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亲爱的！”我妻子说，她皱着眉，把手放进我的手里。
“可怜的奥吉尔维！”我说。“想想他死在那里！”
至少我妻子不认为我在胡说八道。当我看见她的面色惨白，赶紧住了口。
“他们可能会到这儿来。”她一遍遍地说道。
我劝她喝些酒，试图安慰她。
我说：“他们几乎动都动不了。”
我开始重复奥吉尔维关于火星人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的说法安慰她和自己。我尤其强调了重力带来的困难。地球表面的重力是火星表面的三倍。因此假设火星人的肌肉力量不变的话，它们的重量将是在火星上的三倍。他们自己的身体会变得象铅一样重。这是最普通的观点。第二天的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和我一样，他们都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
我们知道，地球的大气比火星含有更多的氧气和更多的氩气（或者其他的什么气体）。氧气的振奋作用使火星人能更好地适应地球给它们带来的增加的重量。其次，我们都忘记了，火星人掌握的机械科技使它们用不着过于依赖肌肉的作用。
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我的推理完全排除了入侵者的可能。酒饱饭足之后，我坐在饭桌旁边，在妻子的陪伴下又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勇气。
“他们做了件蠢事，”我说，一边玩弄着酒杯。“他们之所以危险，只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疯狂。也许他们没想到会发现活着的生物——至少不是活着的智慧生物。”
我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只要给坑里一颗炮弹，就能把他们全部干掉。”
在这些事情的强烈刺激下，我的感觉变得非常敏感。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在餐桌旁的情形。粉红色灯罩下我妻子柔和的脸上充满担忧，望着我。白色的桌布、银器和玻璃饰物——在那些日子里，哲学作家也有不少的奢侈品——我酒杯里紫红的色酒也象照片一样清楚。我坐在桌旁，手里拿着烟，一边为奥吉尔维的冒失感到可惜，一边嘲笑火星人的短视和胆小。
这情形就象毛里特斯自命不凡的渡渡鸟呆在窝里，讨论着一船残酷水手的到来，“我们明天就能把他们都啄死。”可他们正饿得想吃它们的肉呢。
我还不知道，这是我在以后漫长而奇怪的日子里吃到的最后一顿文明的晚餐。
在星期五晚上发生了这许多奇怪的事情之中，最不寻常的是我们的社会秩序仍然没有一点变化，大家对即将发生的，彻底颠覆这种社会秩序的一系列事情竟然毫无察觉。星期五的晚上，如果你以沃金的沙坑为中心划一个5英里的圆圈的话，除了死去的斯顿特，三四个骑自行车的人和几个伦敦人的亲属以外，在这区域之外，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的感情或者习惯受到了入侵者的影响。当然许多人已经听说了圆筒的事，并且当作闲谈的话题，但这件事情的影响绝不会比德国的最后通谍有更大的效果。
而在伦敦，可怜的汉德森当晚关于圆筒旋开的电报被当作虚报，他的晚报给他拍电报要求证实，但没有受到回音——当时他已经死了——决定不上号外。
即便是5英里以内的人们也大部分保持原来的状态。我已经描写了和我说话的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所有这个地区的人们在照常吃晚饭，工人们在劳累了一天以后在花园里忙着，孩子们给抱到床上睡觉，年轻人在街头巷尾谈情说爱，学生们在看书。
也许村庄的街道上有一些人在说这事儿，这成了酒店里主要的、新奇的话题，有时一个报信人，甚至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会让大家激动，引起一些叫喊和东奔西跑；但总的来说人们按着这么多年的习惯，工作、吃喝和睡觉。好象从来就没有火星人从天而降这么回事儿。甚至在沃金车站，霍散尔和恰伯罕的情况也是一样。
直到很晚的时候，在沃金的路口上，火车还在来来往往，或者在旁边调车，旅客们有的在上下车，有的在等着火车进站。一切都很平常。城里跑出来一个男孩，破坏了史密斯的专卖规矩，在叫卖着刊登了下午新闻的报纸。车厢的撞击声，站台上火车头的汽笛声掺着报童的叫声：“火星人！”9点钟左右，一些激动的人们来到车站，向人们讲述着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人们只把他们当作醉鬼。去伦敦的乘客从车厢里向外面的黑夜里张望着，只在沃金方向看见一些时隐时现的火星，和红色的闪光以及星星底下薄薄的烟雾，他们只当是石南丛里起了火。只是在草地的边上才能看到一些骚动的迹象。沃金的边上半打别墅房子在燃烧着。草地旁的3个村里所有的房子都亮着灯，村民们整晚没睡。
一群好奇的人还留在恰伯罕和霍散尔的桥上。有人离开了，又有人加入进来，人群始终没散。后来发现，有一两个胆子大的人，在黑暗里走近了火星人；但他们再也没回来，因为这时又有一道象军舰上的探照灯一样的光束扫过草地，接着就射过来了热光。除此以外，那块巨大的草地上冷冷清清，几具烧焦的尸体整夜躺在星光下，直到第二天。许多人听见坑里传来了敲击声。
这就是星期五晚上的情况。在我们地球的身上，象一支毒标一般插着这个圆筒。但是它的毒性还没有发作。它的周围是一大片宁静的草地，有些地方在冒烟，还有一些黑色的烧得变了形的尸体倒在各处。四处的灌木丛和树也都着了火。再远一些是一片惊慌地带，更远的一些地方，火还没有烧过去。世界的其他地方，生活跟千百年来一模一样。即将阻塞交通，摧毁神经和破坏脑力的战争还没开始呢。
整个晚上火星人都在不知疲倦地敲敲打打，准备着自己的机器，白绿色的烟时不时地旋转地升上星光闪耀的天空。
大约11点中一个连的士兵穿过霍散尔，把草地的外头围了起来。不久又一个连穿过恰伯罕，部署在草地的北端。从印甘曼军营来的几个军官很早就到了草地，其中的埃顿少校已经失踪了。午夜时分一个团长来到恰伯罕桥向人群打听情况。军方显然对这件事看得很严重。报上说，第二天大约11点钟一队骠骑兵，两挺马克西姆机枪和卡迪干来的一个团从阿尔德肖特出发了。
午夜后的几分钟，在沃金契切路上的人们看到了天上一颗流星落在了西北方的松林里。它是绿色的，象夏日的闪电划破夜空。这是第二个圆筒。
在我的记忆里，星期六是一个充满了忧虑的日子。天气又闷又热。我睡得很少，很早就起床了。不过我妻子睡得很好。吃早饭前我来到园子里，站在那里停着，但除了云雀的声音，草地那里没有别的声音。
送奶人和平常一样来了，我听见了他马车的声音，于是走到旁边的门边去打听消息。他说昨晚部队已经包围了火星人，可能要开炮了。后来，我听见了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声音，火车朝沃金开来了。
“如果可能，”送奶人说，“我们并不想杀了他们。”
我看见邻居也在花园里，就和他随便聊了几句，然后回去吃早饭。那是一个极寻常的早晨。我的邻居认为军队会在白天抓住或者杀掉火星人。
“可惜它们不愿意让我们靠近，”他说。“知道他们怎样在另一个星球上生活一定非常有趣，我们可能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他来到篱笆边，递给我一把草莓，他喜欢园艺，所以常常有丰厚收获。同时他告诉我巴爱福利特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松林给烧掉了。
“他们说，”他接着说，“那边又落下了一个东西——第二个。不过一个够多了。那片草地上的事儿完了以后，一定会让保险公司花不少钱。”他极有幽默感地笑了。他说那片树林还在燃烧，并指给我看远处一片烟幕。“地上有那么多的松针和泥炭，还要热上好几天呢，”然后又谈起了“可怜的奥吉尔维。”
吃过早饭以后，我没有工作，而是决定走到草地那边去。在铁路桥底下我看见了一队士兵，我想他们是工兵——带着小小的圆帽子，肮脏的红色外套敞开着，露出了里面的蓝衬衫、深色的裤子，靴子捋到小腿上。他们告诉我运河那边不让人过去，沿着路边朝桥的方向望过去，我看见一个卡迪干的哨兵在站岗。我和这些士兵聊了一会儿；告诉他们昨晚看到火星人的情形，他们没人看到过火星人，于是向我问了好些问题。他们说不知道是谁给部队下达的命令，以为骑兵队里出了什么事情。普通的工兵比步兵的教育程度要高得多，他们热切地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特殊情况。我向他们描述了热光的情况，他们就开始争论了起来。
“我说，利用掩蔽物偷偷爬过去，再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一个工兵说。
“是啊。”另一个说。“掩蔽物对热光有什么用呢？它能把你烧熟了！我们只能尽量靠近，然后挖一条壕沟。”
“去你的壕沟吧！你老想着挖沟；你生来就是只兔子该多好啊，斯尼比。”
“他们没脖子，是吗？”第三个士兵突然插嘴说——他是个身材矮小、充满沉思、肤色黝黑的人，还抽着烟斗。
我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描述。
“我叫他们章鱼，”他说，“我们在跟鱼作战。”
“杀死他们不算罪过。”第一个人说。
“干吗不给一颗炮弹结果他们？”又黑又矮的士兵说。“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来。”
“你的炮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