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石油战争】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