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战力大增，声势暴涨，正好合乎全面竞争时代的需要，因而各诸侯国争相效尤，国家主义急速抬头。昔日重视社会阶级伦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义，虽有孔孟等大师级人物的宣扬，仍渐趋没落。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结合南北文化的崭新文明即将诞生。
秦帝国的兴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途上。
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斗智斗力的楚汉相争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间，六国几乎全部恢复，但楚军系统的反抗集团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员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项羽和刘邦也都属于楚人，项羽更是继承项梁军团的楚军嫡系。刘邦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
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主要是来自于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但刘邦的王朝之所以称为“汉”，却是个偶然的因素。
秦帝国崩溃后，项羽的楚军掌控大权，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由于刘邦集团首先入关，依约定应为关中王，但项羽担心刘邦声势过大，危及本身领导地位，乃将刘邦分封于“汉”，这便是刘邦国号的由来。
“汉”是目前的汉中盆地，属四川省的一部分，跟华夏文明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当时是个偏远的低度开发区，对中原地区或原来泰国首府的关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冷冻库”。
日后刘邦在韩信的协助下，复出关中，进入中原，和项羽展开为期四年的楚汉相争。
为了对抗力量日正当中的项羽西楚军团，刘邦展开诸侯大联盟，最后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军也投入刘邦的汉集团），来瓦解项羽军团的士气。所以楚汉相争，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由于刘邦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他成功以后，一个融合华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纪，便很顺利地诞生了——这便是影响中华民族日后发展最为重要的大汉文明。
气质独特的刘邦
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的开创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却是意外的低。
如果说刘邦由于出身低，所以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在当今的民主社会中，刘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够重”。
中国的史书，绝大多数是官方纪录，只要描写到皇帝，难免都视之为天生“异种”的真命天子，特别是开国君王或盛世名君，几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被处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马迁，对汉王朝政权的大老板们，难免有股无法消除的心结。加上这位撰史的血性汉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让他大胆地在其作品《史记》中，对他的顶头大老板汉武帝以及汉王朝创办人刘邦，作了相当坦诚的批判；不但和日后史书上的传统“官方说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们对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较多的认识与了解。
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原本是相当珍贵的“原始资料”，只是习惯于恭读帝王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反而被误导了。因此有不少人，对这两位中国史上少见的杰出领袖，有着相当不公平的低估。
特别是有关刘邦这部分，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的“国贼”项羽，不但给予正式地位的承认并编入“帝王本纪”中，对其能力和风范作相当平实的评价；更在比较中，显露刘邦领导风范的不足。
后世的史学家，立刻根据这份“铁证”，严厉批评刘邦的能力和风格，有人以狡猾、阴险的政客视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于用人及运气好而已（其实这两点在领袖的特质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以前的历史地位和刘邦颇为雷同。基于对平民英雄丰臣秀吉的特别关爱，日本的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普遍较同情短命而悲剧的丰臣王朝，对推翻这个孤儿寡妇的政权，进而建立260余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写成阴险、狡猾好欺诈的老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