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离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就一直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1930年，共产党在广汉发动起义，部队经什邡、绵竹至安县，被田颂尧部围攻，遭到失败。各方以陈离掩护共产党分子酿成重大事变，要求撤职查办。时任省主席刘文辉叫邓锡侯处理，邓锡侯本身同情共产党，只对陈离“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继续保留原防区。两年后，又让陈离官复原职，并将部队扩大为师。抗战爆发后，中共派张晓峰入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离将他安置在自己部队里，以上尉军官身份作掩护。
“哎呀，是之钟啊，好久不见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陈离一见到王铭章，高兴地问。
“还不是卢沟桥事变和整军的事，你渠道广，消息灵通，专门来向你讨教。”王铭章开门见山地说。
“呵呵，好说，好说，凡我所知，有问必答。”陈离爽快地说。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跟我还用得着转弯抹角？来来，先喝口茶。”陈离笑道，一边把声音降低下来，叫警卫把门带上，别让人打扰。
“第一个问题，你看委员长这次会不会真心抗日？”
“哦？一来就是这么严肃的问题呀。”陈离笑道。
“还不是因为卢沟桥事变事关紧急啊。”王铭章笑道。
陈离说：“倒也是。我认为，这次已经势在必行了。西安事变以后，形势大变，反内战、团结抗战呼声空前高涨，甫公以前是拥蒋反共的，现在也公开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抗日主张，释放了政治犯。一些南京官员，本意还是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进一步加强党政军的中央集权，这从西北整军和川康整军都不难看出。听邓副司令讲，这次重庆整军会议上闹得很凶，僵持不下，要不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还说不定如何收场呢。现在，既然日军进攻平津，战争进一步升级了，不抗战已经没有理由了。中央政府再不积极抗战，可能就不单单是西安事变的问题了，整个南京政府的合法性都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担心，日军习惯于速战速决，眼下我国却忙于整军，军心不稳，管理紊乱，中央对这次日军侵略行动明显缺乏应有的准备，至今还没有听说过部署有力增援的消息，估计平津很危险。我认为，必须一边立即组织先头部队驰援平津，一边迅速召集最高级国防会议，包括我们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军政领袖人物都要参加才得行，弄不好，还真得组建一个临时国防政府。”
“嗯！很有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大问题。到底老兄和共产党打交道多，眼界就是不一样。第二个问题，川军首脑人物为争夺势力范围，混战了几十年，现在却一致要求出川抗战，你看是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啊？”王铭章接着问。
“这一点我刚好也琢磨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真心的。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中国的野心，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东三省和长城沦陷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长期背井离乡、漂泊不定，终于不堪屈辱，发动兵谏，使全国各方都进一步看清了，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停止内战、坚决抗战是唯一的出路。第二，由于共产党人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的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特别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后，救亡运动更是波涛汹涌，势不可挡。我们四川也成立了很多呼吁抗战的民众组织，活动很积极。第三，我们川内的抗战气氛，你也晓得，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民怨沸腾，军内军外、上上下下都实在不想继续打内战了。由于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川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定会越来越高。”陈离轻声说，“我听说共产党派人做了刘湘和不少川军首脑的工作。”
“怪不得，这样才好！”王铭章高兴地说。
“第四点，”陈离接着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抵抗政策酿成西安事变，当时大家都以为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张学良、杨虎城一定会干掉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却出来做工作，释放了蒋介石。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很得人心。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刘主席和不少川军将领都响应积极。反正我和邓司令是不会再打内战了。也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才有了现在的请缨抗战。所以，我认为川军将领的抗战意愿绝大多数人是真诚和强烈的。”
“嗯，很有道理。我也实在不想再打内战了，包括川军之间、川军和中央军、川军和共产党的内战，我都不想打了。一直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乡，转眼变成仇敌，互相残杀，实在没意思，还弄得老百姓民怨沸腾，结果引来鬼子入侵的大劫难，连老天也作干旱惩罚。真是天怒人怨，罪大恶极。”王铭章说。
“就是。这一次，我们不论说什么也不再打内战了，谁发动打内战，我们反对谁。”陈离坚定地说。
“好！我坚决响应！”王铭章当即支持说，“我们孙军长，也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内战。”
“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断言，在川北甚至整个川西和全川，是不可能再打内仗了。”
“就是！这就好！”王铭章接着说，“静珊兄，我这次过来，孙军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向你这位亲共人士，借一位共产党人。”
“哦，你们想做啥？”陈离不解地问。
“现在抗战大势已定，但距离出川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算要抓紧宝贵时间，对部队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都晓得共产党人打仗和搞政治工作都很厉害，不管是激励士气、动员群众，还是游击战术，对付优势装备的鬼子很有价值。现在刘主席公开联共抗日了，南京方面也实际上默认了国共合作，我们想通过你的关系，请一位共产党干部作训练高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支持我啊。你晓得，我可是难得求人的哟。”王铭章恳切地说。
“原来这样！你何必找我呢，你的参谋长赵渭宾，不就认识共产党人吗？”
“我问过了，他认识的人刚刚被召回延安去了。他也建议我来找你。”
“哦，那好嘛。你这个忙，就是再遭一次撤职处分，我也要帮。你这也提醒了我，我这边也要让部队好好学学爱民政治和游击战术。这样吧，我找个既懂政治又懂军事的人才来帮你。”
“好！那就先谢谢你啦。”王铭章很高兴地说，“请尽量早点派人过来，越快越好！”
第二天下午，陈离推荐的张晓峰来到德阳122师师部，王铭章和赵渭宾热情接待。三人恳谈了半天，当晚共同起草了一份军政训练大纲，第二天去送给孙震。孙震很是赞同，要求立即实施。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南京当局增援不力，29军孤军奋战，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华北重地迅速沦陷。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国防会议，紧急商讨应对方略，召请全国军政要员人前往参加。
刘湘于8月3日下午乘飞机赶往南京。行前，他向前往机场送行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张澜等社会名流和新闻界发表书面演说：
“平津沦陷，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本人此次力疾晋京参加国防会议，认为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入京首当将此意见陈诸当道。四川为国家后防，地位重要，今后既需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此长期支撑之巨大责任，除军队可全部动员开赴前线外，所有人力、物力，无一而不可以贡献国家。入京即拟将此意剀切陈明，以纾中央之忧，而慰国人之望。川康责任艰巨，无所遁逃，但今日各项准备均需巩固基础，以言长期抗战，资源开发方面有待于人才技术之增进甚多，故除建议中央大力协助、充实后防外，并希全国一致认识此点，群策群力，俾得奠此复兴之基。”
正为平津沦陷沮丧的川康军民，对最高国防会议的召开和刘湘书面谈话大感振奋，无不期待会议早出结果。
刘湘一行抵达南京，立即拜见蒋介石。蒋非常高兴地对刘湘说：“甫澄啊，你是积极主张抗战的，这很好！我知道你今天下午抵达，所以决定将会议开幕时间定在今天晚上。请你一定要出席会议并发言，激励大家的抗战斗志。”
刘湘连声说这是分内之事，听从安排。
当晚7点，南京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开幕。蒋介石首先讲话，分析中日政治、军事形势，申明此次会议目的，是听取大家的抗战大计。接着就是距离战争前线平津地区最近的山西最高军政长官阎锡山发言。
阎锡山发言一结束，蒋介石就请刘湘发言。刘湘随即站起来，十分动情地说：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强占山海关和全面侵占长城防线，现在又是‘七·七事变’，日寇实在欺我太甚，中日非有一战不可，只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
会场上立即鼓掌欢迎。坐在台上的蒋介石也表情严肃地跟着鼓了几下掌。
刘湘接着说：“日本的军事力量虽然比我们强大，但日军也有其弱点。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由于中国地广人多，日军兵力有限，必须依靠主要交通线、主要铁路，始能展其所长，离开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后方与敌人周旋，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企图霸占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