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昨天打电话了。”她说，只是为了随便说点什么，“在我看来，她情绪非常不好。她打算郑重其事地和我打官司。”
“你告诉她说书是你写的了，她不相信？”他气呼呼地说。
“当然，不相信，而谁会相信呢？任何相信无论如何首先是建立在你想听到的和你现在听到的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瞧，我妈妈，如果有人对她说，天才的作家是她的女儿，而不是女婿，她马上就会相信，因为任何一个妈妈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总是希望她的孩子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的、尽人皆知的人。因此，你对任何一个母亲说，她的孩子非常有才华，于是她将会很乐意相信你。而如果对著名作家的母亲说，她的儿子是无能之辈和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思想，而所有他的天才的书都是可恨的儿媳妇写的，那么她会相信吗？”
“那这个蠢货要打算干什么？”
“她将就有关遗产分配提出起诉。而我回应她关于确定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签名的作品作者的诉讼。她将证实自己对儿子的继承权，而我将证实引起争论的金额不在继承的范围之列，因为它属于作为作者的我本人。”
“没脑子的笨蛋。谁会想到她对你如此的刻骨仇恨！”
“别再说了。”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皱了一阵眉，“是的，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正在做出不是最聪明和不是最合乎道德的举动，但这是个已过中年的女人，哪怕是考虑到她的年岁也需要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况且亲爱的，你如果忘了三周前她刚刚埋葬了自己惟一的儿子的话，我现在提醒你，当一个人患了重病快要死的时候，那么亲人们至少从精神上对逝世有一个思想准备的阶段。而当一个年轻人被凶手杀害致死的话，那么不会很快由这种精神压抑的状态恢复常态的。当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镇静下来的时候，过一到两年她本人会为她现在的举动心里感到惭愧的，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惭愧？”他大笑起来，“斯韦托奇卡，我为你那种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的信念而感到崇敬。假如一个狂躁者，他的手上沾满了数百个天真活泼无辜者的鲜血，你也会在谈论他时说，大概他在童年时缺乏爱和关心，母亲给小弟弟的爱胜过了给他的爱，因此，他整个一生会对小小孩充满憎恨的。你敬爱的婆婆永远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惭愧的，所以你别指望。但是，她知道你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是正确的以后大概会非常惊讶的。因为她确信，不需要什么表白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小声地说：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恼恨啊？从前你不是这么冷酷无情的呀。”
“我变了？”他傲慢地问道，同时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忍痛地指出，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用这种目空一切、冷冰冰的语调说过话。
“是的，你变了，变化非常之大。我甚至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冷血动物。是残酷无情、恬不知耻的人。”
“斯韦托奇卡，胡扯！你觉得好像是这样，你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过于多愁善感和富有怜悯心了，而我通情达理，深思熟虑，公道正派。但是由于你本人太易动感情，所以你觉得我的深明事理好像是冷酷和无情。我再重复一遍，疯子柳德米拉·伊西琴科罪有应得，因为她胆敢动手打你，打我比生命更爱的女人。”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没有作答，接着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完了剩下的路。让他在他房子旁边下车后，她没有像平常那样，等着他一直进了大门再离开，而是立即加速开走了，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忐忑不安。在数月的时间里她第一次对他的行为正确与否突然怀疑起来，立刻想起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话：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已无权怀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了，而应该考虑如何把病人护理好的问题了，手术完毕，被切下的和扔掉的器官不能再放回去了，所以现在开始的是长期和复杂的护理阶段。那位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说，做手术——不是变魔术，而护理好手术后的病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任务，它要求耐心、细致、技能。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当时没有把他的话同她本人所处的那种情势联系起来。因为她自己的手术要求长时间的和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并且任何人无法告诉她，这“不是变魔术”。而结果是，术后期——更加复杂、更加严重，而且需要比手术本身更大的精神力量。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是一个女强人并知道，她将忍受这个不一般时期的所有痛苦，但现在她第一次对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
为了完成纳培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的重托，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决定重新见一见所有在证词中指控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犯杀害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罪的证人。他们共有十一个人，不过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不排除他们实际人数还多一些的可能，仅仅是十一个人被传出庭。暂且他的手中只有判决书副本，而后可能需要查阅刑事案件卷宗。
总之，从“拉达”饭店与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一起出来的太太、门卫还有两个听到太太绝望的惨叫声后急忙跑到大街上的饭店客人——四个人，三名警察和两名“急救队”的医生——五个人，还有两个人——家有名叫洛尔德的大猛犬的主人伊戈尔·吉洪年科和一个在电视上看到被捕的凶手后，急忙去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姓普里加林的人，共计十一个人。
最简单的是“拿下”三名警察，因为他们既然是一起到达事故现场的，他们应该在一个地方工作。斯塔素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愿望实现了，但是只是部分的。奉召唤来到“拉达”饭店并作为证人在法院开庭时被讯问的这三名警察的确是一年前在莫斯科中央区内务局工作过，而现在在中央区只剩下其中一个人了。第二个人被调到西南区了，因为据说那里有人答应为其解决住房。第三个人则完全离开了机关并作为某个公司的法律顾问随心所欲地生活着。
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把两天时间（准确地说是两个晚上，因为白天他应该在“天狼”公司工作）花在寻找这个人上了。他们三个人一致确认，在他们到事故现场时就发现了躺在人行道上的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并在他周围有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其中一人是“拉达”饭店的门卫，而另外两个人是那个饭店的客人。受害人心情沉重，但神志清醒。有人问：“您知道是谁向您射击的吗？”他小声地和很困难地作了回答，但说得十分清楚：“多休科夫……叶尼亚……叶夫根尼……多休科夫。”
女人和几个男人马上确认，这些话在警察到来之前他就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找过警察之后，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着手找医生，因为他们也应该是从一个医务站来的，据查的确如此。不知是医务人员的干部比警察局的干部流动得慢，还是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真的走运，两个人——医生和医士——仍然在一起工作。结果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出某个人为提供假口供付出代价的任何迹象。两位看破红尘、一贫如洗、嗜酒如命的客人毫不犹豫地证实了判决书上所写的东西。是啊，他们来到“拉达”饭店，从这里把受弹伤的男人带走了，这个男人在被送往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学院的路上死了。但是，到最后他神志清醒并回答了与他们一起去的一个警察所提的问题。
“警察提的是什么问题，你记住了吗？”
“是的。基本上是同一些问题。谁向您开枪的？为什么他向您开枪？”
“而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回答了些什么？”
“他说出了名字，于是大家都深感惊讶，他说，用‘他’，还是用第一人称‘我’讲述？”
“可以用直接引语，而不用间接引语吗？”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请求道。
“可以。”一个并不年轻的胖女医生和蔼可亲地说，“大概是这样的：‘叶尼亚，多休科夫·叶尼亚，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叶尼亚，为什么？’他就这样嘟囔了一路，一直到死。我们没有把他送到。”
“也许他是在说胡话？”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推测说，“您不觉得好像是吗？”
“不。”一个面容明显枯槁的瘦小的医士加入了谈话，“警察还向他提了其他一些问题，问了地址，他的名字，也就是受害人的名字，天气怎样，今天是几号和谁在饭店了，他都回答得非常正确。那名警察显然很内行，也开始检查受伤人是否在说胡话。”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门卫、两个和饭店毫不相干的客人及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的熟人口中获得某些特别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事。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由于天生办事认真还是找到了他们，在他们身上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但任何新东西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