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拘留室。从来想不出在大革命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拘留室。
随着一声冰冷的哐当声，那位士兵把厚木板上镶着铁皮的屋门关死了，屋里的光线哎呀一下暗起来，沉静起来了。
忽然间我们彻底与世界隔绝了，虽然还在革命的环境中，却完全是另外的革命，另外一种气氛了。
红梅立在西边的高凳上，我立在东边高凳上，高凳间那张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把我俩隔开着。
在黄昏的一束窗光里，我看见了红梅的脸似乎比先前平静了，就像明白了这一切，可以面对这一切，有些微的大义凛然样。
我不知道在那辆啥儿模样的车上（好像是方屁股的吉普车）她坐在我哪边，在车上瑟瑟发抖没眼泪是哗哗流淌还是慢慢往外浸，还是如李玉和赴刑场样气宇轩昂。
然在这时候，日头大约正在朝西山跌落着，从看守室那一个小窗口泄进来的一束红光里，在到处是红色和印刷画的光亮中，那一束红光越发被映成一束红烈烈的火。
能听见外边哨兵走动的悠闲的脚步声，能看见那一扇小窗户，不断有一张脸在往屋里瞅，他每瞅一眼（他们肯定是站在一个什么台儿上），屋里的光线就要噼啪暗一下。
光线一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被人监视了，怎样被人看守了。
我粗粗看了看拘留室里的语录和论断，内容也大都是在革命中日常见过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能滚瓜烂熟背下的。
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比如“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再比如：“学习、学习、再学习；进步、进步、再进步。”
如此等等。
但在四面墙的中间和醒目显眼的地方那就不同了，内容深刻而贴切，含意深邃而悠远，回味无穷而丰富，发人深思而又使人心惊和胆颤。
迎面对门的正墙上，在最醒目的地方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八个字。
我对面的墙上是：“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在我背面，红梅正看到的墙上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而在那个窗子下，则是那著名而有力，宛若雷管与炸药的两段话。
窗左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窗右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还有天花板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而有预见如灯塔照亮社会主义航向的英明论断。
“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地面上是列宁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精髓要论，即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创造这种经验。”
这样的语录、论断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不感到它的雄奇和力量，但在监狱里，在特殊审讯室或是拘留室，我看完这些语录，感到脚下有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悄悄蠕动着，像黄河、长江埋在你脚底十米、五十米的土地下面在奔流不息，像泥石流正在我和红梅立站的凳儿下面挣扎和呼唤，像将要爆发的火山的岩浆正在地壳下面肚疼样翻江倒海着。
我能隐隐的感到土地在摇晃，木凳的腿儿在发抖，似乎我们随时都会从凳上摔下去。
我把四周那些语录、论断匆匆看了一遍后，红梅也已在木凳上扭着身子将那些默默读了一遍儿。
她的脸上是种灰土色，因为落日的光亮，那灰土上有一层隐隐的暗红在挂着。
我们相距一米多，中间地上的毛主席的巨幅像，把我们雪山草地般隔开了。
我们面前像有一座玻璃山或是玻璃墙，彼此能看见却不能拉拉手，能说话却不能让痰和唾沫星儿落到面前脚地上。
我们以为他们把我们关进这特殊拘留室，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对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又红又专的领导者，是仅差一天半天就要宣布的县长和常委，以为他们没有将我们关进那真正的监狱是对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同志式的爱和恨，以为这样让我们受到一种革命的惩罚后会把我们重新押到哪里的。
我说：“红梅，没事吧？”
她朝我点了一下头：“腿有些颤。”
我说：“颤了蹲下来，千万别往地上站。”
她说：“我明白。”
然后，窗子前的影儿晃动了，看见了一个瘦长脸儿在朝着拘留室里看，他扛的枪上的刺刀在肩上和他瘦长的脖子平行直竖着。
我和红梅朝他看了看，见他没有制止我们说话儿，也没有制止我俩蹲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感到革命人道主义的温暖了。
我们蹲了下来，都用双手抓住了那书纸一样大的木凳面的边（像柳木），我说：“四面墙上的语录是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地上竖满铺满毛主席像是防止我们逃跑，让我们脚一落地就犯政治错误，罪加一等的。”
她看着面前地上的毛主席像，脸上浮了惨淡一层笑，想说啥儿却又没有说出来。
我说：“只要革命情谊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该说的话你给我一个眼色我就明白了。”
她说：“会让我们在这木凳上蹲一夜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让我们蹲一夜我们就会栽倒在地上，就会踩到毛主席的像上去。”
我说：“那我们就正中了人家的圈套，就罪加一等了。”
这时候，屋里最后的日光还没退下去，刚刚有些昏暗升上来，拘留室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了。
屋里所有的灯光全亮啦。
顶上是五个聚光灯，四面墙壁各有两个，统共八个聚光灯。
这13个灯泡都是200瓦或者500瓦，炽白发亮如喇叭一样的灯罩的方向全都对准我们俩。
我们忽然感到浑身如火烤一模样，眼睛又刺又疼，仿佛有束束烧红的钢针在往眼里扎。
我们慌忙揉揉眼，待些微适应了那炽热的强光时，那一扇小窗被严严关闭了。
听到了哨兵走下哨楼的脚步声和木梯在脚下的咯吱声，像我们被扔进革命熔炉以后人家就走了，不管不问了，只等着把我们熔成反革命的废渣以后再来把我们抬出去，再在我们反革命的废渣身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置于死地而后快，让我们永生永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以我的敏锐洞察了这一点。
我们以我们的直觉洞悉了这一切。
我们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他们的用心和目的。
脚下的毛主席像一尘不染，只要我们下了凳子踩上去，毛主席像上就必须留下脚印儿，就是把鞋脱掉踩上去，你的脚趾印也要留上去。
还有那通往门口去摆成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灯一亮，我就看见有几座像边上都露出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儿，有的是“工”
字，有的是“十”
字，有的是“五”
，有的是“三”
，还有的是“：”
或“、”
，不消说，那些大小、塑形不一的每一座毛主席的像，放在哪儿都是有它的秘记的。
更为险恶的，是那些毛主席像的脸是朝着哪个方向扭，那些标记不仅记住了每个像的坐标和方位，还暗记了那些像的坐向和朝向。
我和红梅认真观察了，不从那儿拿起二至三个毛主席像，你就无法落下一只脚，要从那木凳上走下来，你必须一连拿起五到六个毛主席像，才能把双脚落下来，而你往前每挪一步，又必须把身后的毛主席像放回到原处儿。
而这当儿麻烦就来了，你记住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毛主席像的位置在哪儿，你却无法记住这些毛主席像的方向朝哪儿。
它们几乎没有两个相邻的方向是相互一致的，且每个和每个的方向差别不是正东或正西，正南或正北，而是正东或东北一点儿，西南和东南一点儿，再或东南和西南偏北一点儿。
那紧挨紧立成四道水波纹的主席像，仿佛是一片革命的八卦阵，走进去你若不知道那道秘诀你就决然出不来。
我和红梅彼此相望着，谁都没说话。
好在那个季节还不到盛夏里，闷热还没有如蒸笼样把我们笼罩着。
在黄昏后（也许是黄昏后）的静寂中，我们没有听到城里工厂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城郊铁路上每天夜里通行的运煤的火车汽笛声（难忘的城郊铁路啊！
）我们隐隐嗅到了田野的腥味，像丝绒样从门缝、窗缝挤进来，嗅到了似乎有烧砖瓦的窑味夹在那田野的气息中（或许是田野的气息夹在砖窟的硫磺气味中）。
我看不见我的脸是啥儿色，可我看见我的心又灰又冷，如水湿的蓝布或灰布，看见红梅的脸不知从啥儿时候显得又有些苍白了，好像又有些心慌意乱了。
时间如流不过去的黄泥水，又粘又稠，迟迟缓缓，漫溢在这又空又大，把革命的景况堆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
我们就那样蹲在一米高，正好能放两只脚的柳木凳子上，一会看看脚，一会看看脚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那么慈祥地微笑着），一会又彼此抬头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