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冬冬说：“对，我答应过你，而且保证说话算话，可这几天一直没空上街，不信问你爸。”
队长说：“你别给他买啊，别惯他这毛病。”
队长又问薛字头上的伤怎样，要紧不要紧。薛宇因为刚才和我小有口角，所以情绪不高，说没关系，就是让那小兔崽子打了一个蒙。
队长让我们在客厅里等着，他仍然在厨房里收拾，一边谆谆嘱咐儿子晚上热饭的时候一定要等开了锅再端下来吃。冬冬说知道，队长又叮嘱热完饭想着关煤气。
冬冬有些不耐烦，说我知道，队长说知道什么，上次就没关，差点把我熏死。我在客厅听着，觉得为人父母真不容易。
等侍候伍冬冬吃完午饭上学去了，队长才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潘小伟已经挪到亚洲大酒店去了，现在住在904房间。”队长说。“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一，是保护他；第二，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小提琴的情况。你们俩的差事很简单，从今天下午开始，小薛，要以亚洲大酒店客房服务员的身份，到潘小伟住的楼层去工作。月月，以平安旅行社导游小姐的身份，陪同潘小伟观光游览，既保护他的安全，又掌握他的行动。你们明白了吗？”
薛宇说：“明白了。”
我说：“不明白。”
我问：“叫我陪他没问题，但有些事要事先给我一个处理的原则才行。比如他要是和外人接触怎么办，他要是给香港或其它什么地方挂电话怎么办，他要一个人出去怎么办，我管不管？要管，怎么个管法，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呢还是把他铐起来？”
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察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察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察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
我笑着吹捧：“要不说想要有真本事还得拜您为师呢。”
队长说：“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和亚洲大酒店的保卫部布置好了。潘小伟房间里的电话，酒店已经做了处理，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你别忘了，他的钱包可还在我们手里，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打投币电话都没法打。他要是和什么人接触，你即便当时没法制止，也一定要掌握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年龄、相貌、性别、装束，怎么和他接触的，等等，你得清楚。他要是想一个人出去，那不行，就明告诉他不行，不安全。我想他现在不敢不听我们的。”
薛宇在一边冷冷地说：“潘小伟英俊少年，是个小白脸。你别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别让人家给腐蚀了就行。”
薛字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这类刺耳的话。所以我特敏感，我忍不住抢白他，我说劳您这句话提醒，看来我这回还真得犯一回错误，你就等着瞧吧。
吕月月：咱们每天这么闲聊您觉得有意思吗？您是不是特别想早点知道这把小提琴的结局？
海岩：不，一件事的结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体现在事情的过程上，结局有时反而不那么重要。
吕月月：那天中午我和薛守在队长家领了任务之后，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下，我回家，啊，也就是回我妈临时住的那个地方换了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去发廊匆匆做了做头，就去了亚洲大酒店。我得收拾得像导游小姐模样。
海岩：你这种女孩用不着特别打扮，不打扮也很夺目。
吕月月：我的好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两年到夜总会工作以后买的，我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很穷，上大学后我妈每月给我寄100块钱，一个月的吃喝、买书、零花、买衣服统统全得在这里边开销。上班以后稍稍宽松些，但要买好衣服肯定不行。干警察能有几个钱？
海岩：我觉得你很会打扮，分寸感好。
吕月月：以前我根本不会化妆，可以说是到夜总会以后才慢慢学会的。在夜总会那种地方上班，妆要化得稍微重一点，不能太淡了，否则老板觉得你无精打采。
那天我也简单化了点淡妆，很淡，可薛字看了就说又不是办喜事，干什么涂脂抹粉的。我说你闭上眼别看我。薛字又改口，说讲实在话你稍微一化妆，那些电影明星全没戏了。（笑）
我们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起去亚洲大酒店的。薛手让等候在门口的一位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悄悄从酒店的职工出入口进入饭店。我从正门进去，直接上了九楼，按响了904号房门。
开门的是刘保华。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放我进去。这是一个很豪华的套房，刘保华让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休息，并且帮我倒茶，他小声说月月你今天可真漂亮。
我问他队长来了吗？他用手指指里屋，我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人正在交谈。队长、副队长和处长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正在里面和潘小伟谈话。刘保华进去，附在队长耳边说月月来了。队长点点头，叫我和刘保华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们就在外边等。
里边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用力去听，从口音上听当然是潘小伟的声音。他在说小提琴的事情。
“小提琴的事我很早是听我家的一个菲佣讲起的，她讲是我大哥在一个做古董生意的黄老板手上买的，那黄老板最初开价五万美元，最后以一万美元成交，卖给我大哥的。这些事情菲佣从哪里知道的我不清楚。”
接下去是处长的声音：“据我们知道，这把小提琴的价值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做古董生意的人不会不清楚吧，一万美元怎么舍得割爱。”
潘小伟说：“我只知道这把琴是黄先生从一个大陆人手上买下的，可能很便宜的，他们做古董商的我相信应该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不是很合法，这琴是没办法公开标价去卖的！弄不好警察是要来查他的。黄先生和我大哥很熟，是老朋友了。以前好像欠过我大哥的情分，所以很便宜就把它卖给大哥了。我大哥胆大，一般人有钱也不敢买这种黑货的。”
伍队长这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这琴你大哥买了，他是不是就再拿出去卖呢？”
潘小伟说：“我不管他的事的。”停顿片刻，又说，“他手下一个马仔说好像他把琴送到泰国去拍卖过。可我大哥木肯透露我们家族的身份，所以没有卖掉。人家花这么多钱，又不知道卖主是谁，一般不肯担这个风险的。当然也可能是大哥开价太高了。我不大懂收藏，我觉得有了钱应该做别的事情。”
李向华问他：“开价多少你知道吗？”
潘小伟说：“我不知的，我大哥不和我谈这些事。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就不许我知道这些事，他也不准我大哥教我这种事情。”
伍队长问：“现在这把琴还在你们家吗？”
潘小伟对伍队长他们这种连珠炮似的刨根问底似乎有点反感，闷了一会儿，没好气地说：“我没见过这把琴，我不知呀。”
里屋沉默了片刻，处长开口，他说：“潘先生一直是在台湾和美国念书，今年大学刚毕业是吧。据我们了解，潘先生无论在台湾、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是很赞赏潘先生这种立身处世的生活的态度的。”
潘小伟这时插了一句：“谢谢老先生夸奖。”我们处长有五十多岁了，显老。
处长见潘情绪有缓和，就又往深里说下去：“潘先生虽然一直在国外生活，但毕竟是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相信潘先生是有一份爱国热情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潘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和家庭得失，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件失踪的国宝，中国政府也会记住潘先生对祖国的这份贡献和爱心的。”
处长虽然说的全是大道理，可对潘小伟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鼓动的作用。潘小伟犹豫片刻，终于说：“小提琴，可能，在我大哥手里。我爸爸去世后，家里现在是我大哥掌门。这样的事情是他说了算。”
李向华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多做说服工作，说服你大哥交回这把提琴。”
潘小伟没有搭李向华的腔，沉默不语。处长显然是不想再度谈僵，适时补充说：“我们可以按照当初潘家买这把提琴的价格给你们做出补偿，不让你们吃亏。”
潘小伟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以我大哥的脾气，再拿一万美金买回去，恐怕……他会觉得太便宜了。”
潘小伟这样一说，处长的话有点不客气了，“你大哥应该知道的，你们手里的这把琴，是中国政府通缉追缴的国有财产！这把琴拉出的调子，可是带着火药味儿啊！”
处长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挺轻松的，其实话说得很重。里屋一下子像被这句话打哑了，没人再吭声，气氛显然已经非常僵了。刘保华原先在看客房里摆放的外国杂志，这会儿也放下来屏息去听里面的动静。好半天才听到潘小伟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琴在我大哥手里。”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可能是潘小伟的少爷脾气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