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从北京到上海，可以有无数条正确的路线，但并不是所有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确实有无数条道路都可以让不同根器的人修成正果，但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持调和论的人往往会犯这个错误，把“无数”等同于“所有”。
如果我们考察佛教的历史，更会发现其派别冲突之大远远超乎现代人的想像。现代持调和论的人往往把调和论的适用范围无限放大，他们不像古人那样爱较真了。佛教在历史上长久以来都是流行辩论的，既有同一个寺院、同一个派别的内部辩论，也有不同寺院、不同派别的辩论，更有和教外人士的辩论。古代的很多佛教徒相信：佛法是越辩越明的。尤其骇人的是，印度的早期辩论甚至充满血腥色彩，输的人会被割下舌头。当然，他们并没有杀生，只是割舌头而已。印度佛教发展出了强大的逻辑学，实在是有些现实压力的。
所以，关于佛教的真理与派别，既有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一面，也同样有着冰火不相容的一面。所以佛教当中才有所谓“正信”，只有持正信的人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其他人则是歪门邪道。
正信当中有着无数法门、无数途径，但并非所有的法门与途径都是正信。极端的情况正如斯威夫特所言：“我们身上的宗教，足够使彼此相恨，而不够使彼此相爱。”
这些描述可能会让一些现代人不大习惯。是呀，时移世易，以前的和尚们主要是修行、学习、辩论、执着地探索最高真理，随着佛教的发展和越来越中国化，和尚们的宝贵时间就更多地被开光、做法事占去了。佛教徒从出世的、实践型的哲学家渐渐变成了入世的心理医师。
我们这里看的既然是历史，也就更多地接触着佛教往昔的一面，那时候的真理争夺战常常让人目不暇接。
3．什么才是正信？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正信呢？一个最简单明确的标准是：我就是正信，和我不同的都不是正信。
这绝对不是我在搞怪，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走的是歪门邪道，都说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正信。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是正信，互相冰火不容的派别彼此都是正信。比如我们都知道佛教分大乘和小乘，所谓小乘就是大乘佛学建立之后对部派佛学的贬称，按吕瀓说，这个“小”字在梵文里有卑劣、道德低下的意思，那些被大乘贬为小乘的僧侣们自己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于是，我说你是“小乘”，你说我是“大乘非佛”，天知道到底谁才是正信。
那么，难道正信就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吗？——据说佛陀当年就有过这种担心：
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们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么？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一种思想发展下去，难免会越来越走型，越来越离谱。所以，总得有些核心理念作为支柱才好。怎样才能客观衡量什么才是正信呢？标准本来也有是的，就是所谓“三法印”或“四法印”。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如果我们较真一下，真以这“四法印”为标准来衡量后来的佛教宗派，会吃惊地发现绝大多数的宗派都不是正信。因为，“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是根本否定人有永恒的灵魂的，而我们所熟知的佛教几乎无不说些什么灵魂转世、投胎转生之类的事情。
即便把标准放宽，结果也好不了多少。佛门有一种说法叫“大乘非佛”，中国流行的佛教主要就是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的出现大约是在佛陀死后六百年之后的事了，大乘经典虽然也都打着“如是我闻”的旗号，号称是直接从佛祖那里亲聆的教诲，其实从主张到风格都已经和早期佛教背离太远了。当然，大乘佛教是不是更优秀，这是另外的话题，但它对早期佛教的背离程度之大却是不容否认的。甚至可以说，大乘佛教就是借壳上市，门面还是佛陀的门面，内容却彻彻底底地换汤换药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新的变成了旧的，许多人便会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如果有人拿出了最开始的那个旧的，反倒容易被认为离经叛道了。
那么，对《坛经》的禅宗信仰算不算一种正信呢？
4．和尚的戒疤和牛羊的烙印
新与旧的流变，和尚头上的戒疤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仅仅剃了光头还扮不了和尚，头顶还要用香烫上戒疤才行。也就是说，真正的和尚不但要是光头，头顶还要有戒疤。
但是，烫戒疤的做法其实是元代才有的，是元代统治者的一项种族歧视的政策，汉人的和尚要烫戒疤，就像农场主给牛羊烙记号一样，喇嘛就不必受这一烫之苦。所以，戒疤不但是汉人的耻辱烙印，(奇*书*网-整*理*提*供)也是佛教的耻辱烙印。
但是，等事情普及了，流传也久了，耻辱烙印却变成了身份证明，不烫戒疤的和尚反倒被认为不象话了。
当新的变成了旧的，人们往往会对旧的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原本的许多歧义与冲突也会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弭无形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佛学是一门货真价实的“西学”。记得我写《春秋大义》的时候用到过不少西学资料，尤其是比较晚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结果一些人很是看不顺眼，说国学和西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水火不容，接下来就连崇洋媚外的帽子也给我扣上了。可是佛学这门西学呢，想想季羡林这位搞梵文、治佛学的专家竟然也会被人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许多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不错，学术本无国界，时间一久就更没国界了。看看佛学，时间一久，不但没有水火不容，反倒水乳交融，经历了一连串的本土化的改造过程，结果呢，原有的一些冲突渐渐消弭了，原来的面貌也渐渐地看不清了。
《坛经》也有这样的遭遇。人们现在理解佛教，很多人都会说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以为这就是佛教一直以来的主张，所以，当看到《坛经》里出现这样的说法时，只觉得不足为奇。其实这只是因为慧能之后，禅宗的顿悟法门大行于天下，渐渐变成人们对佛教最简单的常识了，然而在慧能当时，这些却都是革命性的观点，不大能为主流佛教界接受的。
5．禅宗从何而来？
顾颉刚论《诗经》，曾说过一句看似极端的话：“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事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这个道理也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用在佛教、用在禅宗身上却是一点不差的。
禅宗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对佛教只要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得出：达摩老祖一苇渡江，来到中国传法，他老人家就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爷。那么，达摩的师承又是哪里呢？这似乎也是过于简单的问题：佛陀有一次说法，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拈起一枝花来微笑，听众们全都莫名其妙，只有迦叶发出了会心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