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王近山忍受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痛。

    幸亏有了小黄的悉心照料,他在农场里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

    (4)

    一晃4年过去了,在黄泛区农场,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他说:“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当年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是他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高级指挥员的;他与陈锡联、肖永银、尤太忠等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斗情谊。于是,他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摆脱眼前的困境。

    1968年春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远在南京的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

    “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在王近山手下打仗十几年,他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

    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接着,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5)

    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波及农场。1968年初期,场长被打倒了,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麦收农忙时节,一天造反的学生突然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又和学生们干上了,他拍着桌子大声斥责:

    “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不能耽误割麦子!有事等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

    学生们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路上,有的学生还说:“这场长说得对,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

    但是,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后,王近山还是没有逃脱“文革”风暴,不断受到冲击。有的学生说:

    “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

    其实,王近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受过伤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上厕所时又不愿意别人帮,所以在椅子上面挖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没想到他这一做法,被造反派学生发现了。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

    “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那滋味到底好不好受。”

    小黄闻讯赶来解释,他们才哄散而去。

    (6)

    1969年春天,“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一次各代表团召集人汇报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

    “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还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又像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躬身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他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

    “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手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抢过他的皮箱的,正是他的得意大将尤太忠。

    尤太忠一把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拍打了它一下,说:

    “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说者诚恳,听者却又听出一番辛酸,唏嘘不已。

    19晚年逸事

    (1)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