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 第1章 《反特反谍奇战写真》 作者：李健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写在前面的话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毛泽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隔绝的海峡两岸在对峙中自然会有秘密战线的绞杀和较量。本书首次揭开了台湾间谍机构的神秘面纱，精彩地再现了共和国一幕幕反特反谍斗争的生动场面。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 毛人凤布置潜伏 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的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要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中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并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下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长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叫明绍武。 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了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特务派往各地。但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在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的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 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共产党，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特务头目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也实在没法安置。这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并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上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向共产党坦白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新政权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国统区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尚未解放的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共产党到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中共叛徒 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中共叛徒去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中共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在大陆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采取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的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中共叛徒，有作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 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第2章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了。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并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是有把握的。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个“勘乱区”：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应变计划”规定，这5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除上述五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杨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5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翟波平。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九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四个师，及十一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七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七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绥靖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五、第八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三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侯，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节中苏铁道线上的连环谋杀 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问呀！”“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新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他身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的！毛泽东将出访苏联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得到了，并探听清楚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经山海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赴莫斯科的路线。他立即向台北保密局拍发密电，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特务头子毛人凤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密令潜伏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在两个地方下手：一是破坏长春14号铁道桥；二是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第3章 计兆祥发到台北的电报，被我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及时截获，准确地破译其内容后，上报了中央。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及译文，被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在卷宗中看到这份密件后，立刻挥笔在文件的天头上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首次出“洋” 12月6日晚，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着一片青光。在徐徐寒风中，身披工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翠叶。几辆小轿车由丰泽园门口缓缓驶出新华门，尔后向永定门方向飞奔而去！刚跨出车门，毛泽东就发现车站空旷寂静的月台上，站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不是讲好不送了么？”他拖着鼻音很重的湖南腔，紧紧地握住了朱德刚从帽沿旁边放下的大手。在下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就讲过晚上大家不要送。当时大家都没吭声，他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没想到，真要动身的时候，又一个一个冒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注意，他真想说几句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他以新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苏联会晤斯大林，同伴们对自己这次出访的关切和寄予厚望，也是情理之中的呀！“主席第一次出国，哪有不送的道理呀！”朱德憨厚地咧咧嘴笑道。“你们呀你们呀！”毛泽东又把手缓缓地伸向站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周恩来。 “弼时，看你，身体不好也赶来了。”毛泽东不无责备地瞅了瞅任弼时那张由于长期失眠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庞，握着的右手有力地抖了一抖。“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拼老命啊。”任弼时含着笑应了一声“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把高大的身躯朝前俯了一俯，对着周围的送行人说：“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可要同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哟！”“好啊！”同伴们随声附和。 “是这样的。”毛泽东缓缓扬了扬眉，轻轻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我这个人是属猴子的，天生的爱动不爱静，喜欢到处活动活动。今后我到外头走走，你们都不要搞送往迎来。你们一送一迎，劳了你们驾我不敢当，我毛泽东本人也不自在。你们也不要担心有人朝我打冷枪。敌人想动我毛泽东的脑筋，也没那么简单。轻车简从，神鬼莫测，你说是不是，公安大臣？”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把脑袋转向跟在侧后面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连忙憨笑着应了一声“是”。 “你们看，他都打包票了，你们还不放心？”“放心，放心，主席保重！”刘少奇、朱德笑眯眯地作了回答。“那就这么说定了？”毛泽东又把有神的目光在伙伴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见大家没有异议，他满意地憋了憋嘴，而后潇洒地挥了挥手，迈着矫健的步伐，朝着月台上那辆编号为9002的专列走去。杨奇清刚想跟随毛泽东走向专列，周恩来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服，他立即会意地停下了脚步。“还有什么吩咐吗？总理？”“刚才瑞卿同志报告：一个小时前，敌潜伏电台又发出呼号，报告了主席专列即将启程的情报。”周恩来拧了拧眉，有点清癯的脸庞上耸动着焦躁与不安。 “奇清同志，此行事关重大，你可要千万小心在意，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出不得半点纰漏啊！”“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保证主席安抵满洲里！”杨奇清挺胸打了个立正。 周恩来没吭声。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位老红军、老保卫部长的忠诚与干练。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不久，他得悉5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他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1942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地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了这个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泽东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1944年，杨奇清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工作。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作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北京截获台特电讯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领导侦破这个案子的工作落到了杨奇清肩上。由杨奇清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毛泽东访苏的行期日益迫近。但供破案参考的线索仍然只有敌电译文和以“0409”为代号的发电署名。这一天，心急如焚的杨奇清，把公安部一局侦察处侦察科长曹纯之请到办公室。毛泽东的安危，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曹纯之当即立下军令状：到期破不了案提头来见！曹纯之成了侦破敌潜伏台的前线指挥。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杨奇清随同专列沿途组织保护，然而，谁又能保证在长达一万多里的铁道线上没有偶然的“万一”呢？而如果这种“万一”出现，将会给党给人民带来何等惨痛的损失啊！周恩来紧紧抓住杨奇清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和罗部长24小时值班。”“是！”杨奇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同公安部长罗瑞卿向着毛泽东一行大步赶了上去。 途经天津发现异情 12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这天，一辆编号为9002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3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平稳。专列首先由北京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天津。经过天津时，前导车发现有一段路轨被毁，一辆机车头上绑着一束手榴弹。此事非同小可，罗瑞卿部长立即下车组织调查。天津路段出现的情况，使得留在车上的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此行任务的艰巨。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列车继续前进，坐在中节车厢的毛泽东，在听到天津路段的情况后，把手中的书放到茶几上，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木！“请杨副部长到这里来一下。”毛泽东用那浓浓的湘音不紧不慢地对秘书说。听说主席有请，杨奇清急忙来到中节车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有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主席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人凤下令执行计划 12月7日清早，毛人凤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密谋在大陆的行动，台湾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今晨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都很不利。 第4章 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共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毛人凤即刻命令：“按行动计划执行。”接着，他又督战似地说：“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奖励计兆祥2000美元，并晋升他为上校台长！”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来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里与敌特进行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尤其是1931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3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笑呵呵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今天请你们来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曹纯之上任后，着手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调公安部的电讯侦察组监测，从空中确定敌潜伏台的所在方位；一是在北京和天津查汇，从台湾给敌特活动经费的这条途径，获得地上侦破线索。这两条“高招”果然立竿见影：电侦组先是破译了台湾保密局给“0409”的嘉奖令（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接着报告从北京到台湾的电讯信号交叉点由初感应在天坛范围，进而北移东城缩小为前门外，最后确定为南池子上空。由查汇获得的侦破线索正与在空中确定的敌台方位相吻合。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发现了香港九龙xx街道xx号汇给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计采楠小姐的两笔大额汇票（一笔是1500元港币；一笔是2500元港币），计采楠的弟弟计旭（原名计兆祥）是北平特警训练班的最后一期学员，现恰住在南池子九道湾43号。南池子紧挨中南海和天安门，旧时这儿王府宅第林立，深宅大院星罗棋布，大小胡同纵横其间，是皇宫要员集中居住的地方。解放后，党政军领导人也多居于此。在老百姓眼里，这个贵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防范较严的禁地。正因为如此，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空地带。 南池子43号的院内有两个院、两个门，正院向东，旁院向西。计兆祥住在正院西房，住在旁院南东头的是个邮电工人（旧警察）。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安一微小灯泡监视，夜间计兆祥发报，小灯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以此便可肯定电台在计兆祥屋里。公安部侦察处李光祥处长、苏字涵副处长提出这个绝对有把握抓住敌台的建议，曹纯之马上表示赞同，当时主管该案的杨奇清也表示同意。但是，对计兆祥进行实地严密监视后，潜伏台没有出现任何信号！曹纯之汇报完毕，李克农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式水晶石眼镜，温和地对他说：“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同时要注意，我们着重打击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这个组织，政策上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捕潜伏敌人。”“是！”曹纯之颔首答应。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 在沿途武装部队和专列警卫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要在此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而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 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军乐四起，鼓号齐呜，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唰——”地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冻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身体，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的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一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笑语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太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6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第5章 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夹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分量。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木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采。由一座座教堂和宫殿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一条护城河与红墙护卫着这座曾为莫斯科的公国和18世纪前的帝俄皇宫，而今苏联党政机关的心脏就设在这里。 毛泽东按时被送到宫内斯大林的会客厅里。这客厅十分气派，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光亮照人，红红的地毯显得隆重华贵，壁炉架上端的墙上有一口老式的俄国古挂钟。毛泽东有意识地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时间提前3分钟到达。斯大林的秘书走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进去向斯大林通报。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按规矩，以往斯大林召集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入的，而且必须正点，不能迟到，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竟然没有动静。“当当当——”挂钟敲了6下后，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毛泽东站起身来，步伐蒲洒地大步走了进去，翻译师哲跟在他的身后。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排成了一排迎接着毛泽东的到来。站在最前边的是斯大林。他沉着而坚毅，眼光深邃，热情随和，他身后依次站着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苏联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全都衣着一新，仪表整齐，神态严肃庄重，显得礼貌而不失风度。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来，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去，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您好！”“您好！”“我们欢迎您的到来。”“谢谢斯大林同志。”四只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地说：“好，好呀，真想不到您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壮——”“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毛泽东回答。斯大林回过头来，把全体政治局成员逐个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祝愿问候，尔后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的情况。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师哲坐一边，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坐在一边。斯大林望着毛泽东，又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您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您健康！”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他显得儒雅、温和，很有分寸，言谈举止中带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毛泽东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用极有兴趣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坐在对面的不仅仅是一位伟人、一位领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常对毛泽东话中的旁征博引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轻轻地点起头来。斯大林取下嘴上的烟斗，思索了一下，问道：“我们双方这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毛泽东想了想，巧妙地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东西来，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他很形象地用手比划了一下。苏方的翻译被难住了，他不知怎么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来，脸都急红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见此情景，忙把毛泽东的话做了解释：“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好看就是指形式上好看，应该是冠冕堂皇的才好，好吃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有好的内容，实实在在的。”师哲解释后苏联同志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相互看着，比比手势。有的人还觉得好笑，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的神情是很认真的，他在体会着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楚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双方若要签约需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打算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了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12月21日，斯大林70岁诞辰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火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联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所有的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应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中，场面十分热烈壮观。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火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第6章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您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唔——”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恩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吧！”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格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个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地耀眼，大小10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条约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超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悦：“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 其实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宋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辛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地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着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斯大林破例出席中方招待会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 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第7章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您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斯大林啊！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过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人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火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壁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竟连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来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惜！”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祝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地与中国同志谈笑着！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李克农严斥毛人凤 北京南池子，云南会馆。已是深夜1点多钟，曹纯之仍难以入睡。按毛泽东访苏归国的预期时间，破案期限只有三天——72小时了。曹纯之几次去向李克农汇报，都没得到明确指示，他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立下了军令状，而是着实担心毛泽东在归国途中的生命安全。正当他辗转反侧之际，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住，紧接着传来重重的扣门声。曹纯之打开门，与计兆祥住对门的那个邮电工人站在门前，他气喘吁吁地说：“计兆祥凌晨1点钟又发报了。”邮电工人的话音刚落，电侦组组长李朋不召而到，兴奋地对曹纯之说：“经与各电侦情况核对，敌台发报的时间与电侦监收到的时间完全一致。”曹纯之喜出望外，他立即调车去李克农家汇报。李克农听完汇报，微笑着拍拍曹纯之的肩膀说：“老曹，我宣布这一仗你完全胜了。”“现在只对计兆祥一个人有证据啊？”曹纯之疑惑地问。“这个问题大家要统一认识。通过对那些与计兆祥有接触和联系的人的调查，他们与什兆祥并没有直接的特务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计兆祥的电台是保密局的‘万能潜伏台’，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过。”曹纯之听罢，心中不由暗自钦佩。下午2时，李国祥处长用毛笔下达了侦破命令：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只捕计兆祥一人。 李国祥1950年接到命令后，曹纯之率领侦察员们来到南池子九道湾43号，计兆祥正好在家。侦察员们亮出逮捕证和搜捕证，计兆祥顿成筛糠。可几个侦察员搜了一阵儿，只发现了整流器，没有发现电台。曹纯之屋里屋外仔仔细细瞅了一遍，然后回到屋里，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掏出一支烟，若无其事地吸着。他按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式，猛抽一口，仰头喷着螺旋式的烟圈。沿着烟圈升腾的方向，只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他心中一动，命令道：“上去！电台肯定在上面。”一个侦察员敏捷地跳上摞起的凳子，用手一拉“牡丹图”，立刻现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他掏出手枪，一纵身爬进黑窟窿。不一会儿，侦察员从上面递下来美制sst—i—e型25瓦电台1部、美制手枪1支，以及写在一本《古文观止》上的密码本等特务罪证。李克农赶到现场，看着浑身发抖的计兆样，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今天来，是来看你的发报技术的。就用这架电台，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毛人凤，我说，你发。”“是，是。”计兆祥连连颔首。此时，台北近郊。一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木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里，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风，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下一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见毛人凤无精打采的样子，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他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军司令。”毛人风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正在毛人凤忧心忡忡的时候，机要员进入，战战兢兢地递给他一份电报。毛人凤兴奋地接过电报，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正是李克农发给他的那份电报，电文是：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看完译电原文，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代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 第8章 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辞严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机要员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平，比过去更厉害了！”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发完电报后，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得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接着，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曹纯之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马司令”落网 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鹏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3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3人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久仰！”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保密局毛人凤局长的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蒋委员长饬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马司令松了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要人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平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有响货吗？”特派员问。“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会变节吗？”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他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谁，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了东北技术纵队的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在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中美合作所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了我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公安部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曹纯之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曹纯之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曹纯之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高兴之下，曹纯之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曹纯之：“他姓什么？”“他姓辛。”曹纯之答。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曹纯之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第9章 李克农部长说：“嗬，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曹纯之答：“他姓任。”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曹纯之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曹纯之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得好哇！为侦破此案，曹纯之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登上归程 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工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了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一个人。”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月17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又看(奇*书*网^_^整*理*提*供)，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已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奇qisuu.书洒在大地上，2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第三节保密局接到暗杀谕令 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这以后，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已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到从肉体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华东财经委会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往上海派出能干得特务。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 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到巢穴和党羽。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企曾，率亡命匪徒28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28人便一一被我捉获。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早在1929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特务连连长。1935年他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6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6个月，务必刺杀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2000两。六人小组再次被擒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路都察看了一番。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11月11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10天了。在山西路7号住宅门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门开了，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么？”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走不掉的了，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矇眬，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离开史家。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了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第10章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老狼一落网，其余5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第四节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 惠如楼两位别胸针的客人 1950年4月17日，广州。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着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第一号目标。”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了公安局！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5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邀功领赏。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 原来，早在1950年4月12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人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第五节惩治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早在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年10月16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月所破获的153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xx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年8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 第11章 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奇qisuu.co网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第12章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支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支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柬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申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时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究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曹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这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凡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一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 第13章 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嗅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于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丰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的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的欢迎的人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3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 第14章 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皿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他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3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o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1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3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入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但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 第15章 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兢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旱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时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第16章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了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未》的文章。该文说：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在港市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1港市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市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未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犒赏有功人员。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3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木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先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这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第17章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开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第七节九龙暴动内幕 旗山旗海 九龙暴动是从李郑屋徙置区首先发生的。这些徙置区是港英当局修建，用来收容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政治“难民”、一贫如洗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一部分组织得极好的分子——国民党“难民”。1949年声名狼藉的“十四k”党迁人香港后，香港的秘密帮会中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十四k”党是已经死掉的国民党特务葛兆煌在广州成立的。这个组织决不是香港固有的秘密帮会之一，它实际上只是——正如香港人所共知的也为英国警察当局所承认的——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由于这个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国民党利用美元渗入秘密帮会的过程加紧了。“十四k”党充当国民党和香港一些传统的秘密帮会之间的主要联系。1956年10月8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吴达，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那里，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庆祝补助费后，便立即吩咐他的10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10多个人当中，有8名是“十四k”的人马，其中就有事后被驱逐出港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5名是“和胜和”分子，其中包括事后被驱逐出境的大傻球。 当时香港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硖尾和李郑屋3处，每年的10启10日，亲台人马便经常利用这3处地盘作为。“据点”，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8日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10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居民，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1元的浆糊费。1955年的“双十节”，是令徙置区居民恐惧的日子。石硖尾的r座，一家4口人因拒绝悬旗，被来历不明的人夜间闯入住宅殴打致重伤。不过当时的徒置区面积有限，很难把10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绳上面，张挂在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了事。今日的徙置区已非去年可比。在9日的上午，分旗的大汉派人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当场提出警告。面对这帮恶势力，港民们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而不去自找麻烦，于是，尚不到“双十节”那一天，整个徙置区的大街小巷，门前房后便已是旗山旗海了！ 9日午间，那群人又在面对通衢大道的李郑屋村的a、b及g座刻意地进行了重新布置，他们出动了50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彩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子、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艹”字。这还不算，“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成、复国必成”等大小型标语也比比皆是，连地下的公共厕所中、浴室中也全都贴满了！于是，徙置区一下子变成了“青天白日”的海洋，尽管旗子间少有人员走动，却也着实是蔚为壮观！ “双十”标志被撕去后的轩然大波 10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临近中午时分，大会己接近尾声，会议的负责人正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会场高潮迭起。 突然一名纠察模样的人仓皇奔向前排，对一名50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了一番，大块头脸色陡变，急忙向周围喊口号的人打了个招呼，便立即离座跟着“纠察”跑向大堂外票房接电话：“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决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有关，我会立刻向上级汇报，！必要时可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后我会赶到现场！”大块头正频频在电话中向对方嘱咐再三。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亲台分子与徙置区的事务处职员碰上了。9点半左右，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g座的公共墙壁上张贴着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艹”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徒置区的管理条例有抵触。根据1956年10月3日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决定给各徙置区大楼居民警告不得在各楼宇的墙壁上贴纸旗标语或其他装饰物，以防此种物件一经张贴后难以清除，影响周围环境，而用绳悬挂旗帜则不予反对。于是该职员便通知该居民自动拆去，但无人理会。在此情况下，该职员便亲自动手将双十字及附近的纸旗拆去。当时并无任何人干涉或阻拦，姓李的职员稍作巡视以后也便返回a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 这件事被以吴达为首的居民组织知道了。10点30分，吴达指使一名绰号为“猪肠粉”的男子纠集30多人，声势汹汹地包围了办事处，并高声质问是谁斗胆撕毁了g座的“国旗”。 姓李的职员便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向“猪肠粉”作了番解释。但“猪肠粉”岂会接受这等道理，他最关心的只是谁撕毁了“国旗”，并扬言如果办事处不赶快交出“凶手”，立即将其夷为平地。言辞不仅粗秽不堪，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这时办事处尚有27名职员在工作。但是随着“猪肠粉”的吆三喝四，一会儿便聚起了一大群。其间多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11点左右，围聚者已达600人。办事处的职员见势头不妙，偷偷地与深水埗警署联系，请求警员前来维持这里已经充满火药味的秩序。11点半，深水埗警署派出警员20人赶到现场，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采取了较为灵活且保守的做法，一面向警署报告实际情况，一面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办事处的职员们的安全，暂不对围观人群采取驱散活动。可这正放纵了滋事分子的暴行，“猪肠粉”大声提出了5个条件，限徙置区在15分钟之内给以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5个条件是：将撕去的双十字标志及“国旗”重新张贴、悬挂，并加上蒋介石的肖像；由办事处买500元的爆竹在撕旗地重新张贴、悬挂时燃放，作为认错；将“凶手”找来，向“蒋总统”行三鞠躬礼，以示道歉的诚意；以“套红”将道歉启事在全港大小报章刊出；对撕旗“凶手”以法律处分。像这样苛刻的无理条件，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愈加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话说“猪肠粉”其人，乃是“十四k”中的“草鞋”人物，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由此获得绰号。他连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又怎会草拟5项条件和道歉启示呢？不用说这又是吴达背后操纵的结果。吴达原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提出5项条件之后，便吩咐手下人向正在一间戏院开会的那个大块头男人报告。原来此大块头也非等闲之辈，他乃是“六组”驻港的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作掩护。此人阴险毒辣，鬼心眼一个接着一个。在十日的庆祝大会上，大块头之所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前排的听众席上，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免暴露特务身份。大块头一接到吴达的电话后便马上奔赴李郑屋村现场与吴达共商“大计”。与此同时，原来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局势扩大，竟然答允了亲台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重新张贴双十字标志及所谓的“国旗”，并购买10元鞭炮燃放，对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等请示上级后再给以答复。 你退一尺，我进一丈。这帮亲台分子一见官方让步，气焰更加嚣张，声称办事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部要求，不许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否则将立即采取行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深水埗的警员又增援过来不少，现在由一名副警司为首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九龙警察总部也被迫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对付这场愈演愈烈的事变。躲在现场附近一家餐厅的吴达、大块头二人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有两人随时向他俩通报消息。当大块头获悉警方的反应之后，便立即指使滋事分子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都不能打折扣，办事处若再拖延，便施以暴力措施。受了大块头的疯狂煽动之后，暴徒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凶相毕露，他们开始冲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大打出手。 第18章 副警司只好立刻下令警察们保护20名职员撤离现场，但是这又何其容易啊！暴徒们毫不示弱，分成两批人马：一批捣毁办事处并到处纵火燃烧公文、财物；一批则紧紧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所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时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所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也逐渐被警察用催泪弹驱散。事件看来就要平息下去了。 但是上述始末情形被“军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华将军获知后，本来就对大块头的狂妄自大有几分不满的华将军遂极不客气地电告大块头：此事从现在起由我们直接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这位潜伏于半山之间罗便臣道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干预，注定了这场大灾劫的不可避免，也表明这场灾劫中，台北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葛某，因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居中策划，又担心暴徒再行集结，遂于正午12点左右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经过研究决定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的派警员驻守现场。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台北方面竟然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没料到这“星星之火”终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动荡。下午6时许，一名瘦长的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100号二楼的一间房子，屋内的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戈登、钟发、欧同，女的是齐济文，他们都是追随“十四k”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后到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特务华将军的心腹助手，很久以来，“十四k”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这位瘦长汉子面带紧张之色，在详细盘问了此处的安全措施后，才吩咐各人坐下，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瘦长汉子诡秘地传达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我们，台北政府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咱们‘十四k’及各位兄弟报效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出出这几年的怨气。”至此，五名小头目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纷纷表达自己“死而后已”的壮士之志。 “现有以下指示，望大家即刻执行，不得有误，”瘦长汉子继续说，“一、由‘十四k’联络全港各堂口的人物，准备编成5个大队，尽量携带各种武器，联络工作必须于今晚10点之前完成；二、明日午前，政府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5个大队的战斗；三、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编号，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政府的指挥者也分别以‘孙君’、‘逸君’等作为称呼；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k’人物为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蔡先生，时间为今晚12点至凌晨1点，电话号码为96322；五、已经分别通知绿林等3家中学，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并通知忠贞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六、攻击对象为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属左派的）！等，务必全力以赴，尽快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九、连夜赶印‘国旗’！十、战斗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这就是所谓的“十大战斗纲领”。此时，已是灯火万家的时分了。这5名头目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已是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密谋血洗半岛 此时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依然烟雾未散，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员刚刚扑灭被暴徒点燃起来的大火。李郑屋村的扰乱使九龙警察断定这一带乃是暴徒的核心地带，于是800名警察在永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随便集结。李郑屋村及其附近街道变得戒备森严。 5名“十四k”头目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指示之后，以最迅速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路的黑社会人物。晚上8点钟，警察换岗的时间到了，暴徒们纷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动了。 9点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附近被砸，前往救护的警察和消防队员5人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暴徒们随后逃之夭夭。10点10分，嘉顿公司10余辆货车火光冲天，3名司机受伤，货物几乎全部被焚毁；10点45分，新中食品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均发生店门被砸、货台被抢劫等事件；11点10分，南昌街201号周先生的金铺被砸得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又有数名警察前来及时阻拦，才未造成重大损失；11日凌晨，九龙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等，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警察只得关闭大门，以守为攻，不敢轻易外出；到了11日的早晨时分，整个九龙几乎无一处不遭受暴徒们的袭扰，而整整一个夜晚的防守也使得警察们疲于奔命了。黎明前后，局势稍有缓和，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枪响。 10月11日早晨8点钟，在石硖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大角嘴街！出现了一群接一群的暴徒分子，人数多则2000，少则几百，有的拿着棍棒、酒瓶，有的还带着枪，大有踏平九龙城之势。长沙湾球场附近，人头涌动，一批约200人的暴徒，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一面三丈多高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好不威风”，这便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所在地。为了稳住阵脚，应付更严峻的场面，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并准备了较多的催泪弹，以便通过“文明方式”驱散人群。同时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用的辅警都集中候命。看来一场暴乱与反暴乱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与此同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瘦长汉子亲自驾驶一辆柯士甸牌汽车，进出于深水埗与长沙湾球场之间，给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10点10分，一辆来自台北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启德机场。飞机上依次走下7名衣饰华贵的男子。下机之后便迅速分乘两辆的士绝尘而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的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会晤“军统”驻港特务头子华将军；另一辆载着5个人的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7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香港之后，血腥暴行便重又在各处疯狂展开。 面对暴徒的滔天罪行，由百名警察组成的防暴纵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暴徒们戏称各街道都能见到的这支支防暴纵队为“影子纵队”、“无能纵队”。于是暴徒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刚过正午，一辆小型货车于兵荒马乱中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目击者后来称纸旗在50000面以上。许多“双十节”时出现的标语又出现在街头巷尾，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辆通行证”发放室，从此凡是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否则将有被砸毁的危险。这面纸旗的代价，最低以10元起价，如果暴徒发现车内乘客衣着较为华丽，或者车辆较为名贵的，则要交付更高的价钱。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给勒索11次之多，付出近1000元的“车辆通行费”。 暴徒滥杀无辜 暴徒们为了方便“特殊身份的人”，便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常见的是下面两种：“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c中三青总。逸君留条。”不仅来往车辆被勒索，就是各大小商户也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劫的下场。暴徒们分为十几组，分组前往商户门前敲击门窗。因为此时的商店早已大门紧闭。敲门的常常是一位作学生打扮的美貌少女，商户如不及时开门，便免不了被砸被抢的命运。暴徒们在店主面前，总是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望各位同胞踊跃捐助，以解经费紧张之难。多数商人屈于暴力，忍气吞声地给予少则500，多则上千元的“捐助”。据称在长沙湾道的一家五金商店中，因为以前悬挂的一幅毛泽东像没有来得及摘下来，竟被暴徒们逼迫交纳了5000元现金以恕罪，并勒令店主亲自当场取下画像以火焚之，方肯罢休。 下午3点左右，大角嘴华润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一伙歹徒用木棒打烂门框而入，将其中货物全部掠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七捣八碎，临走还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才没有使火势蔓延到周围木屋，导致一场火灾惨剧！ 第19章 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道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20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壮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于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3200元等3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联邦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冤死异乡。在下午4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3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13日午间不治而死。 “五大君”隐匿幕后 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狂风暴雨的肆虐。10月11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爪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1日下午5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300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300人。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3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11日晚上7点半起，至12日上午10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7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日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10月12日为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20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30余名着白衫黑裙的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中，有3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轿车穿梭往返。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12名，其中还有5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11点至凌晨1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7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10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6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顷刻间便成一片废墟。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之际，是警方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君，从13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于警车之后，再分为10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硖尾等徒置区之外，九龙城碧、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人。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 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了。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做怎样的“交代”呢？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招待会上，备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严惩黑帮特务！”“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第20章 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第八节毛人凤作古 蒋介石痛失老奴 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问：“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台北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膈，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农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勖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农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傅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造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昕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此消弭于无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特工王”突然失踪 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的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的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了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的官邸，向蒋紧急汇报了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做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蒋介石之所以很快做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 第21章 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宴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活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中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爱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和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惜一切把他找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第22章 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为了应付舆论和解决军统势力对自己的潜在威胁问题，曾秘令戴笠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可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航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毛人凤接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上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已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后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这一场灾难。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竟无人收殓。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坡，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尸体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的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的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的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那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当时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两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戴笠死因之谜 为了加强布置对东北的反共活动，搜罗在华北地区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古广大地区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夺得肃奸大权的戴笠再一次来到华北。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古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说了些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的情况对戴笠有所作用，还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 川岛芳子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马汉三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相吻合时，多年来索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成“正果”。 第23章 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体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见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做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宝物。当时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者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大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伺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了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为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备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浩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备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并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为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 第24章 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付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殴英因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于是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好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戴笠弄清自己朝恩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露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第25章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马汉三两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3·17”空难 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3月13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他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月13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兔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3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鸡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社见戴笠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3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圜，此案即不了了之。戴笠本拟在3月14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月16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10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10万，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月15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的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做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杜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2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聿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做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的，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风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慈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 第26章 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但是，上午11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的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的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3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3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他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他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做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做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 第27章 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暗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匪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出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做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又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风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军统大斗法 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被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卖力气，他最大的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了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的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3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第28章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1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1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4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1辆给蒋介石外，3人各得1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1辆，剩下2辆。郑、毛两人便各要1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1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3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1座洋房、1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决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目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军统”名号将不复存在“军统”。 “军统”为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是以“军方”黄埔系为基础的。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这个系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侦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材料。戴笠原是黄埔军校六期的肄业生，参加了胡靖安的“侦查组”工作。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胡靖安奉命赴德国留学，“侦查组”的工作即由戴笠接替，名义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尉联络参谋。戴笠组织了一批流氓、帮会分子和亡命之徒，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以“学生”的名义把收集的情报呈送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侦查组”名义招榄人员进行活动。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助理干事，于4月1日正式成立。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3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第一处扩大成为“中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少将级，1940年后升任局长），实际负责。军统局的规模异常庞大，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是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所有内外勤特务都是终身职务，不得中途退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基本工作人员激增至4万余人；在边远的伊犁、拉萨以及一些国外重要城市，都设有机构；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还控制了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的武装部队。1942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发生了联系。1943年4月，中美双方签订协议，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5月1日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参谋部梅乐斯中校为副主任。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及武器，有数百名美国特务来到中国进行活动，在各地举办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集了四五万人接受训练，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所有器材、人事移交军统局。 “军统”系统的特务，一直把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时，它曾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革命根据地，刺探情报和进行抢劫、暗杀等活动；抗战开始后，又派遣特务混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军统”还组织了极其凶恶的所谓“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政治绑架和暗杀勾当。他们嗜血成性，残酷毒辣。被他们秘密绑架和凶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难以数计的。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企图以此来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1月，他们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主张抗日的《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举国为之震惊。抗战开始后，满怀抗战热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刚从海外回到祖国，就被戴笠囚禁起来。经过12年的辗转折磨，他和秘书宋绮云两家6口全被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1940年3月，他们在成都搜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和罗世文等1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无结果后，除将车、罗二人关押在集中营外，其余的人均被投入坑内活埋；1946年，又把车、罗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并焚尸灭迹。“军统”为了大量囚禁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在重庆望龙门设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时，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赶到福建进行策反和破坏。1935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也是蒋介石专门用来对付四川军阀的。1936年6月，陈济棠在广东成立“西南政府”时，戴笠派遣特务收买了陈的空军和其他将领，致使陈军不战而溃。同年冬，戴笠派人在上海绑架了反蒋派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刘芦隐。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军统”在这时期也诛杀了一批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如：1938年在沦陷后的上海，诛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萧、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又击毙了投敌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枪杀了正在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唐绍仪。但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军统”为了实行反共政策，不惜与日伪特务勾结，和汪伪的政治保卫局交换使用人员，各委要职，设立电台，互换情报。有的汉奸甚至还兼有“军统”特务身份，如大汉奸周佛海就是“军统”指挥下的“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张国焘1938年3月在武汉叛离共产党后，先和“中统”发生联系，到重庆后又转到“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抗战中叶是军统局的黄金时代。当时，它所掌握的基本特务约有10万人，外围人员20万人，直属机构有：各地军事机关的第二处、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财政部缉私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邮电检查处、航空检查所和别动军等。 第29章 协助机构有：各地宪兵团和各地警察局。“中统”能与“军统”分庭鼎立，获得蒋介石的亲睐的另一特务组织，就要属“中统”了。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反动统治，系的“党方”和黄埔系的“军方”，分别组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它们是蒋介石豢养的两支政治鹰犬，凶狠残暴，血债累累，一直把罪恶矛头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手创办和经营起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追溯它的前身，却起源很早。蒋介石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清除左派和防止其他反蒋派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特务性集团。这个集团的基础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是陈立夫。他对党务调查科大加扩充，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设立“反省院”、“感化院”，专门关押和审讯“政治犯”，逐渐形成一个“党方”的特务系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和对付各派反蒋势力，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纠集一系亲信分子，组织“青天白日团”（简你“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务调查科”系统的骨干分子。这时，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他适应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的需要，对该科的人事和经费大加扩充，设立机构，大批训练特务，在各省市党部设立“调查室”，派遣专人进入各地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1931年4月逮捕顾顺章（当时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并策动其叛变，以及1932年10月逮捕陈独秀，都是党务调查科干的。1935年底，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它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方面，特务活动更加猖撅。 1937年4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将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党务调查处改为第一处，军委会特务处改为第二处。但这两个处是“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的特务，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年8月，蒋介石又将这个调查统计局改组，“党方”的第一处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方”的第二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陈立夫此时已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中统”迁到重庆后，竭力招兵买马，扩大机构，到1940年底已有特务13000多名。“中统”始终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它采取“渗透和招抚”的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伪装“站在共产党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观点来说话行事”，混入共产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它大量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叛徒充当它的爪牙。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中统”被迫暂时收敛了一下反共活动，但不久即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恢复了它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狰狞面目。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中统局起草的。“中统”特务按照这两个“背向日本，面向边区”的绝密文件，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作为次要敌人，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主要敌人，充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急先锋。中统局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蒋介石的布置，派出“专员”邓纫在浙江金华设立机构，并到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柴山、影佐、冈田、金山一一会晤洽商。当蒋介石调集7个师袭击皖南新四军时，日本侵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中统”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为其活动基地，在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则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工作；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要的中学，广泛建立起了“党员调查网”（后改称“党员通讯网”）。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审讯。因此，国民党内一些正义之士说话行事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统”又接收了大量日伪特务，因而得到更大发展，特务人员分布到县城和乡镇，秘密监视、逮捕和迫害每一个被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这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和平民主。“中统”遂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上，施展它的“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的反革命伎俩。所谓“以政治对政治”，意思是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提出政治口号，“中统”也提出政治口号；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意思是共产党组织各种团体，“中统”也组织各种团体；所谓“以群众对群众”，意思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中统”也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施展这些伎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46年1月捣乱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会场的重庆“沧白堂事件”，2月10日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殴打郭沫若等60余人的重庆“较场口事件”，2月22日的全国性反苏游行以及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事件，6月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和毒打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上海代表，等等，都是“中统”破坏和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记录。“中统”为了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名义，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充任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和训导处工作人员，对重要中学的训导主任也竭力加以控制。“中统”还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特务，腐蚀青年。“中统”疯狂破坏民主运动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4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调查统计局”为“党员通讯局”，但仅是换个名称而已，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中统”特务与“三青团”骨干分子组成“党团同志联合会”，继续在大中学校玩弄它的“三对”故伎，编造黑名单，协同军警宪兵逮捕进步学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军统”、“中统”共同行使着它们的特务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不时发生冲突和摩擦。戴笠生前备受“老头子”蒋介石的宠爱，他所领导的“军统”更是有恃无恐，相比照之下“中统”稍逊色一筹。戴笠死后，“军统”的内哄使陈氏二兄弟有了可乘之机，削弱“军统”，发展“中统”，好像也有难得的机遇。在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得鲜血大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以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 第30章 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鸡鹅巷53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大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浩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也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如杀了这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做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何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第31章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某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肾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做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哪个特务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鄷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 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qi-shu-wang-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好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看。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入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做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二、乔家才、刘玉珠3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4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指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 第32章 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干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 调整组织疯狂反共 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后官邸办公室，对局处长级的大特务进行了一次训话，他强调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奇^_^书-_-网|。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特务们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为了完成蒋介石这一指示，毛人凤对保密局的人事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从军统临遭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过去那些不大听话的各省站站长。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毛人凤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1948年5月，省站站长，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做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还以颇为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1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1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荪等，均被杀害。（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从事译电工作的妻子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燕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我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鼎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乎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下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xx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某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组织。以后沈醉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沈醉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中共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沈醉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这个叛徒才没有和沈醉一同去昆明。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某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某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氏，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某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某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被他出卖，但无一人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刺杀杨杰 解放前夕，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奇qisuu.书。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庄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沈醉（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沈迟迟没有执行。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往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线索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6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徒劳无功的策反活动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 第33章 “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的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应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特务武装的覆灭 到保密局时期，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疼，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斗中，第2、第5、第11、第12、第15、第18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下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大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在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风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6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警卫的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防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沈醉谈到过这一经过。 侦探毛泽东下落落空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风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要求陕西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直到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和沈醉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做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大破坏活动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后来美国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6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国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的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20多名美特来到台湾。1948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2880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曾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3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并感到遗憾的，是他推动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1949年10月间，他在昆明和沈醉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伸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在重庆解放前夕，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3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10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1949年11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 第34章 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新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2000多人全部去台湾。 筹备“行动总队” 1948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2000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11月初调沈醉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沈醉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沈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50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1948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为自己打算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做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上述情况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认为是很适宜干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沈醉，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沈去挑选一下。沈到了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沈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在准备撤走南京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奇qisuu.书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接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做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沈醉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沈，除了沈醉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他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沈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10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盾灵枢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的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村里面，装了20支毛瑟枪和勃郎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10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当时沈醉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沈醉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沈，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布置大屠杀 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据起义人员沈醉日后回忆的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5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后来在宋公园等处还公开杀害了很多人。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沈醉，4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4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风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194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1949年9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沈醉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沈醉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中共重庆市委王朴，以及徐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10人。接着又秘密在中美所范围内岚坯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在重庆临解放前，毛人凤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3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有300多人，即“一一·二七”（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案。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起杀掉。 第35章 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30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或10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10多年；还有4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10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大屠杀是从11月25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警觉，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至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1949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30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至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0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蒋经国跨人情报单位 吴国帧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的宝座上被挤下来以后，跑到美国，一而再地公开指责台湾是“警察国家”。事实上，大家早已知道这个事实。究竟台湾警察化（特务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交通警察总局”：1946年3月1日，在南京成立的“交通警察总局”，由吉章简任局长。吉章简与戴笠不和。一说，戴笠正是争夺不到“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才愤而出巡，以致飞机失事死于戴山。其成立之初，辖下共有“交通警察”——武装特务25万人，编为18个纵队，准备用来控制解放区的铁路，但未能如愿，全部撤返江南，损失了2万多人；后来再度撤到广州时，只剩下12万人。而最后撤到台湾的不足3万人，蒋介石就用这些武装特务来控制着台湾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等城市的警察局，都在这批武装特务的控制之下。“警政总署”：国民党“内政部警察司”，在戴笠死前就已扩大为“警政总署”，由军统局特务一手包办，内设参谋、财政、侦缉、训练等7大处。但正式宣告成立的日期却是1946年8月15日。“警政总署”辖下的特务警察，控制了台湾北部和东部，而在台湾南部方面，常和“交通警察”发生冲突。戴笠死前亲自在上海、北平、南京、昆明等地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由毛人凤、毛万里弟兄负责，并由军统局特务专家负责训练，为军统局各地特务机关制造“新血”。这时的台湾中下级特务，都是由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戴笠死前不久，他曾派遣他的十兄弟之一——唐纵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军统局特务争夺中统局的地盘，就是从此开始的。台湾的“内政部调查统计局”，正地这两大特务机构的结合体，控制着全台湾居民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在这个机构下设立了“大陆工作处”（或称“大陆情报处”）。戴笠的突然死去，是军统局的一大损失。随军统局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头目各奔前程，另找出路。在旁冷眼观察已久的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所领导中统局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报了戴笠黄金时代的旧帐。而蒋介石在为戴笠之死痛哭流涕之时，也插手于军统事务，“实际上有许多时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由蒋介石亲自照顾的”。 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各个特务系统的残部均跑到台湾后，使台湾出现了鼎足三立的局面：“保密局（军统局）”、“中统局系）”和“太子系”。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地盘。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脔，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了小蒋以登堂入室的机会。而此时系面临责难，国民党各派系又把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它的头上，陈立夫被迫远走美国，陈果夫郁死台中，二陈所领导的中统局随之瓦解；以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的。“政行会”是于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1949年8月赴美“重整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宋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1939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比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泽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夫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 第36章 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便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则报复打击，绝不宽容。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即被以贪污罪判罪下狱5年。调离“总政治部”后，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他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任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于是，“警察国家”便更为名副其实了。 新华社1958年3月15日电：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几年来在31万多件所谓“颠覆”案件中，在台湾曾经逮捕130多万人。这暴露国民党在台湾施行血腥统治的骇人听闻的数字，是蒋介石集团“立法委员”张九如在“立法院”11日开会发言时，援引国民党官方的统计材料。据法新社报道，张九如还说，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已经在各种机关、学校中设立了755个名为“安全室”的特务组织，现在还打算增加209个。由此可见“警察国家”就不仅仅只是吴国桢的感慨了！ 第九节蒋介民猝然病故 首获蒋介石赏识 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8月15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人，他居长。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10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isuu書网，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的，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了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做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打入桂系一鸣惊人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奇*书*网^_^整*理*提*供)。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根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了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第37章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做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越权免去了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已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兔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早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地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后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任命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六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兔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只是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串通一气，暗中对俞部下进行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还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理想的那么大。他的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郑这次回来，蒋介石冷落了他一段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书籍，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没有找他，他也不敢会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进行自我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瓦解陈济棠反蒋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便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骨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州、王昌裕、郑公弼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码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失去联络。 第38章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而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的面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紊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做了一番调整部署。古北口战事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同到古北口。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便赶忙回到北平了。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他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做了不少的调整。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奇=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书=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网=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市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椎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4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第39章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干1940年将书记长的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从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郑介民于1939年9月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的。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甫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的组织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的密电。当时英方对这个工作组很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个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1942年，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10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定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10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属爪哇。 这时，不仅在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 第40章 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6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消息灵通。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由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落实。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了。他在重庆期间，每逢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国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动活动。 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10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装，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所以路上被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歇尔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歇尔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2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着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会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了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4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蒋介石去开罗，所乘专机的航行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宵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可开交。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返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正在赶办赴美手续，一俟办妥，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由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出任“军调处”国民党代表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 第41章 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优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深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只谈了一会儿。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席，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到了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为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当报上颂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帐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同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要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毛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所以24日中午才能动身。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郑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话。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处工作的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很少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时，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减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3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3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5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了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是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处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的指使下，不容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第42章 当天，军调处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5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中共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能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而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处结束后才停止活动。郑在军调处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时，总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军调处工作结束，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给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多人。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上下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 第43章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郑在反共活动史，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是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台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把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同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出任“国防部次长”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3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了。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想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3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3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氏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做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44章 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竟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相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的状，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的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了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改变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就没有做成。 做事圆滑敛财有方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社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xx，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 第45章 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带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1946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的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沈醉于3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沦，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10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至于郑介民做50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了“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了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1000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当局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的如临深渊履冰薄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 这时，台湾出现了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3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俨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裔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黄是廖文毅之助手，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自不在话下。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年8月12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首就擒。及11月30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12月10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而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 第46章 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3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他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逗留了足足20分钟才告辞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蹊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10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也就呼之欲出了。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第十节刘少奇访柬历险记 王幼平受命确保刘少奇访柬安全 1963年，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台湾特务机关在南越特务机关的配合下早已预谋了代号“秋风”的国际谋杀案！1962年2月，王幼平从柬埔寨离任回国后，主动要求到基层协助工作，被分到河南省南阳地委任第二书记。1963年4月23日，王幼平带着秘书苏纲到达靠近湖北省界的邓县。午夜，县委值班秘书叫他去接南阳地委打来的电话：“北京来电话，让您明天中午赶回北京，还说要带上出国衣服。” 王幼平有些莫名其妙，对值班秘书说：“明天中午连许昌都赶不到，怎么能赶回北京？请你给外交部打个电话，问明情况。”王强调说：“我就在电话机旁等着。”40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回答是：“外交部知道。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的。中央明天派专机来接您。”放下电话，王幼平看了看手表，已是24日1点。“军令如山”，来不及思索，他带上秘书，登上吉普车就出发了。那天下着小雨，天黑路滑，汽车在乡间公路上起起伏伏，45公里的路程走了五六个小时，天亮以后赶到了南阳机场。一架小飞机已经等在那里。南阳机场很小，不能起降大飞机，由南阳到郑州乘坐的是农用小飞机。飞机飞行约1个多小时到了郑州。在郑州机场换北京来的专机伊尔—14。专机舱内只有王幼平一位乘客，他独自闷坐，揣度着此次任务。 11点，专机降落北京南苑机场。中组部的张志杰来接，他把王幼平安排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这里离王家步行不过10几分钟。张志杰却嘱咐他：“不要回家，也不要和家人联系。”从这些不寻常的安排，王幼平预感到，任务一定很重大。“到底是什么任务，到底到哪里去？”王幼平揣测着。 下午3点，中央办公厅派人来翠明庄接王幼平，汽车直开进中南海。杨尚昆对他说：“幼平同志辛苦啦。有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请你去完成。” 杨尚昆强调说：“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递给王几份电报。 电报是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发回来的情况报告和国内给陈叔亮的指示。陈叔亮发来的电报内容大致是：西哈努克亲王基于安全考虑，提出将刘少奇主席的访问延期。电报抬头有两三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派王幼平大使先去柬埔寨，利用他过去的老关系做工作，以保证刘主席访问安全。直到这时，王幼平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中央派专机从南阳接他回京的原因和工作任务。当时刘少奇正在缅甸访问，下一站就是柬埔寨。任务的确十分紧急，十分重要。王幼平认为，西哈努克对安全问题的担心，除了敌特活动情报外，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其本人的心理因素。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出于反共和控制东南亚的目的，纠集一些国家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柬埔寨国家虽小，却敢“砥柱中流”，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美国对西哈努克恨之入骨。从1959年到1961年两年多时间，他遇上了敌特机关策划的三次谋杀。 周密部署警卫工作 1959年8月31日，西哈努克亲王在王宫参加了受礼仪式。他将收到的礼品交给了典礼官华里万。华把礼品捧到王后的宫殿，请王后阅览。王后命他打开呈上，华遵命解绳开封，“轰”的一声，“礼品”爆炸，华当场毙命，王后有惊无险。同年9月9日，西哈努克在前往一个学校剪彩途中遭伏击，险些丧生。1961年秋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起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西哈努克及时发现，破获该案，再次转危为安。当时，他还邀请外国驻柬使节参观柬军警缴获敌特使用的微型武器、来往信件和敌特机关招募杀手用的金条。金条大如旧时老先生写毛笔字时用的压尺，七八根整整齐齐码在那里，谁看了都很惊讶，也是王幼平平生见到的最大最多的金条。就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前夕，4月1日，老挝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遇刺身亡。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报纸还故意把这一惨案和刘少奇出访扯在一起报道，意在恫吓、威胁。 有这样的背景和氛围，西哈努克怎能不为刘少奇的安危担忧呢？杨尚昆对王幼平说：有关情况，具体安排由冯炫同志和你谈。冯铉曾任驻瑞士大使，现任中组部副部长。他对王幼平说，总理现在上海，一会儿他要见主席。如果主席决定访问按期进行，你要马上去柬埔寨。如果决定不去了，你还回南阳。 晚上10点周恩来从上海打回电话：“访问照常进行。”随后周恩来总理做了两点指示：（一）王幼平同志以外交部顾问、刘少奇随行人员身份先期到达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 （二）派公安部凌云局长随王幼平同志在昆明向刘少奇汇报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措施。4月27日上午9点，王幼平和凌云乘坐专机到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休息。凌云向刘少奇和陈毅汇报了访问柬埔寨的安全问题。刘少奇问了王幼平一些有关柬埔寨的情况，做了三点指示：（一）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日程安排上，建议减少外地活动。如一地或两地，以便中柬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三）为打乱敌人的部署，访柬时间是否提前一点。刘少奇强调，一切持商量态度，安全保卫要靠柬方，商谈问题时要充分信任和尊重对方。陈毅在和王幼平告别时，握着他的手说：“责任重大，要想办法完成好任务。”接着，陈老总引用了古代一位政治家的话，“天下可能无我，而不可无公。”陈毅强调说：“不可没有刘主席！”、“机场、公路、参观、宴会，几个环节都要想到。” 周恩来为了提高王幼平去柬埔寨的外交的地位，让他带上为王后治病的两位医生。邓颖超托王幼平为王后陛下带上了几筐苹果。 台特订两谋杀方案 中午时分，王幼平和岳欣等人乘坐专机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来到使馆，王幼平首先向使馆领导传达了刘少奇、陈毅关于安全问题的指示。然后，大家针对敌特猖狂活动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下午4点，王幼平通过翻译沈林生叫通了宾努亲王的电话。王在柬工作期间，与宾努亲王打交道最多。宾努亲王当过首相，又被册封为亲王，时任西哈努克的私人顾问、宫廷会议主席。王通知他，随机带来了为王后治病（王后的病为两臂酸痛，双臂不能上举）的两位医生，医生随时可为王后服务。王幼平还告诉宾努，邓颖超托付给王后带了几筐苹果，希望能很快见到宾努亲王。亲王当即表示，晚上6点到中国大使馆与王见面，看望两位医生。晚上6点，宾努亲王准时到达。与此同时，负责刘少奇访柬安全工作的柬埔寨陆军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公托上校和安全部特别警察局局长李伍中校也来到使馆。 第47章 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与宾努亲王谈话，岳欣局长与公托上校、李伍中校谈话。两场活动同时进行，两个层次谈的是同一个问题——确保两位国家元首安全，确保刘少奇访问成功。宾努表示，敌特的活动的确十分严重，此事大如天。一个多星期以来，王幼平和亲王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亲王为此几宿都没睡好觉。4月28日午夜，柬埔寨军队、警察和保安人员封锁了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市区的一段15公里长的长堤公路，这段路是由湖泊垫起来的。长堤两侧的民房多为二层小楼，这些小楼，从堤下看是两层，从堤上看是一层。军警包围了一座小楼，在楼旁一座紧靠路基的小屋里，军警推开柜子，墙面露出一个大洞，洞深15米，一直通到路基中心。为防汽车轧塌，敌特在这条坑道里竖桩搭架。军警从坑道里起获了两箱tnt烈性炸药、一卷电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接着，又在洋楼的一个房间，起获了6颗烈性炸药手榴弹。从破译的台湾特务与其总部来往的密码信获悉，敌人的谋杀活动策划、实施长达3年之久。1960年5月，周恩来访柬“盛况空前”，美国和台湾看到中柬关系密切，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来金边访问，于是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和越南特务机关的配合下制定了代号“湘江”后又改为“秋风”的国际谋杀案。据执行爆破任务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在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4月29日，柬保安人员从台湾特务机关金边站站长张需芝家搜出四封他与台湾特务机关来往的密码信，三封是他与西贡特务站的密码信。警察局从金边站副站长农稔祥家搜出一小包毒药。 两天抓获特务46个，其中还有一个南越人，一个印度人。 破获坑道爆炸案 据说，宾努亲王听了案情汇报后失声说：“案比天大！”西哈努克亲王听了案情报告，长叹一声说：“困难如山。”4月30日下午4点，柬国防大臣朗诺中将紧急约见陈叔亮大使，通报破案情况，邀请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参观缴获的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敌特作案工具。缴获的爆炸品摆在一张长条桌上，满满一桌子，令人触目惊心。敌特使用的手榴弹像圆饼，又称“牛屎”炸弹，投过去就会粘在汽车上，杀伤力极强。 朗诺态度十分诚恳地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这时，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10来个小时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这时，距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西哈努克听后，眼圈都湿润了，他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5月1日，金边波成东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西哈努克亲王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王后带病赶到。金边时间上午11点，刘少奇的专机平稳地降落。至于保安措施，柬埔寨作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敌特机关再把爆炸、破坏物品运进柬埔寨，柬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4月29日，坑道爆炸案破获后，国防大臣朗诺将军立即下令封锁全国陆海空各个口岸，严格检查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从4月30日夜到5月1日上午，柬军队和警察对机场路进行分段检查，出动6000名士兵对机场路分段保卫，这个数字占柬军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重要段派轻型坦克警戒，沿途高楼派警察控制制高点，直升飞机在空中巡逻，侦察地面动态。 刘少奇下榻的王宫卧室，西哈努克亲自监督，仔细检查。代表团用餐，有安全人员检查、尝膳。刘少奇和王后，西哈努克和王光美乘坐的两辆主车，前后左右由35辆摩托、14辆警车护卫。大、中、小学校推迟放假，青年团组织成员和华侨全部出动，分别编队，警察和保安人员站在最前面！街上人山人海，井然有序，铜墙铁壁，法网恢恢，敌人再狡诈，也休想前进一步。 11点55分，刘少奇的车队在万人空巷、欢声雷动的热烈气氛中，开进了王宫。5月6日上午8点，刘少奇乘坐的专机飞离波成东机场，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圆满结束了。西哈努克望着北去的飞机，如释重负。 第十一节首位“黑小姐”殒命内幕 首次夜间击落b—17型飞机 为了配合“反攻”，蒋介石不但反复向沿海地区派遣武装特务，还不断派遣美制蒋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从北京传出的讯息是：蒋机不断被人民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击落。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空中侦察予以配合，不断派机飞到大陆进行侦察与破坏活动。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回击，先后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机20余架。与此同时，人民空军还多次击落台湾从美国购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关于台湾如何配置美制u—2型飞机，要从50年代我军首次夜间击落敌机说起。1954年以前，国民党军飞机夜间审入大陆每年达100架次左右。主要使用b—24、b—25、b—26、c—46等几种飞机，从事空投特务、散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等破坏活动。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1955年以后，台更换以b—17型飞机为主，夜间深入大陆进行电子侦察。这种飞机是美国提供的，其使用权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实质上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空军出人，为美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人民空军由于当时用于夜间拦截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型歼击机，机上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光搜索发现目标。有时飞行员看到了飞机火光，但未等开火，目标便消失了。所以1955年空军夜间拦截国民党入窜飞机达246架次，均未获战果。 1956年开始，空军调整了雷达部署，主要作战基地初步形成了引导网，引导成功率有所提高。 6月22日午夜，当人们还在沉沉熟睡的时候，一架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的美制b—17型飞机，从浙江路桥以南窜入大陆，高度约2000米。机上人员带有电台，还有大量的造谣诬蔑传单，满以为乘这无光的深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可是，这架蒋机刚开始进入祖国大陆上空，就在我防空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中。 深夜11点许，我驻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接到了来自防空部队观察哨的情报，说有蒋机在附近活动。在辽阔的天空张开罗网的雷达，迅速准确地侦察到1架蒋机正在飞行。指挥员下达了歼击蒋机的命令。机场和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忙碌起来。 很快地，歼击机满载了炮弹待命起飞。正在雷达站值班的军官包钰桥，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机器，牢牢地监视着蒋机，保持信号的清晰。在各个高射炮兵阵地上，官兵们也时刻准备着开火。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航空兵第12师第34团少校团长鲁珉，一接到命令后，立即驾驶高速度的喷气式米格—17歼击机，腾空而起。年轻的领航员汤志耀，注视着荧光板上蒋机的航迹，精确地计算着高度、速度、方位，把敌情迅速报告指挥员、飞行员，引导着张开巨翼的雄鹰扑向蒋机。已是深夜12点多钟了，群峰和原野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远方，我机雄壮的吼声冲破了大地的寂静，无线电中回响着我空军指挥所引导飞行员前进的声音。 蒋机为了避免被发觉，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不停地调换着方向。可是不管蒋机怎样狡猾，在我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挥和引导下，我歼敌机距敌机越来越近了。在离敌机只有5公里远的时候，狡猾的蒋机又改向南飞了，我歼敌机很快地跟着改变了方向，并且根据夜间作战的经验，绕到比较容易观察敌机的有利位置。“蒋机离你2公里”，“你和蒋机在一起了”，无线电里不断传来师副参谋长吴云山的声音。鲁珉少校驾驶的歼击机迅速地追近敌机。他紧紧盯住那蠕动着的黑影。到了射程之内。瞄准。放。随着电钮的按动，一连串的炮弹飞向目标。敌机中弹了，机翼顿时冒起一道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机上人员发了慌。敌机降低高度企图挣扎着逃跑。 鲁珉沉着地紧跟在敌机的正后方，对好了瞄准器，在距离270公尺的时候，又开始第二次猛烈地射击。炮弹的火龙呼啸着在夜空飞过，敌机的左机翼又闪出更大的两团火光，很快又吐出了一道道火舌，像一团火球，划过夜空，坠毁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境内的山沟里。此时是23日1时零6分。 第48章 被山坡撞碎而分成无数片的蒋机残骸，燃烧着两堆熊熊大火，把山坡和小河照射得如同白昼。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以下8人全部丧命。这是我军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6月29日，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空军和防空军有功人员。嘉奖令说：6月23日凌晨1时零6分，我空军某部鲁珉少校在有力情报保障和上级正确指挥下，在江西省上饶附近上空击落蒋军轰炸机1架，特予通令嘉奖。并责成空军、防空军首长查明有功人员，晋升一级军衔。希有关单位认真总结此次在夜间无光空域条件下击落蒋机的作战经验，加以推扩，提高各级部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后，夜间空战捷报频传。8月23日夜，航空兵第2师第6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在浙江舟山击落美军p4m—iq电子侦察机1架。11月10日夜，航空兵第3师领航主任张滋，在浙江省萧山地区击落国民党美军c—46飞机1架。 击落敌改进后b—17型飞机 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空军遭此连续打击，不得不改变方式。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将过去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低空活动，并使用经过改装的b—17型飞机进行电子侦察。 据此，人民空军亦将月夜、中空条件下的战斗，改变为暗夜、低空条件下的战斗。b—17型飞机原是美国的活塞式轰炸机，经过改装后作为侦察机使用，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达17小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可窃听到对方的指挥活动。 1957年b—17型飞机夜间低空窜入大陆侦察达53架次，人民空军出动69架次截击，无一成功。尤其是11月20日夜，1架b—17型飞机飞越大陆9个省，接近到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活动长达9个小时，未遭打击。这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当晚即指出：“蒋机未能入侵北京上空，是不幸的幸事，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为加强北京地区的防空，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写了《对蒋机窜扰大陆纵深情况及我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毛泽东主席阅后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据此，空军对战略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使夜间作战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使部队对在夜间低空击落敌机的信心大大提高。1958年4月21日夜间，再次击中改进后的b—17型飞机。战况是：当日夜间，国民党空军出动b—17型飞机1架，低空窜入江西地区上空，航空兵第12师截击机大队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在指挥所的引导下，使用改进过的机上雷达，在约300米的高度上，距离1500米发现目标，900米截获，800米开炮，将b—17型飞机击伤。 这次空战后，敌人的气焰降低了一阵。次年5月29日20时58分，1架b—17型飞机从雷州半岛上空窜入大陆后，飞至粤桂边界山区，高度约150—300米，相当于当地山峰的高度，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驻广州航空兵第18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进入防区，遂命令指挥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起飞拦截。当时基地云高才260米，有小雨，在领航员王金彰、谭流光的引导下，使用机上雷达，在距离3.2公里处发现目标，2公里截获，两次开炮，将b—17型飞机击落。飞机坠于广东恩平县境内，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美制新型rb—57侦察机殒命 在连续数次击落b—17的同时，我军还击落了其他敌机，主要的有rb—57侦察机和f—86战斗机。 1957年12月15日和1958年1月7日，国民党空军两次派遣rb—57侦察机飞临山东半岛上空进行侦察活动，我驻山东半岛的飞行部队两次升空都未能将其击落。1958年1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师十团奉命转场至青岛。上级寄希望于十团的英雄们。 1958年2月18日，春节。上午10时52分，我雷达发现敌rb—57侦察机1架，从青岛东南方向400公里处正不断上升高度朝西北方向窜犯。为打击窜犯者，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十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奉命驾驶歼—5飞机紧急起飞，穿过胶州湾上空轻纱似的薄雾，双机10度爬高，背敌出航，进入同温层待机。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高空空间层。这个空间层温度长年在零下56c，通常没有云、雾、雨、雪，飞行员进入这一层空间飞行，呈现在眼帘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色，而是深蓝色、紫色乃至近乎黑色。同温层空气稀薄，空气动力减少，飞机反应迟钝，机动性能变差，在世界空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同温层作战的战例。因为在这个高度开炮，炮口喷出的瓦斯进入发动机，容易使发动机停转。每门炮射击时产生的六、七千公斤的后坐力，有可能导致飞机失速，进入螺旋。这是一个空战的危险高度。就是在这样的高度，海军航空兵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作战纪录。 当升到1.5万米时，我方飞行员发现了敌机，胡春生首先发起攻击，由于求胜心切，两次开炮未中。他又第二次进行攻击，在距敌机433米处连续3次开炮，一直打到距敌机75米，使敌机多处中弹坠落。敌机残骸坠毁在千里岛附近海面。正在朝鲜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向海军祝贺。 这架rb—75飞机残骸被捞起后陈列在青岛中山公园。该机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他曾获得过国民党的“飞虎”奖章。击落敌rb—75飞机后，十团威名大震。 地空导弹首次击落敌视 1959年秋，国庆节刚过没几天。 10月7日9时，台湾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rb—57d飞机，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在18000米高空向北京方向飞来，它的目标是到天安门上空侦察骚扰。 台湾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纵深侦察，先后曾动用rb—57a喷气侦察机、rb—57a型侦察机，都被中国空军航空兵驾机把它敲掉了。于是，美国空军亲自出面，从1958年3月至12月，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驾驶u—2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后，美国便将两架比rb—57a更高级的rb—57d高空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驾机到中国大陆侦察。rb—57d能飞到2万米以上，飞机装有4架航空相机，在高度1.85万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当时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休说高射炮对它无能为力，一般歼击机也对它无可奈何，所以台湾驾驶员轻松得简直如同来大陆逗着玩一样，因为他们驾驶的飞机在大陆未遇到过对手。 仅在1959年1月至3月，台湾国民党空军用美国人给它的rb—57d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该机进入大陆10架次，活动地区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我空军虽然起飞歼—5、米格—19型歼击机109批、202架次拦截，其中有106架次，我飞行员发现目标，终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终于无可奈何返航着陆。 然而，这次当飞机飞到通县上空，却突然有三道火光从地面扑来，王英钦见势不妙，急忙跳伞。可是他那架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如齑粉一般。那架rb—57d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亦粉身碎骨。 台北震惊！ 五角大楼震惊！莫不是大陆有了导弹？ 然也。不过时间确实很短，难怪台湾猝不及防。 地空导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50年代初期，一些发达国家的防空部队装备了地空导弹兵器。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尖端武器——原子弹、氢弹和地空导弹；1957年，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了空军第一个导弹营；1958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以铿锵有力的语调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防空部队除继续加强高炮、雷达部队外，还应建立一定数量的防空导弹火箭部队。” 同年10月，中国先后从苏联进口5套萨姆—2型地空导弹兵器，导弹62发。 第49章 从1958年10月—1959年1月，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钧负责，从空军高炮部队、雷达部队、航空兵机务部队、探照灯部队和场站部队中，挑选精兵强将，先后在华北、华东等地，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导弹在当时是绝密的尖端武器，自然要挑选政治思想可靠、文化程度高、专业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干部战士掌握。当时这些干部都是高职低配，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英雄营”营长、空军战斗英雄岳振华就是由一个高炮团的团长调任了这个营的营长的。 萨姆—2型导弹，它是苏联人在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瀑布”式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一种半固定、全天候型防中空、高空导弹武器系统，技术精密，难以掌握。可是，这些精兵强将，在某个偏僻的山沟里，凭着为保卫祖国领空而掌握尖端技术的神圣信念，顶着盛夏烈日，勤学苦练，硬是用4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了驾驭这条“神龙”的本领。 1959年4月19日，第一次地空导弹实验成功。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活动，届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世界上60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和87个国家的贵宾参加这一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未雨绸缪。为保卫10周年国庆，刚刚成立的导弹部队于9月上旬奉命进入北京郊区阵地，9月21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雷达转动着无线，似睁开了警惕的千里眼；数十枚导弹翘首挺立，似抽出了银色的利剑。 10月1日，全天无敌情。国庆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10月7日，星期天。敌机终于露头了。上午9时41分，远方雷达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雷达兵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大型机1架，正向大陆飞来。10时3分，雷达部队再报：敌机为rb—57d高空侦察机，已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1.8万米。敌机掠过南京，高度上升到1.95万米，凭借升高优势，超过沿途我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以每小时750公里的速度，越徐州过济南上空，大摇大摆地北飞。 11时22分，当rb—57d飞机距离北京东南480公里时，部署在北京的地空导弹营进入一级战备，做好战斗准备。11时50分，地空导弹第二营在距离阵地135公里处，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115公里处捕捉到目标。这时，空军指挥所命令第二营：我歼击机已退出战斗，你们要坚决消灭敌机！ 100公里，岳振华营长口令：3发导弹接电准备！ 70公里，岳振华口令：接通发射架同步！导弹发射架倏地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准敌机自动跟踪。12时4分，敌机飞临距北京28公里处时，岳振华口令：发射！随着果断的口令，3枚导弹腾空而起，飞向目标，一举击中敌机。刚才还逍遥自在的“rb—57d”，顷刻粉身碎骨，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18公里处河西务村的一片水塘中，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首战告捷，首开纪录。自从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至此时18年，尽管美苏等国早就拥有地空导弹武器，但他们只是在靶场上射击。这次战斗，开创了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全营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给营记集体二等功，营长岳振华等人受到晋升军衔的奖励。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领导人亲临该营阵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中国以何种手段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但中国新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唯有苏联人心里清楚：自己的“学生”竟然先于“老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黑小姐”首嫁台湾 那架rb—57d被击落以后，台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对大陆纵深的战略侦察。但终究忍耐不住，美国又为台湾提供了两驾更为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并帮助台湾训练了6名驾驶员，经过一年半训练，于1962年1月30日开始进入大陆侦察，至6月底出动11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u—2是由设计者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取名的。约翰逊把他所设计的这种间谍飞机叫做“实利2号”（utility—2）。u字是实利即utility的英文缩写。美国把它的空中飞贼命名为“实利”，说明它是打算利用这种间谍飞机大量窃取他国军事情报，以便在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大捞一把，谋取“实利”的。它比rb—57d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入别国领土和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u—2型飞机没有任何标记，整个机身涂满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身上的这层“黑纱”，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专家们的杰作——一种特殊的涂料，对雷达电波有根强的吸收能力，使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高精度的报警器又使它“耳聪目明”，这种反雷达装置，能够探知本身是否已经被地面雷达探测出来。只要你导弹雷达一开机，它转身就跑，根本不进入你导弹的有效射程。这种飞机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翔（即无声飞行）很长时间。它的引擎的力量非常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800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最高高度达22870米，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3倍。它装有一种特殊的引擎，可以在飞行时使引擎停止，而且可以从停止状态中突然开足引擎。这样，它在高空可以停止引擎，偷偷摸摸地侵入别国领空，就是一旦被对方地面雷达或警戒机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迅速溜走。它续航能力强，长达八九个小时，装有用来拍摄地面情况的特殊空中摄影机和小窗户，它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第一个u—2间谍飞机中队设立于1956年1月，包括3架u—2飞机，停驻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它对外宣布的名称是“第一临时气象实验中队”，由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指挥。1956年5月，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宣布把它的“气象实验”活动扩大到欧洲，派遣u—2飞机入驻在英国拉肯希思和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基地。1956年，一个神秘的分遣队来到了土耳其亚达那附近的空军基地。这个分遣队的驾驶员住在基地上单独的秘密住处。有人间驾驶员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答称，他们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雇员，为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所借用。在名义上，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的u—2飞机不分晴雨应该进行气象实验，可是土耳其亚达那居民很快地就发现，这些飞机只有晴天起飞，驾驶员对于他们飞行的目的地、任务守口如瓶。1959年9月，在东京近郊的一个机场上，日本滑翔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忽然发现一架没有标志的黑色喷气机式飞机在他们附近紧急降落。奇怪的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不但不肯从座舱里出来，反而把舱盖紧紧地关上。15分钟以后，一架满载美国文职官员的直升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驾驶员才走出座舱说：“我很好！”滑翔俱乐部的会员们发现驾驶员的制服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他的腰间挂着一支手枪。那些美国文职官员团团地把这架神秘的飞机围住，并且用手枪指着滑翔俱乐部的日本会员，命令他们走开。曾有人认为：以日本为基地的u—2飞机共有6架，借口在日本进行“气象实验”，实则它们飞行的范围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向南及于黄海，干的完全是秘密的间谍勾当。从1956年起，美国就不断派遣u—2间谍飞机偷偷摸摸地侵入苏联进行侦察罪恶活动。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利用u—2飞机进行全球性的侦察间谍活动。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供认，美国u—2飞机飞行和用“其他办法”搜集的是关于“飞机场、飞机、导弹、导弹实验和训练、特种武器储藏、潜水艇生产、原子武器生产、飞机调动及其他类似”的情报。对付u—2，我歼击机更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重任便又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肩上。为贯彻总参谋长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为积极寻找战机，空军领导机关作出了一个新颖大胆的决策：将固守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机动设伏。经中央军委批准，使用保卫要地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u—2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 一次，4个导弹营斜字摆开，不管“黑小姐”从哪个方向进入，向哪个方向拐弯躲避，都处在我导弹的有效射程内。 第50章 不料，狡猾的“黑小姐”突然飞了一个s形，恰恰从几个导弹营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几发导弹放了“空炮”。要知道，当时我们只有那么几十发导弹呀，个个都是宝贝疙瘩。放了“空炮”，可把我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惹火了，他把几个导弹营长“训”了一顿。 导弹创建营营长岳振华，这位当年在抗美缓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团团长，带着他那装成“地质勘探队”的导弹营，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到华东省份“设伏”。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首先转到湖南长沙设伏，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空军领导机关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它几次进入内地侦查察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调动时，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将地空导弹第二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为出其不意，该营装车、行车、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为诱使u—2型飞机出动，9月7日，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一架，高空飞到南昌地区作佯动。 设下伏兵击落u—2 果然不出所料，9月9日6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u—2型飞机，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22分从平潭岛以2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而后，经福州，沿鹰厦线，过顺昌、光泽向江西境内飞来。7时37分，u—2距二营500公里，营指挥所进入一级战备。电话铃响，传来了刘亚楼的声音：“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报告司令员，看到了！”“把它揍下来！” “是！” 7时59分，u—2侧飞近临75公里，二营打开了制导雷达无线，当即抓住了目标。可是，u—2并不直飞南昌，而是在距南昌70公里处向余干、鄱阳湖方向临远飞去，而且越飞越远了。这在二营射击范围之外。奇qisuu.书营长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解除导弹接电准备。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u—2飞过鄱阳湖，飞过九江市，突然左转，从黄梅、广济直逼南昌。 目标指示雷达不断报着距离：150公里—120公里——100公里，该开导弹制导雷达了。可是，岳营长脸色铁青，不下命令。他要打一场近战。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开机！放！”3枚导弹冲天而起。 几乎就在同时，“黑小姐”的光点在荧光屏上骤然改变了方向，可惜为时已晚，它已被导弹“咬”住了。片刻之后，荧光屏上闪出一片明亮的光晕，那是“黑小姐”被导弹击中爆炸后的回波。 “打中了！打中了！”全营一阵欢呼。 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当局做梦也没想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35年，又在这个地方国民党空军及至美国最先进的u—2，又栽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手里。岳营长跳出指挥车。这个中年军官，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上次放“空炮”时，他也曾揪掉军帽，气得把头发揪掉一把。“黑小姐”翻着坠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荒丘上。残骸后来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飞行员陈怀是国民党空军u—2特别中队少校，曾因多次驾机骚扰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他跳伞成功，但被碎片斜穿心肺，当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毙命。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建了一块墓碑。 全世界为之震惊 西方和港台舆论，对大陆打下u—2感到震惊，同时他们都有一个难解之谜，所以纷纷猜测：合众国际社记者盖尔11日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火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香港《新生晚报》干脆宣称中共击落u—2是吹牛：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的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u—2机系被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事实上，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6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合众国际社台北11日电：专门研究共产党中国问题的郑学稼教授说，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对空导弹击落的。巴黎《战斗报》13日报道：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高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警告美国侵略者 就在击落u—2敌机的第二天，国防部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9日上午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空军导弹二营。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备，为随时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题为《警告美国侵略者》的评论，刊登在当天《人民日报》一版。评论指出：“美制蒋匪u—2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u—2型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u—2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10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u—2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u—2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u—2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u—2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加紧新战争准备的一个具体步骤。”评论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它却派遣u—2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月1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月7日飞到台湾，8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u—2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评论认为：“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评论说：“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月7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u—2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评论最后指出：“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于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奇^_^书-_-网|它的所谓‘和平战略’的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赎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持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台湾声称有权派机侦察 在u—2飞机被击落的当天，台湾“空军总部”发表声明承认，一架u—2高空侦察机于9日上午在中国大陆“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踪”。 第51章 美联社在第二天报道此事时说：台湾当局发言人沈剑虹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u—2高空侦察机是向美国洛克飞机公司购买的，自从1960年12月以来，所购买的两架u—2机即一直被使用。沈氏声称：台湾有充分的权力在共产党占据的大陆上空派机飞行，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土。这是指台北方面所一直坚持的说法，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此间的“中国政府”乃系’所有中国领土的唯一合法政府”。此项声明，其目的之一显系免使美国牵连在此项事件中。中共在过去曾指称击落中国（台湾）的侦察机，可是这是提到u—2机的第一次。中国（台湾）守军现将特别提高警觉，以防备任何突发事件。台“行政院新闻局”同一天发表一项声明说，在1960年7月间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得u—2高空侦察机两架，并于同年12月将这两架飞机运回台湾使用。据美联社消息说，台湾承认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的声明，是在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离开台北以后12小时发布的。消息说，他在动身前仅仅说了些“不明确表示自己态度的话”，而且不让记者有任何机会提出问题。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说，台湾发表的声明是“对在中国大陆被击落的一架美制u—2飞机事件承担起全部责任。”但是，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承认美国通过它给台u—2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以后，台湾当局和美国在台湾的占领军对这件事都已噤若寒蝉。 美在混乱中抵赖 台湾美制u—2飞机之被击落，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和丧气。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承认，这件事“使美国感到为难”。他说，“这不是一个令入高兴的事件”。 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承认，美国通过它给予台湾u—2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在早些时候，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干系，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曾装聋作哑，拒绝就美国是否曾向蒋介石提供u—2飞机一事发表意见。而在台北，所谓“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个发言人并且公开抵赖，说什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u—2飞机以及蒋介石使用美制u—2飞机对他说来是个“新闻”，他“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点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美国供给台湾u—2高空侦察机这一事实时，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美国一家飞机公司同台湾之间的商业买卖。这个发言人说，在1960年7月，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同台湾签订了一项出售u—2飞机的合同，而国务院发给了把这些飞机运到台湾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承认，美国政府曾经在美国“训练了一些中国国民党u—2飞机驾驶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这些事实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制u—2飞机的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但是，他接着不打自招地说，“可以设想，根据美国和它的同盟者通常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国民党中国人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 据英国《卫报》11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府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10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窜扰中国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美制u—2飞机的消息“焦急地秘密会谈了五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1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阻止记者就这件事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再谈论这件事毫无好处”。他企图以沉默来掩盖美国的罪责。据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0日还同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讨论了有关台湾美制u—2间谍飞机被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的问题。在这同时，美国有关右派报刊叫嚷要继续利用u—2飞机和其他手段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时代周刊》在最新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并没有打算完全让u—2飞机停在地上不起飞”。美国“也没有保证（u—2飞机）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上空飞行”。华盛顿《明星晚报》说，这些高空飞行的飞机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经常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发展情况。这家报纸还叫嚷间谍活动将以更新的技术继续进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9月1日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都没有答应过停止使用u—2飞机进行国务院所说的‘广泛的空中监察’。” 美国官方和有关右派报刊继续企图把台湾美制u—2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一事，说成同美国政府无关。但是，包括美国通讯社在内的一些西方通讯社引用的美国官员私下的谈话，却说明美国无法逃脱它在这件事中的干系，这些官员说：“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可以认为，美国是从台湾在大陆上空进行的视察中得到好处的，因为他们通常是交换军事情报的”。“美国在批准洛克希德买卖（指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卖u—2飞机给蒋介石）之前，对中国国民党人打算如何使用u—2飞机必然有很好的了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在为台湾美制u—2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而被击落的事件进行百般狡辩抵赖之后，9月12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什么中国方面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无容逃避的罪责“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但是，美国报刊却透露了美国飞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搜集情报的真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用来“在共产党集团领土上空搜集电子、红外线和摄影情报的工具不仅是u—2飞机。15年来，像b—27、b—52和海洋巡逻飞机等这样一些飞机，都曾在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过搜集情报的飞行。光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太平洋沿海，就一直在不断地侦察。” 《华盛顿邮报》11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被中国击落的“那架u—2飞机不是第一架飞入共产党军队所占有的领空的侦察飞机。同样可以保险地说，过去所使用的飞机大概也是美国制造的。” 美联社记者戴维斯在一篇报道中说，美国国务院在“颁发出口许可证允许把u—2飞机出售并运给蒋介石之前，是完全知道国民党中国将怎样使用这种涡轮发动机高空飞机的”，国民党所搜集的情报已经同美国进行交换奇qisuu.书。现在“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或国民党中国已经下令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高空侦察飞行”。 强烈的抗议 针对美国当局的百般抵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62年9月14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声明指出：1962年9月9日，美制蒋介石集团u—2型飞机窜扰至我国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当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美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6亿5千万中国人民在热烈祝贺祖国领空捍卫者的重大胜利的同时，不能不对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强烈的愤慨。事情发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这架u—2飞机是蒋介石集团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购买的，企图以此证明整个事件同美国无关，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从这种间谍飞机的活动中获取情报，这真正是枉费心机、自相矛盾。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扎u—2飞机。u—2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战争的危险就跟到什么地方。驻有美国u—2飞机的各国人民，都坚决要求美国撤走这种飞机。谁都知道，所有这些u—2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么能够例外？这种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指挥，都操在美国手中。这次u—2飞机侵犯中国，完全是美国主使的。美国政府是这次侵略罪行的元凶。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就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久以前，美国还唆使和鼓励蒋介石集团准备冒险窜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政府还矢口否认，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这次u—2飞机事件足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而这次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唆使和鼓励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事件是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加紧侵略和战争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亚洲，美国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继续占领泰国，干涉老挝内政，指使南越和泰国威胁柬埔寨，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并且拉拢日本同南朝鲜合作以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美国指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柏林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日益猖獗的挑衅，同时又公然叫嚣要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 第52章 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兵投人员。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对苏联的庄严保证，又一次派遣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不断表示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载军、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与此相反。美国真正干的，是进行侵略和准备战争。它装出来的各种爱好和平的姿态，不过是企图蒙蔽世界人民的一个烟幕。这一次的u—2飞机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子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美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从195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派遣军用飞机和舰艇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行为，提出了213次警告。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美国记一笔帐，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严重注意美帝国主义要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灾难的危险性。中国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不是第一次。1959年10月7日我们曾经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rb—57d飞机一架，1961年8月2日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rf—101型飞机一架，1961年11月6日又在东北地区上空击落p2v型飞机一架。这次击落u—2型飞机，是第4次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声讨美国侵略者》的社论，内容如下：我国空军部队9月9日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一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个重大打击。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世界和平的死敌。肯尼迪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时时刻刻地威胁着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连日以来，我国各地人民，在热烈庆贺空军部队保卫祖国领空取得胜利的同时，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肯尼迪政府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决心加强自己的一切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国政府9月14日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世界各国舆论群起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挑衅。从河内到地拉那，从哈瓦那到雅加达，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潮。 社会主义各国同仇敌忾。许多兄弟国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朝鲜《劳动新闻》说：这个事件“完全剥下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的假面具”。越南《人民报》评称：“在执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间谍、挑衅、破坏活动和战争政策中，肯尼迪要比艾森豪威尔表现得更加露骨、猖狂和冒险。”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说，“肯尼迪上台之后这种危险的挑衅政策的规模更大了。”古巴《今日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挑衅和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波兰《人民论坛报》认为：“美国这种冒险活动，正在危险地加剧着国际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在亚非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抨击美国蓄意侵犯中国。缅甸《先锋报》指出：“今天正是美国及其傀儡在点燃战火和破坏世界和平。”阿联《共和国报》说：美制u—2型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动证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想占领中国大陆领土的狂妄企图。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出，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祸首。”柬埔寨《祖国报》抨击美国目前执行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政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和许多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认为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次严重警告和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衷心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严正立场，号召亚非各国人民加强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日本共产党发言人土岐强指出：“究竟是谁在策划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践踏民族独立，现在很清楚了。”肯尼迪政府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的活动，甚至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不安和不满。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通过蒋介石集团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每日先驱报》斥责美国做了蠢事，认为这件事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引起不快和惊恐。《每日邮报》认为这次美国遭到了“一次可耻的失败”。法国《战斗报》写道：“人们只希望，华盛顿停止再派遣其它u—2飞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政府狼狈万状，企图抵赖自己的罪责。然而，美国甚至在抵赖中也承认，蒋介石集团获得的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而且，u—2飞机所使用的燃料和器材，都直接掌握在美国驻台湾的军事机构手中。u—2飞机的飞行任务也都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布置的。可见，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架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同时，谁都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西德、英国、阿根廷驻扎的u—2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能例外？无怪乎，据路透社电讯透露，华盛顿的“观察家”也认为，“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指蒋介石集团）一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由于这种飞机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并且能够得到侦察的结果，要区别这是台湾的活动还是美国的活动，就是微妙的事了。”其实我们掌握充分的材料证明，u—2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和指挥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蒋介石集团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雇佣军罢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把他那血腥的手掩藏在蒋介石的破口袋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是美国坚持其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新罪证。不久以前，当我国揭露了美国唆使和鼓励蒋介石集团准备冒险窜犯我国沿海地区的阴谋以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现在距离美国政府这些虚伪的“保证”只有两个多月，就发生了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侵犯我领空，进行战略侦察的新罪行。而这一罪行，又恰恰是发生在即将就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到台湾和金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彻底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所谓“保证”完全是骗人的，u—2飞机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积极准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肯尼迪政府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是它全球范围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最近正在玩弄种种“和平”的花招，大肆宣扬说什么愿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说什么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可是就在这些“和平”的伪装掩护之下，肯尼迪政府却加紧推行其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疯狂地准备核战争，到处策划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帝国主义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在参予侵略南越的军事人员已达1万人。美国对泰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并且以泰国为基地，干涉和威胁老挝，策应它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美国指使泰国和南越干涉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美国还加紧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太平洋建立“北极星”潜艇基地，把新式导弹运进日本。最近美国更加紧了侵犯古巴的战争部署，不断发动军事挑衅，除了利用雇佣军进行疯狂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以外，还大肆叫嚣要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同时，美国在西柏林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加紧武装西德，已经给西德装备了两个导弹营。美国准备征召15万名后备兵员，并且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宣布要继续在太平洋上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不久前，美国u—2飞机又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而且，u—2飞机的活动，已经扩大到全世界范围，破坏各国的主权，威胁各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各国人民和平生活和安全的最危险的敌人。 第53章 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引起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英勇的南越人民，不屈不挠，同美吴军的“扫荡”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新进攻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周围，全民动员，进行战斗准备，决心消灭敢于进犯的一切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越来越深刻地教育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对美帝国主义，对肯尼迪政府，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以坚决的斗争来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这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被打败，而且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首都万人集会声讨 1962年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充满了庆祝胜利的洋洋喜气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愤激情绪。会场上，坐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各兵种的军官和战士，武装的民兵，以及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举起拳头，强烈地高呼：“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阴谋！”“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宁一，各民主党派代表程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和首都工人、农民、民兵和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罪行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拥护我国政府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的声明，并且严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侵犯和不可欺侮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必将像u—2飞机的下场一样，遭到毁灭性的迎头痛击。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博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首长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程潜、王绍鏊、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胡耀邦、刘宁一、蔡畅、老舍、王照华、张寅安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我人民解放军这次击落美蒋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个最坚决最有力的回答。这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和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们衷心地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廖承志说，美国u—2飞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现在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战争侵略罪行的怒潮，正在形成。我们感谢各国人民对我国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郭沫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热烈祝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对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郭沫若指出，美国u—2飞机侵犯我国是一个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我国大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这是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种新的战争挑衅。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加紧扩军备战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这次事件使中国人民更加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只要美帝闰主义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郭沫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把u—2飞机基地扩大到四大洲的10个以上地区，这些基地的主要锋芒都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这又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必将进一步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计划。 郭沫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挑衅的同时，正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一系列凶恶的进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严重警惕。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已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强调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什么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裁军，愿意停止核试验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美帝国主义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只不过是一派欺骗人民的谎话。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决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郭沫若着重地指出，尽管美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但是在人民斗争的面前，它又是虚弱的。他说，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倍警惕，加强团结，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就一定能够保卫住自己的革命成果，保卫住世界和平。 郭沫若说，中国人民一贯遵守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战争挑衅，始终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毫不调和的斗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花招，从未有过任何幻想。郭沫若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挑衅是不会从此罢手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加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时刻保持警惕，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和侵略。中国人民一定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要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进行到底。 郭沫若最后说：我们再一次严厉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容许侵犯和欺侮的。美国强盗从哪里来，中国人民就一定把它消灭在哪里。我们也再一次警告蒋介石集团，你们如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祖国大陆进行任何袭扰，就一定要得到应得的惩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全国各人民团体，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刘宁一列举许多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亚洲和全世界加剧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冒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的罪恶活动提高警惕，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强调说，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全世界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玩弄“和平”、“进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等骗人的词句，企图麻痹和欺骗各国人民。而在这个幌子的后面，却是加紧准备核战争，加紧准备和发动“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镇压被压迫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 第54章 肯尼迪的反革命“总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都置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他指出，肯尼迪政府这种两面手法，决欺骗不了已经觉醒了的人民。刘宁一正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欺负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一定会落得像这次u—2型飞机被击落的同样下场。刘宁一最后强调说，人民群众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觉醒起来的人民，是天下无故的力量。只要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提高警惕，坚持斗争，美国侵略者的魔爪必将被各国人民斩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一定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击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代表各民主党派讲话。他说，这次美制蒋介石集团u—2型飞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肯尼迪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强调说，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十分狡猾而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互相支援，同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程潜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u—2飞机的光辉战绩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将更为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警告美国侵略者，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容侵犯的，不管敌人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海洋、陆地，都将被彻底消灭，被打得粉碎。蒋介石集团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也决逃不脱它应得的惩罚。 程潜最后表示，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我们的一切知识和力量。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向树立光辉战绩的空军英雄们致敬。王海在讲话中说，全国各地对这次击落u—2飞机的热烈祝贺，给了我军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要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回答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望。我们深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王海说，我们清醒地知道，美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于它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百倍提高警惕，紧握手中武器，严守战斗岗位，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解放台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毛泽东号司机长蔡连兴代表首都工人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为有这样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感到骄傲。蔡连兴说，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条狼的本性是十分熟悉的。不管这条狼披上多少张羊皮，我们也总会抓出它的狼尾巴来。我们要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农民代表、长辛店人民公社副主任郭荣说，社员们听到咱们的空军部队打下来一架美蒋的特务飞机，大伙儿都说：真解气，真解恨，得给他点厉害尝尝，叫他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 郭荣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直装模作样，耍“和平”花招，还说不把特务飞机卖给任何国家，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假和平，真备战。这一回，不管他怎样花言巧语，也抵赖不了。他说，中国人民可不是好欺侮的。不管美帝蒋介石集团还想来捣多少次乱，我们前方后方一条心，一股劲，摸成一个铁拳头，准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民兵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民兵师的团参谋长张世嵘在大会上严正地警告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不但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千百万的民兵队伍。我们懂得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我们千百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撒下了天罗地网，在祖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铜墙铁壁，任何敌人敢于侵犯我们一寸土地，管叫它寸步难行。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杨燠华在讲话中说，怒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全中国学生都强烈地抗议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战争挑衅。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好战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次u—2飞机事件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狼究竟是狼，我们必须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上所有讲话，都在会场上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全体起立，台上台下的口号声连成一片，1万多人激愤地高呼：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从日本滚出去！从老挝滚出去！从泰国滚出去！从菲律宾滚出去！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喜听汇报 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坐满了中央首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排。今天，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听取他关于击落台湾u—2飞机的汇报。周恩来总理在门厅来回踱着步，不时往走廊看一看。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对大家说：“主席来了！”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了个手势。刘、岳两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了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之后，毛译东转向刘亚楼。刘亚楼打着手势，向毛泽东简洁地汇报了击落u—2型飞机的经过。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听着刘亚楼的汇报，不时插上两句话，时而满意地点点头。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好了，去照像吧！”“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第十二节“克难英雄”被俘 王诤部长再设“陷阱”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就转身溜走了。显然，“黑小姐”的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一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便逃跑。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进行研究，制定了一个使“黑小姐”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因为飞机的雷达接收机可以根据它接收到的地面雷达的特点和各种参数判断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人得知了我地空导弹雷达工作的多种参数，所以当收到我地空导弹阵地的电波信号时，就能发现下面是导弹阵地。于是我们便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黑小姐”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又由岳振华营来完成。 首位“克难英雄”被俘 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飞弹“接吻”。他丝毫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 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它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向里钻。14时11分，u—2飞机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对空导弹第二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营长一声“放”，3发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来，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使他在两三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很清醒，自己终于与飞弹“接吻”了！他的驾机成了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2架u—2飞机。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 第55章 他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的人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1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他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还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他开始非常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筋剥皮。可是医护人员却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叶：“是的。31岁。”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当天则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大陆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稿件。1982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叶常棣的下落，随后批准他回台湾探亲。导弹第二营因战功卓著，1963年12月26日，岳振华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6日，导弹第二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称号。 三次击落u—2飞机 继叶常棣被俘之后，1964年7月7日，又一架u—2被击落。飞行员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克难英雄”、“飞虎英雄”，他曾12次驾机骚扰大陆。可是他哪里想到，这次他的“黑小姐”的骗术失灵了，迎接它的是3枚导弹。当李南屏眼见难以逃脱，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猛力拉下弹射跳伞手柄。可是座椅下方的弹射装置在起飞前已被拆掉，以防他们的“飞虎英雄”被生俘。结果他与“黑小姐”一起在空中粉身碎骨。3名飞行员的下场使台湾u—2飞行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台湾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u—2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u—2加装了13电子干扰系统，使大陆飞弹屡放空炮，u—2飞行员又胆壮起来。 再次生俘u—2飞行员 到了1965年1月，轮到了张立义。1月9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35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张立义问：“现在？”得到的回答是：”准备一下，明天。”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没在家过。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1块衣料，给女儿买1串项链，给儿子买几挂鞭炮。老实说，他是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的，他怕那个“万一”，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翌日，还在张立义做飞行准备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向在内蒙古萨拉齐的地空导弹一营，下达了这样的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u—2飞机1架，将于今日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于是这个营的飞弹便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台湾的“黑小姐”了。当晚18时，张立义驾驶他那3521号u—2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在张立义看来，驾u—2到大陆侦察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不过，飞这种飞机飞行一次能得5000元台币（约合5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1964年7月从美国受训归台，就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了相。接着，由于在8月至12月。3次驾u—2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立即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飞弹撞上来。飞机进入内蒙古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第4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2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像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万丈深渊般的地面。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保持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受得了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看见远处有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的。 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理他。他颇有些不平起来。 倒是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 他终于爬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他央求道。农妇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农妇去了一会儿，把事办成了——带来了几个民兵。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老婆。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这个农妇又是神气又是同情地向民兵叙说了刚才的一切。 与其说是捉住，还不如说是发现。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戴着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哩！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明像是在招待客人。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 第56章 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接下来，张立义与叶常棣一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转眼到了1969年。张立义和叶常棣一起被释放。张立义后来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的工程师。1982年8月26日，他和叶常棣一起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五次击落u—2飞机 1965年，中国自制的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又出动了1架u—2飞机，进入浙江省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2万至2.05万米。设伏在该地区的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u—2飞机1架。 这样，从1962年到1967年，我导弹部队共击落u—2飞机5架。从此，“黑小姐”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前后，我军还击落rb—57d飞机1架，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统共有9架高空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空军导弹部队屡建战功，涌现了不少像岳振华及其导弹营那样的“空军战斗英雄”和“英雄部队”。岳振华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力兵团，导弹部队更加强大。第十三节打击空中间谍 霹雳攻击p—2v侦察机 1961年元月25日深夜，天黑风高。在海南岛东北地区上空，一阵刺耳的螺旋浆推进器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几乎贴着树梢掠过夜空。同时，一件件空投物品纷纷抛下，这些东西有援助所谓”琼崖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还有大量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引诱中国军队干部战士携武器“弃暗投明”、卖身求荣的反动传单！这飞来的黑影就是美蒋p—2v型电子侦察机。提起它，中国空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却一时拿它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它频频窜犯大陆，疯狂破坏国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来到打击猖狂之敌的中国人民空军某指挥部，熬了整整一通宵。 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有一个神秘的“34中队”。它成立于1960年2月，所有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其“入队”条件非常苛刻：要求“思想纯正”，能为“国家”献身；要有2000小时的“飞龄”；在执行任务时，一律不准携带降落伞，绝对服从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训示。他们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一般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另发奖金，以小时计算，夜行一趟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从当时来讲，这笔钱够他们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了。 “34中队”名义上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是由美国人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人、替美国卖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支空中间谍别动队。该中队的王牌武器便是p—2v型电子侦察机。它原是美国海上反潜巡逻机，经过改装后，不仅能超低空飞行，还能在黑夜长途奔袭。机上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配有驾乘人员13至14人（机长1人，正副驾驶员4人，领航员2人，通讯员兼电子侦察、干扰4人，射击员兼空投特务、物品、传单2人），执行任务时可以分成2个班次，一组干活，一组睡觉。就从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其窜犯大陆时的骄横狂妄。p—2v型机从1960年2月至1963年6月入窜大陆的范围是：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及东北、京津沪地区。它的任务：1.实施电子侦察，获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可窃听并录音中国对空指挥的无线电话、电报，破译中国各种密码电报，侦察中国各型雷达的部署、性能。2.空投武装特务。可在深山密林或社情复杂的地区一次空投武装特务10余人，配合大陆阶级敌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3.散发反动传单。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心理战”，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煽动，妄图策反中国军政要员。保卫祖国领空是我人民空军的神圣职责，他们为打击p—2v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一天夜里，p—2v又来了。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我某部战鹰升空拦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飞行员全靠雷达跟踪和地面指挥所的准确指令，紧紧咬往来犯之敌。 “前方距离敌机3000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2000公尺。”“前方距离敌机1000公尺。”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闪光的亮点，目标混杂其中，顿时真假难分。怎么办？我战机设备落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放弃追击。但就这么让敌人逃之夭夭，逍遥溜走吗？不，这是我英雄飞行员的奇耻大辱。我战鹰以无畏的勇气继续追击，在干扰中搜寻目标，终于重新咬住了敌机。这时，p—2v—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往山区逃窜，然后突然减速，并降低高度，在两山之间“捉迷藏”（它的机动性能优越，前方有危险障碍时还能自动规避）。敌人这一招实在狠毒，穷追不舍的我战鹰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又是在黑暗中，只见一团火光冲天而起，我飞机撞山爆炸，英勇的飞行员壮烈牺牲！类似的惨重损失发生了好几起，引起了我空军将士的极大悲愤。飞行员更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驾机硬撞，也要把p—2v给揍下来。可是除了雷达上的光点，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部看不到。 p—2v侦察机的罪恶飞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了政治上的恶劣影响，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亲临我空军某指挥所一个通宵，最后指示：“采用一切方法将敌机击落！”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全军发出指令：“要以海底捞针的决心打下敌机！”一时间，对付p—2v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中心任务，如何击落p—2v成了我军必须解决的难题！p—2v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人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200至300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6至8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一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p—2v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犹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年11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5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占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瞳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 第57章 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人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1964年6月11日16时，又1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待照明饥、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的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发现目标，立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空中殒命 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下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度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另一场空战 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有空情，准备战斗！”原来，国民党空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探大陆沿海机场和船舰活动情况。(奇*书*网^_^整*理*提*供)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第十四节发人深省的阴谋与陷阱 当今，我国正迈进一个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隐蔽战线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形势。出于种种目的，台湾特务机关并没有放弃对祖国大陆的渗透。也许海峡彼岸的“他（她）们”就活动在你的身边? 四个女人的出国梦 曾有一时，出国成为一种时尚，一本外国护照成了人们梦昧以求的东西，为了获取它，不择手段，不惜！一个年逾花甲的老翁，步履蹒跚地从地球的另一端来到中国，受聘于某大学担任英文讲师。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这个面目慈祥、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外籍华人，竟是个台湾特务。 他姓耿名岚，早年在国民党军队混事。解放前夕，他见事不妙，举家迁往香港，最后定居m国。他曾同时为几个海外情报机关服务过，靠贩卖情报维持生计。到了年老体衰、心余力绌时，又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台湾特务机关。耿岚生性好色，是个拈花惹草的“高手”。别看他人过6旬，淫欲却有增无减。在国外他就听说，中国正掀起一股出国热潮，有的女人为了达到出国目的，不惜以身相许。因此当特务组织指示他借应聘来华任教之机搜集情报，发展组织时，他便一口应允了。耿岚觉得，凭着自己手里的“洋派司”，不愁没有女人自投罗网。这样，既可以玩弄女人，又可以操纵这些女人掩护自己的特务活动，真可谓一举两得。于是，带着双重不可告人的目的，耿岚踏上了这块曾经生养过他的土地！她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妇女，她们中有工人、技术员、也有教师，她们有事业，有家庭。但出国狂潮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使她们不再安于现状而想入非非。于是，她们开始寻找。寻找连接大洋彼岸的“桥”！第一个女人的故事落日余晖映照着这座中原名城的街头巷尾。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一位30出头的女人像有什么要紧事似的匆匆走着。汗，从她额头渗出，她却顾不上擦，并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她叫郑丽，是某设备厂的工人。郑丽命很苦。14岁那年，父母先后因病命赴黄泉，留下了孤苦伶汀的她。为了生活，她只得辍学进父母原来的单位当了工人。25岁时，郑丽经人介绍和一个憨厚的小伙子结婚了。生活刚刚对她绽开笑脸，谁知刚过了半年，丈夫竟患了难以启齿的器质性生理障碍。虽经多方治疗，结果却收效甚微。丈夫绝望了，他开始酗酒，动不动就发脾气，摔家什。不谙真情的婆婆也渐渐拉长了脸，经常阴一句、阳一句地指桑骂槐。从此，郑丽的脸上又失去了笑容。这天下班前，她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眼下，她正要赶着去会见这位远方来的客人。电话是耿岚打来的，约郑丽下班后到他下榻的国际大厦见面。他们素不相识，耿岚怎么和郑丽联系上了呢？话还得从头说起。耿岚临来大陆前，曾到台湾拜望了几位旧友。一位老友托他找找在大陆中原某城的表妹（即郑丽之母）。耿岚计划中也要去该城活动，正愁缺个正当理由，见老友有求，便一口应允了。耿岚来到该城后，托公安机关帮助查询。说来凑巧，接待他的公安人员正是郑丽的邻居，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此刻，耿岚躺在宾馆舒适的席梦思床上，悠闲地吐着烟圈，心里却盘算着如何通过郑丽开展他计划中的特务活动。 第58章 “砰、砰、砰”，三下轻轻的叩门声，耿岚连忙起身打开了门。站在面前的郑丽不算漂亮，苍白而缺少光泽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忧悒。 但她依然散发出一股少妇特有的魅力。郑丽望着面前这个矮胖的老人，怯怯地问道：“您就是耿先生吧？我是郑丽。”“噢，郑小姐，请进。”耿岚以长辈的姿态拍拍郑丽的肩头、把她引进客房。 “这次受你表舅之托，前来寻找你们，不曾想，令尊和令堂已作古多年，郑小姐这么多年生活的不易呀。”耿岚的话勾起了郑丽的心酸。想想早已辞世的父母，想想现时的不幸，加上许久没有听到过亲人的一声安慰，郑丽的眼泪就像檐前的雨水，滴滴答答流淌下来。耿岚拿来一条毛巾，递给肩头抽动的郑丽：“郑小姐不要难过了，我和你表舅是多年世交，在他还暂时不能来大陆的时候，我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的。”渐渐地，郑丽停止哭泣，她有些难为情他说：“耿先生，让您见笑了。我好多年没听到安慰话了，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耿岚点着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抬腕看了下表：“时候不早了，我们去吃饭吧。”在宾馆的豪华餐厅里，俩人边吃边聊。郑丽像见亲人一样把多年的不幸遭遇竹筒倒豆子似地抖落出来，免不了又洒下了几多伤心泪。 宣泄了郁积心头的惆怅，再加上酒精的刺激，郑丽的眼亮了，面颊也浮上了淡淡的红晕，在柔和灯光的映衬下，竟显得楚楚动人。耿岚一步步设着诱饵：“郑小姐，恕我直言，我觉得你应该离开你的大夫，去追求理想的生活。”郑丽叹了口气：“唉，命该如此，我也就随遇而安了。”耿岚接过话头：“我不能看你这样生活。作为你长辈的朋友，我要对你负责。你贤慧、质朴，我很喜欢。这样吧，我也没有女儿，你就当我的干女儿怎么样？”望着耿岚温和、企盼的目光，郑丽爽快地答应了。 耿岚兴奋地给自己和郑斟满酒：“为我们的父女情，干一杯。”耿岚又掏出一条金项链：“给，就算干爹的见面礼吧。”“谢谢干爹。”郑丽接过项链，高兴地挂在脖颈上。夜里，郑丽失眠了。她没想到命运竟会在今天出现奇迹般的转折。她想，兴许是苍天有眼，降福于我吧。以后的几天，郑丽向工厂请了假，陪着“干爹”游名胜、逛街市，形同父女，玩得好开心。一天，两人游倦归来回到宾馆，耿岚去洗澡，郑丽收拾着买来的东西。不一会儿，浴室传来耿岚的声音：“小丽，把我的剃须刀拿来。”郑丽一怔，心里一阵慌乱，但马上又镇静下来：“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不会！”便拿着剃须刀走进浴室。雾气蒸腾的浴室内，耿岚躺在宽大的浴盆内，见郑丽进来，便哑着嗓子对她说：“小丽呀，今天干爹实在太累了，你能不能尽尽孝心，帮干爹搓搓背呵。”郑丽无可奈何地给耿岚搓背，眼睛看着别处，脸胀得通红，动作显得机械、呆板。“哎哟，好舒服呀，还是有个女儿好，知道心疼人。看把你热的，快把外衣脱了吧，在干爹面前别不好意思。”耿岚说着动手解开郑丽的衣扣。如果说开始郑丽还有所疑惑的话，那么此时的她已完全明白了“干爹”的意图。作为一名少妇，她并非无力反抗，但是“干爹”的“关怀”、“体贴”以及那些言谈话语中隐含的允诺，犹如魔咒一样淹没了她的良知。她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听凭摆弄！事毕，耿岚轻轻地抚摸着郑丽丰满而光润的肩头，低低细语道：“你不晓得，我在国外有多么孤独。你那个黄脸婆的干妈，脸比核桃皮还糙，一点也提不起情绪。是你安慰了我这颗孤寂的心，使我重新充满了活力。” 已经失去自尊的郑丽谦卑他说：“看您说的，侍候好您是我应尽的义务。”耿岚得意地“哈哈”一笑：“难得你一片真情，干爹不会亏待你。我已经想好了，准备让你到日本学习，然后在那里定居。干爹给你买套房子，会经常去看你。你要嫌干爹年纪大，不中用，也可以找个日本人结婚，怎么样？”犹如在海上漂泊的孤舟突然望见停靠的港湾，饱尝生活磨难的郑丽觉得终于有了理想的归宿。她忘了矜持和羞涩，一头扑到耿岚的身上，谄谀道：“我谁也不要，就跟着干爹。” 一个阴霾的午后，耿岚起身披上一件睡衣，对身旁的郑丽说：“小丽，干爹这几天手老不听使唤，帮于爹写封信吧。”系着衬衣纽扣的郑丽头也没抬：“您说吧。我写。” 这是一封写给朋友的普通信。令郑丽感到困惑的是，信里并没有谈回乡的感受和授课的情况，而大谈生意经，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明显不通。望着郑丽困惑的目光，耿岚搪塞道：“一个朋友想来大陆做生意，托我给他问问行情。好啦，你回去的的路上，顺便发了。”郑丽哪里晓得，她按耿岚口述的那封信，正是耿岚向情报机关报送的、含有暗语的情报。 郑丽得到了遥遥无期的口头允诺，为此她失去了许多、许多！第二个女人的故事苏秋萍和耿岚相识在朋友举办的聚会上。 有一天，苏秋萍应朋友之邀，到她家作客。朋友的爱人也邀请了本校的客座英语教授耿岚。十来个人的聚会使房间显得拥挤、狭窄。人们一边喝着啤酒、饮料，咬着火腿、香肠，一边亮开嗓门高谈阔论，侃侃而谈，还不时为某些敏感问题各抒已见，喋喋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 苏秋萍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喝着手中的雪碧，一言不发。她身材不高，显得娇小玲球。白皙的鹅蛋形脸上施了一层脂粉，恰到好处地遮住了眼角的鱼尾纹。瀑布般流泻的的黑发，浅驼色的西服套裙，乳白色的高跟皮鞋，给人一种气质高雅、独具风韵的感觉。没劲透了。苏秋萍微微蹙起眉头。她对这种空泛、无休止的争论极不感兴趣。她起身走到隔壁的卧室，顺手拿起一本外国画报，无聊地打发时间。一见到苏秋萍，耿岚就被深深吸引了。在他的风流史上，还很少遇到过这种气质不凡、超俗洒脱的女人。从她那冷傲的目光里，他觉察到她孤独无依，渴望引人注目，受人恭维，被人慰藉。 耿岚走进卧室，关切地问：“苏小姐怎么一个人呆在这里呵？不喜欢参与辩论？”“噢，耿先生，您请坐。”苏秋萍起身让座，接着说，“争论来，争论去，也争论不出个子丑寅卯，太无聊了。”“我也有同感。我们随便聊聊好吗？”见苏秋萍点点头，耿岚便坐在她身边，问：“苏小姐是干什么工作的？”“声乐教师。”“教民族、美声，还是通俗？”“美声唱法。” “呀，苏小姐很了不起，音乐造诣一定很深。”“有什么用呢？”苏秋萍苦笑一下，“现在美声唱法不吃香啦。人家搞通俗的，别管受没受过正规训练，只要扯着嗓门、声嘶力竭地喊一阵，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流进了自己的腰包。现在大陆这些状况真令人无法理解，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的欣赏趣味却越来越低。” “那还有谁愿意学美声？” 也许是面对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苏秋萍的话滔滔不绝，倾泻而出。她讲了美声唱法的尖子纷纷去国外寻找施展才华的天地，讲了不少人受环境所迫而改唱通俗，讲了待遇不公，讲了后继乏人！临分手时，耿岚握住苏秋萍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说：“和你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希望能再次见到你。”苏秋萍回到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和耿岚的相识，在她心中掀起了阵阵涟漪。 她的生活并不如意，包括家庭和事业。她的丈夫是远洋货轮上的大副，长年在海上漂泊。两人结婚7年了，呆在一起的时间没超过1年，她常常感到孤独。想生个孩子，增添点家庭情趣，却始终未能如愿！这几年，出国热潮铺天盖地般地席卷而来，苏秋萍所在的学院也受到极大冲击。教师、学员纷纷想办法出国，即使没走的，有条件改弦易辙，有门路的办起了公司捞钱。而自己却还在浑浑噩噩中虚度年华。想想已到了青春渐逝的年龄，再不快马加鞭，只能在平平淡淡中了此一生。她认为，只有涉足“洋插队”的行列，自己的生命才会重新燃起火花。于是，她开始找寻连接大洋彼岸的“桥”。 耿岚这个外籍华人就是一座比较稳固的“桥”——她想。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办这种事理当不成问题。临分手时，凭女人特有的直觉，苏秋萍感到耿岚流露了对自己的依恋和饥渴。这是一种信号，一种无言的召唤。把握时机，改变命运，苏秋萍暗暗想。几天后，耿岚把苏秋萍带到一家饭店的露天游泳场。天，湛蓝。水，清澈。游泳场内，有的人仰卧躺椅上，舒展四肢，享受阳光的恩赐。有的人跃入水中，挥臂前行，体味清波的抚摸。苏秋萍穿件黑白相间的泳衣，婀娜、娉停的姿态显得楚楚动人。她扶助耿岚在水池中尽情游动。和一个漂亮女人在池中嬉戏，且肌肤间还经常有意无意地相互触摸，使耿岚欲火焚身，心痒难耐。游了一会儿，两人上岸走向遮阳伞下的餐桌。耿岚要了几听饮料。苏秋萍喝了一口，用手把玩着饮料听，装作不经心他说：“耿先生，有件事不知您能不能帮忙？”耿岚笑眯眯而胸有成竹他说：“你别说，让我猜猜。是不是想通过我出去呀？”苏秋萍抬起头，露出惊讶的目光：“您怎么知道的？” 第59章 “从你那天和我发的牢骚中我就感觉到了。“不知！”“区区小事，不成问题。说实在的，介绍苏小姐这种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出去深造，我脸上都有光。”耿岚使出惯用的伎俩。“我的年龄是不是大了些？”苏秋萍不无担忧地问。“没关系，有才华就行。”耿岚说，“我音乐界有些朋友，不少是搞西洋乐器的专家。你将来投师他们麾下，对你是大有益处的。西方人对西洋乐器如醉如痴，你将来可以举办独唱音乐会，或者当教授，收入可比你在国内强多了。要是不想回来，就在外面定居，到时把你的丈夫也接去，过上半生荣华宫贵的生活。”听着耿岚为自己筹划的如诗似画的美妙未来，苏秋萍心醉了。两人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便驱车来到苏秋萍家。一个有所求，一个有所欲，无须过多的语言，无须轻薄的挑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苏秋萍迅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和耿岚拍板“成交”了！以后，苏秋萍常陪耿岚到处游玩，并在耿岚的要求下，把自己的一些朋友、同事介绍给他。耿岚从中物色了一位某科研单位的中年工程师，并施以金钱引诱的手腕，将这名工程师拉入特务组织！第三个女人的故事江南名城s市太阳恋恋不舍地隐入西边天际，华灯绽放，千年古城充满了傍晚时分特有的情调。苏秋媛站在穿衣镜前顾影自怜。40多岁的人了，虽是半老徐娘，身材却依然丰满而富有弹性。 苏秋媛是一所中学的英文教师。60年代，年轻貌美的苏秋媛和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结为伉俪，两口子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几年后，又添了一儿一女双胞胎，更使小家庭充满了乐趣。谁知命运多舛。1973年，丈夫突遇灭顶之灾，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个酒后开车的醉汉辗死在车轮下。噩耗传来，苏秋媛哭得死去活来，她真想随丈夫而去，一死了之。可望着年幼无知的儿女，她又不忍抛下他们，从此，她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丈夫去世时，苏秋媛才30多岁，依然风姿绰约，曾得到不少男人的青睐和追逐。家人、同事也曾多次劝她另择佳偶，共同分担生活的重负。她也确曾动过心思，可权衡再三，她打消了再嫁的念头。她怕委屈了儿女，他们是她的生命、她的寄托，她把全部心血注入他们身上。也许是对妈妈作出重大牺牲的回报，一双儿女非常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当儿女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迭到妈妈面前时，她大哭了一场。儿女去外地上学，留下她孤身一人。她静下心来，又开始考虑儿女的未来。近年来的“出国热”也在苏秋媛心中掀起巨大波澜。她想，要使儿女今后得到事业上的发展和生活上的实惠，唯有走出国之路。国内固然也能施展才华，但挣不了大钱。她认定只有把儿女送出去，才能使他们幸福，也才能使自己有个安逸的晚年。苏秋媛明白，自己的子女虽然聪颖、勤奋，可在那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就不见得是成绩斐然、出类拔萃的了。因此，走公费留学的路怕是行不通，只能在自费上动动脑筋。可她一打听价码，就泄气了。先不说上哪儿找经济担保人，光自筹的那笔经费她砸锅卖铁也付不起呀。就在她几近绝望时，妹妹苏秋萍的一封信又给她重新燃起了希望。 苏秋萍的信中，介绍了耿岚，说他是个“温厚善良、乐于助人的长者”，“在国外有众多的关系，求他办理出国手续不成问题。”信的最后，苏秋萍耐人寻味地写道：“耿先生在大陆很孤独、寂寞，渴望得到慰藉。他近期要去你那儿，我让他去找你，望姐姐好好招待耿先生。”妹妹的信，苏秋媛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有些话里话外的意思使她不免有点脸红心跳，她暗暗责怪自己想歪了，但在内心深处她已认定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次机会办好儿女的事。 妹妹来电报，告之耿先生当晚到达，让她在家等候。苏秋媛请了半天假，特地到美发厅烫了发。苏秋媛换上紧绷的港裤和宽松而艳丽的羊毛衫，这是苏秋萍去年从香港给她带回来的，她一直舍不得穿。她又用化妆品修饰了一番，还往身上洒了点香水。音乐门铃响了，苏秋媛慌忙用手拢拢头发，走去拉开了门。 容光勃发的耿岚站在门外，眯缝着眼盯着风韵犹存的苏秋媛。“啊，耿先生，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快请进。”苏秋媛像见到久别的故友，热情中夹杂着几分作做。 “给你添麻烦了。”耿岚走进屋，脱去西服，苏秋媛连忙接过，挂在衣架上。耿岚环顾简陋而洁净的居室，发出赞叹：“好干净的家哟。看得出女主人一定是个理家的能手。”苏秋媛拧了一条热毛巾，递给耿岚，又端上沏好的茶，拿出未开包的“云烟”，说：“凑和着过吧。本身日子就紧，再不精打细算，还怎么活呀。”耿岚擦着脸，望着墙上一张四人的照片，问苏秋媛：“这是你们一家人吧？”苏秋媛点点头：“可惜先走了一口，留下我们这孤儿寡母。”说罢，眼圈红了。“我听秋萍说过你的情况。来，坐下，详细讲讲好吗？”耿岚把苏秋媛拉到自己身旁坐下。苏秋媛滔滔不绝讲了起来。她讲了家庭曾有过的温馨、快乐，讲了丈夫意外夭折而遭受的惨重打击，讲了如何咬紧牙关一步步把子女抚养成人的艰难历程，也讲了自己现实的寂寞、苦恼和企盼！说到伤心处，禁不住又珠泪涟涟。耿岚替她揩去眼泪，安慰道：“别难过啦，你总算熬出来了。我很钦佩你的人品，作为母亲，你付出了全部的爱。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的。”苏秋媛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看我，刚见面就和您聊这些伤心的事，让您见笑了。”耿岚打断她：“我听秋萍说，你想把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听耿岚说到实质问题，苏秋媛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她直视着耿岚说：“秋萍来信说耿先生温厚善良，乐于助人，不知能否求耿先生帮帮忙。”耿岚摆出一付乐善好施的架式，拿话诱人：“就冲你这种奉献精神，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你别担心，等孩子过两年大学毕业后，我负责送他们出国深造。”苏秋媛做梦也没有想到。困扰自己多时的问题这么容易就能解决。她禁不住抓住耿岚的手：“您可帮我了却了心头一桩大事，我替孩子们谢谢您啦。”耿岚趁机反握住苏秋媛的手，进一步许着愿：“你外语好，到时候你也一起出去，和子女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两人唠唠叨叨了将近3个时，苏秋媛看看表，起身给耿岚端来洗脸水。也许是卸去了心里的重负，也许是出于感激之情，苏秋媛显得格外兴奋。她像照顾幼儿一般殷勤地为耿岚洗脸，甚至半跪在地上，替耿岚脱去皮鞋，全然不顾那捂了一天而散发出阵阵恶臭的汗脚。月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钻了进来，投射到躺在床上的耿岚身上。耿岚这次到s市，是来和潜藏在该市的一名特务接头、传递特务活动经费的。耿岚对s市不大熟悉，正愁无处落脚，苏秋萍把自己的姐姐介绍他，不但使他有了稳妥的藏身之地，而且给他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耿岚得意地心想：我耿某人真是艳福不浅，几句空洞的许愿，就把苏秋媛弄得神魂颠倒，信以为真。想到这儿，他悄悄爬起来，走到隔壁一看门果然虚掩着。他轻轻推开房门，借着月光，他看见半裸的苏秋媛正呆呆地望着他，似乎并不很惊慌。耿岚急促地挪着碎步蹭到床前，饿虎扑食般压了下去！耿岚以找朋友为名，在苏秋媛的陪伴下，顺利地与那名潜伏特务接上了头，留下了特务活动经费，取走了潜特搜集的情报。3天后，耿岚心满意足地走了。苏秋媛开始等待，等待大洋彼岸发出的召唤！第四个友人的故事“耿老头，咱明人不说暗话，人你也玩了，给个准话儿吧，几儿把我弄出去？”庄琳赤条条地坐在床上，一头墨染的秀发垂落在高耸的胸前。她肤色黝黑，身材高大，浓眉阔嘴，丰乳凸臀，颇有一股野性。身旁的耿岚腰间搭了条浴巾，正色眯眯地盯着庄琳裸露的胴体。他嬉皮笑脸他说：“别急嘛，我的小宝贝，过几天就去办，好不好？”说着手又伸了过来。庄琳“啪”地打开耿岚的手，提高了嗓门：“别尽拿好听的搪我，我可不是省油的灯。咱可把话说在头里，你要是变着法儿哄弄我，我可荤素不吝。”两人相识在3天前。庄琳下班后不想急着回家，丈夫今天加班，家里空荡荡的没有生气。她漫无目的地在嘈杂、喧闹的商业区闲散地逛着。庄琳生性泼辣，喜欢大着嗓门说话，干事也风风火火的，以至她那当助研的丈夫也常常畏之三分。她是某内部印刷厂的技术员，工作轻松、自在。小俩口的工资加一块也不少，可庄琳从小娇生惯养，花钱大手大脚，因而时常感到入不敷出。结婚4年了，丈夫早就想尝尝当爹的滋味，可她愣是不要。每当丈夫谨小慎微地提出时，她就把眼一瞪：“挣那俩屁钱，养得起么？我可不愿挂个累赘。”其实，庄琳内心有个埋藏很久的秘密——出国。这个秘密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别看庄琳大大咧咧，却颇有心计，没把握的事儿轻易不露。两个月前的一天，庄琳和一个刚从美国自费留学回来的老同学上街购物时感触颇深。当庄琳望着标价300元的皮鞋“啧啧”咂舌时，她的同学却像发现了新大陆，“哇，这么好的皮鞋才50多美元，太便宜了！” 第60章 当下买了两双，还用略带遗憾的口气说：“要是有再贵点的就好啦。”俨然一副“大款”的派头。 庄琳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她望着老同学那付神气活现的样子，眼前浮现出一个瘦弱、流着鼻涕、穿着补丁衣服、常常跟在自己身旁寻求保护的小黄毛丫头。星转斗移，今非昔比。过去的“丑小鸭”如今留美一趟，抬抬手就是自己整整4个月的收入。强烈的反差深深刺痛了庄琳，也搅乱了她的心。“人活着就得有派，否则还有什么意思？”她暗下决心，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弄得庄琳兴致全无。此时，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她摸摸兜里刚发的工资，决定到饭馆好好喂喂肚子。庄琳迈进一家位于闹市、装璜考究、环境雅致的饭馆。用餐的人不算多，可每个餐桌都有人。服务员把庄琳引到靠近墙角的餐桌，桌旁有一个满面红光的老者正慢条斯理地呷着啤酒。庄琳在对面落座后，点了一个拼盘、一个油焖大虾、两听么一个人出来吃饭？” 庄琳斜了他一眼，没好气地：“碍你事啦？踏踏实实吃你的饭，管那么多闲事于嘛？”耿岚尴尬地笑笑，并未放弃努力。“小姐不必多心，我没有恶意。喏，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从m国来的。”耿岚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庄琳。m国公民，大学教授。庄琳睁大了漂亮诱人的眼睛。 “原来您是外籍人士，真对不起，刚才我太失礼了。”庄琳歉然地对耿岚说。耿岚止住庄琳：“无所谓，也怨我没先自报家门。”“小姐，你的菜齐啦。”男服务员把啤酒、拼盘、大虾摆在庄琳面前。耿岚招呼服务员：“先生，请再添个松鼠鳜鱼、花仁仔鸡、2听蓝带啤酒、2听粒粒橙。”然后又对庄琳说：“难得相识，用大陆话讲，今天我作东。”两人边喝、边吃、边聊。天南海北，国内国外，越聊越投机，彼此地距离也越来越近。“大陆女人活得太累啦。”耿岚感叹他说，“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格守妇道，庄小姐也难逃这种厄运吧？”庄琳喝了一大口酒：“我？我才不钻这个圈子呢。这年头，能吃好、喝好、玩好就得啦。可惜没机会，要不，我还想到外国去遛达几年呢。唉，谁让我们家祖坟上没长这棵草呢。”耿岚乘隙而入：“噢，庄小姐也想出去？”庄琳一扬头：“谁不想？你没见现在这人都撒了欢儿似地往外颠儿。”“对，应当出去开开眼，否则就白活了。庄小姐要真想出国，我倒能帮帮忙。”“真的？”庄琳兴奋地睁大眼睛，又不解地问：“萍水相逢，您怎么会帮我？”耿岚趁机抓住庄琳的手，抚摸着说：“庄小姐是个明白人，还用问吗？”庄琳嫣然一笑！过了两天，两人吃罢晚饭进了一座公园。暮色中，庄琳挽着耿岚漫步于铺满碎石的小径上。外人看来，俨然是孝顺的女儿陪伴年迈的父亲悠然散步。和耿岚的偶然相识，使庄琳觉得通往国外的桥梁就在自己脚下。虽然打头一次见面，庄琳就确认耿岚是个风月场上寻花问柳的老手。不过，她并不在乎。现在这事，说穿了，无非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互有所需，互有所求，公平交易嘛。再说，现在有些女人为了出国，干什么的没有，甚至去国外当妓女都大有人在。我庄琳虽没有沉鱼落雁之容，却也不属残枝败叶之列，这次不拢住这个老头，恐怕将来会抱憾终生的！暮色更浓了。耿岚和庄琳在树木环绕的小亭子里坐下。耿岚抓住庄琳的手轻轻揉捏着，装作关切地问：“出国的事跟你丈夫商量了吗？他怎么想？”庄琳嘴一撇：“喊，跟他商量得着吗，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再者说啦，八字这一撇还没写完呢，着哪门子急。”耿岚拍着胸脯：“这事全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好啦。”说着，右手揽住庄琳，左手伸进了她的衬衣。庄琳挣脱开了，整整衣服，说：“先别，万一撞上联防的，我们俩还不现了。”接着又附在他的耳边低语道：“我那口子明儿出差！” 次日下午，耿岚坐着出租车来到庄琳家。两人鬼混后，就出现了故事开头时的场面！面对庄琳媚态中裹胁着咄咄逼人的质问，耿岚起身下床，有些不快他说：“你也太着急啦，我们才认识几天，你总得给我些时间吧。”见耿岚不高兴，庄琳忙跳下床，撒着娇说：“人家是怕你不当回事嘛。行啦，行啦，不催你还不行？” 过了一会儿，庄琳去厨房准备晚餐。耿岚在卧室呆了一阵，也踱进厨房和庄琳聊天。“你们单位都印些什么？”“啥都有。内部刊物、报纸、资料，赶上什么印什么。”正撕扒鸡的庄琳头也没抬。耿岚试探地：“能不能给我搞几份看看？”“你！” 见庄琳要询问，耿岚连忙接着说：“大陆报刊上的文章官话太多，千篇一律，我感到特别闭塞，所以想看点客观性强一些的东西。”庄琳满不在乎地：“这事儿好办，过些天我给你拿几份。”几天后，当庄琳揣着耿岚所要的内部资料找他时，她才听说，一天前，耿岚被“请”进了国家安全机关。耿岚来华任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以“出国”为诱饵，欺骗、玩弄了多名中国妇女，并利用她们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先后发展了3名特务，搜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耿岚终究未能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耿岚被捕后，留下了几组耐人寻味的镜头：镜头一：审讯室。耿岚交待了来华期间的特务活动，在谈到和几个女人的接触时，耿岚交待：“我和她们交往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玩弄她们，二是利用她们搜集情报、方便活动并从中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我发现她们都急于出国，就利用这些弱点，拿好听的话欺骗她们。头一个目的达到了，后一个目的也部分地达到了，没想到！”镜头二：某工厂保卫科。郑丽听了国家安全人员披露的情况后，愣怔片刻，泪水便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痛不欲生他说：“我好命苦哇。摊上个没能耐的丈夫，又遇到一个大骗子，今后我还有什么脸见人那。呜呜！”镜头三：苏秋萍家。听了事实真相，苏秋萍苦笑一下，显得格外平静。“我说也不会有这种好事。我不后悔，人要闯出一条路，不磕磕碰碰是难遂心愿的。我只后悔一件事，就是不该把姐姐介绍给这只人面兽心的色狼，让她和我一起蒙受耻辱。”镜头四：苏秋媛家。 面对办案人员的陈述，苏秋媛流泪了：“我好悔，奔50的人了，竟然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这对我将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训。”镜头五：某派出所。 “什么？他是特务？别蒙我了。就他那瘸儿吧卿的样子，还能搞情报？谁信呀！”办案人员出示了耿岚的部分犯罪证据，庄琳跳了起来：“整个一玩我哪，好你个老花棍！他在哪儿，你们让我见见，我非骗了老xx的不可。”镜头六：某市国家安全局办公室。 一位年过5旬、参与此案侦破的老侦察员感慨他说：“一个年高体衰的老特务，仰仗自己的外籍身份，竟能迷惑这么多名中青年妇女，尤其像苏秋媛，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为了子女能出国，和耿岚见面仅几小时就发生了两性关系，要不是亲办此案，我真不敢相信。好糊涂的人啊，为了出国，她们舍弃了女人的一切，结果却是竹篮打水。” 自杀，在黎明 当波音747客机沿波多麦克河飞进华府国家机场时，李钊透过舷窗肃然起敬地俯瞰那白宫、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和杰克逊纪念厅。他还看见机翼下整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全貌：整齐宽阔的林荫大道；小巧别致的私人别墅；汽车如蟒蛇般爬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广告牌密密麻麻，赫然醒目！“啊！这就是美国！”他不禁感慨万千，眼圈也泛起一片潮红。 他捋了捋鼻尖。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自从生活的艰辛过早地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习惯。1967年，他才5岁，父亲受不了造反派的批斗和折磨，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跳楼自杀了。母亲饱尝艰难，几年后他又倍受歧视。直到12岁以后，父亲终于平反昭雪，他也考取了声名显赫的高等学府。然而，他的心已枯槁，他说他的心是那个时代的殉葬品。 李钊走出机场。广场上早已停满了各种大小车辆。他朝四周看了看，然后朝着一辆车身上招贴有xx学院名称巨幅横条的bus走去。“嗨，伙计！”一位金发青年扬着手招呼李钊，“你是去xx学院吗？”李钊答应了一声，快步赶到车前。飞机上，他还一直担心学校没派车来接，那样的话，偌大的一个华盛顿，让他怎么去找呢？金发青年帮着李钊把两只旅行箱提上汽车。“我说伙计，看样子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 李钊点了点头。他怕陌生，仿佛整个世界是一张带血的虎口，会把他活生生的吞下去，更何况现在又是独自来到陌生的异国。“你好！”突然，从李别的身后传来了让他感到熟悉而又亲切的国语，“我叫林友良，是从台湾来的。”“你好。”李利有点喜出望外，“我叫李钊，来自上海。”“上海？啊！太妙了！我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林友良边说边情不自禁地拥抱住了李钊。 在去学校的路上，他们欢快地聊着。显然，林友良已不是初次来华盛顿，对于这里的街道、建筑和风景，他熟悉得几乎可以闭上眼睛来进行解说。 第61章 李钊津津有味地听着，还不时发出一些惊叹。离亲的忧愁，孤单的冷落，一时间都已跑得无影无踪。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李钊和林友良来到学院报到处之后，两人意外地得悉，他们不仅是校友，而且还是同班、同寝室。一直在母亲身边长大、从未见过大世面的李钊从一开始就把林友良当作了自己的亲密朋友。每逢课余饭后，幽静的校园里几乎总能看到他俩结伴漫步的身影。久而久之，同学们之间开始流传起“林友良和李钊在搞同性恋”的戏言。李钊也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因为，林友良很忙，尤其是每星期三、六，他几乎总是很晚才回到寝室。这时，李钊就提笔给母亲写信，告诉她近来所发生的一切。这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李钊独自躺在寝室的单人床上抽烟。他从来没抽过烟，他嫌烟太呛，味儿太涩太苦。这天早晨，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前段时间刚开过刀，是胃出血，现在已康复出院。 李钊猛地抽了一口烟，因太猛被呛得连连咳嗽。他干脆掐灭香烟，又开始持起鼻尖。可不知怎么，眼泪偏是克制不住滚滚而下。他说过，他是为了母亲才活着，母亲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 在那多灾多难的岁月，母亲才60多元工资，却硬是把他拉扯大，把他送进了大学，又把他送到了异国他乡深造。那天，母亲去机场替他送行，候机室的茶色玻璃把他和母亲隔开了。他哭了，透过泪水，他看见母亲也是泪眼濛濛。直到登机通知重复了三遍，他才喃喃地呼唤着“妈妈”，离开了候机大厅。母亲是他情感的全部储蓄，他是母亲的全部依托。除此之外，他们母子俩便是一无所有，包括冰箱、彩电、洗衣机和录音机。李钊知道，这一切都需要钱！自从踏上美利坚的国土，直到现在，他尚未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虽然衣食住行基本能够保障，可余下的并不多，而且随着赴美人员日益增加，工作似乎越来越难找了。李钊不由得羡慕起林友良来，他的手头可真阔绰啊。不用打工，口袋里却永远有数十张100元面额的美钞。那花花绿绿的票子，那林肯傲慢冷漠的头像，此刻对他突然变得富有魅力起来。 林友良照例是1点过后才回来，不同的只是，李钊还没有睡，这叫林友良多少感到有点奇怪。“阿钊，怎么愁眉苦脸的？”林友良问问道，语气很亲切。李钊沉默无语。林友良扳过李钊的肩膀，目光直视着他，话语却显得更加亲切。“怎么下说话？阿钊，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钊霍地从床上坐起。“友良！”接着，便欲言又止。“快说呀，阿钊，你还信不过我？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 李钊点上一支烟，连着吸了几大口，随后，仿佛下了狠心他说：“友良，我需要钱！”林友良笑了，脸上挂着善意。“阿钊，我还以为什么事呢，钱，没问题！”说完，唰地从西装的内衣口袋中抽出一叠100元面额的美钞，随手拿出几张递给了李钊。“不，友良。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无功不受禄’。” “阿钊，别担心，等你有钱还我就是了。”“可我怎么还你？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工作也好说，钱你先用，等有机会我帮你找一份体面像样的工作。”李钊收下了林友良借给他的钱，整整800元。第二天，他去世界贸易中心订购了1台20寸的philips彩电、1台180立升的philips双门电冰箱，并办齐了所有的托运手续。随后，他又到银行，将剩余的300美元全部寄给了母亲。晚上，他写信告诉母亲，他在美国已有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让母亲安心静养，一切不用担心。李钊似乎稍稍有了一点安慰，而林友良也似乎比以前更关心李钊了。星期六晚饭后，林友良破例叫住李钊：“阿钊，今晚我带你去个地方。”“哪里？”“rusy夜总会。那可是华盛顿最出名的，漂亮的女人，香喷喷的美酒。”李钊懵住了。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传统教育告诉他，夜总会肯定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标志。 “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去开开眼界。”林友良似乎早已看穿了李钊的心事，“周未放松放松嘛，何必一个人老呆在寝室里。”人性中有许多东西是经不起引诱的。只听过但从未见过夜总会的李钊，此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敲击着自己，使他身不由己地跟着林友良迈进了rusy夜总会的大门。 这里可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动感世界。穿着“三点武”的女招待们扭动着腰杆和浑圆的臀部来回穿梭；疯狂的迪斯科音乐震耳欲聋；袒胸露臂的女士们和身着奇装异服的男士们浑身的关节都似装了弹簧一般大幅度扭动着。李钊本能地皱了皱眉头，他开始后悔来这儿。如果不是林友良热情地拉住他，他早已溜了。 他们在一个幽暗的桌子边坐下，林友良招呼boy端上两杯香槟。“阿钊，别太讨厌这个地方，这里才是现代人自由享受的逍遥宫。”李钊有点反感，但碍于面子，他什么也没说。“阿钊，等一会儿，我保证你会对这儿感兴趣的。”李钊依然什么也没说，他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香槟。他想起了母亲，还有林友良的那800元美钞。突然，全场灯光齐放，人们疯狂地吆喝起来。李钊抬头看去，一列12名金发女郎穿着玫瑰红的“比基尼”风骚地站在舞池中央。他刚想问，林友良却抢先开腔了：“阿钊，这个节目是rusy夜总会的保留节目：脱衣舞！”话音刚落，只见12名女郎在进行曲的节奏中开始快速旋转，12只玫瑰色乳罩犹如仙女散花般地飞了出去，紧接着，12条玫瑰色三角裤衩也落到场地的四周。 尖厉的口哨声盖没了音乐。李钊直愣愣地看着，仿佛一根树桩扎根于泥土般地一动不动。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心跳加快，一股前所未有的异样感觉顷刻问溢满每一个细胞。他丝毫没有察觉，此刻，林友良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他，脸上带着和金发女郎身体一样赤裸的笑！自从去了rusy夜总会之后，李钊着魔了。在他寝室的床头出现了裸体女郎的巨幅彩照。不过，那是林友良弄来的，起先他只是放在自己的床头，后来，见李钊没动静，便又贴到李钊的床头。此时的林友良似乎已根本不介意李钊的存在与否，每天晚上，他几乎总会带一二个漂亮的小妞来寝室过夜。那酥心的呻吟，那放荡的浪笑，不断灌入李钊的耳朵，想躲也躲不了。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了，偷偷地坐起身，目睹了男女间那门子事的全部经过。他失眠了。 他觉得对不起母亲，他觉得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太具诱惑力的泥潭，让他难以自制。于是，他想以离开作为一种彻底的摆脱。可是工作呢？收入呢？自从上次拿了林友良800美元之后，他又向林友良拿了1000美元为母亲买了烤箱、洗衣机、音响，还寄了300美元给母亲。他已经骑虎难下。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一再说自己有了相当不错的工作、相当可观的薪水，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为了让母亲安心，他不得不继续维持这因善意而导致的谎言。他开始自己出去找工作，再苦再累也行。因为只有钱才能使他彻底摆脱林友良，才能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然而，似乎有人在跟他作对，每次于了几天，老板就都毫无理由地将他打发走。其实，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林友良，作为幕后操纵者，他对相中的目标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从一开始，林友良就敏感地发现，李钊身上有着某种东西，那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随着接触的增多，交谈的加深，林友良又惊喜地发现，李钊的父亲死于“文化大革命”，李钊本人从小就饱受创伤，他对祖国怀着一种发自潜意识的惶恐，甚至想要竭力躲避。于是，林友良开始下手了，而此时的李钊还完全蒙在鼓里，对林友良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林友良确实来自台湾，然而他的身份并非只是台大社会系的毕业生，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职务——台湾“青民”的理事长。该组织作为台湾当局一手扶植起来的“民间团体”，它所从事的是对大陆“青年民主人士”的策反工作。几年来，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实绩，“林友良”的名字已荣登台湾安全局有功人员的花名册。此番他来美国，就是要以大陆青年为主体，在华盛顿建立起“台湾青民”的第一个国际分支。没想到，出师不利。李钊这个眼看就要装进口袋的猎物，现在却要摆脱掉林友良的控制。“他妈的！”林友良心里骂道，“想滑脚，没那么容易。”星期四晚上，林友良把垂头丧气的李钊叫到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奇)“阿钊，大陆永远是一个开放则腐败、封闭则专制的国度，你的经历也能证明这一点。”林友良目光辣辣地盯着李钊，他觉得现在该是彻底摊牌的时候了。李钊开始捋鼻尖。 (书)林友良喝了一口饮料，又点上1支烟。他早从李钊身上发现了他捋鼻尖的习惯。他有点得意，勾起李钊的心酸回忆，无疑是成功的先兆。李钊还在捋鼻尖。他并不瞧林友良一眼，也不去捕捉林友良的话外音，他只是在遥想过去：抄家；父亲带着高帽子被拖出去游街；母亲绝望地垂泪！ 第62章 “阿钊，”林友良抽完1支烟后又开腔了，“只要你肯答应我的条件，你会很有钱，能把你母亲接到美国来，欢度美好时光。”说着，他打了个响指，让女招待端上两杯威士忌。李钊默默地看了林友良一眼，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感到酒很苦，浸泡着他那颗苦涩的心。于是，他又要了1杯，又一口子了。“阿钊，民主、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大趋势，我是为你着想。”林友良开始加码。 (网)“什么条件？”李钊在喝完了第三杯威士忌之后，带着醉意地问。“加入‘台湾青民’，号召大陆青年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林友良激动了，眼睛曜曜生辉。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接下来的那番话足以使人们相信，他是一个“民主”的天使。酒酣冲动之下，李钊在那张该死的“台湾青民”成员登记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李钊有了体面的工作，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公关经理的助手。月薪1200美元，真正的白领阶层。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家公司其实是由“台湾青民”一手操纵的据点。 不过，有一点李钊终于弄清楚了，那就是林友良的真实身份，以及林友良看中他的原因。以大陆青年出面组织“台湾青民”的分支机构，其隐蔽性要远远高于他自己赤膊上阵。在最初几个月的平静之后，李钊嗅到了一股异味。那天打扫寝室，他偶尔发现林友良的抽屉里有1支“韦森——38”型手枪。为此，他问过林友良，可林友良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清。几天后，林友良又突然告诉李钊，让他别把枪的事告诉其他人。在当天的《华盛顿时报》上，李钊读到一条消息：1名大陆留学生前一天被“韦森——38”型手枪击毙。“友良，你说你到底干了什么？”李钊责问着，他感到害怕。“李钊，你别问了，那是迫不得已。”“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民主吗？那么暗杀事件如何解释？”林友良眼露凶光地盯着李钊，他的话也同样凶狠：“我让你别问了，不然，你也休想再活下去！”李钊对一切都明白了，可惜此时已为时过晚。这天，是李刽到美国整整一年的日子。早晨，他早早地起了床。他发现林友良的床位空着，显然，昨夜他又没回来。李钊打开窗户，阳光真美，红红的亮线舔着翠绿色的草坪，清新而神怡。不知怎么，他突然想起母亲前天写来的信。钊儿：再过几天你离开妈妈就要一年了。妈妈很想你，天天都梦见你，你在妈妈身边该有多好。 妈妈现在的身体很好。你爸爸以前单位的同事们几乎天天来看我，还有一个当初整过你爸爸的女同志硬要帮我料理家务。国内形势发展很好，你该回来看看了，钊儿。别老记着过去。要多看看今天，想想未来。只要你能回来，你就会发现，一切全变了。！“回家？”李钊喃喃自语，他仿佛感到一种阔别已久的情感正渐渐地回到自己的身上。于是，他又抬手捋起鼻尖，嘴里刚吐出“妈妈”两个字，泪水却已经夺眶而出。“可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自己的母亲？”李钊泪水涟涟，长期的压抑使他本已脆弱的性格变得更加阴郁、忧愁。 他又想到了林友良那张气势汹汹的脸，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李钊沐浴在朝阳里。蓦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返身坐到写字桌前，他急速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母亲，一封写给大陆青年。随后，他站起身。他觉得此时他才算是堂堂正正地站着。当人们从梦乡中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世界贸易中心门口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据目击者说，死者是从78层楼的屋顶跌下的。那死者是李钊，他以他父亲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魔鬼与“蓝衣女” 香港之夜。全城染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之中。刘颐沿着一条大道，由东向西行，此刻他要去的地方是希尔顿酒店。二表兄常一焕跟他约定夜里10点半见面。“都是些夜猫子！”刘颐初来乍到香港，还不习惯夜生活，而这里的应酬往往安排在夜晚10点以后。二表兄对他说：“今夜要应酬的客人，是香港的实力派人物。你要想在香港有一席发展之地，就不能不仰仗他，所以要小心应答。”刘颐点头称是。他晓得二表兄常一焕不是个等闲人物。舅舅常辅中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在国民党情治系统身居要职，原以为从此再无见面之日，想不到两年前，一封辗转而至的海外来鸿，使刘颐母子激动得抱头唏嘘了好一阵。后来，二表兄常一焕专程前来上海探亲，除了带来刘颐渴慕已久的彩电、冰箱外，还关切地问起表弟的“出息”。 刘颐乘机倒了一腔“苦水”：“我这半辈子算沾了舅舅的光，才过得如此潦倒。小时候从小学到中学，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只因舅舅这个‘海外关系’，大学连考3次都名落孙山。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又成了狗崽子。只能在工厂里当个小技术员。‘四人帮’倒台了。我总算透过气来，但谈不上什么‘出息’。老实说，我对大陆这一套厌烦透了。如果给我一个机会，保险混出个人样儿来！”常一焕冷冷地听着表弟的倾吐发泄，观察着表弟的一言一行，觉得是块被埋没的料子，只要“精心调理”，将来可以派大用场。等刘颐“苦水”倒完，常一焕安慰他说：“你和姑妈的情况，家父和我都知道。只是过去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现在好了，我回去与家父商量一下，将来把你和姑妈接到香港去。”刘颐一听，喜出望外，从二表兄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回台湾，他就伸长头颈等候佳音。 再说常一焕和他的父亲常辅中。常辅中离开大陆到彼岸时，还只是情治机关中的少壮派。凭他的巧妙周旋和办事才干，70年代中期他青云直上，在台湾情治机关内身居要职。常一焕，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子承父业，加入了台湾情治系统，表面上以经商为掩护，在台湾、香港都有几个像模像样的实业公司。一提起常一焕董事长、总经理，台湾商界人士莫不刮目相看。从80年代初，常一焕就经常回大陆经商，利用洽谈贸易等机会，暗中为他的情治机关物色人才。一开始他没有立即找刘颐母子，而是转弯抹角，弄清了刘颐的底细，最后才出其不意，出现在母子俩面前。以后常来常往，几番“考察”，常一焕认为刘颐是可用之材，当然也包含着至亲关系，格外想提携一把。从那次对刘颐说了要把他母子接到香港定居的事后，常一焕立即回台，与“机关头儿”一番密议后，作出了周密安排。刘颐正翘首以待，接到了来自香港的“金玉良音”。他以台湾上层人物亲属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申请去香港定居。这一着果然灵验，过了一个时朗就接到获准通知。正在他办理赴港手续时，老母一病不起，等不到的往香港与一别30余年的亲兄弟会面，就撒手而逝。刘颐悲伤之余，倒也觉得一身轻松，可以只身前往香港干一番事业了。 就这样，刘颐于1980年初踏上了香港这片陌生的土地。出于常一焕的安排，刘颐很快当了一家实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始他只是看看听听，一切业务由台湾来的副总经理掌管。随着岁月的推移，刘颐开始熟谙“生意经”，认识的人也多起来了，开始以港人的面目混迹于各种交际场所。 常一焕对表弟来港后表现不俗暗自窃喜：“皇天不负苦心人！”今晚的约见，将决定刘颐今后的命运，也关系到他掌管的那部份情治工作的建树！离10点半还差5分钟，刘颐整了整衣衫，跨上了酒店大理石台阶。头戴白色船形帽的服务员微笑着迎上前来，把他引进辉煌的底层大厅。见常一焕在招手，他疾步上前握住表兄的手，高兴地说：“你好早呀！”“你来得正好。台湾来的贵宾已在恭候你了。”说着，常一焕在前引路，两人登上观光电梯，直上顶层。这是一家拥有700多套双人房和90间套房的豪华大酒店，中、法、意、美式餐厅一应俱全，还有咖啡室、酒吧、健身房、游泳池、夜总会、宴会厅、会客室、超级市场。刘颐在大陆上还从未光顾过这样气派的大宾馆。电梯开处，常一焕径直把刘颐让进一间布置典雅、具有东方情调的小厅。迎面起立的是刘颐的舅舅常辅中，还有两位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我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实业界、政界都兜得转的实力派，也是我的好朋友张松平、黄学培。”舅舅常辅中介绍。刘颐忙上前一一握手说：“有幸见到两位前辈，以后还望多多关照。” 胖乎乎的张松平哈哈一笑说：“好说好说，辅中前辈的令甥，都是自家人，今后合作的机会多着呢！”“合作？”刘颐心里想，“我能跟你们合作什么？”但他嘴里却应酬说，“小辈很愿意为两位出力。” 宾主刚坐下，侍应生马上送来热毛巾、香茗。今天吃的是蛇羹，另配上禾花雀、羊腩煲、红烧山瑞（甲鱼）等名菜，刘颐平生第一次尝到这样的美味，胃口特佳。酒过三巡，常辅中推辞，起立说：“我不胜酒力，告退了。你们初会，畅叙一番吧。”张松平说：“我有几个朋友想同大陆做生意，苦干大陆没有合适的人选。今天看到你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想请你担任我们公司在大陆的办事处主任一职，你看如何？” 第63章 刘颐一听，正中下怀。他正发愁在香港人生地不熟，若在内地也能搞个公司之类，“脚踏两只船”，不是更稳当吗？所以，他忙不迭地道：“承蒙两位看得起，小辈哪有不答应之理。只是我才疏学浅，恐怕辜负两位的一片好意。”“哪里的话！你是常辅老的亲外甥，我们一百个信得过。”张松平说。黄学培接上去说：“公司是我们与瑞士一家大公司合办的，就叫瑞港n公司驻b市办事处吧。一切与大陆方面的谈判、交涉、办证都已就绪，只等你走马上任了。”真是“难忘今宵”！刘颐酒足饭饱，回到住处，兴奋点始终降不下来。想不到还有今天！他回忆起当年在大陆，一而再，再而三倒霉的日子，真有点不堪回首之感。“张、黄两人待我如上宾，委我以重任，我不能使他们失望，愿为他们效犬马之劳。”刘颐暗忖。几个月后，刘颐在香港与b市之间飞了几个来回，俨然以办事处主任身份内外应付一切，而且成交了几笔不大不小的生意，颇使张松平、黄学培“满意”。又一个良宵。张松平、黄学培邀约刘颐前往一家日菜馆，请刘颐品尝日本名菜“刺身”。这是一种未经煮熟的海产，吃时要蘸芥酱。辛辣味道加上海产软滑的质感，刘颐虽然爱吃海鲜，但对这种生吃法总有点不习惯，不过满足了尝新的欲望，总是一种快事。张松平看刘颐吃得津津有味，心中窃喜：“鱼儿上钩了！”“刘先生。今天请你来，一来让你品尝一下日本的美味，二来想跟你商量一件生意以外的事情。”张松平不紧不慢他说。“请说吧，我洗耳恭听。”酒酣耳热的刘颐说。“我有几个朋友也想同大陆做生意，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国内的贸易资料。” “这容易办到。瑞港n公司驻b市办事处经常收到这种资料，比如国内产品目录啦，各省贸易洽谈会情况啦，我会让人复印几份带来。”“很好。一言为定。”刘颐没有食言。不久，他乘回大陆之际，带了一套复印资料回港，交给了张松平。隔不几天，刘颐在香港他的总经理办公室处理公务，电话铃骤然响了起来。 “喂！哪位？”刘颐拿起电话听筒。“刘先生吗？我是张松平。今晚请你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叙叙，不知能否赏光？” “如此盛情，怎能不从命呢！” 这是香港3家著名高级酒店之一，设备和服务质量都是一流水平，豪华和舒适自不待言。张松平今晚请刘颐参加这里的一个舞会。随着一阵音乐的热烈轰响，一群半裸的舞女轻风一样从屏风后面飘了出来。她们个个都身材苗条，容光艳丽，好似一朵朵水灵灵的鲜花。刘颐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那半裸的腰身，以及那不时踢扬起来的大腿！音乐陡地一转，一位打扮得更加妖冶放荡的舞星出场了。她披了件黑色横条的上衣，宽宽大大，只微微罩住了前胸的一部分，而腰间则完全裸露着，下衣是一条超短裙，颀长的大腿上虽穿着一双肉色的长统丝袜，但看上去犹如全裸着一般。她一手握着扩音器，一手举着鲜花，边舞边唱。她那艳如桃花的脸庞、白晰细嫩的肌肤、软绵绵的情歌、轻佻挑逗的表演，让刘颐直看得两眼发直，筋骨酥软，春心摇荡。 张松平见状，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冷笑。他俯身问刘颐：“刘先生一饱眼福了吧？”沉湎于中的刘颐吃了一惊，不好意思地洒笑说：“名不虚传！”“以后有的是机会。我们到另一处叙叙吧。”刘颐不很情愿地随张松平来到舞厅旁边的一间小厅。好像早作了安排，这里没有他人。两人在沙发上落座。侍者送上两杯白兰地，随后悄悄把门关上，退了出去。“刘先生，我的朋友要我转告你，你上次送来的资料在香港都能买到。他希望你想办法为他们找一些大陆的不公开的经济情况和其他机密资料。事成之后，他们必会重谢。”张松平呷了一口酒说：“这不是让我搜集情报、当特务吗？”刘颐心中一颤，此话脱口而出。“不要说得这么明白嘛！老实说吧，我们都是党国后代，你舅舅一辈人年纪都大了，退出政治舞台已为期不远，现在要靠我们这班年轻人多做工作了。你在大陆吃共产党的苦头还少吗？何不乘此良机，与我们携手反共呢！”“张先生，你是！”“明人不必细说。我是为你专程从台湾来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合作共事了。”“我怕！一旦出了事，你们没有什么，我不是完了吗？我好不容易来到香港，不想卷进国共两党的争斗！”“你怎么会如此容易来到香港的？不是我们帮忙，你来得了吗？光凭这一点，你应该明白了！”张松平说到这里语气加重了，“还是听从我们的安排吧！何况，我们现在对大陆主要是政治进攻，决不会叫你动武。你只是搜集大陆各个方面的信息，不会危及你的人身安全！” “好！好吧！我尽力而为，但要绝对为我保密。我还想好好过下半辈子呢！”“这你放心，我们自有安排！今晚一言为定。以后有什么事情，由黄学培先生跟你联系。”过了一个星期，黄学培果真找上门来，喜滋滋地告诉刘颐：“刘先生，恭喜你，台湾方面通知，让我安排你到台湾‘旅游’！”“真的？”刘颐将信将疑。“哪有假的。按规定，在香港居住5年才能取得入台签证。而你的入境手续都按待例给你办好。大后天就动身，这两天你把手头的事情料理一下。”按照张松平、黄学培的约定，暮春3月时刻，刘颐搭乘国际航班，飞往台北，一为探望舅父母一家，二为“生意”上的事与台湾方面的人面谈。飞机在桃园机场降落，二表兄常一焕亲自驾车接刘颐住进一流的新台湾饭店。在汽车上，常一焕告诉他：“过两天，我陪你在台北市区看一看。”北投这个地方，距台北市不过8里，位于大屯山麓，以温泉出名。它是台北的名胜，若是到了台北，而不到北投，等于没有去过台北一样。“三老板”接见刘颐，选择在北投，就是投刘颐之好，从感情上进一步笼络他。北投温泉水质很“滑”，正如《长恨歌》里所形容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刘颐从出娘胎还没有洗过温泉。这次算是当了一次“杨贵妃”了。“三老板”50岁上下，身穿戎装，肩上两颗星星。刘颐凭常识判断这是中将军阶。在温泉附近一幢半山别墅里，“三老板”与刘颐长谈。刘颐受宠若惊，别的都没有记住，只知道他要为“党国”完成两项任务：“一要设法打入共党警方内部，作为党国埋在共党内部的一颗钉子，必要时可向共党提供党国的一些情报，以取得共党信任。二要在大陆物色可靠人选，视情况发展为‘地下同志’，辅助你在大陆的工作。具体细节，分别由常一焕、张松平、黄学培他们与你商谈。” 头面人物进一步“开导”刘颐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你，因为你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一是你作为瑞港n公司驻b市办事处主任，与大陆做成了几笔生意，已取得对方初步信任，二是你舅舅在台湾政界举足轻重。共党搞统战，必然会找到像你这种在台湾有重要关系的人。所以，只要你胆大心细，处变不惊，就不会有任何风险。老弟，干我们这一行，好比做生意，不但要讲究手腕，重要的还在于机会，你是机会难得啊！”刘颐听头面人物一番高论，只有唯唯称是的份几。回到常一焕的别墅，才吐了一口长气说：“今天受益非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常一焕哈哈一笑说：“谁叫你是我父亲的外甥呢！”接着，常一焕、张松平、黄学培和刘颐驱车前往园山饭店，为刘颐接风，已在那里等候的，还有三名戎装笔挺的军界人物。他们相继和刘颐握手，其中一个矮胖子对刘颐说：“真正的英雄是深入敌后的将士。你们劳苦功高。所以今天再忙，我们几个弟兄还是来了，为刘先生接风。”席间，众人对刘颐前往大陆如何完成“三老板”指令作了精心策划。他们把刘颐的第一步行动，代号为“蛙鸣之声”，意即他是“两栖”人。第二步行动，请“蓝衣女”下凡！b市。午夜12点。市公安局治安处值班室。电话铃骤响。值班的张副处长拿起听筒，传过来一阵急促的话语：“治安处吗？我是星云宾馆保卫部。刚才发现一名港商与女服务员行为不轨，如何处理？”“哦！我马上派人来。”张副处长按了按办公桌上某个电钮：“三科，你们马上去星云宾馆把一名港商带回。注意不要忘记办手续。” 3刻钟后，李科长向副处长汇报：“港商名叫刘颐，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今夜11点多钟，他与星云宾馆女服务员小廖在自己房间里行为不端，被值班经理发现！” “他否认了没有？” “刘颐不否认对小廖有好感，但不承认有坏心。而且，他要求见处长，声称对其他人无话可说。”“哦！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我就见见他。” 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刘颐依然西装笔挺，神色自若，端坐在靠背椅中。李科长坐在另一面的椅子上。张副处长一踏进房间，刘颐立即站了起来，双目注视着身材魁梧的张副处长。 “坐下吧！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张副处长，我从小在大陆长大。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中曾担任要职，后去了台湾，1981年才去世。 第64章 我的舅父家也在台湾，舅舅和表兄弟都是蒋家弟兄的密友、高参。1984年我通过舅父的关系，到香港定居，经商搞买卖。这次在星云宾馆的事，纯粹是误会。而且，这在香港也不当回事！”“不！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刘先生应该懂得其中的区别。不过，这件事暂且不谈，会由李科长视情了结。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一些？”“这！”刘颐扭头看看坐在一边的李科长，欲言又止。张副处长正色道：“你尽管说吧，李科长也是老公安，我们会确保你的人身安全。” “那好！”刘颐清了清嗓子说，“这次我从香港前来b市之前，在台湾的表兄委派他的部下来探望我，送给我一笔港币，说资助我的事业。另外，还要我利用经常来往香港大陆的方便，多看看听听，积累些经济信息、政治动态之类，随时告诉他们。”“你答应了没有？” “一开始我不肯答应，说这不是搞情报吗？我表兄的部下说，这算什么情报，现在是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有那么多情报吗？不过经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拒绝了。何况，他是我表兄的部下，总要给点面子。” “你今天跟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表表我的心迹，我是从不问政治的，顺便也向两位请教，该叫我怎么办？”刘颐一副愁容的样子。“既然刘先生信得过我们，我不妨忠告两句。一言一行，总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包括自己的良心。-qi-shu-wang-请刘先生慎而行之。”“谢谢张副处长的教诲，在下没齿不忘。”“李科长，”张副处长回过头来说，“你再与星云宾馆联系一下，小廖姑娘讲的与刘先生讲的如果吻合，刘先生态度也较真诚，就让他回去吧！”等刘颐一离开，张坚立即指示李科长说：“此人似不可信！”刘颐回到星云宾馆，仰身倒在席梦思床上，嘴里恨恨他说：“真他妈的出师不利！这帮警棍似乎不信老子这一套！”他懊丧地向香港的常一焕发出1份明码电报：“期货初谈未成交，盼示新价码。”第二天上午，香港回电：“请按第二方案洽谈，务必成交。”尽管“三老板”给刘颐下达的第一行动方案“蛙鸣之声”，没有“鸣” 就“蛙”死井底。但他回香港之前，“顺手牵羊”，带了不少“货”回去，比如，各种各样大陆出版的小报、文摘，皮箱里装得不少。还有1份机密材料，这是某外贸公司经理“遗忘”在谈判桌上，刘颐“争分夺秒”把它抄下的。另一家外贸公司副经理到刘颐那里，顺便在刘颐的套房里洗了个澡，刘颐乘机在经理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他正急需的东西。此外，刘颐从众多的客户中，特地“结识”了旅顺口附近的一家外贸公司的外销科长，并与这家公司签订了1份合同意向书。乘到大连棒槌岛正式签约之际，他欣然“应邀”，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旅顺军港、炮台、木乃伊展览。在那尊100年前就躺卧在那里的大土炮前，他请人代拍了一张张珍贵的留影。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显得“珍贵”的是合影中那清晰可见的重要“背景”。刘颐一回到香港就受到张松平的接见。他从张松平那里得到一笔为数不少的“酬劳”费。 张松平把1张25000元港币的支票重重地交到刘颐手中：“尽管第一方案因故未能实现，但你这次大陆之行收获颇丰，上峰甚表嘉许，决定发展你为正式成员。另外，我转达三老板训令，你的‘蓝衣女”行动务必抓紧实施！”上海，乌鲁木齐南路一条幽静的弄堂。子夜，从二楼亭子间的窗帘缝中透出缕缕灯光。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俯身在sharp800型收录机前，手不停地转动着收录机旋钮，脸上焦灼不安。终于，收录机里传出阴阳怪气的女声：“我是星星二台，现在向大陆同胞广播！”一头是汗的男子听到这嗲声嗲气的呼叫，顿时喜形于色，忙摊开面前的笔记本，随着收录机里传出的声音，迅捷地记下了一长串数字：3281789143296751！一会儿，他搁下手中笔，“啪”地关掉了收录机，然后，返身从书架上抽出1本36开本的小书，封面是一位苗条婀娜的傣族少女，书名为《蓝衣女》。 男子按照记下的阿拉伯数字，迅速打开《蓝衣女》，一页一页查找！最后在纸上形成如下一段文字：“所发三信均悉，内容甚佳，上峰慰勉有加。望再接再厉，勿稍怠懈。” 男子立起身来，用手揉了揉倦怠的双眼，松心地透了口气：“终于联络上了！”突然，房门“呯地一声被人推开，两名一脸严峻的男子迅捷地站到他面前：“魏力，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你被拘留了。”名叫“魏力”的男子身子摇晃了一下，突然瘫倒在旁边的沙发上。魏力被带进市国家安全局的一间审讯室。在迎面的审讯桌台后面，坐着两名身穿便服的审讯员。年长的稍胖，年轻的精瘦，看上去，一个精悍持重，一个干练敏捷。“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审讯室。”魏力极不情愿地回答。“既然知道，就开门见山把事情讲清楚。”“我姐姐和姐夫都侨居美国，姐夫有个堂兄叫刘颐，他住在香港，但经常回大陆做生意，要我帮他忙。最近，他在瑞港n公司b市办事处工作，有时要我给香港荃湾那边写写信，就这么些事！” “你好好考虑，我们怎么会找到你头上的？”审讯员边问话边翻弄手中的《蓝衣女》。魏力的脸刷地白了，头低得更低了：“1986年，刘颐当时来上海，住锦江饭店。我到他那儿去玩，他让我参加台湾特务组织，帮他搜集情报，并让我给香港写过一封信！”“你今天是到案第一天，你要如实交代问题，不要执迷不悟。”“我！我写过五六封信。” “用什么方法写？”“用钢笔写的。每次都是刘颐授意我写的，内容也由他决定。信有时在宾馆写，有时在我家里写。墨水也是他从香港带进来的。” “你的代号？”“我没有代号！”青筋暴涨的魏力回答得似乎斩钉截铁。“没有证据我们不会问你。” “代号有的，但我忘记了。”魏力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那为什么刚才一口否认？”“我怕讲不清楚。现在记起来了。刘颐第一次给我的代号的确忘了。第二次给的是四位数，叫2768！”魏力到底顶不住审讯员凌厉的目光和连珠炮般的发问，断断续续交代了他与刘颐之间的事情。魏力原是一名颇具实力的运动员，代表市队参加过多次重大国内外比赛。只因“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造反派头目的打手，被从市队刷了下来，到一家工厂当了仓库搬运工。刘颐从香港回上海做生意，找他过几次，名义上是雇员，不过跑跑腿，接接电话而已。每次给他100、200元外汇兑换券。魏力心中仰慕不已，几次流露出想到香港闯闯世面的念头，刘颐听了，总是不置可否地笑笑。自从张松平向刘颐转达了“三老板”“立即实施第二步行动计划，请‘蓝衣女’下凡！”的指令，刘颐就一下想到了魏力。刘颐在另一次被审讯中供称：张松平暴露了特务身份后，就要我在大陆发展人员。他知道我在上海有一个雇员是表兄的小舅子。所以让我发展魏力。张松平说，他是你表嫂的兄弟，如果不成功，也不会出卖你的。我答应了，并告诉他，魏力的另一个姐姐和姐夫在美国。张松平说，这样更好了。于是，我从香港到上海，找到了魏力。刘颐把发展魏力成功的事情报告了张松平。张松平很快报台湾“三老板”批准，并确定了与魏力联络的三种办法：通过电台联系，拨给魏力1台sharp800型收录机和密码书《蓝衣女》1本，这是上策；由刘颐单线联系此为中策；必要时征得刘颐同意后由第三者联系，实属万不得已的下策。张松平告诉刘颐：台湾一个月后就开始广播呼叫魏力的代号。魏力听到以后，立即用秘密手段报告：代号已收听到。台湾再广播正式指令。广播内容都是4个阿拉伯字1组的密码，破译方法则是以《蓝衣女》为底本。 “为何用一本文艺小说做底本？”“文艺小说词汇丰富。”“词典的词汇不是更丰富吗？”“词典容易破译。《蓝衣女》这本书印数少，何况，大陆书架上有的，都被我们买下来了。”台湾“三老板”还给刘颐、|奇^_^书-_-网|魏力规定了同特务机关通联的3种方法。张松平正告刘颐：“你决不能把发展魏力之事告诉b市公安局！”最后，张松平交给刘颐一瓶晶状物品：“这是日本货。只要把它溶于水，用软水笔蘸着写在纸上，然后烫平，再在反面写上明信内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联络办法，谁也破译不了。”刘颐一到上海，就把上述指令下达给魏力。魏力照此办法不断向香港的特务联络点报送情报，同时从刘颐处多次领取了奖金和活动费。 刘颐、魏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诡秘行踪，早已置于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之内。正当刘颐再度踏上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企图猎获部队中的第二个“魏力”时，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把他“请进”了大连市看守所。 从此，那飘荡在空中的“7268”呼叫声，再也没有人理睬了！ 第65章 那“蓝衣女”连同情“她”下凡的人一起跌进了牢狱之门！ 震颤的灵魂 1950年11月19日午夜，我出生在s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s城外语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当地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娘胎里的我，注入了父母的基因，待我出生长大后，一方面继承了父亲严谨、善辩的学者风度；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活泼动人的表演才华。在别人眼里，我不仅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叙事能手。我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学习外语，希望我学有成就。再大一点，便能跟着母亲哼上一段《宝玉哭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少年生活是一杯杯糖水和一束束鲜花。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颠倒了。人们的积怨、人的仇恨、人的自私、人的疯狂，都一一暴露无疑。父亲因与一位外籍女教师同室教学，便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由于不忍莫须有的罪名的污蔑以及各种“创造性”刑罚的折磨，在一个早晨从5层的教学楼顶上跳了下来，暴尸于大庭广众之下。 父亲被迫害致死不久，在全国上下一片插队落户的浪潮中，我背着一个反革命狗崽的臭名声，于1968年，被分配到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农村是个大熔炉。8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的筋骨锻炼得强壮有力。 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农村的活计几乎样样拿得起，无疑是个飞跃。我养过猪、种过田、割过胶、做过木匠、搞过理发，啥活我都学着干。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团支书，是正宗的“红五类”。不知啥原因，忽然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办起了一个英语短期培训班，叫我任教员。在培训班里，我结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到现在我仍能记得她的名字：陈颖。她虽出身赤贫，可她娴静、斯文、聪明、典雅的个性以及标致的身段，严然像个名门闺秀。接触中，我们彼此间印象都不错。一天，我俩起了个早，去领略春城的雾景。云南边陲山多，雾好重；在一片白茫茫中，在重叠的岩影下，我俩并肩而坐，听风声，听猿鸣，我俩谈了好多好多，！有一句话，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她说：“假如我能一直留在雾中，该多好啊！我看不清别人，别人亦看不清我。”是啊，一切都看得清清白白，该有多乏味！由于出身悬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那种非份之事，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培训班结业不久，她便被送去上了大学，从此就断了音信。8年后，“四人帮”倒台了。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也回到了s城。人是回来了，原来的住房却没了，母子俩挤在一间狭窄的空间里。工作也不尽人意。我暗暗下定决心，要靠奋斗，靠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机遇终于来了。1981年，家中收到了中断联系14年、远在美国的姑妈的来信。信中除表示对我父亲被迫害致死表示悼念外，还愿意为我自费出国留学提供全部费用。很快我便收到了经济担保书，随之办妥了护照与签证。事情变得如此顺利，简直是一场梦。1981年11月，我乘上了波音747班机抵达美国的旧金山。前来机场迎接的是位年轻人。他手里举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王大铖。牌子的左上角还贴着我的一张6寸彩照。天晓得，这照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待道清了姓名，问明了事由，我便乘上了年轻人开的一部豪华轿车。轿车的窗帘紧拉着，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索性闭目养神，稍事休息。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所乡间别墅门口停了下来，年轻人把我领进一个房间，转身对我说：“王先生，这儿是你的卧室，就在这儿休息，有事请按电铃。晚安！”年轻人走后，我自然地观察起我的“卧室”来，铮亮的地板，宽敞、舒适的席梦思，墙壁上挂着几幅美国的风景油画，彩电、冰箱、高级音响样样俱全。我暗想，姑妈家的条件还真够可以，市区有公寓，市郊还有这么漂亮的别墅。进而我便有些纳闷：这真是姑妈的家吗？姑妈为何不到机场接我？这位年轻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怀着疑虑、苦闷、孤独的心情，在这所完全陌生的房子里度过了难挨的3天。第四天，那位年轻人带我去见“姑妈”，出了我的“卧室”，转了两个楼梯，便来到了我“姑妈”的大客厅，姑妈在哪儿？那里坐着的分明是位50开外的中年男人。 “王先生，这两天生活得愉快吗？”“我姑妈在哪？我要见我姑妈。” “你姑妈4年前就去世了，我是你姑妈的好朋友。你来美留学的事，是我替你办的。”“骗局，你们这是在欺骗人。”“欺骗？什么叫欺骗？你能分清欺骗和真话的界线吗？古人说，无谎不成状，无骗不成事。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欺骗往往比真话还重要。一个男人和自己的女人作爱时，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你能说他们不是一对夫妻吗？所以，我希望王先生要面对现实，既来之，则安之。只要你能参加我们的组织，就保证你在这里生活安乐，前途无量。”“你们是什么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叫xx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其宗旨是广交朋友，搜集信息，为发展和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和政治交流而努力。”我沉默了。身居异国，举目无亲，孤立无援的我，面对这突然到来的复杂而又严酷的现实，犹豫和不从都是无济干事的。我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国防部情报局”。该“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掩护机构，实际上是台湾“情报局”驻美国旧金山的一个情报站，我现在的身份已经是这个情报站的一名情报员了。四个星期后，我乘飞机离开旧金山飞抵台湾去接受正规的特务训练。稍事休息，我被带去参加一个集体“入党”宣誓仪式。一间不大的房间，布置得非常隆重。参加宣誓的共有8个人。领誓的是一位上校，我们举起右手，跟着高声宣誓：严守机密，忠于党国；为了党国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永不叛党，如若叛党，愿受极刑处置。以后的日子，完全是按照军事化的要求严格训练。清晨起来，是跑步、练功、跳高、跳远、爬杆、攀登、单杠、双杠、吊环；格斗和擒拿分持械和徒手二组进行；拳术有猴拳、蛇拳、鹰爪拳！下午是练习开汽车、摩托车、划船、飞越障碍物，学习跟踪、盯梢及几种特殊武器的射击使用。这一切都是在教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一旦发现不符合要求，就要补课，训练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学习的教材也是闻所未闻的。诸如《测隐学》、《谍报学》、《交际学》、《大陆语言学》、《战略和战术的运用》、《性生殖器概论》、《合欢大全》，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6个月的学习和训练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实践演习中，我名列第一，得到了上司的嘉奖。一天，晴朗的天空，连一丝云儿也没有，我和其他儿位学员正在训导所紧张地学习和训练。忽然，一辆黑色的流线型小轿车驶进了训导所的大门。这时，从车内走出一位中等身材的人，此人便是“情报局”负责海外情报的少将副局长。在上校的陪同下，他来到了训导所的训练房，对学员们进行训话。少将用眼光扫了一下我们，用亢奋的语调说：“学员们，我今天来是向你们表示祝贺的，祝贺你们胜利地完成了前阶段的学习和训练任务。谍报工作是一项神秘、艰巨、伟大而又冒险的事业。一旦你们献身了这一事业，就要毫不犹豫地坚决地走到底。决不能回头，回头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你们的待遇是丰厚的，你们的享受也将是乐观的；你们可以拥有轿车和洋房；艳丽的姑娘正等着你们去拥抱。”说到这里，少将取出18k金的电热丝打火机，点燃1根香烟，自然地用手理了理并未散乱的头发。这是他的信条，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必须表现出机敏和富有学识，以显示他将军的风度。他不断地做着手势，继续坚定他说：“然而，我们的纪律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稍有犹豫和违抗，它就会割断你的喉管。党国的精英们，再训练一段时间，你们就要奔赴各自的秘密岗位了。希望你们为党国效忠尽力，祝你们成功。”少将训话结束后，把我留了下来，用赞许的目光望着我：“你写的训练小结以及其他材料我都看了。你是学员中的佼佼者，你的知识和才干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情报官。训练结束后，我就要派你去完成一项光荣的任务。具体内容和细节，待你返回旧金山，林峰上校会向你布置的，祝你走好运。”根据上面来的情报，大陆来旧金山考察的s市文化贸易代表团中，有一位名叫沈大伟的处级干部。此人在大陆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其父是s市负责人事的副书记。依靠其父的特殊关系年仅36岁的沈大伟，扶遥直上，当上了s市丝绸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沈大伟虽家有妻小，但此人游手好闲，爱拈花惹草。这次在美考察期间，他曾背着代表团，去光顾了一个下等的妓院。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主动地和我们中心一位以公关为掩护身份的情报员珍妮小姐打得火热。 第66章 经过上司批准，由珍妮配合我去完成发展沈大伟的任务。 一天晚上，奥尔普斯大街静悄悄，空荡荡。沈大伟急匆匆地来赴珍妮的约会。他不时地左顾右盼，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他边走边把黑色风衣的衣领向上竖起。他抬头望去，约会的门牌到了。沈大伟推开小角门，顺着绿草如茵的小路，向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的二层楼别墅走去。古色古香的门廊，雕花图案的木门。沈大伟稍微迟疑了一下，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用力按响了门铃。过了难挨的2分钟，他又一次掀响了门铃。门轻轻地无声的开了，在一束耀眼的光亮处，正站着面带微笑的珍妮。今晚，她浓妆艳抹，光彩照人。下身穿一条浅灰色的宽式裙，上身那件薄如蝉翼的倒“人”字形的背心把二只高挺的乳峰包得紧紧的。 “啊！沈经理，晚上好，见到你真快乐。”“晚上好，珍妮小姐，你今晚的妆饰真迷人。”“请进，沈经理，我来替你拿风衣。下次再来，请不要揿门铃，我的门总是为你开着的，你只管大胆地走进来就是了。今晚就我们两个，咱们玩个痛快。”“好的，珍妮小姐，我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珍妮从酒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趁沈大伟去开音响之机，把兴奋麻醉剂放进了沈大伟的酒杯里。酒助性欲，沈大伟放肆着、发狂着、渲泄着！翌日清晨，沈大伟睁开朦胧的睡眼，发现一丝不挂的珍妮正睡在自己的身旁，急忙跳下床来，穿好衣服，推着珍妮说：“这是怎么搞的？咱们不是预先说好的，玩一会我就得走吗？”沈大伟确实心有疑虑。这场风流艳闻，万一被代表团那个负责安全保卫的“矮墩”知道了，岂不坏事，想到此，沈大伟急忙拿起风衣，开门欲溜。“沈经理，这么急着走？”我手里玩弄着一支小手枪，出现在门口，“这屋里有我们的人，而我，你已经看见了我手中的武器。因此，请你进去，咱们谈谈。”“你是什么人？” “至于我的名字，现在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你。沈经理，你不是喜欢看带刺激的录像吗？我马上就可以给你放一部。”“不要来这一套，快点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叫我于什么？”“痛快，那咱们就亮牌吧。我是xx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希望沈经理能和我们合作，提供情报。对于你，我们已调查研究了很长时间，认为你的条件和品质都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当特务？”“嗯哼，我们叫朋友，而且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怎么样？”“如果我不愿意和你们合作呢？”“这会使你我都很痛苦。” “干掉我？”事情的进展，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没有费多大气力，沈大伟就在我递给他的表格上签了名。 发展沈大伟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在自己圈内人中的知名度。我由一名普通的情报员，越级晋升为少校副组长。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我牢牢地捆在谍报工作的“光荣”柱上。 一天，林峰上校来到我的住处，关心地问我：“少校，想家吗？” 家，分别3年的家，那里有我的老母，有我的亲朋，有我的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此时，上校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何用意，我好纳闷：“怎么问起这个？”“你母亲好想你啊，回去看看吧！不过，你此行主要的不是探亲，而是以我们中心驻s市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说罢，上校从西装的内袋里取出几张彩照递给我：“先看看照片，我再给你介绍情况。”彩照共8张，有全身的，有半身的，有在公园看书的，有在舞池伴舞的。看照片，是位气度和内在素质都不错的姑娘。我不禁脱口而出：“这妞好美！”“怎么，见照钟情了！”上校瞥了我一眼，接着说，“她叫潘娜，代号‘佳佳’。s市外商投资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兼翻译。接触上层，掌握机密，是一位很理想的人物。去年，我们开始做她的工作，是派陈晓去的。谁知这小子是条野狗，见了女人就想往上爬。一次舞会上，一曲末了，就抱着潘娜亲嘴巴，被潘娜甩了一记耳光。你是位聪明人，相信你会有办法去征服这头倔强的小鹿。祝你成功。” 客机在跑道上滑行，慢慢地，飞机停住了，当我走下舷梯，一眼看见前来迎接我的亲友，我的心骤然收缩了一下。他们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又那样的陌生。他们是带着期盼，怀着羡慕来迎接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可是，他们谁又能知道，我是为特殊使命而来的呢。来“s”市后，我详细制定了与潘娜相识的具体方案。我打算扮演一个心脏病患者，引诱潘娜上勾，此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滨海公园，依城傍海，潘娜经常去那里游览和看书。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来到了滨海公园，在潘娜经常看书的那条长椅上坐下来，开始酝酿发病的情绪。看，她来了。我把手中的公文包掉在地上，人斜倒在椅子旁，拉开领带。我的“救命！”声，使潘娜止住了脚步，她走上前来，拉着我的西装：“先生，你怎么啦？”“心脏病发了。”“要不要送医院？” “不！不用！”我微微地抬起有气无力的手，指指掉在地上的公文包，示意她打开。里面有我预谋放好的东西：英文原版小说、办事处的请柬、印有彩照的名片、美钞和兑换券，一瓶进口的日本救心丹。她在包内翻弄着，拿出那瓶日本救心丹，取出2粒，放到我手中。吞下2粒救心丹，我顿感“清醒”了许多。沉默了一会，我用英语说：“i’lwaysbeindebtedtoyouforwhatyou'vedone。”（对你的帮忙，我感激不尽。） “iamdtodoit.”（我高兴这样做）。她同样用英语回答。 快分手了，我取出1张名片送给她，并约她去看内部电影《四月五日生日》，她欣然接受了。看电影已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的向往了。我们去图书馆、逛书展、游山川、下舞池！相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执著地追求，犹如一条彩带把她和我结在一起。一天晚上，她邀请我到她家作客。她是独生女，母亲是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住房非常宽敞，她的单人卧室也相当舒适。 在柔和的灯光下，我俩坐在一起，欣赏《梁祝》协奏曲。我温热的手，扶摸着她雪白的手臂。所有的感触中，不论是丝，是棉，是金，都不如肌肤给人的感觉那么柔顺，那么敏感。我的手滑过她的手臂、她的肩胛、她的锁骨，直至她弹性十足的胸脯！已到不惑之年的我，岁月蹉跎，半生坎坷，爱情之神，并没有给我偏爱。18年前，春城姑娘给了我温馨，那明明是爱，却不能结合。眼下，潘娜——我的发展对象，明明不该爱，我却爱得要死。我该怎么办？选择，真是人生的一大难题。 我和潘娜完全陶醉在幽香的爱河里。有人说，爱是性的给予，我却不以为然。精神的爱、志向的爱，往往更重要、更长远、更坚固。一天晚上，在参加舞会回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你认为，人的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我几乎未加思考，便脱口而出：“能找到一位像你这样情投意合的伴侣。”“亲爱的钺，咱们结婚吧？”我默然了。 一位哲人说，爱心能唤醒人心灵的真谛。与潘娜相识，和潘娜相爱，或许就是发现我心灵真谛的催化剂。我忽然责问自己：当初，我为什么会走上特务这条路？我在这条路上还能走多久？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要互相渗透、互相争斗？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还要续续分裂下去？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要自我毁灭？！我想起在美国中心总部看过的那几份绝密材料。一个潜伏多年的骨干特务，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密函情报，结果，在台湾和大陆做成的一宗大买卖中，致使大陆一次就损失30万美元。还有一份材料说，大陆b城，有一位颇有名声的癌症专家，被派往美国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被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的特工秘密发展成功，派返b城不久，就被b城国家安全机关抓获，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颗攻克癌症的新星，就这样陨落了。他们的迷途，他们的堕落给自己和国家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想想目前自己的处境，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呵。我的灵魂终于复苏了。为了爱，为了潘娜，为了炎黄子孙，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为了祖国的富强，我要紧紧抓住这一时机，迈出新的一步。决心已定，我便写了一封短信给s市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不久，他们派人按约定的时间，在紫兰阁咖啡馆与我见了面。待我亮明了身份，说明了事由，来人又约我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接头。 这是一幢花园小洋房，坐落在僻静的近郊。上次和我接头的那位中年人，领我进了会客室。一位上年纪的长者起身和我打招呼。从他的年龄、他的气度，从他整洁的衣衫和打结得恰到好处的领带，我猜想，他便是s市安全机关的领导了。原先想好的许多话，到了这种场合，却不知从何开口。倒是这位长者，首先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只见他熟练地取出1支“万宝路”香烟，递给我，他自己也点燃1支。 第67章 语气温和他说：“少校先生，请抽烟。”仅这一句话，我便意识到，他对我的情况是了解的。而我选择自首这条路，看来是走对了。“王大钺先生。”长者又从烟盒中弹出1支烟，工于心计他说，“我对你还是了解的，你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里一位很出色的情报官。这样做，你不感到太不冷静吗？当然，对诚心诚意的自首，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市xx进出口公司的沈副总经理，是由我在美国发展.的，他的代号是s004。他回来以后，因担心受到安全机关的怀疑，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很好活动。”“王先生，谢谢你提供的情报，我们已掌握一些情况，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办的。你和潘娜的关系怎么样？”“潘娜原拟定是我的发展对象，她的代号是‘佳佳’。相识后，我爱上了她，并且爱的很深。” “你的真实身份还未告诉潘娜吧？”“还没有，因为我太爱她，我不忍心毁了她。上个月发出的那份密写，是一份假情报。” “你和潘娜，以后打算怎么办？”“她已提出和我结婚。”“你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吗？”“我爱她，她也爱我。为了爱，我才选择了自首这条路。现在，我才感到，我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轨道，我的心已飞向明天。明天，希望的明天正向我呼唤。 “血光”的幻灭 深夜，明月高悬，喧嚣的n市万籁俱寂。当人们沉浸于甜蜜梦境之际，n市国家安全局的侦察员不辞艰辛，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气氛严肃而紧张。反间谍侦察处的杨明处长和十几名侦察员围坐在长桌旁，目光炯炯地盯着李江渠局长，听他传达上级国家安全机关的紧急通报。几支香烟冉冉冒着青烟，烟霭缭绕，混浊的空气里充满了辛辣味，不时有人发出咳嗽声。李江渠局长面容清癯，神态严峻，两道目光咄咄逼人。电报内容配上他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使与会者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据上级国家安全机关获悉，在北京“六·四”政治风波后，海外敌对势力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对“民运”推波助澜。最近，台湾“国防部军事憎报局”又制定了“血光”计划，准备利用n市的秘密组织“中国人民阵线”，在亚运会期间进行恐怖活动。上级国家安全机关指令n市国家安全局，要不惜代价，全力以赴，迅速侦破这起危害极大的案件，确保亚运会的安全。海峡彼岸。繁华的台北市，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立交路桥蛛网密布。车流滚滚，人海茫茫，现代都市的风采触目可现。 远离闹市50公里的西南方，群山连绵，峰峦起伏。苍松翠柏，鸟语花香，山光水色融为一体，景色宜人。风景秀丽的山川之间，有一条蜿蜓曲折的道路通向一个世人罕至的幽寂山谷。路的尽头是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群，四周高墙壁垒，墙顶布满电网，阴森可怖的气息与优美的环境极不协调。这就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别行动处”的大本营，专事训练派往岛外执行特殊任务的高级特工。一间四壁装嵌着茶色防弹玻璃的房子里，紫红色天鹅绒落地窗幔高高挑起，室内光线明亮柔和。一男一女两名特工身着戎装，在静候上司的召见。男的叫李东林，38岁，少校衔。曾多次赴大陆执行情报任务。他双手插入裤袋，伫立在落地窗边默默地远眺青山，虽然面部表情平淡无奇，但内心负担重重。年轻的女特工叫陈凤娇，也是少校衔，挺括的美式校官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形体，披肩长发给她俊俏的相貌增添了几分妖冶的风姿。由于她屡次策反成功，因而提前进入校官行列。这会儿，她一扫往日的媚态，脸上罩着一层冷霜，手中夹着“乐富门”女士卷烟慢慢地消遣。透过烟雾，她心神不宁地盯着大门。这两名训练有素的高级特工，正是“血光”计划的执行者。他们费尽心机制定了几套行动方案，并对每个细节进行了周密的设计，然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血光”计划远非一般的情报勾联策反活动可比，也不是单纯的行动破坏。它是一个以爆炸亚运会设施为前导的综合性长期计划，核心是把n市的“中国人民阵线”培植成“敌后武工队”，采用合法斗争和恐怖手段进行颠覆活动。李东林和陈凤娇都很清楚，要策动一个非法组织进行活动并非易事，前景必定十分险恶。况且，海峡两岸要求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制造流血事件必遭世人唾弃，他们在心理上也难求平衡。但是眼下两岸对峙，绝对不容感情用事。他们深谙内部严厉的惩处条例，并多次目睹心怀异志的同僚惨遭毒手，尽管对“血光”计划心存疑虑，却不敢有丝毫表露。“处座！”陈凤娇首先看见门外进来的上司，立即扔掉烟蒂站起来，脚跟一碰刷地立正，屏息凝神注视着来人。李东林闻声后迅速转身立正，昂首挺胸看着门口。特别行动处处长沈光勋戎装笔挺，皮鞋锃亮，脑袋上稀疏的头发梳理得纹路清晰，油光闪闪。他身后跟着大腹便便的政训处主任严芒。他对两个部下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然后和严芒双双落座。“东林，风娇，一切准备就绪，不会有问题了吧？”沈光勋十分赏识这两员干将，口气显得格外亲切，阴沉的眼角边挤出一丝少见的笑意，但话音里饱含不容违抗的韵味。 李东林是“血光”计划的前台主角，他瞥了陈凤娇一眼，朗声说道：“报告处座，我们已准备完毕，只等令下即刻出发，请处座训示！”“不必啦，还是请严主任训导训导吧。”沈光勋老奸巨滑，虽然他憎恶这位常给局长打小报告、绰号为“阎王”的严主任，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恭敬客气。“嗯，”老谋深算的严芒没料到沈光勋如此谦恭，上来就请自己训话，仓促间不知如何开场。他不自然地干咳了两声，继而笑对沈光勋说：“我知道李少校、陈少校是沈兄精心栽培的栋梁之才，我局出类拔萃的精英，一定不会辜负重托。在此，我谨预祝二位大陆之行马到成功，万事顺利，为党国复兴大业再建新功。目前大陆民心动摇，政局不稳，东欧剧变使中共乱了方寸，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那些与中共分庭抗礼的民运组织，为我们倒共复兴大业准备了充实的力量。我们斗争的韬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由游击式的地下活动，转向公开和半公开的大兵团运动战。‘血光’计划正是总结几十年经验教训，顺乎时代潮流的一大创举！” 严芒喋喋不休的鼓动说辞非但没有产生正效应，相反却使沈光勋感到厌烦，李东林和陈凤娇则在心里咒骂。严芒之所以享有“阎王”的美称，一是因为他是局长的心腹，受他谗贬之士必遭祸患；二是经他训导派往岛外的特工人员多遇不测，成功生还者甚少。因此李东林和陈凤娇见到他犹如见到魔鬼一般，心理上平添了几分压力。当晚，在“军情局”局长参加的饯行宴会上，李东林和陈凤娇满腹心事味如同嚼蜡，预卜着大陆之行的吉凶安危。深圳，香蜜湖渡假村。 李东林和陈凤娇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了，他们公开身份是“新加坡华兴有限公司”总经理和秘书。下午4时许，他们在香蜜湖游乐场租了条小船，荡浆向湖心划去。此刻夕阳西斜，风平浪静，一泓湖水清澈如镜。他们在湖心停桨驻船。霎时1只摩托艇贴着水面飞驰而来，围着他们的小船绕了一圈后停住。摩托艇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男的是n市“中国人民阵线”主席吴君，女的是该组织的秘书长李晓岚。“吴先生来得真准时啊！”李东林看着手表招呼道。他凭借照片上的印象认出了对方。吴君年不过30，但少年老成。他见李东林认出自己，惊讶之余用暗语问道：“请问朋友来自何方？”“大洋彼岸，异国他乡。”“到此有何贵干？”“觅知音，结同心。”“何音何心？”“韬光养晦，铸龙泉宝剑；踽踽凉凉，求民主自由。”李东林以“中国人民阵线”的铭文作为结束语。接着，罪恶之手与叛逆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李东林俨然以“民主中国阵线”代表自居，听取了吴君的全面汇报，进一步弄清了“中国人民阵线”的组织现状和活动情况。他发现吴君是富有冒险精神的“民运”狂热分子，决定对他进行深入考察后调往境外训练。之后，他交给吴君2万元人民币作为组织经费，另赠吴君个人1000美元。陈凤娇也以私人名义送给李晓岚一条价格昂贵的水波纹金项链。在重金面前，吴君和李晓岚感激涕零，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效忠“民阵”，坚决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誓不两立。李东林把握时机，鼓励他们坚持活动，利用法律上的空隙，采用俱乐部形式扩大社交圈子，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明确指示吴君“六·四”周年期间串连各地院校学生，以集会、罢课方式制造事端，并暗示吴君在适当的时候用暴力手段破坏亚运会。李东林和陈凤娇不愧是台湾“军情局”的一流高手，他们成功地联络并收买了“中国人民阵线”的主要头目后，又为考察吴君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上岸后，李东林在渡假村宴会厅要了一桌海鲜，宴请吴君和李晓岚。席间，他和陈凤娇轮番向吴君敬酒。 第68章 吴君因为找到了靠山而兴致勃勃，开怀畅饮，酒量之大令李东林暗暗吃惊。吃喝完毕，他们4人来到康乐中心，以二对二的阵容打了两盘桌球。吴君精湛的球艺又赢得了对手的赞叹。最终，他们双双步入舞场。吴君步伐稳健，舞姿潇洒，配上体态轻盈、舞技高超的陈凤娇伴舞，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这时，李东林心中窃喜，他为物色到一个高素质的人选感到得意。 第二天，李东林与吴君约定了暗语联络的方法，然后和陈凤娇乘飞机经香港转道返回大本营。沈光勋的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沉寂的气氛使人感到压抑。他听完两名部下的汇报后一言未发，靠在转椅上闭目沉恩。李东林和陈凤娇是他的得意门生，历来办事干练，这次大陆之行可谓旗开得胜。并且，他十分欣赏李东林的综合考察法，可他仍然觉得有点缺憾。是什么呢？他一时说不清。片刻，他睁开眼睛注视着上方，平静他说：“东林，你把考察吴君的结果再简述一遍。”李东林明白上司对吴君产生了兴趣，他不假思索复述道：“我接触吴君之初即察觉他思维敏捷，精明强悍，对中共当局的做法深恶痛绝，政治观念激进，是可用之才。在后来的综合考察中，他的酒量酒风说明此人气魄较大，酒后行动自如毫不失态又证明他自控能力极强。他在桌球技艺上的表现不仅反映他擅长特种技能，而且看出他毅力坚强，临危不乱，心理素质很好，有较强的韬略意识。从他潇洒稳健的舞步上既可看出他道德观念新潮，又能发现其中含有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痕迹。卑职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奇才。”沈光勋“嗯”了一声，坐直身子盯住李东林，问道：“他的政治抱负怎样？” 李东林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时语塞，想了想说：“年轻人心高气傲，想干一番事业的心理是存在的。”“我不需要进行心理分析，我想确切地知道这个奇才有没有政治野心！”沈光勋突然脸色一沉，厉声斥责部下。他不容李东林辩解，接着告诫说：“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如果这个姓吴的真像你讲的那样，今后必然前途无量。但是你们必须要弄清楚：‘血光’计划的精髓是把吴君和他的组织培植成打击力量，用于对中共的斗争！而不是养虎遗患，成为党国的政敌！听着，你们立即按第二方案行动，速将吴君弄来见我。”沈光勋很快如愿以偿。他的两名得力干将再次潜入大陆，把吴君从海上通道偷渡出境，中途由直升飞机接往台湾，安置在台北市郊的一座豪华别墅里。吴君抵台的第二天，沈光勋在台北新建的四星级花莲大酒店为他洗尘，李东林和陈凤娇作陪。酒过三巡，沈光勋结束了寒暄，话题转向他最关心的问题。“吴先生，我记得贵组织的座右铭是韬光养晦，铸龙泉宝剑；踽踽凉凉，求民主自由。我不明白你们为何用踽踽凉凉，而不用轰轰烈烈，这不显得孤独凄凉、格调太低了吗？” 吴君用餐巾擦擦嘴，微微一笑说：“哦，这不难理解。第一，这是我们组织现状的真实写照，自从民运活动转入地下后，组织成员的确较少；第二，这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仿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说，表明了我们的志向和决心。所以我反复琢磨，还是用了踽踽凉凉。” “有道理！”沈光勋点点头，似乎对吴君的解释表示满意，接着又问，“你们组织定名为‘中国人民阵线’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是延袭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提法。我不赞同共产主义，也不欢迎资本主义，我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吴君简捷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与我们合作的原则是什么呢？”沈光勋又问道。“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只要目标一致，任何党派组织和国家的援助都可以接受。”吴君说着瞥了陈凤娇一眼，随之狡黠的眼光转向沈光勋。沈光勋笑脸相迎，举杯起立说：“各位，为我们的合作干杯！”他通过短暂的交谈，已窥探出吴君是个城府颇深的人，目前因为处境艰难才有求于外援，一旦羽毛丰满将很难驾驭。眼前为了实施“血光”计划，还非得借助吴君，至于以后嘛！“这是个危险人物，适当的时候要除掉他！”散席后，沈光勋阴沉狠毒地说道。看见部下神情惊愕，他语气缓和了一些，说：“当然，这是以后的事，现在要充分利用他。你们两人分分工，我看他对凤娇挺有意思，就由凤娇单独陪他吧，但要注重思想影响。在他回大陆前，东林对他进行一些简易的爆破训练。”“处座，他好像对我们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陈凤娇说出了她的担心。“放心吧，他是聪明人，刚才已经表示愿和任何组织合作。他既然来到台湾，也就无所谓怀疑了。大家还是心照不宣吧。”沈光勋到底是老奸巨滑，看问题入木三分。确实，吴君早在香蜜湖接头时就察觉对方身份可疑。但他迫切需要外援发展组织扩大活动，既然对方能站在共同立场上给予帮助，还管他是什么组织呢？尽管对方始终不表明身份，他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所以他对台湾的盛情款待是来者不拒，全盘接受，一连半个月在陈凤娇的陪伴下纵横南北，游览了名胜古迹，吃尽了美味佳肴，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自然，陈凤娇这条毒蛇也对其灵魂注入了毒液。20天后，吴君携带5万元活动经费秘密潜回大陆，积极充当了“血光”计划的马前卒。自从台湾之行后，吴君的反革命气焰陡增，经常秘密聚会，四处串联。临近“六·四”周年，他召开了“中国人民阵线最高常委会”会议，他摇唇鼓舌，号召其同伙为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积极推进大陆的“民运”。会上还拟定了在“六·四”周年期间集会、罢课的方案，形成了一份决议。他们甚至设想控制电台、电视台发射系统，利用宣传机器掀起轩然大波。会后，吴君用密码信向台湾汇报了上述情况。不久，来自台湾的密函经香港联络站传递到吴君手中。密函里对大陆局势作了分析，认为全面掀起“民运”浪潮的气候还未形成，“中国人民阵线”应秘密活动，等待时机；还明示吴君：“六·四”之际，切忌妄动，保全自己，发展组织，骚扰亚运，乱中取栗。其实吴君对形势看得很清楚，“六·四”风波后一些非法组织相继被取缔，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被绳之以法，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复苏，外交上也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阵线”要想兴风作浪那是孤掌难呜，弄不好也会遭致覆灭的下场。 吴君对台湾主子的旨意心领神会，立即取消了既定方案，与同伙分散到各个院校煽风点火，策动在校学生自发组织纪念“六·四”周年的活动。遗憾的是那些去年卷入政治旋涡的“热血”青年不是萎靡不振就是退避三舍，积极响应者甚少。他见“六·四”周年活动无法开展，又要求台湾派人来大陆商谈“骚扰亚运，乱中取栗”的具体办法。时间又过了两个月。正当盛夏之际，吴君接到在厦门鼓浪屿接头的通知，迫不急待地连夜乘车前往。在鼓浪屿海滩的礁石旁，他见到了台湾特使陈凤娇。这个曾与他颠鸾倒凤的艳谍，此番肩披长发，额翘流海，身着薄如蝉翼大领口长裙，风吹轻纱玉体隐隐可现，风骚又胜往日三分。“陈小姐，就你一人来大陆？”吴君惊喜交加。上前一把扭住她纤细白嫩的小手，忍不住瞅了一眼“坦露”酥胸。“怎么，不欢迎吗？是不是又有了新欢？”陈凤娇柳眉高挑，故作嗔怒状反问道，然而眼中喷射出是勾魂摄魄的欲火。“娇，我时刻都在思念你，请都请不来，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吴君说着搂起陈凤娇猛烈地亲吻。陈凤娇轻舒玉臂也箍住他的脖颈。吴君虽然和李晓岚相恋颇深并同居已久，但在台湾与陈凤娇相处之后，便萌发了相交恨晚之念，最终成为这个谍海女魔的俘虏。陈凤娇虽是情场老手，但她从香蜜湖初识吴君之时，即被这个大陆的“奇才”吸引住了。她在谍海生涯十多年至今独身孤影，因为职业缘故上床拉下水的男人姑且不论，可对众多相交的异性从未动过真情。但她没料到在台湾陪伴吴君之后，自己坠入了情网。但是，沈光勋对吴君的打算使她意识到与吴君不可能永结秦晋之好。因此她在自叹自怜中继续逢场作戏。她和吴君亲热温存了一阵，马上回到现实中，开始面授机宜。“君，现在中共加强内政控制，到处都是军警密探，大陆民众受到压抑，你们的民运活动不会有明显效果。”她一汪秋水楚楚动人，偎在吴君怀里抛出话题。顿时，吴君脸上的笑容逝去。“那边有何高招？”他眼神阴郁地看着大海的远方。“爆破亚运村，阻挠亚运会。只要炸弹在大陆的心脏一响，必然会造成国际影响并导致内乱，你们即可乘势大展宏图。”陈凤娇说出了此行的使命。吴君稍事沉思后，断然决定说：“行，那就闹它个天翻地覆！爆破器材带来了吗？”“你不用心急，先看看这个。”陈凤娇从手饰包夹层里取出一页图纸，上面标着许多小点。“这是亚运村的平面图，红点是驻军的固定哨位，黑点是保安机关的常驻工作点。”吴君看着图上的红、黑小点，不由为海峡彼岸的能量所慑服。“东西在什么地方？”他问。“这里有一部分，”陈凤娇把4枚伪装成电子表的定时器交给吴君，然后掏出1张纸条说：“炸弹在福建惠安，你按上面的地址去取。” 第69章 吴君尽管是吃了熊心豹胆，但手中攥着即将催化大陆政治风云的电子定时器，心里总还是感到沉甸甸的。他盯着陈凤娇出了一会儿神，问道：“你准备何时回去？”“上峰要求我完事后速归，可我！”陈凤娇突然感情潮涌，眼圈湿润，含情脉脉地望着吴君，柔声道：“我希望永远和你在一起，等你爆破亚运村成功。我们一块去美国吧。”吴君见状为之动情，心里一热，将陈凤娇搂得更紧，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娇，这不可能。我的事业和大陆紧密相连，离开这块土地将一事无成，还是等我大功告成后你来大陆吧。”陈凤娇虽说是受过特殊训练、宣誓效忠“党国”的职业间谍，但她的思维和情感没有超脱中国女性的传统窠臼。吴君的话犹如一瓢凉水，浇灭了她蕴蓄已久的感情之火。她突然间发觉与吴君贴得这么近，又是隔得那远，霎时心中充满了酸楚。“君，你志向远大，前程无量，我为你祝福。明天我就回台湾。”她快快不乐，低声轻语道。翌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陈凤娇情神抖擞地来到机场，等待即将飞往香港的班机。她情场失意但使命完成，经过一夜的自我调节，已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登机检查还未开始，她在候机厅里坐下，悠然自得地点了支“乐富门”卷烟吸着。 “小姐，请出示你的证件。”1名威严的警官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心里一惊，不祥的预感如电流般充斥神经系统，无可奈何地掏出护照。警官翻开护照看了看又合上，以不容违抗的语气说：“小姐，请你跟我走一趟。”她不由自主地跟着警官进了边防检查站办公室。n市国家安全局的杨明处长和两名侦察员，早已在里面等候，见陈凤娇被带进来，isuu書网立刻将视线集中在她身上。陈凤娇迎着犀利的眼光定了定神，傲慢地问：“各位先生找我有何公干？” 杨明和她对视了几秒钟，而后用戏谑的口吻说：“幸会啊，陈小姐？不，应该是陈少校！”陈凤娇情知不妙，故作镇静他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我是新加坡华兴公司总经理秘书，今后有事请多关照。”说着递过1张名片。杨明未予理睬，面孔一板冷笑说：“陈凤娇，别演戏啦？你在大陆的活动独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92条和第100条，现在以反革命罪逮捕你！”“你们诬陷好人！有证据吗？”她声嘶力竭作困兽之斗。杨明又是一声冷笑，对身边的侦察员说：“小王，放一段，请她鉴赏鉴赏！” 小王按动微型盒式录音机上的揿键，里面立刻发出清楚的对话声：“那边有何高招？”“爆破亚运村，阻挠亚运会。只要炸弹在大陆的心脏一响，必然！”陈凤娇明白自己早被大陆的反间谍机关跟踪侦察，如今罪证确凿，法网难逃，于是颤抖着双手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第三天，吴君赴福建惠安的渔村取炸弹时，在现场落网被擒。n市国家安全局的反间谍卫士们，经过艰苦卓绝的侦察。终于有效地控制并打击了海外敌特机关勾结国内反动组织进行的颠覆破坏活动，粉碎了敌特机关的“血光”梦幻。 窗外，遭毒蛇缠住的人 一位诗人说：“把铁屋子的铁窗铁门关得死死的，固然安全；然而，永远把自己与色彩斑斓的外界隔绝了。一旦把窗门打开，你就可以看到深邃的蓝天，眩目的霞光！但窗外还有苍蝇和黄蜂，甚至毒蛇！” 当他像出巢的乳燕，迎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阳光，飞出母亲的怀抱，来到太平洋西岸的时候，大概万万没有想到，竟会被毒蛇死死缠住，从“天高任鸟飞”的蓝天坠落到犯罪的深渊。 此刻，他就坐在我面前，瘦高的身子微弓着，双手拘谨地插放在并拢的两腿之间，一双不大的眼睛紧盯着地面，流露出呆滞、迷惆的神色。他那身洗得发白的囚服，标记着他过去的耻辱。 听我讲明来意，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不大情愿地把头轻轻摇了摇，继而，低缓地述说道：“我是1985年7月8日到这里服刑的。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那真像是一场梦，一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可怕的梦！“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一场可恶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随着父亲的‘解放’。我的命运顷刻间出现了转机，从农村回到城市，上了大学。“然而扪心自问，我所得到的其实不过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大学生的桂冠也不能当饭吃。胸中郁积着那么多耻辱，那么多失望，留下过那么多的心灵创伤，难道单凭这点无聊的收获，我就能踌躇满志，慰己傲人？“出国留学的通知单扇动着双翅飞落到我的面前！?”在美国xx语言学院学习已是第五天了，他始终坐在靠窗口的那个不显眼的位置上。上学来，放学走。因为是自费留学，他要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姨妈修理花园，到附近餐馆刷盘刷碗，或到那个伊朗人开的鞋店去干活，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有时要工作到夜间两点多钟。美国的现代化是有钱人享受的，像他这样举目无亲的穷学生只能过这种清苦的生活。他受不了了，想辍学回国，父母来信苦口婆心劝他坚持下去。这天一早，他来到学校，照例坐在那里，突然发现前桌的一个亚洲人回头注视着他，目光相对，立刻露出微笑，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道了问候。他暗暗打量他一番：四十一二岁，老练持重，身体微胖，可能也是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在这迫切需要友谊的时刻，能遇上自己的同胞，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和幸运啊！午休时，这人笑容可掬地向他走来了。掏出1盒装演精美的外国香烟递给了他，动作潇洒地打着同样精美的电子打火机。相互点着后，他约他在一张餐桌前坐下，要了两份午餐，又从提包里拿出两听罐头打开，客气地请他品尝。彬彬有礼掩填着陌生的沟壑，温文尔雅架起了交往的桥梁，刚才还素不相识，弹指间，两人已像熟人般地攀谈了起来。“您是新来的吧，请问贵姓？”“郭奕宣，中国xx林学院教员。” “噢，大陆来的？好年轻呀！在咱们这里首屈一指呀！不简单，不简单！”这人睁大了眼睛，微笑着发出一连串的赞叹。这赞叹很自然地甜润了郭奕宣的心。他又漫不经心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李博一，是台湾人，现侨居美国，是台湾当局负有特殊使命的干部。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接着他便问起郭奕宣的家庭情况、大陆生活情况。郭奕宣十分诚实地回答着，并向他倾诉了自己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李博一深表同情和理解。吃过午饭，他们又来到一家咖啡馆，边品茶边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郭奕宣喃喃地追问着自己平日想听又听不到的新鲜事。他那平日从文艺作品和道听途说中产生的对国外的向往，和对自己祖国的难言的不满，被李博一色彩缤纷的“亲身经历”一点点牵引着，挖掘着，膨胀了，升腾了！“老弟，你现在月薪多少？”“38元。” “唉，太少了。这点钱怎么活？大陆总宣传台湾不好，说台湾人尽吃香蕉皮，可笑？那香蕉谁吃？其实，台湾生活相当富裕。当然，人生在世不尽是为了吃喝玩乐，钞票够花就行，东西够用则罢，唯有一样追无尽头，求无止境，那就是精神，精神上的欲望！”李博一截住了话题，神情莫测地看着眼前这个大陆青年。 “你所说的精神上的欲望，就是追求吗？那么人活着到底应该追求什么？”郭奕宣问道。“自由。”李博一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两个字后，端起茶杯，慢慢呷了几口，目光平扫过杯沿，投向郭奕宣，他想知道对方的反应。在对视而来的目光里，他得到了讲下去的勇气。“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中，人更应该享受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倾向的自由！在国外、在台湾，这种自由的感受是很强烈的。每个人都有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权利。不像你们大陆，总是按政治模式束缚人们的言行、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束缚了真理和未来！”李博一缓缓他讲述着。 这些话叫郭奕宣震惊，他还从没亲耳听过这样大胆、激烈的言辞。在李博一滔滔不绝的谈话空档，他偶尔插入几句辩驳。可渐渐地，他不再吭声了，他发觉自己的争辩更多的不过是出于一种虚荣的掩饰。他发现自己的信念在动摇，李博一的观点不过是比自己原有的一些思想更深刻、更直率罢了。他再也不感到李的言论有什么过份。他的心随着李博一的节拍震荡、跳动、共鸣！临别，李博一送给他两本书：1本是《蒋总统秘录》；1本是《蒋介石论集》。李博一还说，以后带他参加一些进步活动，进步组织还会给他们活动经费。看着那张好像已经很熟悉了的面孔，郭奕宣心里满是相见恨晚的遗憾，根本不可能细细琢磨一下自己的感情，也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所以，当李博一含蓄而有礼貌地问郭奕宣同不同意时，郭欣然答应了。夜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加利福尼亚州，除中心街道仍是灯红酒绿外，住宅区开始变得沉思般的安静。这座高层楼房把角的一间屋，是李博一的家。此刻，他躺在床上，依然没有倦意。一闪一闪的烟火像是点燃了的思索，在这黑暗的思索中，他才赤裸裸地恢复了自己的原形。 第70章 他受命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物色具有反共意识的大陆人，作为发展对象。当他得知郭奕宣是从大陆来的时，两只眼睛鹰隼般地向他盯去。他默默地观察了郭奕宣几天，心里毫无把握。然而，通过谈话，他惊喜地发现，这位看上去很沉稳的大陆青年，内心早已失去了平衡，他决意按照原计划继续做下去。 郭奕宣回到姨家，也久久不能入睡。他边翻看《蒋介石言论集》，边回忆白天发生的一切。说来也怪，有的人朝夕相处却话不投机，有的人途逢路遇却心心相印。这种感情的源头在哪里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此，郭奕宣和李博一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课余时间，他们一起逛夜总会、游裸体泳、去赌场、看淫秽电影。当然，一切花销都包在李博一身上。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李博一还经常请郭奕宣到家里作客，向他赠送礼物，给他看台湾的报纸，播放台湾的《离歌》、《毕业歌》、《中华民国颂》等歌曲。有意识地向他灌输亲台思想。而郭奕宣对这一切，却好像是久已向往，早已渴求。他有些不安，更有些昏然。现实、理智，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出国留学生的严明纪律，在郭奕宣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了，淡化了！时间在飞逝，一晃过了一年多。 1982年年初的一天，刚刚下课，李博一拿着一张报纸给郭奕宣看。“奕宣，台湾发起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你也参加好吗？”“自强爱国基金？”郭奕宣不懂。“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是台湾的一个创举，参加捐献的人可多了，有美国人，也有大陆的。邓丽君还捐献过十几万呢！如果再有大陆学生参加，那就更有意义了。”李博一闪烁其词地宣传了一番。“怎么样？”李博一又追问了一句。他喃喃地说：“我是个穷学生，拿不出钱。”“哈哈哈，原来你是为钱犯愁。没关系，去年大陆有位先生才捐了100元。钱不在多少，表示表示心意总可以吧。老弟，听我的话没亏吃，将来你会有钱的。真的，我不骗你，捐吧！”郭奕宣听了李博一莫名其妙的暗示，心想，参加了即使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捐就捐！他问：“台湾我谁也不认识，写信给谁呢？” “你可以直接写给蒋经国。”李博一干脆地说。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钦慕的吸引，抑或是思想已被异化，郭奕宣兴致勃勃地准备捐献了。他回到姨妈家，拿出了自己在鞋店干活积攒下来的钱，又谎称有个同学向他借钱。向正在美国探亲的妈妈要了一些，共凑了400美元，然后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寄去。1982年3月10日，郭奕宣收到台湾一个称张先生的人的来信：奕宣同志您好！蒋总统已收到你的信，对你的行动深堪嘉许，嘱咐我们与你联系。我的地址是台北市583信箱。希望你把家庭和个人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地区发行的《世界时报》中文版出现了一则消息，报道大陆1名留学生积极参加台湾当局举办的“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1事。这时，李博一却以另找工作为名离开了语言学院，与郭奕宣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桩招募物色任务，又去寻觅新的猎物。9月7日上午11时，在国泰银行拐弯处，郭奕宣和台湾派来的50多岁赵教授相会了。寒暄一阵后，他们来到一家中国饺子馆。赵教授点了几个菜。席间，他以长者的口吻深有感触地说：“老弟呀，美国这地方，人情薄如一张纸，很难遇到知己。这两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哦，好在快毕业回国了。这样吧，在你回国前我安排你到台湾旅游一次，开开眼界。散散心，怎么样？” “到台湾去玩，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恐怕不可能！”郭奕宣面呈难色地说。“为什么？”赵教授满面笑容地问。 “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大陆人必须在美国居住5年以上，才能去台湾旅游，我来美才两年，没资格。”“哦，你例外，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争取免费去台湾旅游。”“那当然好啦！”郭奕宣求之不得他说。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欣然允诺带给他的将是无尽的悔恨和耻辱。 1951年，当共和国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郭奕宣降生了。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解放后，在省城一家有名的大型企业担任厂长。母亲也是这家企业的中层干部。郭奕宣的童年是在蜜罐中度过的。可是，1966年那场冲击，使郭奕宣猝然从欢乐的巅峰坠落到不幸的深谷。他父亲挨斗，被关入牛棚。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家里一切优越的待遇都没有了。他和当时许多当作“狗崽子”的孩子一样，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的心灵第一次蒙上痛苦的阴霾。1968年底，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提着1只旧帆布箱，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茫然地来到了农村。冬天，东北农村的气候冷得出奇，凛冽的寒风夹着枯叶，漫天飞舞。郭奕宣的脚经常冻得发木，两手发抖，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空虚与凄凉。寂寞与痛苦中，他便从知青伙伴那里借旧书，贪婪地读起来。百无聊赖之时，他还爱津津乐道地听一些思想落后的人谈古论今。他们经常在一起，大讲蒋介石、白崇禧！从此，少年时深扎在郭奕宣心灵上的荣辱观念动摇了，颠倒了。从此，他开始搜集三民主义书籍，研究国民党方针政策，盲目地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列主义强，错误地把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同当今的台湾国民党集团等同起来。1976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送到吉林省林业学校学习，回到了父母身边。母亲委托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个漂亮贤慧的姑娘。在他出国前，父母又拿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为儿子操办了婚事！或许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这样延续下去，可生活的激流中会有漩涡改变着人的命运啊！1983年3月9日凌晨7时，郭奕宣和赵教授到达台北中心机场。出了通道口，便看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两男一女。这3人走上前和赵教授亲热地握手。接着，1辆轿车把他们载到了很远的地方，在1扇使人一望就心里发怵的大铁门前停住了。透过司机前的玻璃，他看见那大铁门旁边是高高的围墙。他们走进1座小洋楼。郭奕宣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单间。一切停当后，赵教授才指着那3位一一向郭奕宣作了介绍：带眼镜的大个儿是翁先生：体态较瘦的中等个儿是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小姐。“哦，郭先生，久仰，久仰！”3人几乎同时伸出了手。他们来到了休息厅，曹先生讲了活动安排：“郭先生，明天咱们去台北玩，后天去高雄，参观两个大工厂，然后到台南看古迹。”翁先生又接着说：“郭先生今天坐飞机很累，好好休息一下吧？”于是，翁先生和王小姐告辞，赵教授和曹先生陪郭奕宣住下。 5天的参观旅游，紧张而愉快。他庆幸自己没白来，真是一饱眼福。没想到晚上，一切都变了。他们把郭奕宣叫到另一房间。然后，他们4人也相继来到，表情阴冷，咔咔的皮鞋声也显得格外沉重。翁先生首先开口了：“现在，咱们该谈谈工作了吧！”“工作？”郭奕宣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王小姐和蔼他说：“对，很简单的工作。你回大陆以后，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好不好？”郭奕宣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部泼了下来。他机械地说：“我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机要工作的，哪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知道多少向我们报告多少。”翁先生一字一板，如雷灌耳。这时王小姐向郭奕宣介绍了多种联络方法和暗号，详细规定了联络记号和收听广播的频率、时间等等，并嘱咐他回大陆后，用他们规定的方法向他们报平安。最后，还强调说：“记住，你的化名叫王祥瑞，代号是3925。”王小姐讲完了。 不，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幻。郭奕宣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十指连心，疼痛告诉他，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特务们看出他的神色。翁先生过去，满脸堆笑他说：“老弟，不要多虑。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一种新发明的联络方法，很多人试着干过了，绝对安全。即使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你。” 曹先生接着说：“放心，百分之百安全。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定期给你邮钱，肯定比你在美国挣得多。这样，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水准。”此时，郭奕宣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他无言以对，不知所措。他像一条系在拔河绳中端的标志带，被自己头脑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念、感情撕扯着。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后悔了，害怕了，但也终于屈从了。他拿起笔，记下了王小姐给他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他又一遍一遍地辨别了台湾特务机关对他的广播呼号：“3925号问志请注意，3925号同志请注意！”那短促、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敲着他颤栗的心。 翌日，他面对着“青天白日旗”，将右手掌伸向前方，宣读了誓言，又接受了赏赐给他的第一笔经费。 第71章 至此，这个曾经佩戴过红领巾、佩戴过团徽，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长大的青年，被毒蛇紧紧地缠住了。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国家，出卖了灵魂，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郭奕宣回国后，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台特机关通过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对3925号进行密码广播，布置任务。我国家安全机关很快破译了这种新的密码信号，将郭奕宣逮捕归案。1985年7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1、3款，第50条之规定，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间谍罪判决郭奕宣有期徒刑12年。在庄严的国徽下、在肃穆的法庭上、在神圣的法律面前，郭奕宣低头了，猛醒了，他这才觉得自己重重地跌倒了，跌进了一个罪恶的深渊。 后记 一年前，拙作《金陵新传》（全四册）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出版社和作者都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这些读者在肯定了《金陵新传》内容翔实生动的同时，也中肯地提出了一些缺点，如有些地方行文粗糙、材料堆砌的痕迹比较明显等等。随着海峡两岸关系这一热点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关注。华文出版社提出了组织有关反映这类内容的系列丛书的选题计划。作者应邀担任了编著工作。现在形成的这套《台海风云录》丛书（上），共计五本。全套丛书利用了《金陵新传》书的基本素材，补充了大量新鲜内容，重新设计了书稿的结构，对文字表述进行了仔细斟酌。 为方便读者把握历史全貌，书中引用了有关事件和人物的背景材料。由于时间紧张，来不及精心选择，造成了有些地方的内容虽然不失可读性，但显得累赘；有些地方的内容虽然不失史料价值，但欠严谨。奇qisuu.书同时，对一些材料的使用，没有来得及消化，行文多有生硬之处！。对如此一些不足和缺憾，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套丛书是集体劳动智慧的成果，除了华文出版社的努力工作以外，有各界前辈和同仁如陆先高、贺海萍、高文亮、王强、聂天舒、南星红、张欣、李华、阳君莉、南卫东、李健、刘海东、刘海涛、周明、成跃来、王玉、席朔峰、蒋蓉、范亚男、蒋洪等数十人，参加了本书的指导或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李健1996年6月16日 附录一 台湾“警总”内幕 前些年，美国联邦法庭开审谋杀江南案，揭发出台湾情治部门“中央情报局”许多惊人内幕，例如拟用4亿元巨款收买竹联帮，安排杀手越洋行凶，情治系统在各地无所不为等等，都是触目惊心的内幕新闻。 据台湾有关资料介绍：在台湾，除“中央情报局”外，另一个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也是叫人谈虎色变的。它以对付反对派、“异己分子”出名。刁斗森严的“警总”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成立于1958年7月1日，至1987年撤销共存在了29年。在这29年中，“警总”的政治地位、权力不断膨胀扩大，“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权宜措施”行事，并不具有“法定”地位，唯其如此，有关“警总”职权的行使及角色，更是可大可小，极富争议性。在台湾，“警总”是无处不在的，“警总”负担全台湾戒严地区卫戍、保安、军事动员、文化检审、出入境管制、邮电检查、监听电讯等重大任务；故其动向备受瞩目。“警备总司令”是最高头头，一向都由台上将级大员出掌，而历任“总司令”在职期间，一直都有很多事件爆发，他们也都因“政治事件处理不当”而下台，这几乎成了“警备总司令”去职的“铁律”。 “警总”的八个时代 “警总”成立至今，先后有八人出任此一要职。在这八任“总司令”中，由于各人风格不一，际遇殊异，因此，造成“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特性，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警总”28年的历史，依“总司令”在职期间区分，可分为八个时代：-qi-shu-wang-第一任“总司令”黄镇球：“警总”仓皇过渡时代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第九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崛起的将领。黄镇球历任军校教育长，“军委会防空总监”、“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8年7月1日，蒋介石改组特勤机构，成立“警备总司令部”，黄镇球奉命接管“警总”。1958年8月，黄上任未满1月，即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为“警总”历任“总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将领。据悉：黄镇球之下台，与蒋介石“斗智”有关。此因：（1）蒋介石不想让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氏期主控“特情机构”，故其重用黄镇球，无非是在试探黄镇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观察黄镇球的“忠贞”，能否为其所用。 （2）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之道。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文，几乎出不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总统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的最后一位“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意义而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少”。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疑虑。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1949年退出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国岛上，他以“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上苏武”。1953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1954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1）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2）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实施得更彻底。 （3）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4）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1）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3）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升。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1959年9月4日，黄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 第72章 事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之气恼。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伯的助手。1949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国）。1953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年11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50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年的“柏杨案”、1970年的“彭明敏潜逃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 竟以“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狱，关了9年多。1970年1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月台东“泰源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的最佳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1957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1970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进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大计，均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俱进”。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3年，以“保护管束”为由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终于尴尬下台。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1975年4月8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 郑为元任内，正逢70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3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心血。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1978年6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总”的权责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适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可延伸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他亲自布的线。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 第73章 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到“美丽岛事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令人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宅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 1981年11月25日，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有违诺言呢？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势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警总”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1932年3月，陈守山上任不久频频与外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动围剿陶百川的计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5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党外人士等问题时常波折迭起，当局心目中，虽能肯定他在军方的”地位”，却无法让他放手一搏，尤其在李亚苹事件处置不当，又被美国“将军”后，他似乎从公开场合中消失了，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身”，也有人说他在“韬光养晦”以待晋升，可是以陈守山所处地位而言，“有职无权”，正是具体写照。 附录二 神秘的“军事情报局” 据台湾有关资料披露，现制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是个新机构，它是1985年7月1日成立——由原来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及“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而成。这两个机构合并时的“情报局”局长是汪希苓，中将衔，而“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是张健人少将。合并后，第一任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张健人为副局长。不久，汪希苓因“江南案”受囚，张健人则退休，继任局长是黄世忠中将。 “国防部情报局”乃是由“军统”系统演变面来，它的前身为“军统局”和“保密局”，至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则是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所成立。据说，曾任“警备总司令”、“参军长”的汪敬熙是第一任“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情报局”与“特情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都是“敌后情报作战”，分为两个机构的原因乃是以往情报特务“双轨制”的传统所致，俾使其内部竞争，达到内部的制衡。但自两者合并之后，“军事情报局”的权力已开始集中于“参谋总长”手上。 作战单位分为9处目前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所在地仍是芝山岩老“国防部情报局”的旧址，其内部组织架构如下：（一）作战单位：主管均为少将衔。 （1）一处：政策规划以及总体情报作战计划。 （2）处：情报研整与指导：研整之情报资料分别发送及呈阅“总统”、“总长”、各军种。（3）三处：主管海外地区基地的发展、人事、作为、指导等。 （4）四处：“敌后”情报人员的发展与派遣。 （5）五处：主管“敌后武力”组织之发展。 （6）六处：主管心战策反及谋略。 （7）电子作战处：主管电波侦测、通讯截听、防制“匪波”、破解密码等。“电子作战处”在台湾许多地方都设有军事情报专门电台。（8）交通中心：主管与“敌后”及海外基地的联络事项，包括联络办法的制定、通讯材料的送达、情报人员的进出等。 （9）情报研究室：主管专门作战计划之研究、情报资料之研整与汇编等。（二）行政支援单位：主管亦均为少将衔。 1人事室。 2军法处。 3后勤处。 4主计室。 5军事情报学校：由原“情报局干部训练班”扩大而成，校址在阳明山碧湖农场附近。“军事情报局”的局长为中将衔，有两名副局长，分管政战及后勤支援。除此之外，从1988开始，各军种强化作战业务，所有情治系统（包括安全、情报、治安警政）均纳入政战范围，因而各机构原来的“督察室”相继改隶，“军事情报局”的督察室也改名为“政战部”，其人员由“国防部总政战部”统一调派，亦为少将衔。 在“国军”的军种分科里，有所谓“步”、“炮”、“装甲”、“政战”！等兵科，但“军事情报”却没有专科，而是纳入“通讯”兵科，因此，“军事情报局”的人如果穿军服，佩戴的军科徽章均为“通讯”。专业的军事情报人员来源则有下列几类：1“情报局”时代的各期“干部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受训期间为一年半至两年半不等。2“国防部特情室”时代的“基干班”。 3“情报局”时代以迄目前的“军事情报学校”，为大学毕业生所办的“文职班”、“军官班”、“特别班”等。4“情报学校”成立后所办的各种班次，基本干部受训两年，有专科毕业学历。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接近权力核心，加以传统深远，各种班次种类杂多，这个系统多年来一直有几个特色：1内部斗争剧烈，历任局长几乎都是干到局长之后即仕途结束，主因即是被斗垮台。2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机密度甚高，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为国民党一切机构之冠。3“军事情报局”在台湾的“权力等级”上排名极高，因而蒋介石和蒋经国对这个机构都甚为重视，局长任命均由他们自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更是经常巡视这个单位。与美情报合作极多六、七十年代初期，是“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当时仍是冷战时代，“敌我对峙”严重，台湾军队突袭活动亦经常进行，这些活动并非正面的军事作战，而是试探对方防务并藉机从事情报支援的情报作战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突袭，差不多都由情报局策划兼执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与中国关系尚未解冻，美国的“中情局”、“国家情报局”等军事情报机构也都需要以台湾作为军事情报搜集的重心，因而情报局与美国的情报合作极多，除了u—2高空侦察机的合作之外，尚有广泛的情报合作、人员代训、情报交换等。台湾当局也曾意欲在大陆发展所谓的“敌后武力”。根据原则自行布建不过，由于中国本身的稳定，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上述的许多工作都逐渐有了改变。据透露，80年代以来，“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主要的内容已变为：（1）由于两岸关系已趋向缓和，台湾军方已奉命不得挑起紧张，因而“军事情报局”几乎已不再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进入大陆，以免这种被称为“基本同志”的自己人失风被捕，造成两岸关系重现紧张。 （2）由于“直遣”停止，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依赖电子作战，包括截听、破密等。近年来，“军事情报局”大力强化“电子作战处”，可以经由卫星、载波电话的截听等搜集到极广泛的军事情报。 （3）强化“海外基地”的建立。据了解，由“军事情报局”在差不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据点，这些据点不透过外交途径建立，也不请求地主国同意，纯粹是“军事情报局”根据“地下工作”的原则自行布建，因此，有时候失风，会被地主国发现而遣返或驱逐，香港即是个例子，“情报局”时代，它的地下组织曾多次被查获而驱逐。这些“海外基地，除了在当地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资料外，另一重要工作即是吸收大陆人士作为（情报细胞）。”（4）对大陆的情报工作，目前以吸收大陆人为主，“海外基地”以及金马“情报局”工作站的人员，在吸收到了之后（金马主要以吸收大陆渔民为主），一般都就近施以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训练重点不外军事情报的搜集方法以及未来联络的方式等。除了特别重要的情况外，双方未来的联络都以通信为主。“军事情报局”在某些地点也找到了一些“敌后志士”，设立了“情报电台”，但因电台发报极易被侦测，危险度太高，因此，这些电台设置了之后，一般都只联络一次，用以证实可以联络得上，然后即停止发报，开始潜伏，以备将来有特殊需要，他们才能拍发“预警情报”，发挥作用。（5）据透露，自开放探亲后，常理上，“军事情报局”必然藉机大量派遣情报人员进入，或者利用探亲人士来发展情报组织，其实则否。 第74章 一位“军事情报局”高级人士表示，一个未受过专业情报训练的人进入大陆工作，由于心理负担，行为必然怪异，很容易被大陆的反情报人员识破，因此，情报局极少利用探亲人士从事情报工作；同时，利用探亲人士从事情报工作，被捕获后，很容易造成政治后遗症（例如大陆停止对台胞开放等）。但这并不表示近年来“军事情报局”从未直接派人进去过，“情报局”直接派人大都是找一些绝对安全的人士（例如华侨等）。 （6）早年，“情报局”曾试图在大陆发展“敌后武力”，但几乎全无效果，甚至没有意义，因此，此种“敌后武力”的工作已告停止。根据一位娴熟情报工作的人士表示，“军事情报局”已吸收大陆人从事情报工作，再由这些人发展组织。不过，他认为，大陆的社会形态与台湾不同，它们除了少数大都市之外，人口流动慢，街坊相熟，反情报工作容易展开，台湾情报人员去后很容易被识破，这也显示情报工作的不易。这位人士甚至指出，1988年，一位情报局退休的“督察室”副主任回大陆探亲，一到故乡，大陆即有来人出面接待，并主动表示知道他过去的职务，尽管态度友善，并无刁难，这也显示出大陆反情报单位对台湾情报部门的熟悉。 这位人士透露，“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乃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它与各军种的情报署并无隶属关系，纯粹自行作业，也不受“国家安全局”管辖。由于它总计专职可聘雇人员多达4000人，而且电子设备良好，已有自足的情报收集能力；加以海外基地多，活动亦相当活跃。自1989年大陆政治风波之后，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往介入大陆“学运”及“民运”的方向。 （全文完）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