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今天就不要在这里议论了，还是说整军会的事情。”
邓汉祥赶紧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议定整军的一些具体原则和具体方案。最终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大家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这次整军主要是针对甫公和我们在座诸位的。就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蒋介石企图拉拢樊绍增、刘文辉、邓锡侯、李家钰等一部分川军将领，对我们这些甫公的嫡系部队施加压力，造成不利于我们的整顿办法。”
“依我看，他们的如意算盘，不单单是整甫公和我们这些亲信，而是要分散瓦解，企图先把刘主席这个四川军政领袖搞垮，一旦川内群龙无首，就只能任凭南京方面宰割了。”潘文华说。
“狗日的蒋光头，又要挑拨离间耍阴谋，消灭异己，搞全国军政大独裁！”刘兆藜大声骂道。
“嗯！不过，说实话，整军的具体方案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问题，甫公已经想出一些应对办法，会后还要具体部署。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甫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必要亲自去重庆行营出席整军会议？如果非去不可，又如何防备意外？这是我们今天的最紧要议题。”邓汉祥接着说。
“莫去，千万去不得！还记得上半年的军事摩擦吗！当时，贺国光他们以军事演习为名，部署中央军在两路口、浮图关要隘处大修工事，摆出一副和川军打内仗的架势，还反而到处造谣说我们四川要造反。要不是我们警惕性高、毫不示弱，也紧跟着针锋相对抢修工事，把他们分隔包围起来，说不定他们早就下黑手偷袭我们了。我觉得，老蒋、何应钦和贺国光，还有樊绍增那几个内奸，都是靠不住的，甫公没有必要冒险去赴这个鸿门宴。”刘兆藜抢先说。
“就是！我同意刘旅长的意见！重庆一带，原本是甫公的老窝子，后来顾全大局，让给了蒋介石做行营驻地。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一直想找机会把甫公彻底整垮。现在重庆已经完全被中央军控制了，去那边开会非常危险。甫公真要是在范庄里头出事了，成为他们的人质，我们连炮都不敢放，简直是毫无办法。我也坚决反对甫公过去！”另一位旅长接着说。
“说起当时的情况就来气，中央任命的那个成都军官分校教育长李明灏，竟然在北较场一带桥头路口筑工事、修炮台，还要申请炮弹三百，步枪七千，子弹三百万，老子看他龟儿子是活得不耐烦了。要不是贺国光识相，赶紧叫他拆了工事，老子肯定叫他的学员把他剁了。总之，中央那帮子人对我们川军是没安好心的，我也反对甫公过去冒险，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几个军长过去应付一下，就很够意思了！”又一位旅长跟着说。
三个旅长说着一起跪下，同声要求刘湘千万不要去重庆开会。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刘湘见状，赶紧离开座位，将三人扶起来，表情严肃地说：
“三位的忠诚，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只是，各位要晓得，如果这次在我们的老窝子开会都不敢去，一定会让中央军小看我们，让川军弟兄全都抬不起头来，并且，这实际上还是跟老蒋公开顶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不去参会，在座各位就不好跟何应钦、顾祝同、贺国光他们在会场上讨价还价，会议结果将完全由南京方面操纵，肯定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我们到时候拒不执行会议决定，就更麻烦了。南京那帮人很可能怂恿另外几路川军围攻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就是。还是甫公考虑得深远。如果甫公不出席会议，就只剩下现在就跟南京方面彻底摊牌，武力解决重庆行营及其亲信部队这一条路了。但是，说实话，大家都晓得，自从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上下都反对打内战，如果由我们首先发动战争，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后果不堪设想。”邓汉祥接着解说道。
“嗯！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仇恨，都忍了，说服张杨放人，就是为了阻止内战，免得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渔翁得利。这一点，完全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很有全国眼光和当家作主的气概。对此，我最初还不理解，后来想通了，非常佩服，所以才下决心公开响应共产党人的号召，公开释放政治犯，呼吁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后，南京方面不思反省，迫不及待地肢解和裁减了东北军、西北军，随即又得寸进尺整顿我们川军，实在欺人太甚。但是，即便是西安事变那样好的时机，我们也没有急着对重庆行营动手。眼下，内战更不能由我们发动。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家再好好想想其他办法。”刘湘当即表示。
邓汉祥接着说：“假使我替老蒋策划，绝不采取在重庆扣留甫公的愚蠢办法。因为，即便侥幸把甫公扣住了，甫公手下几十万川军将士，立马会爆发自卫战争。刚刚摆脱西安事变狼狈处境的蒋介石，肯定背不起重开内战的罪名。他不如采取用绳子慢慢勒死的巧妙办法，先缩编川军部队，剥夺军官任免权和武器制造能力，削减我们的军权和军事实力，再用枪逼着我们搞军政分治，让甫公和各位高级将领都一步步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调去中央当个部长什么的，岂不省事得多？”
“邓秘书长，你这也太黑了嘛！”刘兆藜笑骂道，大家都笑起来。
“去你的！”邓汉祥笑着回骂道，“我的意思是说，甫公这次去重庆，估计蒋介石是不敢当即下黑手的，他更可能采用比较缓和、阴险的手法。”
“蒋介石真的这样听话？”刘兆藜表示怀疑。
“这只不过是我的推测，老蒋是不是也这样想，谁也说不准。”邓汉祥回答道。
“照你的分析，甫公此行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危险会一步步逼近？”潘文华问道。
“嗯，我是这样估计的。”邓汉祥答道。
“汉祥分析得很有道理。以后的事情，现在暂时不忙管，先集中应付眼前的重庆会议，找个稳妥的办法。”刘湘说道。
“我觉得，要稳当，还是由我带几个人打头阵，先坐飞机去重庆见何应钦，从这个贵州老乡口中把情况摸清楚。甫公带主要代表走陆路，在部队公开护送下沿公路前往重庆，到了璧山我们的防区边上，就住下来休息。如果重庆方面没有危险征兆，我就赶到璧山来接人，甫公带着大家堂堂正正回老家开会，部队就地等候，威慑到起，以备不测；如果有危险迹象，甫公马上称旧病复发，打道回府，另商对策。”
“好！这个办法可进可退，不错！”邓汉祥话音刚落，刘湘拍案称好，当即同意。
“到底是军师爷，脑瓜子就是不一样。这样有备无患、万无一失。”潘文华说道。刘兆藜等三个旅长也连声叫绝。
“嗯！那就这样定了！兆藜的部队，就随我一起开往璧山。另外的部队，都要外松内紧，防备中央军和省内其他部队异动。”刘湘随即敲定。
“遵命！”三个旅长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这样，会议到此结束，大家分头行动吧。”刘湘宣布说，他随后补充了一句：“兆藜你们三位旅长，文华，还有甘经理，请你们和邓秘书长先留一下。”
王铭章听赵渭宾对着地图分析完形势，觉得很有道理，估计南京方面不太可能在重庆对刘湘下黑手，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两人对整军会议的烦恼却并没有完全解除。
他们已经得到内部消息，这次整军，将裁减川军总量20%，还要在上次整军部分收走各军财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收走团长以上中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军工厂——包括武器修理厂，也都要上交。
王铭章说：“根据上次整军情况和现有情报，这次整军裁减下来的官兵，找活路有点麻烦，甚至日后生活都有问题。”
赵渭宾点头道：“自从前年开始干旱，这两年旱灾很严重，灾情百年不遇，全省各地到处都有饿死人、吃大户、易子而食、盗食死人之类事情。”
“就是。以前我们打了几十年军阀混战，也没有像这两年饿死那么多人，造孽啊！”王铭章叹气道。
“自从财政被中央接管，军费、教育费和各种建设费都遭到克扣，水利工程更加荒废了，所以，虽然名义上消除了全省防区制，军政统一了，结果民生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一下子饿死了这么多人，天灾人祸，震惊中外。有些事情，说起来就生气。”赵渭宾越说越生气。
“就是！现在的官兵，和前些年打内战时候主要靠抓壮丁补充不同，不少人是到部队上来混饭吃，中央可以克扣我们的军饷，甚至可以半年不给士兵发饷，但不能砸大家的饭碗。人要是逼急了，走上绝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铭章动情地说。
赵渭宾见王铭章也动怒了，就叹了口气，一边把茶杯递给他，一边劝他不要生气。
两人正在喝茶，副官处长罗辛甲进来向王铭章报告说，41军军长孙震从绵阳军部打电话来找他。王铭章立即起身回办公室去接听。
“孙军长啊，我是王铭章，请问有何吩咐？”王铭章拿起话筒问到。
“之钟啊，我和董副军长刚才接到绥署通知，明天上午要前往重庆上清寺范庄，出席重庆行营召开的川康整军会议，会议时间还说不清楚，预计一周左右。你赶快准备一下，带上罗副官和贴身警卫，来军部临时代理工作。”
“哦，好！遵命！我马上去准备，晚饭前赶到军部。”王铭章立即回答说。
“嗯！眼下谣言不少，形势很微妙，你们师距离成都也不远，你走之前要安排好师部工作，外松内紧加强警备，别的事情你过来再说。”孙震说完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