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第1章 《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第一回两军雪山下大会师将帅得座骑喜长征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小到班排长，大到方面军或一个政党领导人，同出一理。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因得毛泽东的领导而每战必胜，兵锋指处，势如破竹：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泸定桥，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杀过大雪山来。而历史恰恰在这时找了一个配角，以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张国焘。为此，艰难的长征路又多了些深沉的壮烈色彩。 1935年1月，毛泽东掌管中共中央军事后，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嘉陵江，这条川中名江，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它的地理概念说不上十分明确，他们仅仅把强渡嘉陵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然而，他们在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嘉陵江在此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竟成了一条凸出于生命的子午线。事后明白，强渡嘉陵江，根本不是什么进攻，而是全面大退却；并进而恍然大悟，嘉陵江的强渡，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原有根据地的开始。 这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强渡嘉陵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可到后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全部撤出苏区，根据地就这样在莫名其妙中已经放弃。 红四方面军有着辉煌的战绩，但嘉陵江一渡，由此也就决定了全军数万人在此后革命生涯中的悲壮基调。几十年后，当你接触熟识这个方面军的老战士时，都会听到他们由于心理不平衡的倾述，他们对长征路的回忆多是充满哀与怨的，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多用“悲壮的历程”这个词语，有人甚至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来诅咒那段岁月和“熊将”张国焘。 在那时，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形势应该是退却。他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感到川陕苏区太靠前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想把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线，到川康去建立根据地。在撤出川陕根据地时，仅留下刘子才所率领的很少一点人马，红军主力走后，很快就被地方军阀击溃了。 张国焘这种退到川康边一线建立根据地的总指导思想，此后贯穿了他在长征路上的全部言行，并由此差点葬送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也险些中断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正是本书后面要重点叙述的事。不过，张国焘在最初对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诚意。大家在危难中都希望红军大会师后的大联合，携手共创新的根据地。因此，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转战川西北后，他们一面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做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在张国焘的号召下，红四方面军全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热火朝天地筹集物资。这时，新的根据地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此时唯一能够激动人心的就是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6月初的一天，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在中坝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策马疾驰，当他从雨幕中钻出来，走进北川城郊徐向前的指挥部时，浑身都在淌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连忙迎上来，拉着余洪远的手说：“来得这样快，看淋成了这个样子。” 余洪远答道：“接到你的命令，搁下筹粮扫尾工作就十万火急地赶来了。” “十万火急？好，好。就是要十万火急！”徐向前一面忙叫炊事员做饭，一面拿出自己的干衣服让余洪远换上，然后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拧了拧水，在火炉上边烤边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正向天全、宝兴方向开来。李先念同志已于10日带部分部队和炊事员迎接中央红军去了，部队已经攻占懋功和达维。叫你来，是想要你带领省政府、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措粮食。要给部队讲，宁可自己饿一点，也要把粮食送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他们行程远，身体弱，要把粮食和好房子都让给他们。” 徐向前把湿衣服在火上抖了抖，又继续说道：“中央机关和部队西征以来，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急需得到粮秣补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你一定完成好这一任务，并要做到十二万分的热忱。” 余洪远听出了徐向前话中的份量，当即表示：“请总部放心，我们保证以十二万分的热忱迎接一方面军战友，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余洪远从徐向前那里接受任务后，用最快速度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队，带上物资，由1个工兵营开路，1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掩护，即向懋功疾进。 此时的国民党军也在与红军抢速度，企图阻止红军两个方面军的会合。5月26日，红军飞夺泸定桥。蒋介石闻讯大惊，连忙亲临成都指挥川西北作战，这里距离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已经很近，夜深时都能听到隆隆炮声。6月2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川省绅耆书》并进行演讲，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剿灭“共匪”于川康边，说：“四川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正如诸葛亮先生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昨天，我已决定派大批党政军要员入川，共同建设可爱的四川，以促协剿共匪。” 这个月，蒋介石即蹲在成都，亲自指挥与毛泽东、张国焘的对阵决战。 大雪山之南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向北延伸。渡过大渡河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很快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于6月7日占领天全，次日再占芦山，接着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合。 大雪山下，红旗飞舞，一片欢腾。 迎接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统一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带队，部队有红30军的第88师和红9军的第25师。14日晚，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抵达维，见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25师的指战员，高兴至极。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徐总指挥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真想念这位老校友呢！”聂荣臻连声问红25师的参谋。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徐向前是军校第1期的学员。这就是他所说的“校友”的来历。 “徐总指挥距离这里还较远，约在理番附近，到这里有4个马站的路程。我们常听他提起你和一方面军的战友，盼望着早点与你们会合。” “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有许多老朋友和战友这次要大团聚了。”聂荣臻说。 此时的徐向前与聂荣臻的心情一样激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情况时写道：“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6月12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这封信写好后，原先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批部队已经在早晨走了。徐向前在当时很担心若仅派几个人去送信，距离前面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远了，在路上会遇到麻烦。所以，他把信刚写完，就让警卫员康先海立即把通信连二班班长叫来，他要亲自布置送信任务。康先海是1932年初跟徐向前当警卫员的，红军长征期间，他一直在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 康先海马上跑步到通信连，不巧的是二班长病得很重，去执行送信任务显然不行。康先海返转身赶紧回总部向徐向前报告这一情况，准备建议另换个班去。在回返的路上，康先海想：“我若是能去给毛主席送信，多好啊！这可是一个几年来做梦都想见毛主席的好机会。”以往，徐向前曾多次带着敬重的神情谈起过毛泽东，这给康先海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那时康先海的心目中，徐向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连徐向前都敬仰的人，那肯定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康先海回去见到徐向前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没想到，徐向前很高兴地答应了康先海，说：“好嘛！合二为一。但要记住完成任务是首要大事，信送到了，也就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能在政治上给你的最大优待。现在，我宣布你为通信连二班班长。” 第2章 徐向前接着严肃地指着地图对康先海说：“你带二班立即从这里出发，今晚不要休息，一定要赶上早晨刚走的红30军部队后卫，才能避免路上遇到过多麻烦。翻虹桥山后，沿江向南，就会遇上党中央机关，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毛主席。路上注意安全，加强后卫警戒。这封信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中，记住，要与信共存亡。” 康先海把信紧捆在身上，带领二班的9名战士立即上了路。沿着徐向前所指的路线，机警地不分昼夜向南急行。19日上午，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总部机关。 一个穿着与红军战士一样服装、个子高大的人走到康先海的面前，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毛泽东。小同志，你辛苦了。” 康先海心情很激动，赶紧把信掏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 当毛泽东知道康先海是徐向前的警卫员时，很高兴地向康先海问这问那，然后，把信纸展开。微风吹动着，毛泽东就站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封信。 “徐向前的信！”毛泽东高兴地举着信对人群讲道，大家围了上来。这时，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病落在了后面。军团长林彪不知怎么的，也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把信递给聂荣臻等人传看。大家都深深为徐向前信中所述“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顾全大局、不避艰险、勇挑重担的大将风度所折服；深深为徐向前信中表示的“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十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的真挚感情所激动，感慨万千。 这天下午，康先海所带领的通信二班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天黑前到达抚边小镇。那时正下雨，毛泽东把康先海等人当作客人特别关照，让他们住进一间房子内，其他机关人员和部队大多数都是露宿。这使康先海等人倍受感动，经久难忘。几天后，康先海10个人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对徐向前等领导人的问候，回到了徐向前身边。 两个方面军大会师的喜讯迅速传遍川西北。 本月中旬，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 红军指战员们的嘴巴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大家拍肿了巴掌，喊哑了嗓子，祝贺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这些东西，真是万分地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感谢张副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卓克基，是中央红军向北通往毛儿盖、包座方向的“丁”字路口，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指示在这里设了一个大粮站，把小麦磨成炒面，青梨做成糌粑，玉米磨成粉，还储集了洋芋（土豆）、萝卜、白菜和南瓜等蔬菜，凡是从这里路过的部队都得到了补充。中央机关和总部也走这条路，因为他们不能像部队那样可以自己筹些粮食，所以，粮站按每人30斤粮食给予重点补充。 几天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实的物资补充和休整，体力得以恢复。肚中有饭，囊中有食，精神饱满，又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仅在卓克基附近就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万斤食盐，还有一些牛羊、骡马和蔬菜。这里面包含着红四方面军对党中央、对兄弟部队的多少敬重和关心之情谊啊！ 有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余洪远，说粮食在目前暂时差不多够了，眼下急需再办几件事：一是给中央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 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亲自谋划这些事，指示余洪远要千方百计办好。 第二天，余洪远就选送去了酥油、骡马和7头毛驴。毛驴都是买的土司家的挂红彩、吊铃铛的好毛驴。几位老人都很满意，徐特立还舍不得骑，只用它驮东西，自己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骑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要的男护士，因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护士大多是女的，且识字不多，余洪远只好让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的医生孙玉华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对此很满意。 朱德也接受了红9军政委陈海松送的大青马，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座骑。 聂荣臻在懋功与李先念会面后，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了一番。 “你的牲口呢？”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座骑，关心地问道。“原来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前几天推到河里去了。”聂荣臻说的话，让李先念一时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聂荣臻的警卫员忙解释说：“政委原来的那匹骡子可好啦，可几天前在灵关过铁索桥时，一只蹄子陷到桥板缝里，怎么也弄不出来。而那时大部队正在过桥，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政委命令我们只好把骡子的那条腿砍断，推下了激流。” “那真是一匹让人喜欢的好骡子啊！”聂荣臻的惋惜之情也感动了所有在座的人。 李先念什么话也没再说，但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仅半个小时后，李先念就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青骡子送到了聂荣臻的手中。 “你真行，从哪里这么快就找到了一匹好骡子，是不是你的座骑哟？” “什么也别问了，反正我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从今天起，这匹骡子就归你了。” 聂荣臻翻身骑上骡子，跑了几圈，连声叫好。后来，聂荣臻就是骑着这匹骡子穿行出草地，一直走到陕北。 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是在这时喜得座骑的。他原来骑的马在过雪山前就死了，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与他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和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高兴地招呼邓小平：“老同学，你需要什么就吭声。” 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人矮腿短，行军总是吃亏，别人走一步，我要赶两步。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给我一匹马吧。” “好，好。”傅钟慷慨答应。 于是，邓小平在此后谈起长征便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3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3件东西真是顶了大事呀！” 连日来，欢笑声响起在夹金山北麓，中央红军下大雪山后由懋功向北前进，道路两旁站满了红四方面军的欢迎部队，口号震天，歌声飞扬。 懋功城很小，街道是长石板铺成的。街头有一座大院子，大门口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红军三十军”的军旗，红底黑字非常醒目。门口站立着一位威武的红军哨兵，他身穿黑色军衣，红色的领章格外鲜艳。 一位女红军唱着欢快的歌走来：“三月里来百花香，小妹送郎上战场，叫声我郎慢点走，有句话儿记心上。母亲虽然年纪迈，小妹在家奉高堂，愿你全力杀白匪，胜利归来再拜堂。” 这位女红军急匆匆来到红30军司令部大门前。哨兵客气地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找红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 “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干事。” 哨兵走进院子汇报后把女红军领了进去。 “李政委，你好。” “请坐，请坐。”李先念与女红军握手并让坐。 女红军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宣传干事，叫李伯钊。今天来是有事向你请示。” “不用客气，请讲。”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说，一、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是红军开天辟地的大喜事，让我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另外，想问你们人到齐没有，我们总政治部准备开个联欢会。” 李先念满面笑容地说：“奉张国焘副主席的命令，部队全部按时到达懋功。” “陆定一部长让我带来了一首歌请你指教。歌名是《两大主力汇合歌》，这是歌本，我唱给你听听。”李伯钊说着，就轻声唱起来：“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省！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前进赤化全国！“ “好，好！”李先念拍手叫好：“谁写的？这么好听，上前线歌调，又带劲。” “曲子是由一位朝鲜族同志崔音波作的，词是陆定一部长和我合写的。” “好，好！你看我都被你的歌声迷住了，忘了给你倒点儿水喝。”李先念说着，起立给李伯钊倒水，继续说道：“真是写得好，请你转告陆定一部长，我很喜欢这首歌，它唱出了两个方面军的长处，就让红军唱起来吧。” 第3章 “现在人员到齐了，是不是明天晚上就开联欢会？” “可以。”李先念答应道。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两个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沸腾了，《红星报》报导道：“‘太阳’纵队21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5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的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这时，徐向前不断发出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把慰问品如衣服、毯子、粮食等一批批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 两个方面军初会合的时期，从北川、茂县、理番到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的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红旗飞舞，歌声四起：“一、四方面军大会合，多么欢乐。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来会合，多么欢乐，多么欢乐……” 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两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在大渡河以南和川西北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失败。 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庆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喜悦之情，溢于笔端：“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赤化川西北。” 这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就关于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两个方面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然而，毛泽东等人的这一主张却被张国焘在次日的复电中婉言拒绝，并提出相反的方针，认为应立即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这个老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见了面我再向他详细解释。”毛泽东在这时对张国焘并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他在次日的达维出席两个方面军联欢会讲话时，一个字也没有提“组织远征军”的问题。但毛泽东刚走下联欢会舞台，张国焘、陈昌浩的又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到了，仍坚持提出红军应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电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 “嗬！这个老张步步相逼来了。”此时的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考虑得那么严重。 6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会见了恭候在这里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并询问红四方面军及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就战略进攻问题，专门与朱德等人商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出乎毛泽东所料的是张国焘再次电致党中央，仍然坚持己见，反对中央“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到了这时，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立即与张闻天、朱德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接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的等待在茂县，这里南距懋功还有近200公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3天路程。 但又是1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会合后解决红军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原来傲气十足的张国焘却有些坐不住了，他高喊道：“备马！”率队迎着毛泽东等人来的方向奔驰。与张国焘打过几次交道的人，都知道张国焘的性格就是如此古怪，遇事左右摇摆，爱拿主意却无坚定的主见，待人也是忽冷忽热。所以，在与毛泽东等人会合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如此显露。 “按这个速度，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张国焘问时刻跟在身后的秘书长黄超。 “他们从懋功出发的时间比我们早1天，根据行军速度和道路情况，我们与他们相差约100里，可能在两河口和抚边镇之间就能见到他们。”黄超回答。过去人们计算里程的单位习惯用华里，口语即简称里，1华里等于公制单位的半公里。 “从理番到抚边多远？”张国焘又问。 “100多点。” “那我们要快走！”张国焘扬鞭催马赶路。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回七常委握手抚边镇张国焘发难两河口 红一方面军由中央苏区兴国出发，经历了8省，到达这川西北的懋功县。如果算里程，由兴国到遵义，是7150里。再加上从遵义出发到现在懋功的3225里，总共是10375里。 刚好万里的长征路，前面的路还有一半多呢！ 6月22日下午5时，抚边小镇村头。毛泽东伸出宽大的手，欢迎张国焘前来。当时给毛泽东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长征路上这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记述说：毛、张二人见面后，先是对视无语，互相紧紧地握着、摇着对方的手，还是毛泽东先启口：“可惜啊！” 张国焘接着说：“我来接客，难道犯罪不成？！”“是吗？接客很好，但要有个家。没有家，把客放在何处？” 毛泽东的话语中明显带刺。 毛泽东、张国焘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至此，旁观人才明白毛泽东是在说红四方面军不该全部撤出川陕根据地，在两人未见面前已有电报交涉。 人们哪里知道，也许这正是两军分裂的不良开端。 此时不足30户的抚边小镇，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几乎都在这里聚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7人。政治局常委另外还有3人是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红军中的任弼时。因此，可以说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7位政治局常委在这里相聚大握手。 张国焘是带1个骑兵警卫排从茂县赶来的，这高大的马队，整齐的卫队衬托着傲气十足的张国焘，愈显得张国焘的高傲。他下马后没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走上前来握手。 论年龄，这年，毛泽东42岁，张国焘38岁，两人仅相差4岁，但面色憔悴的毛泽东与丰满红润的张国焘相比，则显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龄至少也要相差10多岁。特别是毛泽东等人破旧的灰色军装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与张国焘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形成很大的视觉反差。这种会合的场面真像是穷亲戚在会大富翁。 第4章 会见时，沉闷的气候好像在预示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要有段昏暗的风波历程。天空中的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下流。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小镇的“贵客”，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等人由于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时间，衣服已被打湿，特别是那软塌塌的帽沿经雨水一淋，不免显得有点滑稽。 神气十足的张国焘在警卫员的打伞护卫下，大摇大摆走上临时搭成的主席台。 欢迎仪式由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讲了话。 朱德在欢迎词中说：“两大主力红军的汇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欢迎会师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在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显然并不全因为是他们的军装在滴着雨水。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张国焘的心里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 “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的数量，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也就故意绕着弯子不直接回答问题，并且机智地反问对方。 “10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有8万，比实有人数多说了25％。 “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红一方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 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周恩来：“我们10万，你们呢？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 周恩来看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在这时实有人数1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 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3个手指头，扬了扬。 “3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3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了近20＃％。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3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35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 本来中央有指示，是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实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说，嘉陵江之役，实际上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总退却的开始。而转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最好能有个“家”接客，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等人感到很失望。 张国焘的讲话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语调，并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的电报中的意见，话语中明显含有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低声对张闻天说道：“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点还大着哩！” 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也许他意识到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总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 “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毛泽东的话似在吟诗，又似在回答周恩来的话，又似在表示一种决心。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正行走中的人们的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刚才说过的话或是新诗“何惧敌人围追堵截…”，但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的思路，他再也没有能续出下篇来。 “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6月4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12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1922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1924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5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 第5章 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27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桥河(奇*书*网.整*理*提*供)。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1935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档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30户人家。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8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6月16日、18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 第6章 “你，张国焘，你……哪哪哪哪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 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 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 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 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饭桌上，话题一直就是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心中都在嘀咕：张国焘今天的请客肯定还有重要的话在后头。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最后，张国焘决定分别拨1个团给聂荣臻和彭德怀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共有10＃＃人左右。 饭后，聂荣臻和彭德怀走出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没有直接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却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再往下的话他却没有说，此刻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问号在大脑里四处打转转。 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 聂荣臻低着头，思考着。 张国焘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朱德提醒张国焘，说道：“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1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前伸向两河口以北64公里的卓克基。他们翻越夹金山从懋功出发后，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6月24日，前卫红6团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4564米高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6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在喊话无效后，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之久。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7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3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还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6团及其跟进的红4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的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2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6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军第4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 第7章 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全区人口近250万人。 但是，自1931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辩，罪名却越多，也越来越大。1933年9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都是在被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过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中生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他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时在两河口的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由此决定杀人灭口。 6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了这里。突然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张国焘，你反党…”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35岁。 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张国焘为了掩人耳目，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问什么。 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来，他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歌乐山；还有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那半个的徐以新，他本是“第二十九个”，但当时他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对张国焘的有些做法有意见而被囚禁。他幸运的是走完了长征路，在新中届成立后曾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他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他曾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廖承志是在张国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廖承志获释。廖承志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3柱香，连鞠躬致敬。他感谢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也就早没有我的今天了。” 被张国焘捆绑着行进在长征路上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应该算是长征路上所遇艰难最多的人，所吃之苦当为之最。 草地龙虎/（陈宇）第三回索专权漫天飞电报隔激流两帅投奇石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33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比张国焘小5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影响。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20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lit＃le”，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1930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5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 第8章 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3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张国焘的倔强脾气在两河口会议后毕竟没有“倔”过毛泽东，主要还在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的现实意向还不明，他暂时只好勉勉强强地随队北上。 第9章 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奉命介别率军出发。 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又要防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又要对付藏族地方武装的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行进不到30公里。 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红3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 徐向前异常高兴，对司令部中的参谋人员说：“这个‘彭’就是江西中央苏区‘朱、毛、彭、黄’中的‘彭’，过去对这几位只是闻其大名，可从来没有机会见面。现在，彭德怀同志来到近前，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 参谋人员把地图铺在徐向前的面前。 “立即发电报表示热烈欢迎，约请彭德怀同志在黑水河的渡口会面。”徐向前对参谋说。 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信排，骑上战马向黑水河畔飞驰而去。 黑水河仅从地图上看，很不起眼。这条小河是岷江支流之一，宽虽然只有20多米，但水深流急，波涛汹涌，冰冷刺骨，难以徒步涉过。这里的人来往过河，只有依靠铁索桥和溜索。 当徐向前一行抵达黑水河边后，不见桥梁也不见船只。陈参谋腰间拴上绳子下河试了试水，赶紧退回来，向着岸上叫喊：“冰冷得很！不能过，水流太猛，岸边简直就站不住脚！”“要是能找到一只小船就好了。”警卫员康先海叹息道，他弯腰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河中，石头在浪尖上跳了几跳，转眼间就被急流卷走了。 “讨厌，讨厌！”徐向前在岸边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这是他在遇到紧急情况又一时没有寻思出办法下的习惯用语，有时子弹在他身边飞，他也总是不慌不忙地一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手在耳边挥挥手，好像是在吆喝苍蝇，习惯性地说着：“讨厌，讨厌！” “对岸有人！”康先海眼尖，首先报告说。 “是自己人，可能就是彭军团长。”徐向前从望远镜中看到对岸是支红军队伍，都骑着马，判断道。 两岸的红军将士都互相招手，但喊话声是谁也听不见，被喧嚣的河水奔腾声淹没。 河对岸的红军正是彭德怀一行。昨天，彭德怀率部进到黑水寺时，军委命令他立即带红11团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黑水河。红3军团主力和军团部暂留芦花。 无法过河，徐向前等人只好顺流而上寻找渡河点。 “这个画地图的人简直是太马虎了，这么大一条河流画在地图上竟然如一条小溪流，懂不懂比例？”参谋人员埋怨。 徐向前微笑道：“不要怨这怨那个的，让你现在就此画一张现地地图，说不定还不如缴获来的这个图画得准确呢！川西北河流密集，如果都上地图，那你准会画成江南的水网地，甚至画成一片汪洋大海，那才叫比例失调哩。” 两岸红军将士都向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准备过河到对岸。 “哎呀！不好，总指挥，你看，铁索桥被破坏了！”康先海尖声叫道。 大家的目光顿时凝集在不远处风水河流上的铁索桥，只见激流上空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山风中悠荡。 轰鸣的河水在咆哮着。徐向前陷入沉思。 这时，对面河岸上的一队人马也接近了岸边。这里的河面较窄，看得清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戴着一顶草帽，在见到河对岸有队伍后，便摘下草帽呼喊。 徐向前也挥动军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 “讨厌，真讨厌！”徐向前咒骂着河水。 “总指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康先海指着对岸说。 徐向前举起望远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战士在扯着一根绳子，几个人都围着他；好像是在做过河的准备。 “那么点绳子，能过河？”徐向前把望远镜递给了陈参谋。 不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河这边打了个手势，接着那个战士在用力甩那段只有一米多长的绳子，旋转中那绳子突然向对岸飞来。原来他们借助绳子的惯性力，扔过来一小块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捆着一张纸条。 “这绳子上有纸条！”康先海把纸条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带3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 “古有鸿雁传书，红军今有奇石传信，妙！妙！”徐向前高兴极了，忙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这张纸条也用绳子拴在小石头上甩过河去。 “飞燕”到了对岸，河两岸一片欢呼声。 彭德怀接到纸条后，高兴地挥动着大草帽，向着河对岸致意。 “通信员，把电话架过河去！”彭德怀命令。 “这河…” “人不能过河，电线还不能过河？”彭德怀反问：“哈哈，笨蛋！我刚才怎么把信送过河去的。” “哎呀！我明白了。”马上，通信兵隔河又投开了石头，用绳子在河面上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德怀和徐向前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 “我们一定要见面！”彭德怀对着奔腾喧嚣的河水大声喊叫。 “明天吧，黑水河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是个地名叫亦念的小村庄，那里有座铁索桥，我们在那里见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言为定，明天亦念握手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是中午，彭德怀也刚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 “徐总，前边河面上有一条溜索，我们先过去把电话架起来。”通信兵建议。 向上流望去，果然见一条绳索悬挂在河两岸，上面悬挂着一个竹编筐子。这是附近山民渡河用的常用工具。 “不必架设电话了，我一个人过去。”徐向前说着向前走去。 “不行，徐总。那太危险！”随行人员都加以阻止。 “这玩艺儿我还真没有坐过，也试试新。当地老百姓都敢坐，我们为什么不敢坐？”徐向前想与彭德怀见面心切，执意跨上了竹筐。然后，用脚向岩石上一蹬，反作用力推动着竹筐带人向对岸溜去。 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1956年，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11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200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第10章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 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时，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并即兴渲染讲道：“南面来的这些洋鬼子，戴眼镜，修洋头，穿西装，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他们不要我们！” “什么？”徐向前感到很惊讶。 “他们说我们政治落后是土匪主义，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概括能力很强，一口气说出这两个主义。 “这两顶大帽子我们可戴不起！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难道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徐向前在最近也风言风语听到一些传闻，现在听张国焘这么一说，也感到特别的反感和委屈。 “大概你也听到一些。其实，你对我们四方面军最了解，怎么他们一来，我们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土匪了呢？”张国焘的话似乎很伤心。 “我们四方面军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吧。这支部队从鄂豫皖的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铁的红军队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应看到这个主流。我们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徐向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是”，情绪也有些激动。但他突然意识到张国焘的话中有话，声调也就变得低了些：“反正这对两军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国焘匆匆回茂县了，但他的话在徐向前的心中却翻起了千层浪。其实，徐向前此时脑子里的这些驱之不去的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是呀，正打着红旗闹革命的热血青年，无论是谁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土匪”时，恐怕心中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委屈和不平。只不过对身兼重任的徐向前来说，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部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无疑也被挤入这场争论的夹缝中。政治斗争的这种复杂局面，对于一直忙于以“十二万分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徐向前来说是感到很突然的，对此，他很是苦恼。徐向前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已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了。徐向前是到延安后才知此事的。 草地龙虎/（陈宇）第四回蒋介石惩处刘文辉周恩来让权黑水寺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10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24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7月11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20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1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 第11章 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7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7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isuu書网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1个军1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7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10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49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16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1.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2.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3.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多吃了2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1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行军之用。为了路上应急备用，强制规定每人每天要筹够5个馒头的粮食，在每天的傍晚向负责管理粮食的干部交出5个馒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 每天做出5个馒头的工作定量是很重的。首先要到麦子地里收割，然后用火烤干后，用手掌搓出麦粒，就这道搓粮的硬工夫，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双手掌心都磨破了。最后才是磨粉，蒸成馒头。因此，有许多人一天下来不但自己吃不到馒头，有时还完不成任务。 宣传干事李伯钊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她的超额数也交了公。回来后只喝一点麦子粒煮的稀粥。为了避免饥饿，就减少活动，天还未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可饥饿中的肚子“咕噜咕噜”乱叫，她被饿得实在睡不着。 另一间房子里的陆定一也同样被饿得四处想找点充饥的东西。他和李伯钊几乎是同时寻找到了刘少奇的房间。刘少奇的5个馒头的任务大概还未完成，这时还没有回来。李伯钊看上了房间内矮凳子上的一把绿油油的青菜，高兴地对陆定一说：“陆部长，咱们先把这把野萝卜菜借回去吃了再说，明天挖了再还他。” 陆定一也为找到充饥的食物异常高兴：“野萝卜菜，好，好！不过，可不能生吃。这个地方的野萝卜菜说不定会有毒，煮熟了再吃就可以了。” 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汤煮了出来。李伯钊和陆定一两个人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光了。他们惋惜这点野菜太少了，只能是哄骗一下自己的肚子。 到了半夜，李伯钊突然呕吐不止，她开始怀疑是自己晚上吃野菜中了毒。 第12章 但是，陆定一却一点事都没有，还赶过来看望和请医生，说：“是不是喝了生水，或许是霍乱？” 刘少奇也被这边的吵闹声弄醒，和警卫员一起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明白李伯钊何以这样难受的呕吐，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吃了有毒的东西？” “没有啊！” “晚上吃的什么？” “野菜。” “是不是野菜中毒？” “不会的。我们两个一同吃的，汤都让我喝光了，你们看我一点事都没有。”陆定一想了想，又笑着对刘少奇说道：“噢，那野菜还是从你那里弄来的呢。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住了。 明天挖了还你。“ “我的野菜，我们已经吃了呀！”刘少奇感到奇怪。 “就是你房间矮凳子上的野萝卜菜。”陆定一回答。 “哎呀，怪不得刚才我还问警卫员我的烟叶哪里去了。那是我昨天采的野烟叶子！”刘少奇解释道。 医生来了，诊断检查后判断是野烟叶中毒。 警卫员不解地问：“这还是怪了，这野烟叶子宣传部长吃了就没事，可宣传干事吃了就中毒这么厉害？” 医生解释说：“不用问，陆部长平时抽烟很厉害。误食了野烟叶子，对一个抽烟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一个不抽烟的人，就会引起中毒。李干事又是在空腹的饥饿状态下误食了野烟叶子|qi|shu|wang|，所以发作得厉害。没有大的危险，明天就会好的。” “看来为了免于野烟叶子中毒，大家最好像我一样，学会抽烟吧！”陆定一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平时不太容易露出笑容的刘少奇也笑了，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声，快步走出房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谈了李伯钊误食中毒的情况，焦急地说：“我想这样的情况在部队中也会很多，都断粮了。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一天，邓小平用布口袋提着自己劳动后做出的几个馒头交公后，见李伯钊在一边噘着嘴生气，知道她肯定又没有吃的了，便把自己布口袋中的1个馒头递给了李伯钊。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邓小平认真地说。 李伯钊接过馒头，感动地流下泪水。 饥饿得要发疯的人们不仅从含有面粉的神像泥土中寻粮，活人肚子里的麦粒也成了寻粮的对象。行走在前面部队中的人狼吞虎咽吃下的麦粒因种种原因难以消化，通过肠道带着粪便和血污排泄出来。后面的部队就像鸟儿觅食一样，又把这些麦粒拣出来冲洗后吞下。 饥饿逼出了新的“食谱”。聂荣臻的警卫员弄来了一面破鼓，把上面的牛皮剪下来煮着吃，大家胃口大开，开玩笑说：“还颇有点海参的味道呢！” 干牛皮也能吃的消息很快由行军队伍前边传到后面。于是，有人在路上把过去扔掉的皮草鞋拣了回来，放在火上烧焦，把焦糊的地方用刀刮干净再用锅煮。脚上正穿着的皮草鞋也煮吃了，后来又把身上的皮带和枪背带解下来煮着吃。 “如果有粮食，我一顿能吃下8斤米！”有的战士在这饥饿中，感到即使一个大粮仓，他也能吞得下。 肚皮贴着脊梁，肚子发出“叽哩咕噜”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荒林山野上传得很远。荒野上的这百肚争鸣，常引来大家的一阵阵笑声。 在川西北的红军弄到了这种少吃缺粮的地步，若是再如此下去，真是不用等国民党军来动武，红军本身也会因粮食问题自行解体。 7月18日，红军采粮人员及掩护部队外出采粮，在丹巴路上被藏民土匪武装袭击。因领导者指挥有误，招致军心动摇，粮食被抢走，人员也受到损失。红军总部当即命令第39团团长率领2营前往增援。这次遭遇战，红军损失惨重，失掉长短枪40支，伤亡40人。这些使采粮受到损失的领导者，回来后全部被逮捕。次日下午4时，红39团及军直属队召开军人大会，公审在采粮中使部队遭受损失的5名指挥员，并执行枪决。 “不这样不行呀，粮食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弄不来粮食，我们几万人就要都自毙在这里！不枪毙几个怎么能服众？”朱德对那些求情者解释说。 黑水河边黑水寺，这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毛泽东双眉紧皱，他越来越感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鬼地区，不能再拖了。如此贫困的地区，所产的粮食连本地老百姓吃的都不够。数万红军再在这里吃饭，那怎么行？非得都饿死不可！” “有人却不愿意走呀！”周恩来说。 “必须拉着他们走！”毛泽东的语气很坚定。 “有人是在要官，要大官，官小了他们根本看不上。”周恩来直接说道。 “这简直是讹诈，是利用党现在一时的困难进行政治讹诈！”毛泽东气愤异常。 “为了红军的团结，我可以让出总司令一职，如何？”朱德说。 “不行，总司令这个职权绝不能让出。他看上的是这个总司令，可我们不能给他！是不是可以多一个副总司令，把四方面军的领导纳入到军委来？”周恩来提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副总司令。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工作，迅速打击敌人，红军千万不能分裂，为此，中央必须作出点让步。” 张闻天摇着头，提议道：“我还是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吧，他很可能看上的就是这个一把手位置。” “那怎么行！总书记代表着党的权威，不能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想了想后又说：“我看宁愿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出总书记。”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交出我原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周恩来提议。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统一，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并决定对组织作必要的调整。 这个让出哪一个职务的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大事。历史证明，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战役”结局，相当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党内同错误路线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又夺取了一座泸定桥。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那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天大的原则问题，慧眼独识的毛泽东洞察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幸甚，红军幸甚！ 黑水芦花，一个耐人琢磨的地名。淼淼黑水之中竟然也会绽开灿烂芦花一朵。 在电话中，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事先找到张国焘，郑重私下通气宣布总政委的易人决定。恰巧的是张国焘在当时也表示不要总书记一职，他在得知其他常委对在是否让出总政委或总书记职务上有分歧时，竟得意忘形地对张闻天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嘛，我要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失算了，在职务问题的争与交斗争中，看似沾了大光，其实真正的斗法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张国焘。 张国焘在总政委的任职命令明确内定后，才姗姗来到黑水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组织问题的会议。 就在红39团召开公审大会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命令，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明令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为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一片诚心。 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有所变动：原第1军团改称第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原第3军团改称第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原第5军团改称第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原第9军团改称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第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告别，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多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芦花寨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第13章 宣布各军番号和干部任命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共13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听取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报告，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统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认识。这是张国焘所要求开会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本来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只能引起内部混乱的问题，但张国焘逼到了这个地步，会议不得不开。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讲道：“总的来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可我不能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这是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基本评价。”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低，但能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很注意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也常有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1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1个团，师政委带1个团。这样，战斗虽然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投的准，尤其以第274团、第265团的夜战最好。总之，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接着，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化并有所戏剧化。 ！ 草地龙虎/（陈宇）第五回艰难北进一步三停沙窝分出左右两军 “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18寨地域的总称，方圆10＃＃多平方公里。7月初，国民党军10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1师西北补充旅加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1个班，在营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1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1个排，其余3个连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 第14章 胡宗南向李日基营下达的战斗命令是7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 红军在攻松潘的行动失利后，位于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便成为绕攻松潘、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主力配属红30军担任北进毛儿盖的前卫，尽快夺取毛儿盖，打开北上通途。 红军先头部队由沙窝经阿基等地于7月9日下午抵近毛儿盖，与国民党守军接火，迅速拔除了李日基营设在外围的3个警戒哨据点，并逐渐形成对敌之包围。夜间，红军向寺后山上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事先构筑的阵地为依托，而红军的武器装备弹药较弱，因此，红军在之后连续5天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一次次发动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势。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缩到索花寺内固守，并连电胡宗南，请求增援。红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国民党军李日基营，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枪子弹也有限，难以向寺内发起强有力的攻击，只好以喊话宣传等政治攻势辅助军事进攻，并在暗中向专内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觉。一场血战肉搏后，红军的地道行动没有能成功。 李日基频频急电胡宗南求援。14日，红军击毙国民党军把守寺庙大门的副营长吴剑平和第1连连长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属军心大震。15日夜，浓云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南的准许撤退命令后，借助夜暗率全营600余人由寺庙东北方向突围，直奔松潘方向。红军发觉后一路追打过去，俘敌100余人。16日下午，红1军团侦察连、第2师第4团和红30军第268团两个连将李日基营包围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举枪投降。李日基抱头缩成一团，从山上一直滚到山下，才得以溜走。 毛儿盖一战，红军击毙国民党军副营长以下官兵20余人，俘虏4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1部及其它军用物资。 在毛儿盖战斗同时，红4军一部也由小姓沟以南向北发动猛烈攻击，当面之国民党军是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独立旅。红军进占牦牛沟右岸一线，迫使丁旅退守牦牛沟左岸阵地。岷江东岸红军也由镇坪向北进攻，首先与占据金瓶岩的国民党军李文第2旅的第6团接火。国民党军驻守镇江关的第4、第5两个团奉命增援，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击毙国民党军第4团团长李友梅及两名营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在北定关再击溃国民党军李铁军第1旅第2团，该团团长杨杰带伤而逃。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为了配合胡宗南部的地面作战，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所在地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有时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就有6架飞机一同扫射和狂轰滥炸。7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队员郭诗东驾驶的第303号飞机，飞至黑水石碉楼上空进行侦察时，红军战士一齐举枪射击，打中飞机尾部。朱、郭两人企图驾驶受伤的飞机逃跑未逞，被迫降落在别竹河坝，当即被红军俘获。8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6队队长王伯岳、队员谢集泰驾驶第601号飞机在腊子山、羊角塘一带进行低空侦察，为了避开红军密集的弹雨，于慌乱中撞在千流水山坡上，王、谢两人当即毙命。 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到成都，蒋介石手捏电报骂娘：“你们这些白痴，怎么把王、谢两个人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呢？这次好了，王、谢真的成了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周围的人直到这时才明白蒋介石原来是联想起了唐朝刘禹锡的《乌衣巷》诗。 时在沙窝的毛泽东得知王、谢毙命的战报后，也在吟诵《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的欣喜心情与蒋介石截然不同。 从7月中旬到下旬，红军在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与国民党军激战不停，多呈拉锯状态。时驻军在松潘的胡宗南接连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可胡宗南并无捷报可发，而红军攻打松潘的枪声却听得越来越近，急得胡宗南在城中直跳脚。为了鼓舞士气，能向蒋介石有个好的汇报，胡宗南把指挥部搬到了城南的塔子山上，并增调部队拚命向南反扑。 这时，红军攻击部队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难以形成合力，失去了战机，战局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和川军正从东南方向压来，北线兵力众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险要的松潘一带，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劳之势，红军的攻击显然难以取胜，原来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 红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歼敌的机会。后来在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谈到松潘作战的情况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他会关照我的。” 结果呢？是胡宗南没有去求周恩来，他应感谢张国焘的故意拖延时间。由此，8月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初步拟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路军北上。10多天后，又对部队编组作了一些调整。 毛儿盖战斗结束后，7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主力部队从芦花出发，向北进军。 “会师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应该争争吵吵。”徐向前说。 “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边暂避一时。可中央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分歧也就难免，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很快统一意见，否则，我们夹在中间难受。”陈昌浩也表示不理解。 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中央政治局黑水芦花会议的结果还不知道，但他们此时是同意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计划方针的，因此一路上想的和谈的都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自然也谈到了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张国焘和毛泽东不要再如此“斗心眼”。 就在这川西北龙虎相斗——毛泽东即要与蒋介石斗，又要与张国焘斗，斗得天昏地暗时，川西北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战暇中抽闲，眼睛始终盯在川西北地图上的蒋介石、毛泽东和张国焘，忽如家庭中兄弟之间打架，在互相扭胳膊抵头相斗时，透过对方的肩膀突然看到正有强盗闯入家中行窃。本来力气小的一方很想抽出手来，把强盗打出家门，可力气大的一方就是死死揪住对方不放，想把即将摔倒在地的对方彻底打翻后，再回过头来追打强盗。 如此互不相让中，川西盆地盆沿上众人的眼光透过剑门险关、岷山雪峰，看到川外世界。 这时，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消息迟迟传到川西北。有消息报道：日本于上月初占领丰台，炮击北平，并令汉奸组织所谓“华北国”、“正义自卫军”。红军指战员得此消息，惊叹：“华北偌大山河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矣！” 8月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日。8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打响第一枪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8年后正在川西北高原，他们在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与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寻找新的根据地。 就在这时，远方的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却悄悄地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提法，继而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新口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选取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日，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这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的要人们在这时还没有时间顾得上考虑世界大事，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即，红军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列车，尽快乘坐上去。张国焘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也没有认识到。 此时的毛泽东为红4军军长改了一个名字，把“许士友”中的“士”字改为“世”，说道：“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要事事处处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许世友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但是，毛泽东眼下的紧迫任务还不是“胸怀全球”，而是赶快想办法如何摆脱这川西北困境，走到一个能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地方去。 抗日的问题，中国国民党政府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在忙着“安内”。 第15章 8月5日，忙于在川西北“剿赤”的蒋介石，除自己亲临前线指挥“围剿”大草地以南的红军外，还限令福建国民党军在3个月内肃清边区“残匪”。而得寸进尺的日本人见有机可乘，随之提出了许多非法的苛刻要求。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决定忙完一头再说另一头，他稀里糊涂地在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上划了押，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像唾手可得的“剿赤”上，他认为毛泽东就擒在即。7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携带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到了南京。提案称：（一）东北问题暂置不问；（二）中日在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平等互惠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此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8日，汪精卫请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紧接着，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也先后请求辞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这时，湘、鄂、赣、皖4省水灾甚大，灾民达1400多万人，受灾区10万平方公里，淹毙10余万人。在成都忙得团团转的蒋介石在委任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的“清剿总指挥”后，14日不得不飞离“剿赤”第一线，由成都飞到庐山，先处理汪精卫等人的辞职事。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灭共”大愿，于15日责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严惩共党反复案》，规定：凡“自首”、“自新”共党复而加者，一律枪决，或处无期徒刑。 8月21日，蒋介石在稍微安顿了汪精卫的复职事后，又飞回成都，指挥追剿红军。 蒋介石在天上飞来飞去时，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于芦花会议后到达毛儿盖地区，准备从此方向突破国民党军的堵截线。 根据芦花会议关于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决定，红军大学在原红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基础上于毛儿盖宣布成立。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黄超任秘书长，下设上级指挥科，张宗逊任科长；上级政治科，李井泉任科长；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另外还有步兵科等专业。学员是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8月2日清晨，霞光灿烂，毛儿盖沐浴在一片金辉中。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的会场选定在喇嘛庙前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 上午8时过，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骑兵科等科的学员们，列队进场。军容严整的学员们，个个英姿勃勃，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草坪上，唱起了歌曲，并与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比赛起唱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歌声忽然停止了。一阵急骤的掌声爆发出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走入会场。学员和指战员们边使劲鼓掌，边伸长脖子向前望。 有人在急切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朱总司令？” 被问人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介绍说：“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后面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那个大鼻子肯定就是李德…” 会场四周挺立着松柏。“主席台”非常简陋，就是席地而坐的部队前面的一小片空地。毛泽东等人来到“主席台”，有的站着，有的靠在一旁的树上，有的干脆也坐在地上。 大会开始了，何畏郑重宣布：红军大学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央首长讲话。 朱德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脚穿草鞋，向前走了几步，首先说道：“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走上北进抗日的正确道路。目前，我们要团结起来，继续北上，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红军大学，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斗争而成立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将来，我们一定能坐进大礼堂。你们现在是学员，一旦毕业出去，就要担负起领导红军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朱德讲话，端详着朴素、和蔼的朱总司令，听着他那一口亲切的四川乡音。 面庞清瘦的毛泽东走到前面，他的身体显得高而单薄，但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主要讲了形势和任务，之后，勉励红军大学学员，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加强团结。将来形势发展了，你们就是党的骨干力量。” 中午，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结束。炊事员抬来一筒筒的青稞面蒸牦牛肉。在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一起，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同庆红军大学成立。 “今天会餐不错呀，有牛肉吃。”毛泽东一边招呼大家盛饭，一边高兴地说。 朱德望着盛饭的同志，也欣喜地说：“今天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一起吃饭真热闹呀！等我们北上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后，我们要请全国各方面军的红军指战员到一起大会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学。” 毛泽东和朱德的这顿饭并没有吃好，不远处的大松树下，机要科长正手拿电报匆匆向这边走来。原来在大家都忙着准备北上之际，张国焘又节外生枝，发来电报，说应该开会继续讨论芦花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看来我们想走也走不脱呀！这位新上任的总政委不发话，四方面军的部队也不会让我们走成。”朱德放下饭碗说。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10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11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11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10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20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1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4人，邓发和凯丰2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1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1933年中央苏区军4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以吸收脓液，然后取出棉花纱布排除脓液。 第16章 “后来到达陕北，著名外籍医生马海德在参加了王稼祥的病情会诊后，感叹道：”我看了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严重的伤势情况下，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几乎坚持参加了长征路上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沙窝后，他的伤口发炎溃脓很厉害，身体发高烧，肠子溃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但当他听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许多，坚持着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 “我们现在开会。”担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宣布会议开始，并说：“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泽东同志刚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大家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来，把决议草案送到与会者的手中。 张国焘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决议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并说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张国焘的眼光停留在纸面上，这几行字写的是：“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我们之间发生过分歧，我认为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说：“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而不是扩大分歧。” “请国焘同志直接讲问题。”博古插话说。 张国焘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继续说道：“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一一说了。“ “有什么言论？有话还是摆在桌面上说明白的好。”博古说。 “比如有人就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胁迫中央；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也有人说我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还有……多着呢！总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说得不成个样子。” “好了，国焘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还不少呢！”毛泽东的话明显对张国焘不满意，他说：“譬如有人就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就怀疑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能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我们这次会议就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润之兄所说的政治路线问题，我本人就这样认为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这次会议，我也许不应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苏维埃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博古接过张国焘的话题，实是在辩驳：“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的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忧郁。 会议就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削弱，那里也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西北有很多困难条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目前我们极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军事问题。所以，根据中央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国焘同志坚持错误的事实，我不主张在这时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但必须指明的是，国焘同志向中央要权，这是十分错误的。” 朱德的发言总是取温和态度，多讲长处，多说鼓励的话，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他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不好，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嘛。” 张国焘这时想起了同来沙窝却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陈昌浩，于是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说：“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3时多才散会。 沙窝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号召党和红军与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决议》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和大局所需，这次会议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重新决定了北上的部署，决定红军依各部现所在地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团、第9军团（已分别改称为第5军、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第33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北进夏河。 第17章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已分别改称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首先占领班佑、包座，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会后第二天，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重新召开会议，亲自指定警卫员放哨，说：“如果一方面军的领导来了就赶快报告。”徐向前在一边却忿忿不平地说：“这是脱了裤子放屁！” 张国焘向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介绍了沙窝会议的情况。气呼呼的陈昌浩并没有因为张国焘为他争得政治局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感到高兴，仍然闷闷不乐地静坐在一边，大概是还赌气在那放牛亭边的马欢牛叫声中。沉默良久的徐向前最后表态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去争吵！” “不争吵怎么行？他们欺人太甚了！”张国焘的气是自从与毛泽东见面后从未见消。 徐向前对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争论并不了解，但对张国焘的这种纠缠中央的做法却甚为不满，说：“我总认为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现在，部队天天吃野菜，已是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保命要紧。” “保命，保命，我这就是最根本的保命。总司令马上到我们这里来了，也许事情以后会好转一些。”张国焘也有乐观之处。 沙窝会议后，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红军总部赶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此行，即表明要与过去经常战斗在一起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暂时的离别。 毛泽东把朱德送出门外，两人双目相视，紧紧地握手，谁也没说一句话。朱德翻身上马，远去了。毛泽东久久站立在门口未动，望着朱德远去的身影。一边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的眼眶微微闪烁着泪光，也就没有去打扰，可看出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 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也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 草地龙虎/（陈宇）第六回周恩来病重陈赓抬毛泽东挥兵毛儿盖 沙窝会议后，红军全军改为执行夏洪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意见：一、四方面军分别由各地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班佑、巴西会合。 张国焘临离开沙窝前，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主动找到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希望交换一下意见，可两人没说几句话又谈崩了。 张国焘关心似地说道：“我说润之呀，你要注意影响哟！ 有很多人都在背后议论你，说你的闲话呢！“ “议论些什么？” “说你是曹操，党中央成了汉献帝。” “哈哈，有人看《三国》也演义到我身上来了。那意思是说我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张国焘步步紧逼，突然来了一个反问。 “我说国焘，这些闲话是听不得的。我毛泽东行的端，走的正，不怕别人说这种闲话。只是现在我提醒你不要听有些人的挑拨离间，还是以解决当前红军的出路为第一大事。”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张国焘的话，怕的是引起更大争论，但张国焘却寸步不让，几乎把毛泽东逼向谈话的死角。 张国焘得意地抬起头，直视毛泽东，说道：“你不是最喜欢讲政治路线吗？我也这样认为，路线是一个大问题。路线不对，一切都等于白费。我们当前应首先解决路线问题，可我提了上百遍，你就是不听。”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可看出他心中十分难过，猛吸了一口烟后才缓换回答张国焘的逼问：“有些政治路线问题，看来现在我们争论不清，等将来环境许可后我们再从从容热去争论吧。我们吃饱了饭，再说《三国》，争论几个月也没问题。” “说《三国》，我比不过你。可我知道诸葛亮有个既定国策…” “欲北伐必先南征。”毛泽东替张国焘说道：“我的国焘同志呀！说到底，你还是要南下。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的方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后方？” “那么，你就认准过草地这条路了？这条路可要耗尽我们的全部体力，蒋介石也不傻，早在草地那边放上兵力，不用说多了，就是一个连，我们这些连走路都迈不动腿的人，只能是到一个被敌人捆一个。”张国焘说得很玄乎，使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感到过分。 毛泽东仍语气平稳地说：“目前的形势对红军来说是很严峻的。尾追我们的川军刘文辉部已经占领懋功，我们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的大门口已经飘扬起青天白日旗；蒋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胡宗南集结了4个师的兵力，位于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川军刘湘部已经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敌情越来越严重。敌人估计我们会东出四川，却不敢向北冒险横跨草地，走出甘陕这一着棋。我们呢，硬是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 “润之兄！这川西北的水草地可不是你们湖南的水田地哟！水草地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神秘莫测，很不好过。” 毛泽东明白张国焘的话既有讽刺他毛泽东是乡巴佬的意思，又表明了不同意过草地的客观困难，他强压心中的不愉快说道：“很不好过，那说明还是可以过的嘛！红军纵横数省，冲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是不会被这点困难挡住的。” “明明是过不去嘛，可你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张国焘的火气也冲上来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思想交锋，又发展到面红耳赤的激烈争执。 王稼祥见毛泽东和张国焘又顶起了牛，连忙在一边打圆场，说：“草地的确不好过，国焘同志说的有道理。但是，草地是可以过的，泽东同志已经派叶剑英同志到草地探查过了，那里还是可以过去的。国焘同志，你看，这是叶剑英同志根据实地考察画出的路线图。” 张国焘被王稼祥这番巧妙的话说得一会儿脸露喜色，一会儿又沉下脸。但他是不能对刚刚恭维过他的人发火的。可王稼祥的话最终却是倒向毛泽东的。 “这个王稼祥真把人弄糊涂了。”张国焘心中暗自叫苦，接过王稼祥递过来的地图，瞄了一眼。如果是毛泽东递过来的地图，他会立刻撕碎扔到毛泽东的脸上去。 “哼！你们对草地是不了解的。请不要忘记，这里有胡宗南的部队和马家骑兵，还有川军的各路军阀。我的意见还是南下为好，在川康一带站住脚再作另外考虑嘛！”张国焘的话不可能再引起毛泽东、王稼祥的共鸣。 毛、张之间的谈话只能是不欢而散，这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国焘同志，我们就要暂时分手了。你和朱总司令，还有刘伯承同志，共同携起手来。我们在草地那边再见。”毛泽东扬起了右手，表示送客。 毛泽东这一声“再见”，本意是在半个月或20多天后再见，但他和王稼祥及张国焘都未曾想到，这一声“再见”的间隔时间竟然长达1年之久，而且其中又折腾出许许多多中央与张国焘的恩恩怨怨来。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后，8月15日，党中央鉴于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致电张国焘，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但是，张国焘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仍率部队坚持西出阿坝，以期造成北打阿坝的既成事实，行其原来提出的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8月18日，陈昌浩、徐向前见张国焘率部仍向阿坝进发，连忙发电致张国焘，指出：“不应深入阿坝，应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次日，张国焘回电，以“财粮策源”、“多辟北进路”、“后方根据地”为理由，坚持“阿坝仍需取得”。并说：“事实上右路军与左路军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反而劝说右路军也向阿坝进发。 “我们头里先走，为他们开路！我就不信草地如魔毯会把红军全部卷进去。”毛泽东把张国焘的回电一扔，表示自己坚决北上的决心。 右路红军为过草地北上，紧张地作着一切准备。8月中旬，毛泽东在沙窝听取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人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的问题，确定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由叶剑英率两个团组成右路军先遣队。 第18章 毛儿盖以北，当时统称作松潘草地，包含若尔盖、红原、阿坝和壤塘部分地区，为丘状高原和山原地带。丘状高原呈坡状起伏，境内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海拔一般在30＃＃～40＃＃米。草地气候寒冷多变，风、霜、雪、雹日日皆有。草地中的沼泽是“一片茫茫泽国”，是“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险恶地段，被称作是“鸟儿也飞不过”的地方，这种沼泽、半沼泽区域广达250＃平方公里。 8月17日，毛泽东通知林彪，让红4团政委杨成武亲自来接受任务。 杨成武当面从毛泽东这里接受任务这还是第一次，他激动地问毛泽东：“主席，军团长让我亲自到你这里来接受任务，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先坐下。这一次还是让你们4团当先头团。” “是。”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用大黄叶子土制的烟，说道：“这草地是一片泽国，很不好走。原想要6团去，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我看他们没有奏效的原因有3点：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敌人骑兵的伏击。” 杨成武把毛泽东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深深记在脑子里。 毛泽东又指着地图说：“你们团必须从这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掉头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就会断送革命。我们现在只有向北，所以说，你们团的任务重大呀！” “我明白了，主席。坚决完成任务。”杨成武表示自己的决心。 毛泽东指在地图上的右手用力一挥，接着说道：“我们只有前进。蒋介石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蒋介石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蒋介石认为不敢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上的困难很多，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是，我们要教育部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透彻。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毛泽东还说道：“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同时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杨成武接受任务后飞奔回团。 为了进一步落实北进的各项计划，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沙窝召开。这时，周恩来的病仍很重，在前几天他所缺席的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连续的发高烧正使他昏迷不醒。现在，他虽在沙窝，但仍参加不了常委会。 毛泽东为自己的支持者周恩来多次不能出席会议感到焦虑，谁又能保证哪次会议会不出现关键时刻就差关键一票的情况呢！ “周副主席肯定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高烧不见退，现在说话都很困难，烧得太厉害，40度了。”医生手持体温计，介绍病情说。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恩来的头上，立刻感到如同摸到一块热炭，脱口说道：“烧得这么烫，千万注意不要把人烧坏了。 赶快想办法降温。“ “我们现在什么药也没有，只有依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 医生表示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先把体温降下来，否则会把人的大脑烧糊涂的。弄些冰来！”毛泽东向着不远处的雪山呼喊。 警卫员从山上背回来一筐冰雪，用毛巾包裹一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额头上，辅助降温。邓颖超谢绝了一切来访的客人，时刻守护在床边。直到3天后，周恩来高烧的体温才缓缓下降，但人犹如从死里走了一遭。他的身体状况降低到了生命的最低点。 周恩来因病重不能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常委全到会也就仅有4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会议议程有两个，一是研究常委的分工，二是研究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会上，博古提出对张国焘的闹分裂思想倾向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现在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可写文章，但不能指名，不能引证。我建议在这非常时期，政治局每周要召开一次常委会。” “还开什么会，耍嘴皮子干什么，有什么用？张国焘仍然自恃兵多，不把中央放在眼中。” “会还是要开的，集思广益嘛！”毛泽东说。 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每周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建议。 沙窝常委会议后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人继续北行，到达毛儿盖。 周恩来因身体状况极差，中央在沙窝召开的两次会议他都没有能出席。 在整个8月，周恩来都病得很厉害，有人甚至估计到他的生命已是危在旦夕。离开沙窝时，毛泽东为此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说：“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周副主席，他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行军。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彭德怀立刻把办事一向认真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找了来，命令道：“抬着周副主席行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从现在起你就是担架队的队长，我给你分配40名战士来。”“是，我可以亲自抬！”年方31岁的陈赓爽快地答应道。他与徐向前、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整10年前，他在东征战斗中曾背起绝望中欲自杀的蒋介石，撤到安全地带。现在，他又担负起救护黄埔军校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重任。 川西北高原，辽阔的地域在地势上东南明显低于西北，海拔由780米逐步升高到3000米以上，由南向北走，基本上呈上坡。陈赓抬起周恩来的担架，稳健地踏向新的征途。他的队员是彭德怀下决心扔掉红3军团唯一还保留下来的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的。彭德怀算了一笔大帐：“别说是两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从沙窝到毛儿盖，担架在行走着，昏迷中的周恩来在暖融融的阳光照射下苏醒过来，他面朝青天睁眼看到的是一张熟悉的圆圆的娃娃脸，认出了是陈赓，说道：“原来是你呀！” “周副主席！你醒了…”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又要救我的命了…”周恩来讲话仍很吃力，他太虚弱了。 “马上就到毛儿盖了。”陈赓说。 周恩来勉强地微笑着，又闭上了眼睛。陈赓把草帽遮在周恩来的脸上，免得强光照射，影响周恩来的休息。 再有4天就是处暑的节气，草原上的气候不像内地那么热，但走在直射的阳光中，仍然浑身燥热。陈赓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看着远处的雪山，也就不会感到热了。”陈赓对战士们说，他采取的是心理驱热法。 “还真管用。”战士们望上一眼冰雪覆盖的高山，心里好像有块冰在融化，渐渐感到比刚才凉快些。 此地高原东南部是高山峡谷地带，峰岭耸峙，起伏绵亘，河流纵横。整个地区的气候呈垂直分布，从河谷到高山形成温暖带——温带——寒温带——寒带——冻原带的立体气候。其间九顶山、雪隆包、巴朗山、夹金山和中部的梦笔山、虹桥山、亚克夏山（又称垭口山、长板山）、昌德山、打古山等，海拔都在43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故统有雪山之称。 “古有曹操望梅止渴，今有陈赓望冰止热。”周恩来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也加入这望山活动。 “你们看，前面就是毛儿盖。嗬，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 陈赓赞不绝口。 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牛羊结群于草丛中。这里的青稞比较多，蚕豆开着紫色的花，有的已经结满豆荚。 周恩来的担架进了毛儿盖。毛泽东等人也刚到不久，在街道上四处望着。 经过战斗后的毛儿盖，有许多房屋被烧毁。 红军到了毛儿盖后，缺粮情况虽有所缓和。但对这么多的红军大队来说，也只能救一时之急，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因此，毛泽东等人于8月20日中午到达毛儿盖后，下午，即在索花寺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夏洮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的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认为，向东是转入进攻，向西则是退却。 第19章 蒋敌之部署，正是迫使我军向黄河以西。如果向西去，无论从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其不利；而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之西为退路。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可以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所以说，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展开了讨论。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发言，一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陈昌浩在会上明确阐述自己看法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经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 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徐向前在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必须快速北进，集中最大兵力，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军北出甘南后，应该坚决沿洮河右岸向东，突破岷州国民党军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毛泽东当即对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表示称赞。 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是另行其事，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最后，毛泽东总结大家的发言，讲道：“今天大家讨论的意见是一致的。概括起来有4点：第一，敌人的企图是逼迫我们向西，我们则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租全国的革命运动，也应该向东发展，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第三，东进北上的路线应该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而占领西宁的提法，很不现实，民族政策上不应该，红军当前的兵力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应该向右路军靠拢。” 会议最后明确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应统一于右路军的进展。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两河口会议的决议。 这次会议因为没有像前几次会议那样有张国焘从中作梗，开得很顺利。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立刻根据上述报告内容，亲笔起草了一个会议决议，即《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正式文件，下发部队执行。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明确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陲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决定变右路军为打开北上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立即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毛泽东挥兵北进，迈向草地，这是关系到红军主力能否北上关键性的一步。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开始了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前进。 然而，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坚持两路军分而不合，分兵北进。徐向前及陈昌浩殷言致电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但张国焘把中央的决定和徐向前等人的劝告全当作了耳旁风。 进入草地前，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召开联欢晚会，会场很简陋，就在河坝中搭了个台子。演出前，博古在作“革命到底”的讲话。大家认真听着，但也有不认真听讲的，在台下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新闻趣事，也有人在互相开玩笑。 “你给我烟抽，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浓重的四川口音。此人是时任红1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什么好消息？又要骗我的烟抽。”答话者是红1军第1师师长李聚奎，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很熟，所以“欲擒故纵”，把衣袋故意捂得紧紧的。 “你不给我烟抽，我就不告诉你。” “这很简单，不就是一点烟丝嘛，早晚都会被你盘剥光的，早抽晚不抽。”李聚奎从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递了出去：“抽吧。” 两人之间顿时腾起烟雾。 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口烟，才笑着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升官了！” “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升什么官？” “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第31军参谋长。” “我不相信，怎么会把我弄到四方面军去呢，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李聚奎对中革军委已经颁布的命令显然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命令已经下来了，我看到了。” “我去问一问聂政委再说。”李聚奎见邓小平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也认真起来。一片掌声在他们身边响起，博古的讲话完了。可邓小平和李聚奎是一大半没有听清楚。 李聚奎在红1军军部没有找到聂荣臻，等到半夜也没有见到聂荣臻的影子。有个参谋进来说：“聂政委大概是在陈政委那里喝醉了。”李聚奎这才知道聂荣臻是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这天，聂荣臻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了一整天的会，留下来吃晚饭后，大家又在一起磕了很多胡豆，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通。 其实，这时右路军的政治委员陈昌浩一直挽留聂荣臻等人过一会再走，原来他是根据张国焘的来电旨意，要想方设法做好争取聂荣臻的工作。磕了一盘胡豆后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总政委有话让我对你讲。我们还要谈一谈。” 聂荣臻留下后，陈昌浩说道：“总政委对中央改变沙窝会议定的作战方案很不满意，毛泽东这个人也的确太专权了些，总司令、总政委都不在，就这样随随便便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前天的会议上你不是也发言表示同意嘛。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呢？” 陈昌浩没有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反问道：“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样？”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聂荣臻简捷地回答。 到此时，聂荣臻心中已经明白，张国焘仍是要动员他反对毛泽东。林彪看来是不成问题了，现在要做的是聂荣臻的思想工作。 房间内，徐向前站在大地图前，划着标记，计划着作战方面的事。尽管陈昌浩在房间里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徐向前却没出声。 聂荣臻静静地听着，心中感到砰砰直跳。 一直谈到晚上10时过，陈昌浩还似乎有许多话要讲。聂荣臻说道：“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 “好吧，你走吧。你对总政委的话要考虑到后果。”陈昌浩见聂荣臻迟迟没有表明态度，很不高兴地表示送客，话语中充满警告。 如释重负的聂荣臻带着两个警卫员，牵上骡子，离开了右路军指挥部。 聂荣臻翻身上了骡子，黑洞洞的夜空下，他的身影很明显。 “停！我下来步行。”聂荣臻跳下骡子，在这时他已分明感到危机四伏，说不定今晚就有杀身之祸。回去的路还较远，但现在他有骡子也不敢骑了。 聂荣臻让一个警卫员牵着骡子走在前面，让另一个警卫员殿后，自己走在中间，并把手枪顶上了子弹。在过去的作战中，聂荣臻还从来没这样紧张过，来自内部的子弹难防呀！ 几天前，红2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聂荣臻思索着，李参谋长的死是谁干的呢？ 张国焘的面容在聂荣臻脑海中转着圈，他真担心张国焘会指使陈昌浩在背后动手，也怕遇上当地土匪劫径打冷枪。 聂荣臻一路跌跌撞撞，走了大半夜，才摸回一军军部。 林彪还没有睡，见聂荣臻回来了，关心似地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谈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都谈了些什么？” “陈昌浩同志告诉我，张总政委向西走后，总是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这边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让我们右路军也向西进。” “你是怎么对陈昌浩同志说的。”林彪关心的是聂荣臻的态度。 “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们仅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误了近1个月，再不能在这高原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蛋了。”聂荣臻说。 林彪沉默着，没有表态。 聂荣臻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很可能要把我们吃掉。” 林彪疑惑地看着聂荣臻，表示不可理解。 “据我所知，张国焘现在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红31军去当政治委员，李聚奎去当参谋长，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聂荣臻说。 “不可能吧？” 第20章 “什么不可能！只不过是现在张国焘还没有发出关于我们两个的命令，听说副军职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你这是宗派主义，我们去四方面军有什么不好。”林彪显然有自己的立场。 “什么？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大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的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哪？我们现在才剩几个人？”林彪的口气里带着反驳。 “是这样，我们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1万多人。可蒋介石的人多呀，难道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的嗓门也越来越高。 聂荣臻和林彪两人争吵起来。左权和朱瑞听到争吵声，也赶了过来，但他们一听争吵的又是“政治路线”问题，也就不敢插话，更不敢表态。左权有着自己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因此他在长征途中说话始终都非常谨慎。朱瑞是在长征途中才接替李卓然任红1军政治部主任的，在聂、林争论中，他既不好表态支持聂荣臻，也不好表态支持林彪。 林彪的脸色开始大变，聂荣臻的脸也气成了紫青色。两个人各不相让，“啪”的一声，不知是谁先用巴掌拍向桌面。两个人的拳头都挥动在空中，桌面变成了鼓面。木桌在摇晃着，桌子上的盘子滚落在地。 这是红1军团最高领导人之间在长征路上争吵最激烈的一次，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多年后，聂荣臻和林彪都还就此事谈论当时自己的想法。由此可见，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不仅是在红四方面军中大有支持的人在，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支持者、至少是“骑墙者”也是有不少人的。否则，他是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向毛泽东、张闻天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挑战和进攻的。尽管在数年后张国焘因倒台而成“破鼓乱人捶”，但在当时有些人的砝码确实是加在张国焘的天平称盘中的。这种政坛中的微妙之事，大概除当事人的良心知道外，只有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人最知晓。 草地龙虎/（陈宇）第七回蜀道无道草海横野纵马天路江河源头 “卅里草地廿里水，荒无人迹鸟不飞。 如有行人误入内，十有九个去难归。“ 这是当年流传于川西北草地的一首民谣。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必须经过的就是这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段，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0＃＃～40＃＃米以上，其一望无际的地势由东、南、西3面向北倾斜，起伏较小，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纵贯草地南北而注入黄河的白河（又称嘎曲）、黑河（又称墨曲）河道迂回摆荡，水流迟缓，叉河、曲流横生，由于排水不良，积水而成的泥潭星罗棋布，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多年的水草，长得盘根错节，覆盖于沼泽之面。只有河间地带，时有相对高度在百米以下的浅丘。 每年5～9月是草地的雨季，占年降水量的90％。在这一时期，大量雨水注入地表，使本来泥泞的沼泽地更加显得“千疮百孔”。这一地区在地域上历属松潘管辖，因此又称松潘草地。 对于草地，不论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部队，在这之前都没有草地行军的经验。 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叶剑英在程世才军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通过了解和侦察，叶剑英立刻从红30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领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的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确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领两个团与杨成武所率领的红4团一并先行开路。 8月15日，在内地是炎热的夏天，可在川西北，进入草地就过冬天。此日，红军跨入死一般寂静的大草地。 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为了解决沿途吃饭问题，决定兵分两路，齐头向北并进。靠西侧的是作为右路军先头部队的畅成武团，从毛儿盖北行向草地行进，开始在茫茫泽国中为红军主力北上踏出一条行军路线，随后出发的是红1军右路军司令部；东边是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红30军第264、第265团向草地挺进，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和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红4军等部队跟随前进。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及红星纵队的一部、红军大学等部紧跟之后。最后是正在病中的周恩来带着红3军殿后。 毛儿盖以北20公里就是大草地。 一面鲜艳的红旗下，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作为先头团走在全军的最前面。 军团部的侦察科长苏静带了一块指北针，找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老太太当向导，在前面为部队开路。这位老太太有病，坐在担架上，由8名体格健壮的红军战士抬着行走。 一望无际如浩淼大海的草地，沼泽遍布，荒无人烟，满目凄凉，是一个雁过都不落脚的地方。夏季的草地，到处开放着各种颜色的野花，星星点点，把万物世界具有的色彩都涂抹在这草地上。但就在这繁花似锦的下面却隐藏着大自然最残酷的突然袭击和死亡的狞笑。茂密的杂草，远看如一层绿毯平铺，但走近伸脚，却是东一蓬、西一撮的蒲团大小的草墩子。真是草墩闪闪动，一步一惊心。这里从来没有坚实的土地。草墩子之间，则是积满酱黄色污水的烂泥潭，烂草、污泥、臭水搅混一潭，软得像一缸缸豆腐脑，颤颤悠悠，晃晃荡荡。有的还“嘟噜噜”冒着水泡，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味。 王开湘和杨成武分别手持望远镜向草地望去，天苍苍，野茫茫，两人都愣在了那里。 红军指战员站立草地边沿，远远眺望，草丛泥潭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无边天际，草地如灰绿色的海水，不见山丘，不见林木，不见村舍，不见道路。 “往北，只能走这条路。”向导明白王团长和杨政委的心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可这路在哪里呀？”王团长的眉头紧锁，说道。 “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以前，我就是这样，几天几夜走出草地的！”向导强调说。 “开进！”王团长一挥手，部队跨步进入草地深处。 一个个路标插在红4团踏出的路线上。他们身后，是千军万马的铁流。 红军进入草地后，虽然有向导的带路，但是无日不雨的雨水不仅浇湿了战士们的衣服，也淹没了前面部队所设下的路标。即使在没有积水的地方，野草长得半人高，人踩过后，草又很快竖立起来，把前面人走过的“路”很快抹平。千年沼泽地很难找到人行走过的痕迹。浑浊的泥潭说大不大，但一步跨不过去；说小不小，要想到达泥潭对面非得绕个弯才行。而且这种泥潭在草地上那真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为了避开各种危险地带，红军不得不七绕八拐地绕道而行，因此，许多人也就偏离了正确的行军路线，迷失了方向。莽荒原野，找不到参照物作为路标，连一棵大一点的树也没有。有的战士艰难地行进几个小时，结果又发现了自己前几个小时扔下的破草鞋，发觉又回到原地。 草地的积水乌黑发臭，陈年衰草腐蚀其中，闻到就使人恶心，伤口感染上了这种水，即刻就肿溃。有时不慎摔跤，掉进毒水中的干粮也就不能吃了。 有些骡马，或是因贪婪一旁那株绿油油的野草，或是走错了路，甚至有可能是迈错了步，陷入泥潭。结果是它越拚命挣扎就陷得越深，很快就不见了。 那些因迷失方向陷入淤泥的人，往往也多会被泥潭所吞噬。掉进泥潭的人，别人很难来得及将其拉起来，转眼之间就会没顶。泛着恶狠狠眼睛般气泡的泥潭表面上漂起一顶军帽，有时会连救援者一并陷入泥潭，瞬间消失。有时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位红军战士掉进泥潭，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拉，可连自己也被陷进去，接着，第三名过来抢救的战士也被深陷其中…… 魔窟似的沼泽泥潭仰天张着大口，像一头饿急了的野兽，随时都在趁机吞噬被饥饿、寒冷、疲乏所折磨到极限的红军大队人马！ 后来，红军指战员从实践中学会了营救掉进泥潭中战友的办法，这就是谁掉进了泥潭，都不要乱动，由岸上的人伸出枪支、扁担或绳子，把泥潭中的人拉出来。这种办法可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可在最初由于不了解泥潭的特性，不知有多少人急中生乱，结果是越急越乱动，身体越向下陷，还连带了其他人也沉入泥潭。 说变就变的高原草地天气，春夏秋冬一天过。上午骄阳似火，下午就寒风骤起，即使半天中也是时而晕雨倾盆，时而大雪纷飞，狂风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可在位于川西北的大草地，难在连蜀道都没有，难在找不到路，难在分辨不清脚踏上是深泥潭还是可趟过的路？草天一色的大草地，说不清哪里是路。向导指明的一条路，一个连队走过，这条路就变成了一条泥浆翻滚的深水沟。 第21章 后面的部队不从这里走吧，有被一边深水泥潭吞没的危险；从这里过吧，一个个走出这“大酱缸”后都成了出土文物兵马俑似的。 一阵冰雹袭击过后，许多红军指战员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帽落枪斜。 如果说阅兵式是从一个极端显示出军人严整的军姿和体现了高度的集中，那么，这草地上的军容和队列则是另一个极端的展现。软绵绵的草地泥潭耗尽了红军指战员的体力，也形成了草地行军中这光怪陆离的队伍，左看右瞧不称其为队，横瞧竖看也成不了列。鞋子的千种万样就不必说了，就说这褴褛的衣衫中，有单衣、毛衣或棉衣，也有不称其为衣的棕皮、兽皮或牛羊皮；雨水中，有戴各种式样草帽、斗笠的，有打伞的，有顶油布的，也有干脆光着头的。 草地上是如此风一阵，雨一阵；气候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战士们的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子则是饥一顿，饱一顿。 有人即景写下《草地行军有感》：“军行早，满目皆荒草。破衣遮得风雪寒，树皮草根充饥饱。北上是英豪。” 当夜幕降临无边的草海时，泥沼中的行人浑身已是疲惫不堪，瘫软无力，拖着像是灌满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一步步向前挪动。此时是行人恐惧感顿生的时刻，漆黑夜空，弄错了行军方向或掉进泥潭都是说发生就发生的事。这时，大家最大的希望是能看到在前面不远处有一簇篝火。如果队伍中突然有人高喊：“看，火光！”那肯定是此刻最大的福音。因为走在前面的部队，每当到达宿营地后，总燃起一堆堆篝火，用来烧水做饭和取暖，更为后面的战友指引前进的目标。各级指挥机关，也常在高岗处，挂起一盏红灯，作为联络信号。时隐时现的灯火，透过黑沉沉的夜幕，照亮了赶路者的心头，为后面一步步挪近的指战员升起了希望。 “同志们鼓足劲，前面就是宿营地。” “快走啊！先头部队发出信号了，在等着我们呢！”大家呼喊着，情绪顿时兴奋起来，互相鼓励着，搀扶着，三三两两，向灯光闪耀处奔去。 毛儿盖以北的腊子塘，这里是红军进入草地后第一个晚上的宿营地，部队只能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的高丘上，席地而坐，用破烂的毯子蒙头就寝，呼呼朔风中红军指战员们露宿难入眠。 在草地上生火也不是件容易事。说来就来的暴雨把一切都打湿了，火柴等火种保存是很困难的，取得能引火的东西和柴禾也非易事。有时，正当大家为全连的火柴被雨水浸湿而气恼时，有人突然从耳朵中摸出两根干燥的火柴头来，会令全连指战员欢呼一阵。大家不约而同地拣来树枝，有的战士拿出用油纸包着留作纪念的苏区纸币，有人把心爱的雨伞献了出来，这些都是引火的最好物品。这正是：时云又雨三刻晴，滚过泥潭水中行。咫内冰雹红霞远，野水荒深无人停。夕阳衔草金蛇舞，满营篝火自煮茗。遍地沼泽无寸木，缺米短柴断火星。 火石草纸装竹筒，茫茫草地保火种。草茂柴贫炊烟难，斗笠燃尽投枪柄。野菜煮水果腹暖，湿柴燃火驱天冷。烽烟舒卷作军帐，风露当饮月为灯。 千里旷野的草地上响起了歌声和欢笑声，乐观的红军指战员歌风吟露，咽苦如怡。 “送郎送到大地坪，工农齐心闹革命。 小郎哥哎，快来当红军。 送郎送到大草地，红军待人如兄弟。 小郎哥哎，纪律要牢记。“ 女红军战士唱起了情意绵绵的《送郎当红军歌》，这边有唱，那边有合：“送郎送到大石岩，勇敢杀敌莫懈怠。 小郎哥哎，夺取政权来。 送郎送到大河坝，骑马挎枪打天下。 小郎哥哎，建立新国家。“ 红军指战员在这飘扬着歌声的篝火旁背靠背，在寒风凉雨中帐天席地枕刀枪，就地而坐，渐渐入睡，可也有战士睡下后再也起不来的。 深夜，忽明忽暗的篝火，难以赶走逼人的寒气。每当黑夜过去，宿营地便留下了许多长眠在草丛野地的英灵。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再行25公里即到达草地高原上有名的分水岭。在这草地上，中部丘原隆起成天然分水界限，使其同时成为中国两大水系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岭北的水汇成白河、黑河，由南而北注入黄河；岭南的水汇成岷江、大渡河流向长江。天上落雨仅相隔数米的水，在这里竟然会因一阵风就把本属于黄河的水刮入长江。同一滴水落地后摔成两瓣，就会注定它们要经历不同的南、北中国万里征程，最终再汇集于海洋。 毛泽东下马站立在这分水岭上，向南向北眺望，他的心情极为不平静：“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江和黄河啊！土中涓涓细流终成大势，红军的铁流必将由此卷起巨浪。” 这位名泽东字润之满身是“水”的湘潭人，率千军伫马巨河大江源头，摄饱了这泽润南北中国大地江河的活水精神。从此，红军一过草地，高原圣水即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润滋中华，泽被东方。后人有《七律·源头赋》纪事：十万红军走大荒，南国不亮有北方。 露洗征衣赐冰甲，风撕战袍云抚裳。 虎啸深草隐金斑，龙吟源头闪奇光。 磨刀万里蘸黄河，饮马何必非长江？ 草地行军，除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外，吃饭更是大问题。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等，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沿途的水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烧水饮用，看着“开”了，可喝入嘴里却是温的。高原的气压总等不得“开水”在100c沸腾，60c多点就成了滚水。这里甚至连空气的供给也是吝啬的，稀薄的不让人吃饱，呼吸感到非常困难。 红军在草地荒原上，燃篝火，喝雨水，食青稞、野菜、荒草。互相激励，相扶而行。 进入草地后，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红30军行动。为了使后续部队减少伤病，胜利通过草地，徐向前命令开路的前卫部队沿途插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必须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曝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并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得生存和胜利。 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后可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了。 彭德怀率领红3军负责殿后，他眼见到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而昏倒在地，他把目光盯向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这匹自从江西就跟随彭德怀走向长征路的黑骡子，一路上又驮伤病员，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它的背上都是堆得高高地像座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黑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没有。”说着，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块，悄悄地塞进黑骡子的嘴里，深情地看着骡子吃完。 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决定杀坐骑解决燃眉之急，他把饲养员喊了来，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不解地回答。 “好，全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彭德怀的话一出口就是命令，他说的又是如此果断。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啦！”老饲养员着急了。几个警卫员听说后也急忙围拢过来，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可不能杀啊！” 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拴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平静地对警卫员们说：“部队现在连野菜都吃不上了，只有杀牲口，赶快解决吃的，这样或许能有更多些人走出草地。” 老饲养员掉着眼泪对彭德怀说：“可是你怎么走出草地？ 别的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 彭德怀拍着老饲养员的肩膀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雪山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草地又算得了什么！大黑骡子是为革命立了功，这次就让它最后立一次大功吧！” “还是把大黑骡子留下吧！”大家仍在请求。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自己的警卫员命令道：“邱南辉，传我的命令，让方副官长负责杀骡子！” 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老饲养员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在轻轻絮语：“大黑骡子呀，大黑骡子，委屈你了，你为革命立大功吧！” 彭德怀背过脸去。 枪声没有响，谁也不愿意开枪。 10分钟过去了，没有人下得了那个狠心。6匹牲口都好像预感到什么，集体嘶叫了数声，又都默默地低下高昂的头。 2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要向你开枪！”彭德怀怒喝，他背着脸，双手叉在腰间，跨步立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手提机枪的方副官长把大黑骡子向远处牵了牵，枪口对准6匹牲口，大家都闭上了眼睛。 枪声响了。彭德怀转过身，缓缓摘下军帽，向着斜倒下的大黑骡子。 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些生机。彭德怀推开警卫员端来的一碗肉汤，发火道：“我吃不下，端开！” 漫漫征途，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它化入北进的滚滚铁流，融进了宣传鼓动员的竹板声，合奏出红军指战员行进步伐的节拍来：“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了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第22章 走进草地的第三天，全天行程仅有35公里，抵达后河。这里能寻见一些单株树，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机关人员总算在树下能避雨露宿。 第四天，精疲力竭的毛泽东一行在离色既坝20公里的荒地上宿营。这一带附近没有树木可避雨露，但恰好这一夜无雨，大家只好分散选择一些干燥的高地，勉强地对付一夜。 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草地上的文娱生活仍是非常活跃。有人因吃野菜中毒肿了脸，自己戏称是“吃胖了”。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束紧腰带，仍边走边唱。有的哼起家乡小调，有的说起顺口溜，有的即兴高唱起自己刚编的歌曲：“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 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胀肚皮！“ 实际上，有的牛皮放在嘴里，转来转去，根本就嚼不动，完全是精神安慰而已。 当然，也有被迫吃得“讲究”的，想着法子把这硬牛皮吃下去。这办法就是：烤、煮、洗、切、炸。即把牛皮带放进火里去烧烤，烤酥了再用盆子加水煮，煮透后放进清水中冲洗干净，用刀子切成一段一段的。但这时的牛皮带还不容易咬动，大家想到了用从喇嘛庙中搜集来的蜡烛台内的蜡油炸。如此经过5道工序制作的牛皮带像麻花一样，又酥又脆。 营养价值不知怎样，但果腹解馋还是能起到些作用的。 周恩来进入草地后，他的病情减轻了些，他带领大家唱起这段时间他最爱唱的歌：“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无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倾盆大雨向草地上直灌，漆黑的夜晚，红军指战员们只好选择地势稍高一点的泥地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等天亮。浑身湿透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默看着几位战士在雨水中因为再也忍受不住饥寒，就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心情非常沉重。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高昂的《国际歌》声在草地雨夜中响起，是叶剑英的男中音。接着，周围响起一片强劲的歌声。 一夜寒风过，有些生命已经衰竭到极点的红军战士终于没有捱到天明，永远闭上了眼睛。清晨的潮湿空气中，叶剑英带领大家埋葬了战友的尸体，肃立在坟前默哀，举手宣誓：“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北上的胜利。” 李维汉回忆草地征途，说道：“我是在中央纵队的后面做后卫工作。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了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以资纪念。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4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我还看见前面有一位战士，身子左右摇晃倒在水里，我赶快过去扶他，可是已经死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事业就是这样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 一天傍晚，往日生龙活虎般的陈赓掉队了。他拖着软弱无力的伤腿，在泥泞中艰难地迈进。他几次试图骑到那匹同样疲惫不堪的瘦马背上去，可都没有成功，因为他的腿刚搭上去，那马也随着倒下来。 马负疚似地望着陈赓，眼中闪着光亮的东西，它哭了，似乎在说：“真是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陈赓不得不把行李搭在马背上，牵马而行，在寒冷和饥饿中坚持着。突然，陈赓看到前面有一个步伐更慢的小红军战士在吃力地走着。 陈赓紧走了几步，赶了上来，招呼着。他判断着这个小红军的年龄最大不过12岁。 “小鬼，你骑我的马走一会吧。它驮不动我，驮你绝对没有事。”陈赓见小红军的破草鞋里的那双脚丫被冻得红肿，心疼地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先走吧。”小红军抬起圆圆的脸盘，用一双大眼睛望着陈赓，有点翘的鼻子却在喘息着。 “上去，骑一段再说。”陈赓看着小红军那稚嫩的身体，再次劝说。 “你要我跟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红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口的四川语音，并作出了要准备赛跑的姿态。 “好，好。我的马比不过你。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小红军的倔强，使陈赓越加感到自己心灵的震憾，这么幼小的年龄本不应承受这成年人都无法承受的磨难。 “你把这个吃了吧！”陈赓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到小红军面前。 “我不要。你看我的干粮袋还满着呢，比你的还多。”小红军拍着身上的干粮袋，说什么也不接受陈赓的帮助。 陈赓看了看小红军身上那的确胀鼓鼓的干粮袋，满意地点了点头，只好迈开大步赶路。 草地上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马蹄声踩在泥凼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在陈赓的耳边轰响。 在这荒原上，没有一点人的气息，使行走在这里的人突然仿佛发现自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在走向莫测的冥冥宇宙空间，心中会出现无限的空虚，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恐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其群居性和社会性，而在这莽野中缺少的正是人。 陈赓暗自下决心，在天黑之前一定要赶上部队。 “这个小鬼还真行！有股革命到底的劲头。”陈赓边走边想起刚才的一幕，露出满意地微笑：“他还会剩有那么多干粮？” 走出几里路的陈赓突然思索道：“不对呀，我受骗了！这个小鬼哪会来那么多干粮？” 陈赓急忙掉转马头，原路返回。就在1个多小时前他和小红军谈话的地方，小红军仍在原地没动，他的身子倒在地上，已是奄奄一息。 “小鬼，小鬼，你醒醒！”陈赓喊叫着，把小红军抱上了马背。 陈赓触摸到了小红军的干粮袋，仔细一看，袋子里根本没有粮食，装的竟然是野草和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几排清晰的小牙印说明这是小红军多次啃嚼的食物。 “小鬼！你醒醒！”陈赓摇晃着马背上的小红军，可是小红军没有一丝声响。 陈赓让小红军平躺在地上，给他喂水。水顺着小红军的嘴角流出来。小红军停止了呼吸。 小红军的身体在陈赓的怀中由软渐硬，陈赓的心骤然被撕裂一样，他对着茫茫草地嚎啕大哭，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脑袋，“陈赓呀，陈赓，你这个大笨蛋！你怎么瞎了眼，没看出这个小兄弟已是生命垂危呢？你呀你！” 从此后，陈赓每逢提起长征路上这令人心酸的一幕，都是泪流满面，觉得对不起这个小红军战士。 在红1军军部驻地附近，微微晨曦中，部队又上路了。 负责收容掉队人员的胡参谋长跑到张团长面前，声音很低：“团长，昨晚，一营有1个班全部牺牲了。” “怎么搞的？” “他们背靠背坐在草地上露营，刚才部队起来准备开饭时，连长见他们没来，就扯着嗓子喊，他们也不答应。走过去一看，原来他们一个个像熟睡似的，已经停止了呼吸。” “走，咱们去看看这些同志们！”团长悲痛地说。 胡参谋长伸手拦住张团长，嘴唇在颤抖：“我已经通知部队把牺牲的同志就地掩埋了。” “每个同志的坟前能作上个标记吗？最好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和所在单位都写上。”张团长说。 “连队把这些同志的军帽都放上了。他们还采来鲜花……至于其它的标记，这草地也实在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一块石头，连一棵树都没有。” “把他们的拐棍立在坟前吧，上面刻上他们的名字。走，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张团长感到只有这样做了，他的心才能安宁些。 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大家的眼睛盯着拐棍上的一个个名字，有人在抽泣。连队的老炊事员对着新坟黄土高喊：“同志们哪，你们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们谁也忘不了你们，连队开饭时我会喊你们的名字，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望你们！” 草地上的土堆坟头使毛泽东潸然泪下。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他向各军发出命令：“注意就地掩埋好亡故的烈士，绝对不许曝尸荒野。否则，对政治影响和行军、卫生都不利。”但是，草地沿途仍有不少因病亡故的红军指战员，没有得到及时入土安葬。活人都顾不上命了，怎能再照顾死了的？ 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姬鹏飞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他回忆道：“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清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地死去…” 过草地后，红1军政委聂荣臻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有许多战友被那一个个草丛泥潭吞噬，他电告紧跟其后的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把红1军沿途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应该注意的事项、经验教训等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再转告后面的周恩来所率领的梯队，说道：“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牺牲者约百人。 第23章 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10天后，聂荣臻得到周恩来的电报，称：“据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你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并附注：有些牺牲了的红军指战员的遗体被老鹰啄开了肚子… 聂荣臻落泪了。平时遇事从不动容的林彪捏着电报一角，也背过脸去，泪水泉涌。 部队严重减员，红2师第6团由于减员太多，出草地后改编为红5团第2营。 第五天，红军终于走出草地，战胜了草地，到达班佑。沉睡了千万年来的草地由于红军的横跨，结束了它自古以来没有大军通过的历史。 许多红军指战员在血与火的作战中英勇冲锋陷阵，没有倒下，却在缺粮少药、高原缺氧的艰苦环境中痛苦地离开部队，长眠在草地上。 野地荒草岁岁枯荣有期，而红军草地岁月是史册中永不褪色的一页。 草地龙虎/（陈宇）第八回右路军班佑改向东左路军拒渡噶曲河 红军右路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草地北沿第一个村庄班佑。 班佑，在草地的行军期间被大家想象为“草原上的天堂”。但当红军终于走出草地后，才发觉这班佑其实不过是个仅有20多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里没有像样的房屋，所谓的房屋都是“牛屎房子”，是一种用树棍搭起屋架，外面以牦牛屎代泥涂堆起来的矮棚子。不过，这房子尽管简陋，对于刚从草地艰苦跋涉中走过来的人来说，说这里是“天堂”也并不过分。就是在这牛屎房子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津津乐道房子的暖和和舒适，又积攒起旺盛的精力，以应付党内矛盾即将总爆发的复杂斗争局势。 活着能走出草地的红军指战员们都欢欣鼓舞，但高兴之余也有悲事。红12师有一个战士在得知走出草地后，高兴极了，抱起糌粑饱餐一顿，又喝多了水，结果被胀死了。仅仅一天之内，报告前敌指挥部因食量过多而致死的战士竟有17人。 前敌指挥部紧急下令，有再多的粮食也要限量，再过两天的“草地”生活后才能放开肚皮，况且现在还远远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大多数部队仍在食用野菜。 自然条件好了一些，对红军有利，同样对国民党军也有利。红军刚走到草地边沿，就遇到国民党军骑兵的袭击。最多一次，有3000多国民党军骑兵突然一阵旋风一样向红265团发起进攻。叶剑英亲临第一线指挥，与代军长程世才一起率领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挡住了敌骑兵如狂风一般的奔袭。红264团闻讯立即赶来增援，阵阵排子枪后，国民党军骑兵才如潮水一样退下去。 国民党骑兵的出现，使红军对原定的北上进军路线不得不有所战术上的变动。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去拉卜楞寺，还要折头向西北走4天的草地，沿途还会遇到国民党军骑兵的阻击，这对刚走出草地的红军是非常不利和危险的。 “去甘南还有没有别的路？”叶剑英在班佑向当地老百姓调查北上路线。 “如果从班佑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经过包座，很快就会到达甘南。”熟悉这一带地形的老百姓介绍情况说。 毛泽东听取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后，翻看着地图，对张闻天说道：“你看就从这里转弯如何？” 张闻天挥动着手臂赞扬道：“剑英同志这个开路先锋当得好，对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意见也很好。敌人的骑兵我们目前最好是避免与其作战，我们不能再消耗了，也实在消耗不起了。我同意就从这里转弯北进甘南。” 党中央决定采纳叶剑英的建议，改变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而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甘南俄界进军。 徐向前总指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在到达班佑后立刻派人前伸侦察地形、敌情，开始了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殿后的红3军还没有跟上来，红1军又相当疲劳，徐向前向党中央和主管军事的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承担。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徐向前的这一建议，并将右路军改道东北由包座进入甘南的决心电告朱德和张国焘。 这时，红军右路军虽然胜利走出了草地，但由于张国焘的拖延，使红军耽误了行程，而国民党军队却争取了时间，逐渐从南、北、东3个方向包围了上来。尾追而来的川军已经占领抚边，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纵队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4个师已经到达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紧临草地之北的巴西附近高山上筑起碉堡群。进到漳腊的是国民党原福建军阀张贞指挥过的第49师，这是红1军团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宿敌。前几天，刚被红30军消灭掉两个整团。 8月24日，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一部进抵班佑以南之贡巴龙山一线，击溃了班佑土官泽旺扎西指挥的若尔盖12部落10＃＃余兵丁的阻击，并乘胜占领了班佑。次日，红军又击溃由求吉寺前到班佑侦察的国民党军康庄团第4连，歼其一部。红军迅速向前扩展阵地并控制各要点，于26日再击溃国民党军张莱孝支队和部分士兵，进占巴西，继占上藏寺、牙弄寨等地。28日，红军再击溃张莱孝支队及康团第5连，占领阿西茸，并将逃敌包围在卓藏寺及寺庙北面的高地之碉堡内。 这天下午，胡宗南接到第2游击支队队长张莱孝的电报后，才知道班佑附近战况，他大吃一惊：“什么？共军已北出草地，占领班佑。矛头很明显指向甘南和我们的侧后！”到这时，他才真正明白红军的意图，于是急忙派兵抢占包座，并急令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北上增援包座，企图会同包座守军的补充第2团，在包座和阿西茸一线堵击红军北上。 “各部将士要竭力堵截，防匪北窜！”胡宗南一面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一面将草地紧急军情向蒋介石报告。 成都之南峨眉山上，在此休养的蒋介石只等草地有好消息报来，不料军情恰与自己的预料相反。27日，他亲拟电报，严令胡宗南：“我军应积极分路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再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 胡宗南接电后，也为蒋介石所言“千载难得之机”所激动，连忙再急令李铁军第1旅向包座增援。 包座位于四川松潘和漳腊以北，在班佑和巴西东南50多公里处，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群山环抱，原始森林密布，水流湍急，多为森林覆盖的两岸高山，组成一道道从两侧护守包座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军胡宗南纵队进驻松潘后，松甘故道便成了其主要粮道。胡宗南命令一部在求吉寺设立兵站，负责积存由甘肃转运来的军粮。包座正扼其大道要冲，如今此地是红军进入甘南的重要通道，而国民党军已先于红军占领了这里。 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基本情况是：包座附近守军主要是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第2团，团长康庄率该团团部及第1营、第2营（缺第5连）驻求吉寺；康团第3营驻上包座喇嘛庙大戒寺内；该团第5连驻阿西茸；张莱孝第2游击支队驻守巴西，纠合包座7房和若尔盖12部落番兵在附近巡逻。胡宗南并派出大量援兵，伍诚仁第49师正向包座疾进中。 形势很显然，红军能否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红军若不抓住时机，抢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强占包座，开辟前进道路，那就无法出师甘南，而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因此，包座之战已成满弓之箭，动则必发；国民党军第49师是势在必歼，不可避战。 毛泽东和徐向前并肩伏在地图上，细致地研究包座之战的每一个部署。 势在必夺的包座有上、下包座之分，相距数公里，由南向北的包座河纵贯其间。东岸的上包座环山傍水，居高临下，是控制这一地带的主要制高点。国民党守军在这里虽然只有1个营，但他们从南坪到达此地已经五六天，占据了以大戒寺为中心的一带有利地形，利用山险隘路和茂密的丛林作掩护，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等各种工事，备有大批粮食，组成了上下结合、比较严密的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地区。其装备也很好，火力十分猛烈。寺庙北面紧靠一座500多米高的大山，寺前有一条小河，虽然只有两丈宽，但因为正值雨季，河水湍急而深，东面是水势更大的包座河，这些都对红军的战斗行动造成很大障碍。 “讨厌！这地形可不好展开兵力。”徐向前边听侦察员汇报边看地图，又说道：“这胡宗南老同学可是忽略了一点，他的49师一运动就成了我红军的盘中餐。”徐向前与胡宗南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他们在川陕根据地时期就已经交锋多次了，结果都是那位“胡老大哥”败北。 毛泽东和徐向前作出了攻打包座的具体战斗部署：以红30军为主攻部队，以善于打攻坚战的红89师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国民党守军；以红88师两个团和红89师另两个团埋伏于上包座西北地区的山林中，准备打援；红4军为助攻部队，以一部攻击求吉寺之国民党守军，配合红30军解决战斗。 第24章 红1军作为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徐向前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先遣部队发出了战斗号令。 担负主攻包座任务的红30军，这时刚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对组织指挥系统作了调整；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由红3军团调来的彭绍辉任军参谋长。不久前，中央同意了徐向前的建议，抽调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红30军90师师部和第270团调出。该军整编后辖第88、第89两个师6个团，共1.3万余人。这个军作为右路军右侧先头，在先遣司令叶剑英的率领下，经过艰苦的行军，于8月26日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很快，即接到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急电：“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李先念接电后与程世才作了简短的研究，命令部队立即整装，以红89师为军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 前敌总部的电报还要李先念和程世才到中央汇报。因此，李先念他们在部署完毕后，即策马急行，直奔党中央所在地。这时，毛泽东等人已经由班佑到达巴西。在一座寺庙中，穿一身灰布衣服的毛泽东正手持北上路线图，仔细地看着。 毛泽东听到有人进了房间，转过身来，迎接李先念等人的到来。 徐向前一一向毛泽东作介绍：“这是政委李先念同志。这是代军长程世才同志。参谋长彭绍辉同志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在前面指挥部队，没有来。” 毛泽东和徐向前等人与程世才、李先念一一握手。“你们都这样年轻啊！”毛泽东惊叹地说。这年，李先念，26岁，程世才仅23岁。 李先念和程世才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接着，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一一与李先念和程世才握手。 “你们两个过来看创。”毛泽东招呼着，把一张川西北地图铺放在地上，大家环绕着地图围成一圈，有的坐一块木板，有的干脆蹲下，听毛泽东讲述敌情。 “刚走过草地，你们部队的士气怎么样？”毛泽东问。 “高昂。”李先念简单地回答。 徐向前的口气很平稳，说道：“增援的敌49师原是19路军的一部，在过去打了一些硬仗，有一定的战斗力，现在是胡宗南的主力师。而我们虽然有1个军，但在缩编后只有两个师，同时又抽出1个团围攻附近之敌。我们长期缺粮，加上连续的行军作战，部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休息，指战员们的体力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要歼灭装备比我们好，数量几乎和我们相等的敌人，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又问了红30军的部队生活、政治工作、后勤补给等情况。李先念和程世才都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从毛泽东的表情上看，他很满意。接着，他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整个东北，现在又向华北步步逼近。而蒋介石却一再退让投降，这些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要北上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指着地图上陕西的西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的北部说道：“我们要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比较多的地区，而且敌人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加上派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这些都有利于我军发展壮大，站住脚跟。” 毛泽东又详细阐述了在川陕甘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最后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甘肃南部，然后用力向东一挥，说道：“为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就是先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李先念和程世才，又讲道：“现在，胡宗南抢先占领了包座，又派49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 徐向前插话说：“我军各部现在还未靠拢，红3军，也就是红3军团还在草地中。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这时，大家对红1、红3军团等改称红1、红3军等还不习惯，多数情况下仍称原称。 毛泽东接着说道：“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30军、4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徐向前最后说：“我们决心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打援。中央已经批准了前总的作战计划。你们30军先以一部攻占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消灭49师。红4军以一部攻占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1军团在巴西和班佑之间集结待命，并负责中央的安全。你们目前要抓紧时间尽快到达并占领包座，然后迅速做好打援的准备。我和叶剑英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上包座以北的末巴山上。任务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 李先念和程世才异口同声回答：“听明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手中晃动着铅笔，笑道：“好！祝你们成功！”与中央其他领导一同把李先念和程世才送出大门。 巴西距包座约有两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也同样在两三天内就能到达包座。红军为了抢在国民党军第49师之前到达包座，占据有利地形，星夜向包座疾进。 为了尽快拿下包座，李先念和程世才商议决定：由红88师担任打援主力，并且集中至少5个团的兵力来对付增援包座的国民党军第49师。红军主力到达包座附近后，由第89师全力攻取包座，第88师则隐蔽进入包座西南地区，立即进行地形侦察、战场选择和做好打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鉴于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仗，又是一场硬仗。红30军在行军途中召开师以上干部和前卫团第264团领导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 李先念说道：“我军肩负着打开北进通道的重要使命，能否消灭敌人将直接关系到全军能否顺利北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看着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政治动员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会后，李先念和程世才把具体作战部署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当即予以批准。 各部队出发前，又分别召集干部会。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作了具体的政治动员，他讲道：“我们的部队很快要打大仗，各政治机关的干部都要下部队做好动员工作。在此我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发动党、团员起带头作用，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二是为了扫除北上障碍，一定要打下包座，消灭敌49师；三是要把我们的困难向大家讲清楚。从6月以来，部队缺粮，吃的是野菜草根，战斗力有影响。只要我们能打好这一仗，以后就好办了。” 作战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情绪高昂，大家纷纷表示：“打国民党军第49师，我们包打保胜，让毛主席和党中央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口号阵阵，歌声嘹亮，部队出动了。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红军将士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向着包座飞奔。 29日下午，红军前卫团抵达距包座西北三四公里的地方。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向国民党军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敌机枪“哒哌哌”吼叫着，几乎听不到枪声间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河水还在暴涨，大雨滂沱。红军经长途行军后已很疲劳，泥水中作战已是个个滚得满身泥浆，浑身都浸泡在水里。 包座之战在这时还说不上是全面开始。 如此滂沱大雨浇在川西北草地附近方圆数百里的大地上，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大雨虽然没有影响包座之战的取胜，而其最终结局却是影响了攻打包座之战的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这就是同在一片乌云下的张国焘“巧”借大雨又向中央再次发难。 左路军先头部队是在8月21日在朱德等人率领下攻占阿坝的，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竟延迟1周在阿坝按兵不动。8月底，在党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第1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开始朝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2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我要求把中革军委会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区分开，确立工作程序。”张国焘在红军总部中大发牢骚，他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所有原中革军事委员会机构应该一律归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应该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的军事命令。他们已经是两次不经我们就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现在又向东北，打什么包座。这个徐向前也是鬼迷心窍了。” 朱德的解释也是提醒，他说：“我党有个规矩，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我作为总司令应该带头执行。” 张国焘则不这样认为，他继续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我说的是军事命令。 第25章 中革军事委员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但不应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总政委等于虚设。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乃至人事调动等，他都要过问，批定后才交我们执行。我们这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他毛泽东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我和毛泽东相处时间要比你长得多，我比你了解他，他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大家意见的。”朱德说。 “哼！老毛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和蒋介石没有什么两样，不仅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直接予以指示。因此，我说这老毛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有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其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地步，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所谓天才主张作辩护。” “国焘同志，你的话讲过头了。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才能是很强的，他指挥的作战多能取胜。”朱德不愿听张国焘故意贬低毛泽东的话。 “哼！我早就听说这个老毛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可我不这样认为。他是个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视现有的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定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言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担负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乎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刘伯承和李德闹得不可开交；在遵义会议后，我听说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朱德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与张国焘争吵是件没完没了的无聊事。 张国焘本来就对北进从内心中不满意，只是迫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勉强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但他却时刻在寻找借口把部队再拉回向南。就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3天，草地上铅垂的黑云裹携来一场大暴雨，张国焘侧耳倾听着平地上的炸雷，却好像听到了福音，眼睛为之一亮。 “好大的一场及时雨啊！”这是张国焘喊出喉咙却没有张开口的一句话，他向黄超说道：“传达我的命令，天降暴雨，通知部队暂时不要渡过噶曲河！” 朱德对张国焘如此独断专行的命令感到很意外，忙说：“雨下得并不大，噶曲河涨水也不可能到了不能徒涉的深度。” 张国焘扬脸望着开始放晴的天空，不以为然地说：“河上游的雨下得更大，部队泅渡有危险。说不定老天马上又要下雨，等一等再说。” 朱德清楚张国焘内心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再也没说什么，挽了挽裤腿，带着警卫员潘开文向噶曲河边走去。 草地上流淌的噶曲河，河床本来就很浅，在这时容纳了刚从天空倾泻下来的暴雨，正在涨水，翻滚着草根和牛羊粪末，奔涌滔滔，显得水势不小。 河岸边有些红军部队在整装待命，高师长见朱德总司令来到河边，跑步前来报告。 令朱德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连队在过河后，现在又返了回来，便问，“为什么回来？” “总政委有命令，全部部队在河这岸听候命令。”高师长回答。 朱德没有再问什么，就对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说道：“小潘，你骑上我的这匹马，到河里去试一试水的深浅。” 潘开文拉缰策马跨进河流，向对岸走去。 朱德定睛看着水中稳稳行进的潘开文渐渐到达对岸，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水看着很大似的，其实最深才齐马肚子！” 潘开文到达对岸后，很快就返了回来。 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朱德拍着小潘的肩膀，说道：“走，回总部，告诉总政委，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在朱德在噶曲河边测水深的时候，张国焘在帐篷中也没闲着，他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口述了这样一份电报，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3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提出，右路军应“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从河边回来后，兴冲冲地向张国焘说明噶曲河的水深实测情况，而这时的张国焘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话。由此，两个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什么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你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我没有同意回阿坝。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在电报上署上我的名字？”朱德质问张国焘。 “党中央？哼！他们那几个人还要管我们？即决即行，有什么错？”张国焘的话语中明显目无中央。 “我说国焘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你的党龄还比我长。我们党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相反！”朱德的话义正辞严。 张国焘连“哼”了几声，却没有张口。站立在一边的黄超为张国焘辩解道：“事实就是天下大雨，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嘛！” “什么，这就是理由？可我刚从河边回来，我的马和警卫员是到了河对岸又返回来的，这才是事实！”朱德端坐在凳子上，脸色气得铁青。 “电报已经发了，他们很快就会回电同意我们回阿坝。我不和你争了！”张国焘的话中带有几分无赖的伎俩。 朱德镇静地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这场争吵没什么结果，但朱德仍然坚持北上，劝说张国焘过河。可是，几天过去了，噶曲河的水流也变得平稳多了，张国焘仍旧按兵未动。 “还是北上吧，我看是可以渡河的。”张国焘的部下也这样劝说。 张国焘闻言严厉训斥：“你们的头脑太简单了，这不是一个往南往北的简单问题，这是个谁指挥谁的大问题！” 9月4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命令部队由噶曲河岸边返回阿坝。5日，张国焘又电令正要北上的第2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这几天，等待在巴西的中共中央成员几乎天天在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方法。徐向前、陈昌浩也连连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的理由。 一片乌云终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挡箭牌，而在同一片乌云下，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正躺卧在雨过天晴的泥水中，拚命为北上的道路打开通途。 草地龙虎/（陈宇）第九回包座血战劈开通途蒋氏为毛枉备刑场 太阳已沉入西山，森林中的鸟儿在喧闹一天后也各自归巢。 天色渐渐暗下来。 红30军先头部队奉命赶到包座后，以第89师为一梯队，由该师第264团担任主攻，消灭包座河河东岸大戒寺内之敌，其余两个团在大戒寺西北地区担任侧攻；以第88师（缺第265团）为第二梯队，隐蔽于班佑至大戒寺路侧待机，准备打援。 8月29日黄昏前，各部队进入预击位置。 暮色中，红264团突然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军长程世才、军政委李先念和第89师师长邵烈坤在包座河西岸边指挥战斗。 战斗打得非常艰难。第264团一直打到晚上9时，才攻占了大戒寺外围北山山脚下的几个碉堡和西坡半山腰的1个碉堡，相继占领大戒寺，歼国民党守军1个多连。国民党守军第3营李营长带少数人东逃。红军将残敌围困在大戒寺后山碉堡中。 30日，又是一天激战。傍晚，国民党军第49师第291团先头增援部队在大戒寺以南与红军警戒部队接火。红军为了诱敌深入，在令第264团象征性地阻击一下后，将主力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地隐蔽，仅留下少数兵力监视敌人的行动。当晚，红军撤出大戒寺，国民党军第294团进驻寺内。 夜晚，天气转晴。红264团一部在淡档的月光夜幕掩护下，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突然偷袭，毙国民党军第1营少校营长陈嘘云以下数十人。 红军指战员抓紧时间准备下一步的战斗，侦察部门根据已掌握的敌情和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要图和增援部队行进路线图，然后将地图和俘虏的国民党军1个排长和两个班长押送到军部。 3个俘虏对红军的宽待政策有所了解，在审问时都表现得较为老实。 李先念和程世才从俘虏口中得知包座守敌的情况，并获知国民党军第49师主力明天就可到达包座。 军情如火急！ 李先念分析判断情况说：“根据当前的情况，包座之敌以逸待劳，地形又对他们有利，我军要很快拿下包座有很大的困难。如果坚持打下去，不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最重要的是会因为拖延时间，直接影响和耽误明天与敌49师的作战。 第26章 我看我们应该变换战术。“ 程世才接着说道：“对，我们可分个前后缓急，加重到松潘公路上的打援力量，然后转过头来再强攻包座。” 于是，李先念和程世才当即决定，由第264团将包座守敌包围起来，但围而不攻。第89师另外两个团立即调往包座西南地区和第88师一同做好打援准备。 审问完俘虏，李先念和程世才在朦朦月光下亲自勘察地形。对照俘虏的口供，察看包座守敌的情况。然后又转向南行，对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来路进行重点勘察。他们知道，在眼下敌我势力从数量上看几乎相等，但在装备上却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指挥员正确的判断和周密的计划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一夜，李先念、程世才和军参谋长彭绍辉等人是眼睛未能合一下，在勘察地形后，反复研究，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 次日上午，红军除用少量兵力继续包围监视包座守敌外，将第88师和第89师主力埋伏在国民党军援兵必经之路的西南山上，并派1个连控制了东山制高点。这座险峻的山岗，西可俯视来援之敌，北又可对包座之敌形成包围。 红军主力潜伏下后，向松潘方向派出了侦察警戒部队，一有敌情就发出战斗号令。 经过几天几夜急行军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时已是非常疲劳，一旦停下来，进入埋伏阵地卧倒，两个眼皮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向下垂。大家想尽办法克制瞌睡，焦灼地等待着战斗的打响。 “敌人现在来就好了，强制自己不打瞌睡的滋味太让人难以忍受了。”自言自语的程世才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又把望远镜贴在脸上向远处眺望。 空荡档的大路上渺无人影，连个野兔的影子也看不到。 时光慢腾腾的，在这时显得慢得不能再慢。指战员们戴的用树枝编织的伪装帽上，小鸟儿啄着绿色的树叶，似乎考虑着在这里是否做巢。 突然，远处有鸟儿从地面惊叫着冲向天空。伪装帽上的小鸟儿紧张地仰起头探听来自大路上的脚步声，也拍打着翅膀匆忙飞走。 浩浩荡档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终于出现在红军侦察兵的望远镜中。 从松潘到包座的大道上，顿时悄然无声，鸟儿也不叫了。 “该死的敌人，到底送上门来了！”红军指战员们咬牙切齿地说。 31日中午，战斗全线打响。 为全歼敌人，红军预定等国民党军增援主力进入埋伏圈内后再出击。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顺利，国民党军十分狡猾，不肯轻易冒进。他们以一部兵力搜索前进。与红军接触时，先进行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作前进。李先念和程世才看穿了国民党军的这一诡计，命令在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的红263团一部在一些非重点防御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进入埋伏圈。 包座附近的山很有特点，多是一漫坡的大斜坡，顺着高山下来大坡上又有许多小山包。山上多是一人搂不过来的大松树和半人高的小松树林，十分便于隐蔽。自以为势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在遭到伏击后，像瞎子一样，摸不清红军的情况，又因为距离包座只有10多里路，救急心切，就步步前进，结果正中了红军诱敌深入之计。 红军在节谮抗击中，不仅给予国民党军很大的杀伤和消耗，而且摸清了对方的战斗力和作战特点：国民党军的战术动作和小集团（连、排）战斗打得比较灵活，并且相当顽强。其火力也很强，每次冲锋时，除了有很多轻、重机枪掩护外，还用迫击炮、小炮等武器轰击红军前沿和纵深，杀伤红军的有生力量。距离火线只有1公里的红军指挥所附近，也不断有炮弹爆炸。针对上述情况，李先念认为在红军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攻击必须是多梯队的，队形必须疏散开，快速运动，快速接敌；火力必须集中，冲得猛打得狠。 “制造点声势给他们看看！枪声要激烈些。”为了吸引国民党军尽快全部进入预设战场，李先念命令第264团加强对大戒寺守敌的围攻。 枪炮声震天，像除夕夜的鞭炮炸成一个点，在山谷中回荡，更显得到处都是激战的战场。 国民党军第49师代师长伍诚仁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半空中隆隆作响的喊杀声，他有些耐不住性子了。 很快，红军即获得国民党军两处的重要情报：大戒寺国民党守军的团长急呼第49师迅速来援，惊叫：“大批共军正在猛攻包座，我们已经很难支持。请务必火速增援。”胡宗南的声音也出现在这一片慌乱惊叫声中，他严令第49师必须于当晚进驻包座。 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前卫团已被红军诱至包座以南5公里的地区，李先念命令第263团坚决抗击，再不准敌人前进一步。国民党军加强了攻势，向红军第263团发动猛攻。 红263团的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伍诚仁率领师本队的侦探队、特务营，通讯连、无线电队、工兵连、卫生队等直属分队，在前卫团的掩护下直趋上包座。他命令在包座河东岸的第294团（缺第3营）和在包座河西岸的第291团附第294团第3营，夹河并进，向北攻击；命令在河西岸的第289团在第291团以南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师之侧背。 国民党军几个团排成5路纵队，向包座方向蜂拥疾进，加快了行动。 红军迎头顶了上去。李先念和程世才命令：立即以第265团和第263团主力出击，决不能让敌人突破第263团的阵地，靠进包座。同时吸引敌后卫团迅速来援，等敌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再全线出击。 命令下达后，红88师两个团在熊厚发师长和郑维山政委的指挥下，奋勇直插敌阵，一扑下去就先干掉了国民党军1个营，将其一劈两半，斩断了国民党军前卫团和师本队的联系。接着，第263团全力围攻国民党军前卫团，第265团向南打击敌师本队。这一招果然触痛了在师本队中指挥作战的伍诚仁，他眼睁睁地看着包座，却迟迟进不了包座。现在部队又被红军一截两段，前卫团又陷入包围中。恼羞成怒的伍诚仁，一边令师本队全力猛攻红265团，一边急令后卫团快速推进，企图两团汇合在一起打退红军，并解包座守军之围。 到下午3时，国民党军第49师全部进入红军预设战场。照预计，在黄昏前发动总攻较为有利，但是国民党军既然已经全部进入包围圈，就可提前发起总攻击。 “敌人已经全部进入包围圈。我们是否现在就全线出击？”李先念和程世才向徐向前总指挥报告包座的情况，决定对当面之敌实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可以打了。按原定方案狠狠地打！坚决打开北上通途！” 徐向前马上批准了李先念的报告。 “坚决打开北上通途！”李先念重复了一遍命令。 “发出总攻命令信号！”程世才高呼道。 顿时，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主力，一齐向山下的国民党军发起全面出击。在河西岸，红266团从正面迎击敌人。顿时，枪声、喊杀声、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方圆数公里的战场如开水锅下又加了一把火，一片沸腾。 红军以第268团从正面插入河西岸国民党军南北两团之结合部，并以一部夺取包座桥，切断了东西两岸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国民党军一下子分割为3部分；另以红263团在红268团一部协同下，歼灭河西岸北面之国民党军第291团，得手后又向南进攻；再以红267团向南迂回，断敌退路，并以1个营抢占大戒寺之南山，控制制高点；并以红266团向河西岸南面之国民党军第289团攻击，钳制敌人，使其不得别顾，待歼灭国民党军第291团后，再协同红263团歼灭国民党军第289团；同时，以在河东山林中隐蔽的红265团于敌被分割后，向河东岸之国民党军第294团实施攻击，在红268团一部协同下，歼灭该敌。 下午3时10分，红军各部按部署向国民党军发起冲击。红268团首先来了一个“中心开花”的漂亮动作，抢先实现预定目的，夺得包座桥，斩断敌首尾。接着，该团主力与红263团协力对国民党军第291团、第294团第3营实施南北夹击。 枪炮声震耳欲聋。 李先念在对着话筒向总部报告情况：“对，我是李先念。我第268团和第267团的动作异常勇猛，现在已经将敌师本队和后卫斩成两段。这样，整个敌人已被我们斩断成3截。” 话筒中传来毛泽东爽朗的大笑声：“好嘛！断成3截，各个击破。” 包座河谷，硝烟翻滚，烈焰升腾，战斗还仅是刚刚拉开帏幕。红军英勇出击，奋力杀敌，不断采取小集团冲锋扑向敌阵，发扬近战特长，与敌肉搏在一起。 俯视整个战场，到处是人影在无规则地晃动，如蚁穴出水，似蜂窝被捅。红军尤以红90师第268团打得最为出色。 国民党军为了打通联系，疯狂地向红268团反扑，而红268团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在敌人中间，两面对阵，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激烈。 李先念高兴地对着话筒向红90师汪乃贵师长说：“我看到了。 第27章 打得好，打得勇猛顽强，你们扑上去不多久，我就看到包座河两岸森林的上空烟雾迷漫，黄土遮日，只听得枪声、喊杀声，看不到人。我军有这种作风，就无敌不克。”李先念政委的这段话后来写入他的回忆录中，真实地描述了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和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精神。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从总的地势上看，红军是居高临下。但国民党军是纵深配置，并占据着许多小山头。尤其是漫山遍野都是大桦树和灌木丛，国民党军在森林中运动兵力，红军却看不到。红军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利用树林、山包或河坎作掩护，拚命地守卫和反击。 “把大炮调上去！”李先念命令，他所说的大炮是红30军仅有的3门迫击炮，平时一直当作宝贝，舍不得用。过草地都没有舍得扔掉一颗炮弹，现在果然派上了用场。 3门迫击炮调了上来，仅有的10多发炮弹轰击向国民党军集中的地方。 炮声隆隆中，红军战士们群情高涨，呼喊着冲进敌群，用手榴弹和大刀片与敌人近战在一起。 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红军的所有火力齐发。但因是在原始森林作战，红军的火力发挥不出去，射出的子弹不能在树林中拐弯，步枪又无刺刀。时用的马尾手榴弹不同于木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为了便于制造，是在形如一个铁西瓜的尾部用麻绳或棕绳拴作马尾巴状，以便用手攥住甩出去。若在开阔地，这种手榴弹要比同等重量的木柄手榴弹扔得远。但在丛林中作战就有麻烦了，甩出后常常挂在树上，掉不下来，失去作用。红军战士们只好靠一把大刀与敌人厮杀，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许多血的代价。一个山头常常要经过几次争夺，国民党军抢占了，红军就再把它夺回来。 国民党军见红军的马尾手榴弹挂在树上，起不到杀伤作用，胆子也大起来，他们也挥着大刀片“嗷嗷”叫喊着扑了上来。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来，双方展开血肉横飞的肉搏战。有的红军战士在牺牲后，一只胳膊被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大刀，此景此情，令人豪情顿生，无限感慨。他们是刚刚走出草地，肚子里吃的仅是野菜、草根和树皮，贡献出的却是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战斗打到最后，也是最艰苦的阶段，红军各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及机关和军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等都投入战斗。军部的机关干部、宣传队员以及有的炊事员和饲养员，也都拿起武器加入战斗。师、团指挥员都在第一线。最后出击时，军的几位领导人也都提着驳壳枪参加战斗。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7个多小时。红军终于把截成3段的国民党军，一段段啃掉。国民党军第291、289团，受创最重。第291团3个营全部被歼，少校团副郑国贤、第1营营长殷继德、第2营营长汤国良、第3营营长李泽仁全部被击毙，仅团长汤建威只身逃脱。第289团除团长余程万带伤涉河而逃外，全团被歼，大部被俘。 国民党军第49师代师长伍诚仁胳膊被打断，逃跑未成被红军俘虏。战士们押着他来见红88师政委郑维山。这个原来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师长，现在却吊着个受伤的胳膊，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自报姓名：“我就是伍诚仁。听说贵军有优待政策，还望贵军宽大处理。” 郑维山抓起电话筒向程世才报告：“军长吗，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抓到了敌师长！” “活的吗？” “活的，保证一根毛也不少。噢，只是胳膊受了点伤。”郑维山回答，站立在一边的伍诚仁却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眼珠在骨碌骨碌向四周瞧着。 “好啊！快派人把他押到军部来。”程世才高兴异常，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徐向前和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终究没有见到这位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在押解路上，由于天黑又下着大雨，伍诚仁乘着战场混乱跳河而侥幸逃生。后来在红军的战绩和有的史书中，记载为伍诚仁逃跑后落水而死，这是不准确的。 国民党军战斗部队被全歼后，在后面的辎重部队企图逃跑。负责截尾的红269团1个营一阵猛追，缴获了700多条牦牛和1000多只羊，以及许多粮食和弹药。由于红军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追不甚远，国民党军残部200余人乘浓雾向松潘方向脱逃。 围歼国民党第49师的战斗即将结束时，李先念命令留着作预备队的第269团主力迅速回返大戒寺，协同第264团消灭包座守敌。到半夜2时，又歼灭了两个多连的敌人，攻占了大戒寺的北山，并从西南面攻入寺内。国民党守军终于抵挡不住，他们放火烧寺内的粮库，该团长带着400余人趁着大雾从东南方向逃往南坪。这时，红军再无多余的兵力，哪怕是仅有1个连，就可以组织追击。但是，战斗打到这个地步，1个班的兵力也抽不出来，只得任凭这些敌人从手下逃脱。 红军攻入寺院后，歼灭残敌1个多连，并迅速将火扑灭。很多战士跳上冒着烟的粮垛，惊喜地高叫：“啊！粮食，这是粮食！”纷纷抓起烧焦的粮食，大口的吞嚼咽下。 指挥员喊叫着：“快，先去追击敌…”他的后半截命令却没有说出口，就咽了回去。战士们真是太饿了，他们是在忍着饥饿同敌人厮拚而取得如今胜利的呀！ 粮垛上，战士们用泪水和着焦糊的麦粒吞食进肚子。守在大戒寺后东北高山的国民党残部，还有200余人。红军打到这时也再无力组织新的进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于是，将这座山头紧紧围住，展开政治攻势。 红旗在大戒寺上空高高飘扬。山头上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只好全部下山缴械。 8月31日晚10时，红军胜利占领包座。 就在红30军主力围歼国民党军第49师的同时，29日黄昏，红4军主力在包座以北22公里处的求吉寺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 求吉寺战斗是包座之战的一部分，但这北线战斗打得要比南线包座战斗艰难一些。 国民党军在求吉寺中驻有1个团的兵力，团长康庄是在7天前率领本团主力进驻寺院的，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屯积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凭借坚固的院墙为工事，作坚决顽抗。 由于国民党军凭险固守，红军最初的攻击没有奏效，伤亡不小。 军长许世友带领军部的参谋人员爬到最前沿，观察敌情，组织进攻。 “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几个师长争着抢任务。 “咱们刚走过草地，部队的同志们现在可都是肚皮贴着脊梁骨。”军政委王建安说。 “我们师斗志旺盛，再有两天不吃饭照样拿下求吉寺。”几个师长仍是当仁不让要任务。 “不要把牛皮吹破了！部队的实际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王友均，你们师上！”许世友考虑到第10师在过草地时减员少，与政委王建安商量后决定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该师师长王友均，由他率领部队去完成。 年方24岁的王师长拳头在耳边一挥，算是表示了决心，提着驳壳枪闪入夜幕中。 “这个王师长，说不定又要过他的大刀瘾。”王建安政委又是高兴又有些不放心。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指挥员。”许世友为有王友均这样的虎将而自豪。 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都知道王友均以作战勇敢闻名。他在任团长时，常率部队夜袭敌营。有次他带领手枪队30多人绕过敌人的多道岗哨，涉江河，攀悬崖，突袭敌团部，砍死敌团长后又安全返回。两个月前他在任副师长时又在冲锋陷阵中负伤，现在才刚刚痊愈归队。 抢到任务的王友均非常兴奋，他把这兴奋很快也传染到该师第28团、第30团、第34团和第36团各团团长的脸上。 众指挥员的驳壳枪同时指向了求吉寺：“发起冲锋！” 红10师突然向求吉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面黄饥瘦的红军指战员个个仍然是生龙活虎，勇猛冲击，喊杀声震天。很快拿下了外围的几个要点，突入寺院。 但是，红军战士毕竟体力消耗太大，用劲砍出去的大刀片出手后已没有了往常吃饱饭后的那样凌厉。 双方扭打在一起。 “打！用机枪扫射！”国民党军团长康庄命令。 “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抱在一起，怎么打？”重机枪射手着急地问。 “一同打，这个时候还分什么你我。快用火力封锁住大门口！”康团长抓过一挺轻机枪，首先扫射起来。 顿时，弹雨如注，泼向院子中间。 沉闷的机枪扫射声中，院子中厮打在一起的国民党军士兵和红军战士一同倒地。 冲进院子的红军被迫退回来，接着又组织起再一次的冲锋。 数天前，红军指战员在草地上经受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现在，他们这种不怕疲劳，不畏牺牲，拖不垮，打不败的战斗作风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经过草地恶劣环境磨难的红军指战员在顽强战斗着，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红军数次进攻均未奏效，只好将国民党军围困在寺庙里。 国民党军趁红军攻势受挫的间隙，迅速组织起敢死队，“嗷嗷”叫着反扑出来。 第28章 寺院前，眨眼间倒下了20多名红军战士。 王友均师长哪能见得这种阵势，他已经打红了眼，突然大声命令道：“警卫员，过来。跪下！” 猛然间不知所措的警卫员发着呆连忙跪在师长面前。 “转过脸去，面向敌人跪下！”王友均端起刚从另一个战士手中拿下的机枪，架在了警卫员的肩上。 “哒哒！哌哌哌哌哌哒！”警卫员肩头上的机枪吼声与王师长的叫声混杂在一起，弹雨泼向敌阵。 又一批红军指战员在王师长的机枪掩护下冲了上去。 王师长的机枪继续向寺中猛烈射击，他指挥并掩护部队发起新的攻击。 “大刀队，跟我上！”王友均“嗖”的一声从背后拔出大刀片，跃入敌阵。几个团长也高举着大刀一路砍杀出去。 一脸汗水的许世友在后面用拳头砸着地面，直到看清王友均的大刀队在短兵相接的肉搏中向前推进了10余米，仍见是漫天飞舞闪着银光的大刀片后，才拍着胸脯“哈哈”大笑：“这才是我们4军部队！过瘾，过瘾。还是大刀片过瘾！” 许世友若不是有王政委的劝阻，他肯定早挥动着大刀冲在了最前面。 求吉寺的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啸叫两个多小时后如大海退潮渐渐声衰音息。28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成了红军的刀下鬼，残部向西北方向逃窜。 寺院恢复了原有的宁静，寺庙建筑上单调的风铃声在这时显得很响。 许世友是一路狂跑进入寺院的，他高呼着：“王师长，王友均！你在哪里！” 几个团长围着一个满身鲜血的人，失声大哭。 “啊，王友均！”许世友一头栽倒在地上，双拳捶地，悲痛欲绝。 一钩弯月在寒风中极力布洒出不多的银光，大地一片苍凉。 “今天是八月初一，再过半个月就是中秋节了。”王建安政委的声音随夜风飘荡，一丝丝飘远了。 王友均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战士们含着热泪采来鲜花堆放在墓前。 经过激战，至午夜，求吉寺国民党守军全部被红军歼灭。 至此，包座之战以红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等部，毙、伤、俘师长伍诚仁以下50＃＃余人，其中俘80＃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轻、重机枪7＃余挺，电台1部及大批弹药、粮食、牛羊和其它军用物资。 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红军将士围着刚缴获的电台，在收听胡宗南急切的呼叫声：“伍兄，你现在到了哪里？请回答，请回答！一定要坚持住，李旅已经出发增援包座。” 电台周围，传出红军指战员们的一片欢笑声。 9月3日，奉命增援包座的国民党军李铁军旅，在越过浪架岭后，得知伍诚仁师大败，到了这时哪还顾得上胡宗南的严令督战，吓得急忙缩回松潘。 胡宗南的巴掌重重地打在李铁军的脸上，怒吼道：“你……你见死不救，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 气急败坏的胡宗南骂着叫着，但他并没有把指向李铁军的手枪打响。他知道蒋介石在得知包座惨败的消息后，也不会轻饶了他胡宗南，而枪毙了李铁军会更加加重他胡宗南的罪责，损兵后再折将，会严重动摇军心，妨碍下一步的“围剿”计划，他只好把手枪又插入枪套中。李铁军抖动着筛糠一样的双腿，赶快离开胡宗南的身边，退了出去。 这时，蒋介石接连来电询问包座之战的进展情况，他在成都已经等得不耐烦，找来了一大堆当年石达开由大渡河押解成都后被囚禁的档案资料，盘算着怎样审讯毛泽东，他甚至洋洋得意地对身边谋士说：“这毛泽东可要比石达开有文化得多，杀之可惜呀！” 就在蒋介石安排刑场专等把毛泽东押解到成都时，胡宗南来电：“包座失陷，伍师溃败。”并报告了代师长伍诚仁、团长汤建威、余程万由阵中逃脱的大致经过，但没有再敢报告李铁军旅的增援情况。 “娘希匹！打的什么仗！”暴跳如雷的蒋介石把电报纸撕得粉碎：“枪毙！这个伍诚仁，成他娘的个什么仁！他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把1个师的部队都丢了，还跑回来干什么？ 把这几个逃兵统统枪毙！“ 胡宗南接电后，手都在打哆嗦。他知道若是枪毙了师长一级的指挥官，他这个纵队司令官轻则也要挨处分，重则会依军法处置判刑。急忙回电为伍诚仁等人求情，说伍如何在战斗中顽强拚杀受伤，而后又心忠民国，效命领袖，俘后设法逃脱，无功劳也有伤痛流血之苦劳，功过折合，请能免于一死。伍诚仁在成都的一些官绅好友也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蒋介石身边的人以重金贿赂说情。 稍微消了一点气的蒋介石瘫坐在椅子上，听完众人的求情，方才松了一点口，眯缝着眼睛说道：“念及伍诚仁奋战受伤苦劳，誓不与匪为伍，免其一死，但免死也免职，革去军中一切职务，从民发落；团长余程万奋战受伤后能摆脱共匪追获，给以留职查看处分；团长汤建威无伤而逃，置全团将士于不顾，给以6年徒刑处罚。” “免死免职，免死免职！”绳捆索绑的伍诚仁接蒋介石“圣旨”后，感激涕零，跪倒在地，向着成都方向大拜。 始终没有解绳索的汤建威连夜被押送成都大牢。 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围困于川西北草地的作战又成泡影，红军又一次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跨越草地后的包座之战，是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中革军委指挥下的第一次战斗。它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使毛儿盖会议提出的建立陕甘苏区方针的实现，有了更为实际的可能，为红军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渐渐淡去的硝烟中，红军指战员们默默地将牺牲的烈士就地安葬，并将其姓名写在坟前木牌上。对被击毙的国民党军官兵也同样给予掩埋。国民党军的伤员都集中在大戒寺内，由被俘的医生和红军医生为他们治疗。俘虏由政治部集中起来教育了两天，然后每人发给3块大洋和一些粮食将他们放走。 满脸尘土的许世友提着大刀片站立在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武器旁，第10师政委叶道志请示：“军长，这些缴获的武器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他娘的，我一个师长换来的是这堆破烂玩艺儿！”许世友还在为王友均的牺牲感到痛心，他飞出一脚把一支步枪踢出很远。 “得赶紧进行处理。我们行军是带不走这么多武器的。同志们连背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叶政委说明情况。 “将好的机枪和步枪补充部队。他娘的，其余的统统给我集中起来，堆上木材，全部烧毁，烧毁！”许世友吼叫着，他的大刀片在空中闪着寒光。 “烧枪？”指战员们的心中都难过极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这样办。 熊熊焰火中，许世友亲眼看着指战员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一堆枪炮在烈火中燃烧。他突然放声嚎哭，大刀片在火焰中乱打翻飞，卷起片片火星。 战后，红军立即进行休整，指战员们的体力到此时也已是消耗的精疲力尽。受伤的战士除少数坐担架外，大多数伤员骑着牦牛又开始了漫漫征途。 红军右路军在包座之战后进入巴西。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回爱情之庙长度蜜月毛张之合巴西毁约 包座之战的硝烟混杂着牛羊粪味在草地上四处弥漫。 红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徐向前指挥下，经过几天几夜激战，红10师师长王友均等指战员壮烈牺牲，终于攻占包座，打开了北上通道。但徐向前未料到，通道虽打开，却难成行，严重的党内斗争又爆发了。 张国焘本来就对中央北进方针心怀不满，因此在左路军出阿坝不远的噶曲河畔，以一场大雨为借口拒渡噶曲河，强调气候、地理、粮食等困难条件，私令部队返回阿坝，改变了左路军的北进方针。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和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催促左路军迅速北上班佑，向右路军靠拢，电报言恳词切，说：“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为度。第一步以1、3两军控制罗达地区，4军、30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宗南5个旅有把握地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县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电报发出，张国焘一天都无动静。 朱德急了，拿着电报催促张国焘，说：“你看这电报上写得清楚，右路军已经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宗南5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我们快点向班佑行动吧。” 无动于衷的张国焘摇了摇头，没有吱声。他知道朱德着急也没有用，左路军的军事指挥权实际控制在他张国焘手中，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电台也在他的控制下，朱德是连电报也发不出去。 第29章 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之西北5公里的若尔盖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邓发、刘少奇，以及彭德怀、李富春、徐向前、杨尚昆、李卓然、傅钟等。 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休整问题作了报告，说：“现在红一方面军需要相当的时间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红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并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须知道加强群众纪律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的。为进行整理，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重新建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给红一方面军的指示信，并责成军委总政治部监督执行。 此时最让毛泽东不放心的还是左路军，他拿着张国焘由噶曲河畔发来的电报，反复看了几遍，几乎都能背诵上来：“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3天，25师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难道真是人不留人天留人？这场雨下的可不是个时候啊！”毛泽东着急地说：“我看问题还是‘北上’与‘南进’之争哟，又要开斗了！”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这时到了一起，说得最多的也是这左、右两路军会合的事。 如此“北进”和“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从若尔盖再向东北行30公里，毛泽东等人到达巴西，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决定在这里等候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来会合。从巴西再向东北行30余公里就已经走出四川省界，进入甘肃了。 巴西在草地的北边沿，在川西北是个很有名的地方。红军从这里经过时，其实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仅有120多座房屋的小村镇，但这对于刚走出草地的人来说，巴西就是人间天堂。也许值得夸耀的是，这里像样的建筑是那座大喇嘛庙，它虽然比不上卓克基的官寨金碧辉煌，但在本地却也是最宏伟的建筑物。 “南看卓克基，北逛巴西。”常年经过草地的商人神秘地对红军战士介绍说。商人走南闯北的丰富阅历本来就具有传奇色彩，再经他们嘴巴中传出的所推崇的东西一定具有观赏价值。商人诡诈的眼神，引起了红军战士们的好奇。 过了草地，走过了死亡地带，粮食比较充足，大家的心情有所缓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心系左路军，操的心自然要比基层干部和战士们多得多。 这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在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 博古急得团团转，大骂张国焘不是个东西：“他这个人，我早就看出了，一贯没有大局观念，是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我说他南下是麻雀钻阴沟，他就受不了，觉得刺耳。可如果路线错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张闻天的话比较温和，劝解道：“博古同志，你的话是过了点儿，也不怪国焘同志会发那么大的火。” “就让他发火去吧！情况明摆着嘛，西康地区总共才有20万人口，又是半农半牧的藏民地区。我们红军10多万人到了那里，吃饭都是大问题。敌人很快就围上来了，马上就会形成封锁圈。我看说他张国焘是麻雀钻阴沟，还算是说得宽松了。我还应该骂他是泡菜坛子里的泥鳅，到那时钻都没有地方钻！”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道：“大家都别磨牙齿了。我们这1个多月的会，都开成了马拉松会，都磨破了嘴皮子，可国焘同志就是不听，仍然坚持他的南下计划，这也难怪博古同志着急。眼下敌人越来越向毛儿盖进逼，我们的给养成了大问题，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国焘同志的工作，要有一点牛皮糖的韧劲，尽最大的耐心团结同志。可多打一点迂回战术，通过昌浩和向前同志疏通国焘同志的思想。” 实际上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于张国焘这种进军方向上的突然变化，也甚感焦虑。 “既然北进是沙窝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方针，现在右路军占领包座后又打开了北进的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变更原决定。”陈昌浩与徐向前商量道。 “是啊，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劝他们上来。”徐向前对陈昌浩说。 陈昌浩不无顾虑地说：“从组织上讲，前敌总指挥部是接受红军总部指挥的。如果总部和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下面执行起来就很为难。所以，我们应准备抽出1个团来背粮食，带向导，前去接应左路军。同时，发电陈述意见，劝说国焘同志执行中央的决定。” 中央上层的争论和矛盾到了巴西时期已经处于总爆发前夜。这些情况，对基层干部战士来说，则是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道。中央领导人在这里等得令人焦急，基层干部战士在这里也等得不耐烦，有人想起了过草地前商人所言“南看卓克基，北逛巴西”的话。 “这巴西一眼看到街两头，有什么可逛的？那商贩子是在骗人！”有的人早围着巴西转了几圈，并没有看到商人所夸耀的东西。 两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商人诡秘眼神后面的东西，原来“可逛”的东西在大喇嘛庙里。有不少人闻知后，也悄悄到这里一饱眼福。 “刚才你干什么去了？” “去……热热热热了‘爱情之庙’。”进了喇嘛庙的人回来后，带着商人口气的神秘色彩说。 没有人不渴望爱情，但也没有傻瓜公开自己渴望爱情的全部心理活动。有许多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偷偷摸摸来到“爱情之庙”。 喇嘛庙殿堂中间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一丝不挂、站立着相互拥抱的下身紧贴在一起的青年男女。 许多人看后，抿着嘴笑了：“这个地方怎么会供奉这么两对活宝？” 有点学问和爱思考的人看后，以赞美的语言说：“这才是人类最本分、最纯朴的原始信仰。” “这些玩艺儿在西方国家的大街街头上就可看到，在雕塑艺术上是很有审美价值的。全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这包括人体，也包括人的思想。”到过西方勤工俭学或留学的人以自己的见多识广向别人介绍说。 有些女红军也在别人的开玩笑中，来到塑像前，但很快就“咯咯，地笑着，跑开了。 万千世界，动物有一种本能，作爱不需要启蒙教育，人类更是无师自懂、自悟、自醒，其中的奥秘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到喇嘛庙的人们即使没有婚恋史，也都知道这两对男女的姿势意味着什么。 喇嘛庙中这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给巴西沉闷的空气增添了一分活跃气氛。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塑像面前经过，他们的联想却与基层干部战士们有很大不同，说道：“让这两对宝贝在这里继继续寻欢作乐吧！可我们同张国焘的蜜月看来就要度完了，各自分道扬镳吧！” 毛泽东等人开始担心起两支红军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愤愤不平的博古以史喻今：“大渡河畔刚刚避免了做太平天国石达开第二，草地上突然又有张国焘要做第二个太平天国的杨秀清。” 整整80个年头前，鼎盛时期的太平天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天京（今南京）内讧事变。也是在这么一个流萤四飞的处暑季节，8月22日，掌握太平军兵权的东王杨秀清逼迫天王洪秀全封其为“万岁”。9月初，北王韦昌辉率部秘密从江西回天京，捕杀了杨秀清及其家眷，解除其部属武装，又进行大屠杀4万多人，天京一片混乱。韦昌辉欲杀闻变回京的翼王石达开，石达开缒城出逃安庆。月余后石达开自安庆渡江进京讨伐韦昌辉，杀韦昌辉及同党于天京。半年后，石达开因未受到重用，负气率众离京出走，方有了兵困大渡河的悲壮一幕。 80年后的川西北，历史似乎又要重演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一幕。 从近百年前农民起义军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毛泽东收回思路，说道：“杨秀清的逼封万岁，导致了韦昌辉的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几乎倾刻亡国。今日之红军遇上的这个杨秀清，更要凶狠得多。我顾虑的是出个杨秀清不要紧，实际上也已经出了，不可避免了，现在只求得是但愿不要出现天京的韦昌辉第二和石达开第二。” 空气中的火药味到了这时已经很浓。 9月8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共同署名发出急电给朱德、张国焘，向红军总部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 第30章 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晚，中央通知徐向前和陈昌浩到周恩来住处开会。 会议一致通过致左路军领导人电报，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的前后署名顺序发出，这就是长征路上著名的“巴西电报”，全文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 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食已尽，大军处此有粮食之虞。 （丙）阿坝南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与此同一时刻，即9月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张红军总部的名义来电，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由此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部署。 朱德在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坚决表示不同意南下计划，严肃地申明：“如果你非要坚持南下的意见，请你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不要署我和伯承同志的名字，我们是坚决反对南下的！” 于是，张国焘在9月9日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并转中央的电报中只好单独用个人的名义，仍坚持他的南下主张，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当天，党中央即回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的命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样，北进与南下之争终于酿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大事件。 右路军在这时刚全部走出草地，负责殿后的彭德怀出了草地后连气还没有喘过来，突然闻说又要返回草地，不禁愕然，这消息是真还是假呢？可万分着急的彭德怀又与中央和红1军团联系不上。早在芦花时，张国焘已开始为其野心的实现作准备，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码本收缴了，连红1、3军团与军委毛泽东等人的通报密电码本也收缴了。从此后，各军团之间不能互相联系，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红3军团与中央隔绝了，与红1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过草地北进，红3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面，最前面是红1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的第30、第4、第9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彭德怀凭直觉就预感到张国焘有野心，而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包座。红3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不到10公里。 走出草地完成殿后任务的彭德怀赶到巴西后，立即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住处，其实彭德怀只是为了到毛泽东住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因养病都留住在稍靠南一点的红3军团部。 “我们最好与前指保持一点距离，万一出了事也好有个防备。”彭德怀建议。当天，毛泽东等人离开巴西，到达以北七八公里的瓦弄。 彭德怀性情比较急躁，但也粗中有细。他向毛泽东建议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把原红一方面军部队分开行军，以免被张国焘一网打尽。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命令红1军团比红3军团先行，相隔两天路程。两个军团一个开路，一个殿后，警惕地向北移动。 毛泽东等人在巴西住了近1周时间，等待左路军。此时的彭德怀多了个心眼，他每天都去前总“受领任务”，实为探听消息。他从不多言语，而暗中又秘密调红11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行军中跟随党中央机关一并前进，以防万一。这事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晓。 彭德怀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红1军团已经前出到甘南俄界地区，但因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又没有地图，只好停在川甘交界处，等待上级的指示。这时，红3军团原政委杨尚昆已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现任红3军团政委是李富春。彭德怀与李富春商定后在红3军团部又安装了电台，另编密电码本，但对外只说是为了与红1军团联络，实际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 彭德怀心中明白，如果此时再把红1、3军团分裂开，那么，两个军团就很可能在情况紧急时被人各个击破。在编好密电码本后，他立即派出可靠的朝鲜族、中共党员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团的行踪，千叮万嘱务必把电台密码本亲手送给林彪和聂荣臻。 武亭连夜赶路，9日，机智地把密电码本送到了林彪处，就在这天，事情发作了。 彭德怀像往常一样，上午闲逛一样来到前总，与陈昌浩等人天南海北聊了一通，大家仍是关心部队的行动，谈论北进。彭德怀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但他凭直觉总预感到今天不同寻常。 午饭后，彭德怀又晃晃悠悠来到前总司令部“闲谈”，令他吃惊的是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我看在阿坝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比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通南巴还要好。” 彭德怀心中直嘀咕：“阿坝基本上是一个游牧区，陈昌浩却非要说它比农业区还好，这能使谁相信呢？当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的是红军立即北上抗日，可这些内容，陈昌浩一句也不谈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陈昌浩继续谈论他的“阿坝根据地”。彭德怀再也没有吭声，只是听了就是。 “这无疑是张国焘又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彭德怀猜测道。他感到事情重大，借故退出前总司令部，立即赶到毛泽东住处告知此事。 彭德怀着急地问毛泽东：“我们3军团坚持北进，拥护中央。可他们拥护张国焘的南进方针。红1军团已前走了两天，红四方面军如果解散我们3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出现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我们在这种被迫情况下，可不可以扣压人质？” “你说什么？什么人质？”毛泽东问。 “为了防止红军内部出现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我们可否先抓他们几个人质？”彭德怀重复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建议有其可行性。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他显然听懂了彭德怀的意思，但坚决地回答：“万万不可！” “这……那怎么办？”彭德怀很着急。 “抓人质，抓谁？抓小了，不顶用；抓大了，怎么善其后？再说在姓张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可值得他怜惜的人，像曾中生那样的人，姓张的就可以任意罢职，据说早就失去了自由。我看在这件事上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误了大事。骑马看书，走着瞧吧！”毛泽东在反复权衡后，拒绝了彭德怀关于抓人质的建议。 接着，彭德怀又向毛泽东请示：“如果四方面军要缴我们3军团的枪，我们该怎么办？”这时，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与红3军团行动在一起，红3军团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 “不排除这个可能，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推测道，但他没有明确指示该怎么办。 彭德怀感到很为难，说道：“如果他们强制我们3军团南进，那么1军团也同样不能单独北进。因为中央不能北进，1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而我们一同南进后，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个问题，在亦念时黄超与我的谈话中就流露了出来。” “他还说了些什么？”毛泽东急切地问。 “他说，党中央实际上的主事人是你而不是张闻天。张闻天虽然是总书记，但他们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会如此看？” “黄超就是这么说的。以前，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没有这么暴露，我从来没有敢说过。”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 第31章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30岁的黄超所能思考的，肯定是先从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露出来的。”毛泽东推测，并说道：“不管怎样，我们不能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从此起，你绝对不能再向任何第三者讲此话。” “是，主席。现在我们处境危急，只是向你说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就在彭德怀与毛泽东谈话同时，驻在巴西汉官衙门内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主持人是陈昌浩，他在会上大讲南进。 “报告，陈政委的电报！”译电员将一份电报送进会议室。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亲自译出，但他太忙，嘱托一名译电员代他译出交来。 这时，陈昌浩在讲话，坐在门边的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左手接过电报，右手即将电报向陈昌浩传递过去。 “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愿让人打断他的思路。 叶剑英缩回手，他顺眼看了一下电报，突然迅速对折攥在手中。他立刻意识到这封电报不同寻常！ 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他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 “我去会儿厕所。”叶剑英沉着地对身边的人说。 叶剑英借故离开会议室，直奔毛泽东的住处来。 毛泽东手持电报，神情顿时很紧张。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以伟人特有的驾驭惊涛骇浪的气魄从容处置。 “干得好！”毛泽东紧张中也很激动，他高度赞扬叶剑英的忠诚行动。并从口袋中拿出一段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记录电报的内容。 “你得赶快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现在都有谁知道这个电报？”毛泽东边抄写边问叶剑英。 “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我马上赶回去后就得交给他们。”叶剑英说。 毛泽东很快就抄写下了这份电报，又对叶剑英嘱咐道：“不要让人知道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电报。” 叶剑英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又顺利返回会议室。会议还在继续，陈昌浩总是有讲不完的话。 “政委的电报。”叶剑英机智地把电报转递给陈昌浩的秘书，以免引起陈昌浩等人的怀疑。 叶剑英的秘密报告，距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还不到两个小时。毛泽东根据彭、叶两员大将的情报，判断出张国焘的阴谋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关键时刻。张国焘的来电催促南进，实际是最后“通牒令”。 毛泽东在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和运筹后，决定先争取主动，亲自到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司令部做最后一次劝解，商谈行动方针。 “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张国焘同志的南下是一条死路，我真难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固执？”毛泽东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我们先不问政治前途如何，单是经济问题就很难解决。这里地处川、康、青海边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工业，物资贫乏，老百姓过的是游牧生活，连自己的口粮都顾不过来。红军几万人又靠谁养活。就是全军都搞军垦，我们垦哪里呀？这里的自然环境不足以维持我们吃饭填饱肚子，又何况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又怎么能够扎下根来？在这种狼狈不堪的处境下大喊革命，取得苏维埃运动的成功，这不是在自我嘲弄吗？难道不觉得可悲吗？我看仅此一条，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他张国焘的头上，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陈昌浩对毛泽东的劝解是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毛泽东感到很是失望。 陈昌浩最后才告诉毛泽东，说：“张总政委刚又来了一个电报，他要我们立刻南进。你的意见呢？”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再劝解也没用，必须当机立断，做另外的应急打算，即顺水推舟似地说道：“那好吧，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3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3军团司令部找周、王开会吧。” 陈昌浩点了点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又来找到徐向前，站在院子中间，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毛泽东实际上是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听徐向前说了这后半句后，明白徐向前的话中意思是不准备离开红四方面军，也就什么话也不再说，起身告辞而去。 巴西的夜空黑如墨，毛泽东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住处，进门后说道：“这天可是真够黑暗的啊！” 张闻天、博古等人正焦急地等着毛泽东，见毛泽东回来后，急忙围上来询问结果。 “中央红军应该迅速脱离这个地区，北上甘南。这样一来可尽早打开抗日局面。二来也给张国焘看看，不要让他以为我们离开他什么都不行。我们在这里不走，反而助长了张国焘的狂妄自大之心，[奇][书][网]他自恃实力雄厚，处处要挟我们。中央红军如果迟迟不离开，他肯定认为我们必有求于他，我们这么一走也正好对他是个提醒。” “对，我们再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了，白白延误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红军只好被迫暂时分兵，我们率一部分迅速北上，等到了陕甘打开局面，用军事、政治形势更能促使张国焘放弃错误路线。” 很快，几个人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领红一方面军迅速脱离险境，单独北上。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是陈昌浩来的电话。 毛泽东紧张地接过话筒，整个房间的人都屏息静听。 陈昌浩报告毛泽东，说：“张总政委刚才又来电催促，他们过不了河，只有南进。”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静听陈昌浩讲完理由，然后似乎是很认真地说：“我不是讲了嘛！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还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都病在了3军团部，看来我和张闻天、博古同志只有去3军团司令部，将就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开会。” 陈昌浩仍没有察觉这是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之计策，对毛泽东的话没有表示疑义。 漆黑的夜空，静悄悄的，在掩护着毛泽东人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逃跑”行动。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一回阿西夜深中央脱险李德飞身夺枪救驾 冷月皎，流萤高。 阿西夜色正浓。8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块根据地。这个双“9”日，对毛泽东来说应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然而，这长征路上的9月9日，却令毛泽东心碎肠断，他昼夜未眠，调动起浑身尽有的智慧和勇气，决斗张国焘。 在今夜此时，营帐中不知又有多少人睡而不眠，梦断推窗，窃听鼓角。 彭德怀与叶剑英商量道：“当一次‘大偷’如何？毛主席指示的。” “偷什么？” “地图，西北各省的地图。我们从南方来，没有这些玩艺儿，睁眼瞎打仗可不行。” “好，我想办法偷出来。” “你和二局在明天拂晓前一定要到达我的司令部，一同北进，晚了，我就不能等了。” “一言为定。”叶剑英又潜回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脱险来到彭德怀的军团司令部，立刻用红3军团刚编制的密码发电报给林彪和聂荣臻：原行动方针可能有变，红1军团暂停执行原定方案，部队立即停止前进。 “这是怎么搞的，刚出草地就接到如此不明确的命令。”林彪嘟囔着。他和聂荣臻都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只好在原地待命。 这时，陈昌浩的确没有发现张国焘的那封密码电报已经严重泄密，待他作完报告临睡觉前打开密码电报，方知这是一封张国焘的重要电报。他立即召集由前敌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议执行计划。 就在同一时刻，红3军团驻地阿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5人也在召开紧急会议，他们的会议更是十万火急！ 众人一个个神情紧张，急速商议办法，寻求良策——怎样稳住陈昌浩，斗赢张国焘，看谁有高招？ 眉头皱成一团的毛泽东面前布满了他刚抽完的烟头，他焦急地望着刚刚进屋的王稼祥、周恩来等人。这5人在此时的心情何不是同样的焦虑，5个脑袋在今天晚上的灯光下，必须碰撞出一朵新的五角星智慧之花。 大家互相对视少顷，毛泽东通报说：“现在局势很紧急，张国焘很可能要对我们下手！” “又发生了什么情况？”衣服还没穿整齐的王稼祥急忙问道。 “尽管我们在巴西一带等待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但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红1、红3军团全部南下，背弃中央已定的北上的决定。居心够险恶！这份电报刚发到右路军司令部，参谋长叶剑英得到后，急忙报告我。”毛泽东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房间外，彭德怀警惕地守卫在院子中，他对警卫连长说道：“今夜卫兵放哨由我亲自带班。” 第32章 房间内，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仍在紧急磋商对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现在，我们又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我建议中央和红3军团应该连夜开拔，向俄界集中。”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博古情绪激动，连声说道：“这个张国焘，不仅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还企图危害中央。” “他目中已经根本没有这个中央了，还提什么中央，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张闻天说。 毛泽东等人很快统一了率领红1、红3军团先行北上的认识。 这时，红1军团已进到俄界，巴西只有红3军团少数部队。红3军团的电台发电至红1军团后，为了说明情况，毛泽东、彭德怀立刻又派专人亲自送信到红1军团，讲明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同时火速命令红3军团主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先到俄界，会合红1军团，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 同时仍命令右路军其它部队和左路军等随先遣队北上。 大的行动方针确定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证这一行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顺利实施，眼下之急还是如何瞒过陈昌浩等人。 为了掩护即将实施的北上秘密行动，毛泽东为叶剑英出谋划策：“你可这样对他们说，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红3军团准备动员整个部队在明日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 阿西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为了安全起见，中央机关在红3军团部队的掩护下，必须在今晚拂晓前脱离此地，急速北进俄界。 午夜刚过，毛泽东就上路了，对他来说，此日是极其漫长的一天。后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5年的9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同样是生命悠关的关键时刻：1921年建党，1927年建军，成千上万先烈的流血牺牲和努力很可能就因为长征途中的这一内部分裂而付诸东流，事业夭折。 黎明前的毛泽东紧紧盯着东方的启明星，他真恨不得把黑夜拉长，让中央红军借夜幕脱离险境。 天亮之前，红军千万不要自相残杀啊！夜幕下有多少红军将士在默默祈祷。 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暗中做好了离开前敌指挥部的准备，但令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子李伯钊到红30军去教战士们唱歌去了。焦急万分的杨尚昆写了一张便条，但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便条上只说是让李伯钊速回中央，其余什么也不便明讲，这张便条立刻派警卫员送了出去。结果是李伯钊收到便条，但未能摆脱陈昌浩的扣留。在这非常时期，还有不少战友、弟兄、父子和情人被这突然的变化分割开来。 刚刚接任中央直属队秘书长职务的刘英，这时正与张闻天谈恋爱。她在这天晚上也在睡梦中被人紧急呼醒，张闻天在时刻关照着她。刘英看到中央领导人个个都是神情异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张闻天深情地望了她一眼，那意思是说你跟上我们走就行了，什么也不必问和说。 毛泽东等人的密谋没有泄漏任何风声，一切都在紧张顺利地进行中。临行前，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你要赶快离开这危险之地！最好现在就跟我们一同走。”“你们先走吧。我现在还不能和你们一同走。”叶剑英说。“为什么？这里已经成了极其危险的是非之地！”博古说。 “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况且军委直属队还在前敌总指挥部，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军委直属队走后才能走。你们先走，我以后会跟来的。”叶剑英向张闻天等人握手告别，|qi|shu|wang|回到前敌指挥部所在地。 送走毛泽东等人，叶剑英的心情反而平静如初。他来到作战科，看到屋中没别人，便悄悄问参谋吕继熙：“有甘肃、陕西等西北各省的地图吗？” “在包座战斗中只缴获了一张完整的10万之一的甘肃全图，没有陕西省图。” “好，你把这份甘肃省图给我。”叶剑英接过这份前敌指挥部中唯一的一份甘肃全图，藏匿起来。 然后，叶剑英来到自己和陈昌浩、徐向前同住的喇嘛庙小经堂内，对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当积极准备。我看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个地方打粮食去。限10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 “好！”徐向前表示同意。 叶剑英立即写了个通知：“各伙食单位：今天晚上2时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 陈昌浩接过叶剑英的“打粮”通知，也表示同意，并说：“这很好嘛！应该先准备粮食。徐总指挥的意见呢？” “徐总指挥表示同意。” “对的，过草地要尽量多准备些粮食。其它部队也应尽早做准备。”陈昌浩的思维集中在走回头路上，他没有怀疑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的真实行动计划。 叶剑英快步走出房间。这时，背后有人立即提醒陈昌浩，说：“对他们还得多一份警惕才好，我总感到他们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此就范。” 陈昌浩则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担心的？他们只有那么一点人，谅他们也不敢自己离去。几千人算得了什么？” 叶剑英离开陈昌浩的住处后，迅速召集各直属队的负责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七八个人。 “我不得不在此告诉大家，当前的情况很严重。实际情况并不是通知上所说的打粮，而是张国焘要闹大的分裂，弄不好会出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太平天国‘天京内讧’事件。现在党中央正准备走，今天晚上两点钟我们也要走，追上中央。” 大家都屏息静听叶剑英的讲话。 “现在大家对一下手表。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整整两点钟动身。我再次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保密，按规定时间行动。” 叶剑英伸出手腕，报点对时：“现在是10时56分。” 大家在会后静静地各自回到原来的住处，心中却在焦急地等待着动身时刻的到来，不时装作无意的样子，把手腕从眼前滑过，瞅着手表上秒针慢腾腾地移动。 叶剑英在会后回到喇嘛庙，他和陈昌浩、徐向前住在同一间经堂内，3个人的床各放一个墙角。叶的床在进门口右侧墙角，门口左侧墙角放的是一张大木桌，上面铺满了作战地图。 一盏马灯挂在房间正中房梁上，通宵亮着。1个排的警卫战士在房间外轮流站岗放哨，并担任马灯的添油拨亮，以应付突发事件的发生。红军指挥员都练成了在灯火辉煌中安然入睡的本领。 夜11时整，叶剑英和衣上床。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躺在床上应该说是最能“避祸消灾”。但叶剑英说什么也睡不着，也不敢睡着。他回脸面向墙壁侧身而卧，把手表悄悄放在枕头上的眼皮底下，不时眯缝着眼睛看着分针的挪动——11时15分，……0时35分，……1时25分。 叶剑英的眼睛大睁开，他连再眯缝下眼睛也不敢。“睡过两点可就完了！”他在心中警告自己。 1时45分，叶剑英不动声响地起床下地，穿上大衣，向四周瞧了瞧，寂静的夜晚没有任何声响。他敏捷地从床底下取出藏在藤条箱子内的甘肃全图，夹在大衣中，缓步走出房间。 门口，警卫员范希贤俯身睡在房檐下，发出均匀的鼾声。他是叶剑英的警卫员，但此时叶剑英不敢喊醒他，怕惊动了其他人。带在身上的地图可真是要命的东西。 周围一切都静悄悄。 叶剑英来到萧向荣的住处，萧刚刚起床，两人互相点头。“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赶紧把它藏起来。千万要保存好，这可是件宝贝。” “什么？”萧向荣惊奇地问。 “地图。这是全军唯一的一份甘肃全图。”叶剑英的表情很严肃。 萧向荣掏出揣在怀中的手枪，把地图揣进去。 “糟糕！我的手枪没有带。”叶剑英见萧向荣拿枪，一摸身上，焦急地说。他看了看手表，离两点还差5分钟，说道：“我回去取一下就来。” “你不要再回去了，很危险。我的手枪给你。”萧向荣递过手枪。 “这个关键时刻，我们都需要枪。你带着地图，一定要保证把它送到中央。”叶剑英说着已经走出去。 前敌总指挥部中，依然是灯光通明。陈昌浩、徐向前仍在睡觉。巡逻的卫兵在房间外来回走动着。房间外，已经有人起床。 “检查一下打粮的队伍。”叶剑英边走边回答遇到的人的问话。采集粮食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叶剑英悄声进入房间，取出自己的手枪，好像不在意地放入口袋中，又慢慢退出房间。 手表上的分针已经指向正上方，叶剑英再也不能在这里停留。 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仍在睡梦中，叶剑英刚想喊醒范希贤，巡逻的卫兵恰好经过这里。 第33章 “这个死卵！睡得这么香！”叶剑英在心中骂道，怕惊动其他人，在门口也就不敢再停留，仍装作巡视部队的样子，径直出了院子。由于情况紧急，叶剑英也不敢去通知原从红一方面军带来的参谋机要人员毕占云、吕继熙和陈茂生等，一个人离开喇嘛庙，牵出一匹骡子，匆匆上路。 “参座，我在这里！”在约会好的磨房附近，叶剑英见到了已经等候在此地的杨尚昆。两人急忙赶路。 走出不远，后面就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 “是向我们这边赶来的！下路，隐蔽！”叶剑英和杨尚昆隐藏在夜暗中的路边深沟中。 天色渐渐变白。毛泽东等人摆脱危境正行进在北上的途中。9月9日一夜的折腾，可说是毛泽东长征途中最为紧张的一夜。他脚不沾地，嘴不停地讲，忙得几乎整个身体都像一只急速旋转的陀螺。汗水湿透了他那破旧的军装。 “叶剑英怎么还没有来？”毛泽东过几分钟就要问一遍。“没有消息。老彭在后面负责接应，怎么也没有消息？”周恩来回头向后张望。 在毛泽东的后面两三公里处的岔路口上，彭德怀作为党中央的殿后大将，紧锁的双眉显示着他今日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那特有的“彭德怀式嘴角”向上翘着，这时已经翘的两边不平衡，显露出他内心的焦虑。 “天亮了，怎么还不见叶参座到？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博古猜测道。 朦胧晨雾中，有几个身影向这边奔来。 叶剑英、杨尚昆，还有第二局局长曾希圣等人终于摆脱困境，来到红3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博古、张闻天等人伸出手庆祝与他们的会合。 脱险后的重逢，大家倍感亲切。 “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彭德怀既紧张又兴奋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叶剑英幽默地说。 “参座，别说了，这里还是险境。你还不快走！”博古拉了叶剑英一把，催促道。 彭德怀在30年后的自述中还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叙述道：“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凌晨，叶剑英、杨尚昆等人赶上了红3军团的主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也正在焦急等待着呢！ “地图！”叶剑英把用生命换来的甘肃全图送到毛泽东手中。 “这地图可是个宝贝！”毛泽东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晃动着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走，出发！” 在北上途中的马背上，毛泽东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他以激动的心情写道：“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受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数天后，张国焘得此《告同志书》则很不以为然地说：“笑话！南下是绝路？我就不信。我张国焘走南闯北大半生，革命根据地说建在哪里就建在哪里，还从来没有走过绝路！我看毛泽东他走的才是一条绝路。” 红3军团掩护党中央北进，毛泽东和彭德怀走在后尾，担任警卫的是第10团，团长杨勇，政委伍修权。指战员们知道连夜撤出阿西的缘由后，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十分气愤。血气方刚的杨勇走到毛泽东身旁，愤慨地说：“要是张国焘派部队来，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打不得，打不得！” 天破晓后，红3军团已经走出20多公里。在一座山包前，毛泽东命令部队休息，吃饭后继续北进。 疾恶如仇的彭德怀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防范措施，让部队在山上架起机枪，堵住路口。在这紧急关头，博古则比较冷静，他知道这件事后，急忙找到彭德怀，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自家人打起来，人家会看笑话的。” 彭德怀认真想了想，同意了博古的意见，命令撤掉机枪阵地，只留下1个连的警戒部队。 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人蹲围在北上路线图前，商议行军路线。 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由南骤至。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带着100余人，骑马飞驰而来。 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你先躲一躲。你若在这里，他们会先找你麻烦的。” 几匹战马嘶叫着一溜烟从毛泽东面前飞过，转眼间又折回到毛泽东的脚前。 双方顿时枪口对着了枪口，箭在弦上。 李特高声喊道：“坚决反对逃跑！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停止前进，回头走！” 骑在马上的人都在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向北逃跑，南下吃大米去！” 毛泽东向马前走了几步，李特也下了马。 彭德怀、杨尚昆也走出队列，护卫在毛泽东的身边。 “同志们，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是反对南下的，主张北上。我们要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毛泽东说，并把中央的《告同志书》精神告诉李特等人。 李特吵起来：“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 “在这里说话不好，战士们容易引起误会，走，换个地方。前面有座喇嘛庙。”毛泽东很冷静地看了看围了上来的指战员，试图避免直接的冲突，不要给部队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就在这里谈，让大家都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正好可以挽救一大批受蒙蔽的人。”李特的话很有煽动性，他得意地望了望人群，又转向毛泽东。 “等等！你等等！”李特向着毛泽东的背影喊道。毛泽东甩开双脚向喇嘛庙走去，李特跟在毛泽东的后面追上来。 在喇嘛庙内一个高台上，毛泽东慷慨陈词：“究竟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我们现在可以论一下理。大家可分析一下形势，中央认为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军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其一。其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而南下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因此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说，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手舞足蹈，手枪也在他手中旋转着，没有人敢说下他的枪，甚至没有人提醒他“枪不要走了火”。 身高体壮的军事顾问李德尽管在这一时期“靠边站”了，但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上仍然关心倍至，他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对红军的良苦用心，并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而担忧。因此，当他看到李特那狂妄的吵架姿态后，就警惕地站立在毛泽东和李特的近旁，防备李特情急中挥枪向毛泽东射击。 “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怎么会是向北逃跑呢？”毛泽东口若悬河，话语也非常诚挚和感人，对李特说：“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根据对当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也会北上的。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但是，我们绝不勉强任何人。你们南下，我们欢送；在这里的同志，想南下的，请便；愿意北上的，就跟上来！我们可以作为先遣队先行一步，为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 毛泽东后面的几句话，接连说了3遍。 李特的思维和口才怎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没说几句，他就败下阵来，连高呼口号：“反对毛泽东逃跑！反对毛泽东丢了江西根据地后又继续逃跑！”并强拉原红四方面军的人跟他走。 李特伸出双手持枪乱舞的动作，引起了李德的高度注意。李德担心李特在向毛泽东动手，他飞步向前，用铁钳一样的左臂突然把李特紧紧抱住，另一只手迅速夺下了李特的枪。 李特本身个子长得就矮小，与他交手的恰又是西欧大汉李德，这在体力上的悬殊对比首先就使李特感到不是李德的对手。 “你……你……你要干什么？快……快放下我！”李特喊叫道，他的身体已经被李德举在空中，双脚在四处乱蹬。 紧张的气氛骤然凝固了，跟随李特来的10多名警卫员人人都把指头勾在了驳壳枪的扳机上。 “把他放下。”从容不迫的毛泽东感激地望了一眼大鼻子李德，接过李特的手枪后又还给李特。 “你要动武吗？我告诉你，彭德怀同志率领3军团就走在后面，他是主张北上的，坚决反对南下。”毛泽东的话明显带有严厉的警告，他说道：“彭德怀同志对张国焘同志的南下，火气正大得很哩！你们考虑乔乔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 李特对彭德怀的能征善战声威是早有所闻的，这时一听毛泽东提到彭德怀的名字，心中不能不有所顾忌。他再也没敢轻举妄动。 第34章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请你回去后劝说张国焘和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毛泽东跟着李特走出喇嘛庙，并对聚集在外面的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现在就可以回去找张国焘。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我们要南下，我们要吃饭，我们四川人要打到成都去过年！”由红四方面军补入红3军团的人，在李特的动员下，吵嚷着。不少人开始左顾右盼，有些人果真返身向回走。 彭德怀欲以制止。 毛泽东拦住彭德怀，说道：“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红四方面军第30团政委窦尚初时在红大学习，过草地后跟随红3军团行军。李特知道后，发现南返的人员中没有窦政委，立即派两名骑兵回来追查。他们追上了窦政委的警卫员和马夫，急问道：“你们政委呢？” “不知道。” “咣咣！”几个耳光打在警卫员和马夫的脸上。 “你们政委已经叛变，投降苏俄去了。你们还跟着他去当叛徒吗？” 这时，窦政委正在前面行军，听到后面发生的事后，更不愿回去。总支书记莫文骅立即让窦政委换上红一方面军的衣服和帽子，挎上连干部的盒子枪，装扮成连指导员的样子，走在连队的后面。不一会，两个追赶的骑兵就赶到了，飞马拦在行军队伍的前面。 “看见我们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的团政委没有？”来人审讯一样问连长。 “看见了。对，大大的眼睛，朝那边过去一会儿了。”连长机警地回答。 两名骑兵飞速向连长指出的方向追去。窦政委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特的追兵带着一些愿意南下的人回去了。 北上的红军继续赶路。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再派部队来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长叹一声，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但他们总会觉悟的。” 彭德怀为了防备陈昌浩再派部队追来，命令部队炸毁沿途桥梁。毛泽东听说后，连忙制止，命令道：“老彭，你的部队不但不能破坏沿途桥梁，还必须留出一支小分队担负保护道路、桥梁的任务，准备随时迎接四方面军的同志北上。他们如果再有人来送张国焘、陈昌浩的信，你可打个收条给他，告诉他们：恕我不能久等，我北上了，后会有期！”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二回大冲突北上起内讧徐向前一言避火并 9月10日拂晓。 啾啾虫鸣中，不远处传来阵阵嘈杂声。 夜幕还没有完全从大地上拉开。徐向前睁开双眼准备起床，他盘算着：“今天应该向张国焘继续申明南下的弊端，求得一个两全之策才好。” 忽然，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进了院子，他是在懋功战斗中负的伤，过草地后伤口复发，腿瘸得厉害。他下了担架，拄着拐杖，手中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走进房间，向陈昌浩报告说：“政委，中央他们单独向北跑了！把我们红军大学的人也带走了！” “中央？” 院外传来急促的跑步声，转眼间就见副总指挥王树声喘着粗气跑进了屋：“总指挥，叶剑英跑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什么？谁跑了，值得这样大惊小怪？”陈昌浩一只脚在床上，一只脚刚刚落地，急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徐向前闻言，折身起床下地。 “他跑了，叶剑英。”王树声指着叶剑英的床铺说。 陈昌浩望了望叶剑英整齐的床铺，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两样，只是床上的确不见了叶剑英。 “他昨晚上说今天出去打粮，可能去检查部队。”徐向前解释说。 “不是，那完全是借口，他们真的逃跑了，把指挥部的那张挂在墙上的甘肃地图也带走了。李特已经骑马去追，现在不知追上没有。”王树声说。 陈昌浩趿拉着鞋，一边扣着衣扣一边站立起来。何畏等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的新发现。 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他们利用我们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了。1、3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走了，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阵地完全暴露，极易受敌攻击。” 房间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大家都感到吃惊。 紧促的电话铃声，猛然间像是炸雷轰鸣而响，陈昌浩抓过话筒：“对，我是陈政委。” 话筒里的声音全屋都能听得到：“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前边部队打来的电话。出了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 陈昌浩面向坐在床沿上的徐向前说道。 这时，几个军长也跑进来，他们肯定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有的部队行动，他们还以为整个右路军都要出发，所以一进门就问：“总指挥和政委起床都这么早，是不是有命令让现在就开拔？我们的前卫部队…”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冲着几个军长说：“向哪里开拔？我们没有下开拔的命令！简直都乱套了！你，你，还有你，赶紧叫他们回来！” 几个军长退了出去。 这时，一些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打电话请示徐向前，有人还表示决心：“只要用1个团就可以把他们追回，给1个班就可以追几个戴眼镜的下来。” 有人问：“他们走了，还对我们警戒，这分明是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嘛！我们拦截不拦截，打不打？” 一直愣在床沿上的徐向前在这时脑袋似乎是被谁猛击了一下，有点发怔，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心中在剧烈翻滚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陈昌浩坐在电话机旁，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并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准备去追。 红4军军长许世友奉命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受令，等候在门外。陈昌浩准备让许世友带领该军的第28团去追回中央，对红1、红3军团进行拦截。 陈昌浩按着电话筒，对徐向前说：“怎么办？下追击命令吧！”在军事指挥上，陈昌浩还是要听徐向前的。 半天无语的徐向前一按床沿，忽地站立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一愣。徐向前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怒吼：“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的这几句话可说对中国革命起了关键性作用。 陈昌浩见徐向前突然间发这么大的火，愣怔了一下，又坐回到电话机旁。 红军内部在军政主官分工上有一条规则，权衡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不是在军事指挥员的手中，而是在政治委员的手中。也就是说，对北进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是否追，是否打，眼下还要看作为政委的陈昌浩的最后意见。 徐向前扫视了陈昌浩一眼，陈昌浩正在盯着徐向前。两个人的目光刚好对视，都显得非常冷峻。这时，如果陈昌浩感情用事，对着话筒就说那么几个对方希望听到的汉字，一场红军内部的内讧火并就在眼前。 陈昌浩对着话筒的嘴张了张，又停住了。他面容上的每块肌肉都在运动，骤然间不动了，他深深地从胸中提了口气，用力吞咽下去的是一团唾液。 “对，都是红军，怎么能一家人打起来，让蒋介石看笑话。事态不能再恶化！”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决定表示同意，他对着话筒命令道：“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有人接着说：“既然不能动武器，那就用喊的办法，喊他们回来。” 有些人便站到高地上，按照张国焘的口径向着北方大声喊道：“北上死路一条！南下吃大米！” 康先海等几个警卫员不明真相，也站在一边跟着别人起哄。徐向前很生气地喝斥道：“你们吃多了！”又说：“让他们先走，我们随后也要去的。”这些话对于那些政治头脑还简单的警卫员们来说，在当时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追，要追他们回来！”几个团长刚听说这一消息，又跑进司令部吵嚷：“打，打！” “打什么？鬼东西！”徐向前开始骂人了。在往常，他如果在着急时，骂人最多的话就是这个“鬼东西”。 有个团长一时愣在那里，张口结舌地说：“打……打……小脑壳……”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他看到徐向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都快扭曲地变了形。 “谁再敢说打，我就枪毙了他！”徐向前的火气冲了上来，他把手枪“啪”的一下甩在木桌上：“绝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 陈昌浩呆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说道：“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整个房间站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第35章 陈昌浩坐在那里，用手指敲打着电话机，气呼呼地不再言语。 王树声向众人使着眼色，许多人陆续退了出去。 身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在这时显然是站在张国焘一边。他写了一封给红1、红3军团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的信，明令林彪、彭德怀和红军指战员要认清“敌我”，反对逃跑的中央。 许世友的第28团在徐向前等人的阻挡下没有派出，但陈昌浩还是又派出两个骑兵连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把这封致1军、3军的信分别交给林彪和彭德怀。一定要追上叶剑英，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他竟敢当大偷，偷我们的地图。”陈昌浩说。 信送出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前敌指挥部和红四方面军在本地的高级干部开会。 会说开就开，因为许多干部早就围在指挥部周围，探听消息和听候指示。 陈昌浩在会上通报情况，说：“毛、张、周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他们私自带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投敌了。可恨有这几个人作恶，分散了革命力量，只能有益于敌人。中央在毛、张、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但同志们不要惊慌，我们有张总政委在。张总政委在红军中久经战斗，他挥臂一呼，已揭此黑幕。现在，他要求我们立即率队返回阿坝。” 这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炸了锅，乱哄哄的。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上头，不想说一句话，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接连几天，徐向前彻夜难眠。 午饭后，前敌指挥部驻地又吵闹成一片。 “怎么回事？那个女的是谁？”陈昌浩听到嘈杂声中有女声，问刚进来的副参谋长李特。 “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老婆正好从这里路过，被扣留。是她在大吵大闹。” “是那个会跳舞的李伯钊？” “就是她。还能有第二个李伯钊能这样大吵大闹。” “还有谁在那里？” “还有刘志坚等人，好像都是总政治部搞宣传的。我看到杨尚昆已经跟随毛泽东他们逃跑了，怎么这个女人还在这里？”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挥了挥手下达命令：“先关起来再说！” 门外传来李伯钊等人更加强烈的抗议声。 李伯钊近日是被派到前敌指挥部政治部帮助工作的，昨天到红4军去培训宣传队员。今日凌晨毛泽东等人仓促离开阿西时，杨尚昆急忙派警卫员张秀夫去找李伯钊。张秀夫骑上杨尚昆的骡子紧赶快跑到了红4军，把杨尚昆的那封信交到李伯钊的手中。 李伯钊拆信一看，只有几个字：速回总政治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秀夫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昨天深夜就单独北上了。李伯钊只好决定立即赶回总政治部。途中遇到了刘志坚，他是带20多个宣传队员到红30军慰问的，现在也是赶回总政治部的。当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赶到前敌指挥部巴西时，方看到情况有些异样，穿灰布军装的红一方面军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村庄中全是穿黑色军装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当李伯钊这些穿灰布军装的20多个人刚进村庄，就被1个多连的人包围起来，刚才陈昌浩听到的吵嚷声音就是因为李伯钊等人拒绝缴枪的喝斥声。 “凭什么缴我们的枪，难道我们是敌人？”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抗争，但他们的声音很快被众多的喊叫声淹没。 “中央向北逃跑了，一方面军也单独逃跑了！不抓你们抓谁！” “这个女的就是杨尚昆的婆娘。杨尚昆逃跑了，他的婆娘来到这里肯定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 “统统关起来审讯！”李特走出前敌指挥部，他秉承陈昌浩的旨意传达命令。 李伯钊、刘志坚等人被缴枪后，关在一所藏式木楼上。用一段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楼工具的独脚梯被抽走，楼下四周站满哨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几乎每个人都在问，但所有的人都不能解答。回不了原单位，又不能逃走追赶北去的部队。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 李伯钊和刘志坚商量后，决定先见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副主任李卓然。 次日下午，李伯钊和刘志坚两人见到傅钟和李卓然，提出：“我们要求回原部队。” “北去的部队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不容易找到。”傅钟说。 “沿途又有藏族反动武装，他们的冷枪打得很厉害，有危险，你们还是留下吧。”李卓然也劝阻。 “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定会赶上部队的！”李伯钊和刘志坚异口同声表示坚决北上的态度。 傅钟感到有些为难，最后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如果你们坚持要回原部队，这要请示陈昌浩政委。你们的事由他亲自管。” 李卓然要通了陈昌浩的电话。陈昌浩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说：“让他们来吧，我要好好地教育他们迷途知返！” 几个小时后，李伯钊和刘志坚见到了陈昌浩，再次提出北上赶回原单位的要求。 陈昌浩是真的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叫喊道：“我是好心挽留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我们必须赶回去，跟中央一道走。” “什么中央，假中央！中央没有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就带着一方面军逃跑了，杨尚昆和叶剑英也逃跑了，投降蒋介石去了！” “投降蒋介石？这不可能吧。”李伯钊对陈昌浩的话表示不可理解。 “我们最好还是立即赶上部队，再耽误，我们就会真的追不上了。”刘志坚也仍是坚持回原部队。 陈昌浩大发脾气地说：“走吧！反正警戒是布置了的，出了事情不要怪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他的意思到此已经很明显，李伯钊等人追赶部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就这样被迫留在红四方面军，回头南下二过草地。李伯钊的党籍很快就宣布被开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杨尚昆的老婆。 在批斗会上，有人指着李伯钊的鼻子喝斥：“李伯钊，你说说你来我们前敌司令部的目的？我看你是一方面军派来搞阴谋诡计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侦探。” 会场上响起“打倒反革命侦探！”的口号声，气氛紧张起来。 有人阴阳怪气地挖苦和讽刺：“我看你这个李伯钊真不简单哩！又是留苏学生，一方面军派你来，还有一个武装警卫员保卫着，要暗算杀人吗？” 有人的拳头随着舌头冲到了张秀夫面前，有人呼喊：“他还带着驳壳枪呢，打死这个奸细！” “啪！啪！”张秀夫被人打了两个重重的耳光。 “我是红军战士，不是奸细。你们凭什么打人？”张秀夫的声音在乱哄哄的会场上显得很微弱。 “不许打人！有再大的错误由我顶着。”李伯钊大声疾呼。 “你们这些反革命侦探，到四方面军来的目的就是破坏红军，我们不打你们又打谁！”接着，又是一顿噼哩啪啦的拳打脚踢。 李伯钊强忍着心中的愤恨，带着千万个不理解，忍受着侮辱，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见到自己的丈夫和面孔熟悉的战友们。她在盘算着，一定要去请教一下同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朱总司令总是有办法的。 前敌指挥部一片嘈杂声和混乱，陈昌浩似乎有些稳不住阵脚，他很希望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徐向前一直是愁眉苦脸，他在得知毛泽东等人北去并捎话回来后，更是一言不发。 “通知各部队师以上主官，到指挥部开紧急会议！”陈昌浩发令。 陈昌浩在会上又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逃跑主义”进行了一通声讨，让大家对南下行动表示个态度。 各位军、师长和政委已经对中央深夜出走北上的事了解一二，到了这时，都表示听从总部的指挥。 陈昌浩的发言到了这时毫无疑问地是对张国焘唯命是从，他力主“听张总政委的”，坚持南下。 徐向前坐在床沿上，讲了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他对中央关于再次劝说张国焘北进的意见表示同意，但对南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也表示对毛泽东等人的悄哪离开感到心情沉重，毫无思想准备。 “总指挥是南进还是北进？”几个师长问。 徐向前左思右想，感到很为难，他在这时怎么也舍不得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他花了很多心血，不容易啊！ “总指挥的具体意见呢？”陈昌浩直接问。 徐向前焦急地对着自己的影子在暗自叫苦：“是跟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在这时的威信不低于自己，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哪带走几个人。” 徐向前想来想去，最后定下决心：“还是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总指挥和政委的态度在这时即是前敌指挥部的命令，众师长、军长和政委都表示与左路军会合，不随中央北上。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就此下达了返身向南的命令。 第36章 徐向前到了这时心中仍是憋着一肚子气，他想起了昨晚上毛泽东站在院子中对他所讲的话，原来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3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9月9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30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1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5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9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三回俄界改编陕甘支队二十五军长征传奇 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9月11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1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1、3军（即红1、3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1、3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9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 第37章 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11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21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1、红3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 第38章 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父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5两个师，约7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25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25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25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多点，有的还不到20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18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18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25军，还有为数不少的12、1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8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25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第39章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 红25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档的墨绿。猎猎战旗下，红军向着豫西奋勇挺进，他们的面前是铺满了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 大别山区红军突围西进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判断红25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出的可能，急忙调动40多个团的兵力，设下层层包围，前堵后追，企图围歼红25军于西进途中。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40军第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作迎头堵击的准备；驻叶县的第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行动；第116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豫鄂皖3省追剿队”5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均随后紧紧尾追。11月25日，红25军长征刚好整10天。这天晚上，吴焕先率部在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王店、小张庄一带，击败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剿队”后，继续朝方城县东北方向前进，计划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西入伏牛山区。此时，红25军距许南公路已不远，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一入山那就如鱼得水了。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以第224团、第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223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掩护全军行进。 气候好像有意要考验红军的意志，豫西大地一夜间突然寒流滚滚而来，呼叫的北风裹着雪粒搅得天地间一片乌烟瘴气，气温骤降。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于26日下午1时左右，进到靠近许南公路的独树镇附近。 雪越下越大，四野一片灰蒙蒙，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凛冽的寒风如利刃一般，刮过指战员们裸露的手和脸，那真像刀割一样钻心疼。冰冷透湿的单军装紧紧贴在身上，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因烂泥粘掉草鞋的指战员，冻成紫红色的赤脚上，又被冰渣、石块和荆棘划开一道道血口，雪地上留下殷殷红迹。此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袭来，指战员们仍咬紧牙关硬撑着，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向前移动。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 望着风雪中默默行进的队伍，几位指挥员不由得小声说道：“这个时候可千万别碰上该死的敌人，快过公路。” 真是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当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准备由七里岗过公路时，雪野中突然枪声四起。抢先到达此地的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埋伏好，对着正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猛烈射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25军先头部队发现国民党军时已经很迟。 “打！”红军指挥员发出的命令，已迟于敌人的枪响。“打！打！”红军指战员吼叫着就地卧倒把枪口指向敌群。 然而，红军一方的枪却大多数没有响。原来是寒冷的天气，把枪栓都冻住了，战士的手指也冻僵了，一时怎么也拉不开枪栓。 “这该死的枪，临急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战士们大声咒骂天气，抡起枪托向包围上来的敌人砸去。 独树镇四周的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隆冬的旷野，树叶都没有一片，茫茫雪雾中连那棵“独树”的影子也看不到，没有任何依托的地方。国民党军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形势十分险恶。 红军被迫后撤。 前卫部队陡然爆发出的激烈枪声传到后面正行进中的部队。队伍猛的站住了，一张张疲惫的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敌人？是碰上敌人了！” “该死的，到底又堵上来了。” “来找死吧，白狗子。老子正等着你呢！” “来的正好！老子冷得慌，打一仗热乎热乎。” 指挥员急忙跑上路旁的高地，命令部队就地分散隐蔽。子弹乱飞着，从头顶上呼叫而过。红军前卫部队渐渐不支，退了下来。呼号的寒风中夹杂着国民党军疯狂的喊叫声：“你们被包围了，缴枪吧。”“抓活的！” 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从后面跑步赶到队伍前沿的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第2＃5团3连冲到队伍前面去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战士们立即卧倒在泥泞地上，各自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 吴焕先随即从交通队员身上“嗖”的抽出一把大刀片，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跟随吴政委的交通队两个班，人人一手持枪，一手挥刀，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搏斗。 红军指战员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端起明晃晃的刺刀，挥舞着大刀片，冒着密集的火力，与国民党军厮杀在一起。有的刺刀折断了，用枪托砸；有的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用手用脚扭打，冻土也成了杀敌的武器。 激烈的战斗中，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红2＃3团跑步赶来，立即投入战斗。国民党军的进攻被打退了，紧张的局势稍微得到缓和。 战斗间隙，吴焕先政委立即和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商量对策，设法找来1盒干火柴，点燃小草垛，让大家轮换着烘手烤枪。不一会，在敌人发起新的进攻时，红25军几十挺机枪、数百支步枪突然齐吼，子弹像雨点般地射出。国民党军乱成一片，有人惊叫：“坏了！他们的机枪修好啦，快撤！”纷纷扔下武器，抱头鼠窜。 国民党军的突袭合围被击败，但眼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像铁桶似的把红25军这支不满30＃＃人的队伍团团围住。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既无险可守，又不便于部队运动，怎样才能冲出敌重围呢？大家紧揪着的心，并没有因刚才把冲到眼前的敌人打下去而放松。这可是决定红25军命运的关键一仗啊！ 面对险情，吴焕先镇定自若。他和程军长、徐副军长等人仔细观察敌情，迅速制定突围方案。在组织红2＃3团冲开一个缺口的战斗行动未成功后，决定先指挥全军坚守住几个小村庄，待天黑后突围。 部队刚进入阵地，国民党军又发起了进攻，一阵炮击后，成群的国民党军密密麻麻地涌了上来。 弹雨中，亲临火线指挥的吴焕先政委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看到国民党军败退下去的狼狈相，放声大笑：“打得好，打得好！” 警卫员廖辉担心吴焕先的安全，多次拉他下去。他发火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怎么能离开阵地！” 整整1个下午，红25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平息下来。红25军按照原定突围计划，悄悄从各个阵地集结到杨楼村。军领导决定由地下党的交通员带路，穿过国民党军封锁间隙，绕道急行，趁夜色冒雨突围。 指战员们到了这时，已是极度地饥饿和疲劳。 吴焕先一回到军部，没顾上喝口水就去看望伤员，他挨个探问伤势，亲切安慰说：“同志们打得很勇敢，为革命流血挂彩吃苦了。再坚持一下，夜里突出去就好了。”然后他对有关同志详细安排了护送伤员突围的事项，特别交待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丢掉1个伤员。 吃完饭休息片刻，稍微恢复了体力，部队在村中一块空地上集合起来。吴焕先表彰了作战勇敢的指战员，痛斥了参谋处主任临阵逃脱的可耻罪行，代表军领导宣判立即枪决。接着，吴焕先作突围动员。他幽默地说：“国民党军用优势兵力伏击我们，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可惜他没那么大的福份哟，倒被我们敲落了门牙，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说到这，他轻蔑地笑起来，队列中也发出一阵轻轻的会意的笑声。停顿片刻，吴焕先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大声说：“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拿出我们红25军的威风来，一定要冲出去。任何敌人都挡不住我们英勇无畏的工农红军！” 吴焕先的话，激起了每一个战士的勇气，群情振奋。许多负伤的指战员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 夜幕降临，天空中飘洒着蒙蒙雨雪，锅底般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从敌阵地上不时打来几声冷枪。红军指战员们裹紧了绑腿，系牢了鞋带，清理了不必要的东面，将子弹顶上枪膛，手榴弹揭开了盖，有条不紊地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静静地站着，紧张而又焦急地等待行动命令。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性一仗，战局一度极为险恶，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但红军指战员在地形不利、气候恶劣和部队极度疲劳等重重困难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的突然袭击合围，英勇拚杀，不畏强敌，靠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后终于在夜间于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跨过许南公路，胜利突围。27日拂晓，进至伏牛山东麓。 第40章 接着，在拐河打退国民党军骑兵团和第1＃5旅的追击，然后潜行伏牛山中。 之后，红25军英勇转战，冲破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由伏牛山挺进陕西省东南的商洛山。12月8日，在三要司歼灭陕军第42师1个营，次日进至庾家河。 12月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会议正在进行中，激烈的枪声突然传来。哨兵报告，国民党军第60师正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会议被迫立即中断。 原来，蒋介石为防堵红25军入陕，在红25军进入桐柏山之时，就令驻开封的陈沛第60师乘火车开至灵宝，继经100余公里行军，到达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一带，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逸待劳，堵截红25军。红25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改变入陕路线，另择小路进入陕南，将国民党军第60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背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见多日准备付之东流，叫着骂着又不顾一切地从鸡头关追了上来。 庾家河东山坳口，红25军的排哨发现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从七里荫迂回上来，当即开火。战斗一开始，国民党军第360团就夺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红25军发起猛攻。东山坳口是商家河街后山上通往七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钳制庾家河街。因此，若东山坳口一失，红25军就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正在开会的省委委员听到枪声后，立即中断会议，除省委书记徐宝珊因重病不能上阵地外，其余都跑步到了第一线。 徐海东率领第223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第224团和第225团迅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配合第223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激战中，徐海东负重伤。国民党军第355团、第357团相继增援上来，又组织疯狂的反扑。激烈的争夺战全线展开。 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也负重伤。 在军长、副军长都负重伤的严重情况下，军政委吴焕先挺身而出，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第224团团长叶光宏，在拚杀中，1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颌负伤，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最后壮烈牺牲。机枪班在与敌人对射中，多名射手倒下去，新的射手接过机枪又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经过如此20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黄昏，终于把敌人打垮。 庾家河反击战，共毙伤国民党军100余人，红25军亦伤亡20余人。此战是红25军长征中的又一次殊死战斗，但最终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在鄂豫陕边区站稳了脚跟，并在此地展开新苏区的创建工作。当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日历翻到1935年，红25军的对敌斗争愈加频繁。从2月到7月半年时间内，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两次大的“围剿”，先后进行了文公岭、石塔寺、雒南县城、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其中，袁家沟口一仗，全歼国民党军警1旅，毙伤国民党军300余人，俘国民党军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25军长征中打的一个大胜仗，宣告国民党军3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在这期间，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因艰苦转战，竭尽心血，痼疾重发，5月9日病逝于商县龙驹寨，时年仅32岁。省委书记一职由吴焕先代理。 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观全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战略决策，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又是16日，红25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红25军一路上攻克两当，围困天水，北渡渭河，进占秦川，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西北后方。蒋介石接连从成都发出几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堵红25军入陕甘，后又督令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红25军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 17日，红25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在马莲铺以东，冒着大雨，将尾追之敌马鸿宾第35师一部击败。21日拂晓，继续冒雨东进。沿着渭河南岸的泥泞公路，急行军20余公里，到达秦川县城以西的王村。 吴焕先等军领导人在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果断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以巩固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为此，立即命令部队到静宁县城以北25公里的兴隆镇休息5天，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兴隆镇一带是回民区。红25军对进驻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大量的准备。吴焕先多次找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调查当地的敌情、社情和民情，适时作出新的规定，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做到秋毫无犯。根据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具体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如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族经典，不在回民家中吃大荤，宰杀牛羊要请阿訇，不打回族土豪，等等。 在兴隆镇，吴焕先亲自带队，携带礼品到清真寺拜访。阿訇也带领回族群众头顶礼品，到红25军军部作了回拜。 红25军以严明的纪律，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的态度，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红军与兴隆镇的回族群众相处的像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回族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第3天傍晚，红25军离开兴隆镇。全镇男女老幼闻讯后涌上街头，在街道两旁摆上放满水果点心的案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热情的回族群众一直把红25军送出好几里路。镇上还专门派出代表为红25军带路。 清真寺的阿訇面对红军远去的背影，合掌由衷感叹：“红军真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红军好啊！”这赞扬声像一阵春风吹遍整个回族地区。陇东黄土高原有首民谣传唱至今：三年没吃过麦面馍，娃他外婆给了一个。 全家老小掰小半边，大半边留给红军哥，由此，红军所经过的村庄，群众纷纷结队相迎，端出茶水点心招待。这场面像体育场上的接力赛一样，一村挨一村的传下去。 1个多月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路经兴隆镇，见到群众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即高度称赞红25军路过回民区时留下了好影响，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的很好。这段佳话在本书后文中还有另述，在此不赘，还是仍说红25军的长征。也就在这胜利在望，眼看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前夕，红25军却经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悲壮征程，这就是吴焕先政委的不幸牺牲。 红25军在长征路上，战斗十分频繁，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异常艰险的日子里，与吴焕先政委朝夕相处的1位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最喜爱的战马也被打死了。指战员们都为每战必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吴焕先的安全担忧。可是吴焕先却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乐观地说：“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人民流血牺牲是最光荣的。” 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冒着倾盆大雨在泾川县城西南涉水渡河。吴政委穿着湿漉漉的军装，站在河岸上亲自指挥。前卫部队和司政机关顺利地渡过河去了，北岸只剩下供给部和军医院。指战员们刚刚开始下水，突然山洪爆发，汹涌的洪水从上游奔泻而下，走在河中心的几名战士不幸被卷走。吴焕先急忙命令部队停止涉渡，组织人员抢救落水的战士。 时任供给部政委的张希才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那天，天色阴沉，哗哗大雨下个不停，河水越涨越高，看样子一时半时是没法过了，大家纷纷找地方躲雨。有的用树枝把油布支起来挡雨，有的钻进河边几间草房里烧水喝。吴焕先政委焦急地把几个单位负责人召集到一起研究渡河的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正起劲，突然东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听声音距离河边很近，相隔不到1公里。很快，哨兵跑来报告，一股国民党军由泾川方向朝河边扑来。这股敌人是马鸿宾的第35师第104旅第208团，约有100鞍余人。 听到有敌情，大家的心猛然一紧，糟糕！先头部队过河难以回援，河这岸附近又没有战斗部队。徐海东副军长带的后卫团，因道路泥泞落在后面还没跟上来。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一个200多人的学兵营又缺乏战斗经验。如果国民党军一旦扑上来，这些伤病员、骡马、辎重行李等很可能就会落入敌手。 前有涨水大河，后有敌人重兵，情况十分危急。几百双眼睛一齐投向吴焕先。他冷静地向四周看了看，沉思片刻说：“你们抓紧时间，想办法渡河。 第41章 那边的情况，我去处理一下。”他说的是如此轻松，使刚才思想上紧张的指战员又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政委怎么能亲自上去呢？”很多人劝阻。 吴焕先摆摆手，转身带着20多名交通队战士和学兵营，迎着敌人冲了上去。 密密的雨幕中传来吴焕先激动人心的声音：“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压住敌人就是胜利。” 吴焕先带着部队，不顾泥泞路滑，带领100多人攀登陡崖，直插敌人侧后，迅速朝敌队形腰部发起攻击，占领了四坡村侧一座小土岗，猛烈射击。他高声鼓励战士们：“一定要坚决打，子弹打光了用枪托子捣！” 国民党军突然遭到这一阵来自侧后的猛烈打击，一时晕头转向，溃败下去。 短暂的战斗间隙，四坡村侧。吴焕先走到阵地前沿，立在一个小土堆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警卫员廖辉，猛然间发现前面不远出现了敌人，急得大喊一声：“政委，当心，前面有敌人！”话音未落，就听“砰，砰”几声枪响。吴焕先突然身体一晃，倒了下来。 “政委！”廖辉一个箭步扑上去。 吴焕先浑身是血，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已经说不出话来。廖辉顾不得擦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赶紧把政委抱到阵地后面，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告诉身边交通队的班长，快去找徐副军长报告情况。 班长火速跑下小土岗，正巧碰上听到枪声赶来的徐副军长和后卫团。指战员们听说吴焕先政委负重伤，悲痛万分，个个都气红了眼。 “为政委报仇！”战士们怒吼着，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向敌人扑去。用刺刀捅，大刀砍，手榴弹砸，硬把国民党军1个团的人马压进一条深沟，然后全部歼灭。国民党军第208团团长马开基被当场击毙。 紧张的战斗进行中，红25军供给部和军医院等直属队的人员，在吴焕先政委率领部队的掩护下，趁水势下落的机会，全部安全渡河。 渡过河的部分人员在得知吴焕先政委牺牲的消息后，一个个都惊呆了。瞬间，许多人放声痛哭。 徐海东用嘶哑的声音对张希才说：“不要太难过了，还有几件事要赶紧去办：第一件事是买口好棺材，不论花多少钱都行，一定要好的；第二件事是做一套好内衣。你是知道的，政委没有一件好衣服。”说到这，他的泪水又涌出来了，接着他又说：“政委身上的血衣，我要带去交给党中央，作为永久的纪念。” 张希才哽咽着点点头，强忍着悲痛，立即找粮秣科长徐前贵等人作了布置，他们擦着眼泪分头去办理，很快买到一口黑漆棺材。 深夜，军部住的房东家堂屋里点起了昏暗的油灯。吴焕先政委的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他面色平静，就像工作劳累后睡熟了一样。警卫员廖辉哭泣着端来一盆盆温水。徐海东含着热泪，仔细地擦去吴焕先身上的血迹，洗净遗体，换上干净的军装，穿上他生前喜爱的一件缴获的青呢大衣，盖上毛毯。这一切，徐海东和大家做得是那么轻，好像生怕碰疼了吴焕先的伤口，惊醒了他。大家是多么盼望吴焕先政委能够苏醒过来，他才28岁啊！ 军领导以及交通队的战士们都来了。出于当时的情况，需要暂时保密，不能举行隆重的葬礼。大家只有肃立在吴焕先遗体的周围，用热泪和军礼，向吴政委作最后的告别。一首《哭焕先》祭词诵读在陇东高原：狂风哀啸哭焕先，大河悲泣叹英年。 武略打得千军退，文韬赢得万民赞。 松涛复述谈笑音，雪花回映大刀闪。 苍天无眼收政委，将士泪浇四坡前。 阴云低垂着漫天的黑纱，秋风呜咽着一支令人心碎的挽歌。吴焕先政委的遗体安葬在甘肃泾川县郑家沟村后的小山上。 次日清晨，红25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悲痛的气氛笼罩着会场。大家垂着头，默地坐着，一些人在低声互相探问着什么，那些会抽烟的一根接着一根地猛吸，好像烟雾能带走一些悲痛似的。人到齐之后，徐海东从里屋走出来。这时，全场寂静的连针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巴。徐海东在桌子前面站定，摘下军帽，用低沉的声音说出大家担心的、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同志们，吴焕先政委在昨天的战斗中牺…” “哇”的一声，全场放声大哭，打断了徐海东的话。足足过了半个小时，哭声才渐渐止住。徐海东抹抹眼泪，沉重地说：“大家不要哭了，光哭也不是办法，我们还要行军打仗。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多打胜仗，为吴政委报仇！” 吴焕先是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对红25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军享有崇高的威望。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全军震动，无不伤心落泪，有的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伤病员纷纷要求归队参加战斗，向敌人讨还血债。大家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擦干眼泪，继续北上。 红25军后在合水县板桥镇又遭国民党军骑兵袭击，虽损失200余人，但他们仍以顽强的斗志，披荆斩棘，沿陕甘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向北进发，于9月7日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9日，红25军进至永宁山与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25军历时10个月，途经鄂豫陕甘4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25军单独一路长征，打了许多险战和恶战。他们英勇奋战，不仅重新创建了一个苏区，胜利实现了北上，特别令人称奇的是在如此艰难而频繁的作战中，部队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从开始长征时的2980余人，一度发展到4000余人，到长征结束时还有3400余人，是北上各路红军在长征结束时，总人数比长征开始时多的唯一一支部队，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红25军先后两次实行战略转移，所留下的武装力量也在以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鄂豫皖根据地重建的红28军，在鄂豫陕边根据地留下新组的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分别胜利坚持了鄂豫皖、鄂豫陕边的斗争。 红25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先期完成战略性的转移，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组成红15军团后，又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为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做了极为重要的各种准备。 在红25军胜利完成长征的第二天，即9月16日，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还在半途中的甘肃迭部县黑朵寺。 这天，毛泽东与陕甘支队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彭德怀，决定北上夺取天险腊子口，指出：“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个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国民党军不能前进。” “要快速拿下腊子口，北进甘南岷州。否则，我们仍不能说是摆脱了困境。要用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担负这一任务。你准备派哪个部队上？”毛泽东问林彪。 “杨成武的4团，怎么样？” “好吧，就让4团上。限他们3天之内拿下腊子口。”“3天？时间紧了一些。到白龙江这一路就是顺利通过，仅路上行军就得需要两天多。”在作战中很少提困难的林彪对毛泽东的要求感到为难。 “就3天，3天我还觉得长了呢！”毛泽东亲自部署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战斗。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四回先头团飞兵白龙江挂天灯杀鸡用牛刀 一道彩虹跨在草地上空，像是为红军搭起一座通往北方的桥梁。草地尽头，一块高地上，红4团团长黄开湘（又名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和警卫员小金正注视着坡下行进中的队伍。 队伍不规则地拉成一条线，伸向前方。疲惫不堪的人流中，50多岁的炊事班长老周背着大行军锅，正给身旁的战士小刘讲故事：“……好了，好了，不讲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小刘：“不行，不行。那光溜溜的13根铁索怎么能过得去呢？” 老周：“过得去，过得去。红军面前无困难……” 老周抬起头看了看天边的彩虹继续说道：“嗬！突然一夜之间，河两岸升起一道彩虹，红军就这样走过来了。” 小刘：“你骗人。我早就听班长讲过。再过河时，我也争当突击队员。是不是，班长？” 小刘边问前面扛着机枪的卢班长，边做了一个攀铁索冲锋的样子，没料到脚下一滑，摔倒在烂泥中，引起大家的哄然大笑。 “就这样的英雄啊？等革命成功了，再来这里入土吧！” “怎么？咱们的‘云贵川’还有土遁法！” “我看咱们的小刘现在该叫‘云贵川甘’了，我们的脚下已是甘肃省界。” 年仅14岁的小刘是有姓无名，他是在家乡贵州参加红军的，走过了贵州、云南和四川，他为此常在一些刚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战友面前夸耀自己的经历，常说自己走过了“云贵川”。 第42章 为此，大家在称呼他小刘的同时，也称呼他为“云贵川”，他也很乐意接受。久而久之，连队的花名册上这个小刘的名字变成了“云贵川”，除了一些知道他参军来历的老兵还有时喊他为“小刘”外，连队中新补充的战士都称呼他为“云贵川”。 卢班长回头拉起跌倒在泥水中的“云贵川”小刘。他们抬头看到了站在高坡上的黄团长和杨政委，“云贵川”高兴地指着高地说：“看！肯定又有新任务了。” 高坡上，师部通信员正跳下马来，将一封信交给黄团长。 黄开湘接信签字后，师部通信员又跃马而去。 黄开湘展开纸：“是军团首长的命令！” 杨成武凑近念道：“……着第2师第4团为先头团，具体向甘南岷州前进，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3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 杨成武向黄开湘点了点头，并问道：“从这里到腊子口还有多少路？” 黄开湘打开一张很普通的不知从哪个课本上撕下来的地图说：“少说也有200里。关键还是要找位当地人作向导。这张倒霉的地图。”说着又将那张地图像宝贝似的放进口袋里。 杨成武说道：“让部队宿营休息吧。” 黄开湘向身旁的司号员摆了摆手。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回荡在荒野上。暮色中，几只被惊起的小鸟跃向天空，俯视着席地而坐的人群。 篝火星星点点，一首悠扬的竹笛小调，传送出江西兴国民歌，一位女红军战士在歌唱。歌声飘洒在夜空中：“吃菜要吃白菜心，交友要交正直人，走路要走光明路，当兵就要当红军。” 在红4团今夜宿营地以北100余公里处，甘南岷州城，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部。一张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的作战地图占据了房间的一面墙。几个国民党军官正围成一团，窃窃私语。会议桌上，日历翻到1935年9月14日。 “我就不信，红军有三头六臂。”一个军官气呼呼地站起来说。 “老兄，还是谨慎些好。我军骑兵接连受挫，驻守上下包座的伍诚仁师封锁线也被突破。伍师长已被蒋委员长撤职查办，想必这部分赤匪并不是当地武装，一定有什么来头。” “会不会是朱毛红军呢？” “难得说。蒋委员长不是说朱毛早就做第二个石达开了吗？” 随着一声“立正”的口令，第14师师长鲁大昌带领随行人员进入会议室。土匪出身的鲁大昌气势汹汹地跨到桌前，将马刀“哗”的一声抽出，“啪”的一声放在桌上，坐了下来，吆喝道：“开会！开会！” 师部王副官双手一按，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瞟了一眼，说道：“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匪先头部队已由毛儿盖进入草地，有经临潭、岷县北上的企图。” 众军官有些骚动。鲁大昌扫视了一眼会场，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刀背，发出铮铮铁声。会议继续进行。 王副官看了一下鲁大昌，继续说道：“军部电令，除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我14师必须火速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共匪。” 王副官将挥动的手猛地放在地图上，“腊子口”3个字，好像是鼓凸在外。他又说道：“当然喽！军部还另派了唐维源第12师前来岷县支援我们。…” 坐在主席位置上的鲁大昌有些不耐烦，说：“我的意见呢？” “哦，是＃＃！师座判断，此股共匪只不过是四川徐向前部的外地流窜，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鲁大昌有些洋洋得意地说：“蒋委员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王副官在拍马屁：“对，对！英雄所见略同。” 鲁大昌得意忘形地就在会议桌上擦起了马刀。坐在鲁大昌一边的一位军官本能的吓得哆哆嗦嗦，引起座下几位军官的窃窃私笑。 王副官继续作军事报告：“师座判断，共匪的行动有如下几种可能：1.经草地至夏河，入青海转出河西，与新疆联络；2.经草地进入西固、武都，据守阶、成山区。休整后，向汉南或陇南发展；3.共匪万余人通过草地，因无粮弹，将被藏民消灭。” 座下几个军官以赞许的眼光互相点了点头。 鲁大昌忽地站起，将马刀猛然甩入鞘内，说：“我命令，第1旅旅长梁兴奎…” “有！”梁兴奎应声站起。 “你先将第1团留1营暂驻武都，速率其余两个营到腊子口附近。朱显荣？” 第6团团长朱显荣应声站起：“有！” “你率领你们团在梁旅长指挥下共同固守腊子口要隘，并相机进击。特务团？” “有！” “你部作为第2梯队，随时听我的调令。全师作好一切准备。” 全体起立：“剩！” 鲁大昌一摆手，说道：“就这样，散会！” 岷州县城门口，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正由城门口开出。鲁大昌、王副官、梁旅长等骑在马上，举手告别。 王副官对梁兴奎说道：“梁旅长，你放心。我随后就把炮弹送到。” 鲁大昌摇着马鞭：“梁旅长，守住就是胜利。为咱兄弟争光，让那姓蒋的也看看我们杂牌军并不比他们中央军差。” “我们全旅官兵一定效忠鲁师长。”梁兴奎说着，对着马屁股加鞭而去。 荒野山地上，篝火正旺。红4团的几位团领导正在开会，研究敌情。政委杨成武向火里加了一把柴，说道：“同志们分析得有道理，腊子口可能是我们北上途中最后的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突破了腊子口，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挡住我们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就彻底破产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拿不下腊子口，我们红军就要被迫调头南下，重回草地。这将使革命向后倒退，是违背广大指战员北上抗日意志的。” 黄开湘团长指着地图，接着说：“同志们，看。我们如果采取西进绕道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就要踏进敌人早已布下的重兵的口袋，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眼下只有突破天险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 “团长分析得很透彻。”杨成武说：“部队经过雪山草地后，体力普遍减弱了。突破腊子口，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这确实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我们红4团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支老部队，打过各种各样的硬仗，有着光荣的战斗传统，我相信我们团一定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近处，没有入眠的战士侧过身来，倾听着杨政委的讲话：“特别是在这漫长而又艰巨的征途上，战士们英勇顽强，无坚不摧，每攻必克，完成了中央给予的各种艰巨任务。现在，在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的重要关头，只要全体指战员懂得夺取腊子口的重大政治意义，就能发挥出无比的力量，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警卫员小金领着1位藏族老人走到篝火旁：“报告！这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派来的向导。” 大家都立刻站立起来。黄开湘紧握着藏族老人的手，说：“谢谢您！老大爷！” 藏族老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不用谢，不用谢。我们一同打刮（国）民党。” 杨成武问站在一旁的红2连连长廖大珠：“同志们休息得怎么样？” “天气太冷，难以入睡。” 近处几个向这边竖耳细听的战士，赶紧躺下。一个战士把几束野草盖在身上，小声地对另一位战士说：“看来我们又要当先头团了。快睡。” 杨成武向几位连干部交代着：“再让同志们休息一会。”黄开湘借着篝火的余光看了看怀表，时针正指向“9”。他向各连长命令：“各连注意，11点钟集合出发！” 茫茫夜色中，红4团全体指战员集合站在路旁的草坪上。杨政委向部队做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马上就出发。毛主席命令我们团继续担任先头团，在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isuu書网，为大部队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战士们雷鸣般地回答。 各连呼起响亮的口号：“坚决夺下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打！ 打！打！“ 悠扬的进军号声中，红4团浩浩荡荡向腊子口进发。 夜幕中，向导坐在担架上，由两个体格健壮的战士抬着。黄团长走在一边。向导不时地盯着路旁的一切，辨认着前进的道路，用双手比划着行军的方向。 崎岖的山路，如果再遇到狭窄的独木桥，行军的速度就会被迫减慢。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这段路实在难走。“扑通！扑通！”的跌跤声，接连传来。寂静的夜空喧闹起来。 队伍中响起欢快的笑声。 “爬起来呀！”“注意呀！这里有个水坑。”“后面的同志，这里要小心呀！” 炊事班长老周扶起身旁跌倒的一个战士，“哟！这不是‘红军大英雄’小刘同志吗！……怎是闻其‘扑通’声，不见其人。” 小刘嘟囔着爬起来：“嚷什么，注意行军纪律。” 第43章 卢班长笑着说：“这里离腊子口还早着呢，我的‘云贵川’同志，你就是大声喊，敌人也听不到。” 一个战士突然拉住小刘的衣襟，问道：“你们是几连的？” “1连。怎么啦？” “哎哟，黑灯瞎火的，我怎么跑到1连来了。我是6连的。” 卢班长也乐了，对着那个战士说：“你跑得还真不慢。等打腊子口时，我们可得比试比试，看哪个连打得漂亮。” “好啊。……我们团还真行！翻雪山进草地我们是前卫，过了雪山出草地我们还是前卫。看这样，上级对我们这前卫还是挺满意的哟！” 远处，传来几声野兽的嚎叫声。黄开湘团长边走边抬起头，望了望高深莫测的夜空。然后，紧走几步赶在担架员的身边，把担架接过来。部队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这一带最长的河流是白龙江，湍急的水流奔腾在陡峭的山间，如一条难以驯服的白色蛟龙在危岩峭壁中一路撞击而下。江底多是大块的岩石，急流冲过，浪花飞溅。生长在江岸边的大树，粗的几个人抱不过来，树底部江水流过的地方，树皮被刮削得干干净净，露出白渗渗的木头，但大树傲然屹立，显露出蓬勃生机。 白龙江两岸系藏族区，这里与内地较为接近，地方政府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阻击红军的命令。地方政府官员召集民众训话，制造恐怖谎言，说：“赤匪是流窜到我地的，经过草地后，他们已经不堪一击。他们专门抢掠寺院，见了藏民就杀。你们要节节阻击，不要放赤匪进入我区。”因此，当红军行至此地后，在很多地段上受到当地民团武装的袭击。虽然民团的武器很落后，但他们熟悉地形，多在峡谷地带进行阻击，或躲藏在巨石隙缝中，或隐蔽在树木后，滚木擂石，打冷枪，射暗箭。红军经常是“只闻枪声响，不见放枪人”，在狭窄的山道上既展不开兵力，又找不到还击的目标。可不还击吧，又难以前进；喊话吧，语言又不通。红1师第2团的龙振文团长即在这一时期被地方武装的暗枪击中牺牲。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争取时间北上，作为前卫团的红4团组织了1个精干的班，调来两挺轻机枪，在遇到情况时，集中火力打向可能隐藏敌人的地方，为部队开路。这一办法果然有效，那些地方武装没有见过正规军打仗，又见红军并不像他们的上司所说“已溃不成军，不堪一击”，因此，他们一听到机枪响，拔腿就跑。红军如此“杀鸡用牛刀”，与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像玩捉迷藏游戏一样，边放枪边开道，向北挺进。 漆黑的夜幕，覆盖着山山岭岭。尽管道路难行，但红军指战员们的情绪异常高涨，边走边说，边说边笑，丝毫没有沉闷的感觉。指战员们兴致勃勃地踏着浓浓夜色，踩着陡峭的山路，走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个又一个的独木桥。当听到白龙江激流在深谷里发出隆隆轰鸣声时，天空渐渐出现鱼肚白。 突然，前面传来“砰！”“砰！”两声枪响。尖兵班立即卧倒。 黄开湘团长急忙问向导：“前面就是棒卡吗？” 向导辨别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回答：“对，对。打枪的人可能是地方老爷们的武装。” “打信号弹，挂两个天灯，给他们照亮逃跑的路。我们的对手不是这些民团。让他们闪开道路！”黄开湘向身后的警卫员小金命令道，他肯定回想起了红军两个多月前打卓克基时用信号弹退藏兵的情形。 “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小金问道。 “什么色的都行，打的高一点。” “嗵！嗵！”两声枪响。两颗鲜艳的火球一红一绿冲上黎明前的夜空。 埋伏在山沟中的藏族地方民团武装，肯定仍是把这信号弹当作了“天火”和“神灯”，惊叫着从树林中向后撤退。山林中发出一阵阵骚动，在黎明前的树丛中像是刮起了一阵旋风。 向导望着面前的山坡，惊讶地说道：“天哪！少说也有10＃＃人。” 晨雾中，地方民团武装潮水般地向后退去。树林中，有几个藏族老人手持土枪，望着信号弹落去的方向，虔诚地跪拜着，几乎是吓得魂不附体，用藏语咕哝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小金收回信号枪，兴奋异常：“这个方法还真灵！”“哈哈！小金，小金，一人独挡千军。道路已通，走吧！” 黄团长跨步向前。 小金和周围的红军战士们笑声不止。 “对付这些地方武装，经验告诉我们，只要用点新花样，他们过去没有见过的，什么照明弹呀，放排枪呀，甚至甩出几颗手榴弹，也能收到这种效果。与其说是打，还不如说是让他们长长见识，吓唬吓唬他们。”黄团长也显出几分得意。 清晨，部队进入一望无际的松林。高原上的疾风把那些挺拔的松树吹得东摇西晃，林海中掀起一片松涛绿浪。“有风声为乐，松涛伴舞。唱支歌吧？”杨成武政委提议。 同志们，快快拿起枪，我们是工农武装。 抓紧枪杆向前冲，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噼呖啪，噼呖啪，打倒反动派，建立苏维埃。 嗨——我们的红旗将插遍全世界！ 一支战歌刚唱完，另一个红军战士又开了个歌头。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 鲜艳的红旗飘向山顶。初升的太阳给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金黄色，树中小鸟啾啾地唱着。云海苍苍，群山迤逦。 明媚的阳光中，战士们正在放开歌喉欢唱，转眼间团团乌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飞到头顶上，遮住了太阳。多变的高原气候，刚才还是晴朗的蓝天(奇*书*网.整*理*提*供)，顷刻间，纷纷扬扬地洒起雪花，“哗哗”的冰雹也跟着过来凑热闹。行军中的队伍随着冰雹的降临热闹起来。 “真好看呀，大家来吃‘白糖’吧！” “对！还有‘冰糖’哩！”有人附和着。 红军战士们正在嬉戏，刹那间，老天又翻了脸，真像是恶作剧，不让人们多欣赏一会儿云海雪景。一阵狂风暴雨，把红军指战员们浇了个透湿。 雨雪冰雹中，部队沿着又窄又滑的泥泞路，快速向腊子口前进。 中午时分，红4团尖兵班进击到一条叉路口。 向导突然惊讶地从担架上跳下来：“哎呀！大概我们走错了。” 黄团长急问：“怎么回事？” “我几年前来过这里。现在这里的山路，怎么有些变化了呢？” 黄团长着急地望着前边。向导显露出愧疚的眼神，脸上沁出豆粒大的汗滴：“这怎么办才好？” 侦察排长悄声对黄团长说：“这里周围是森林，不见人烟，再找一个向导是不可能的。” 几个营长也赶上来询问。 “停下来，会耽误时间的，我们两天内怎么能拿下腊子口？ 什么向导！“两个担架队员突然把担架扔在一边。 黄团长瞪了一眼，命令式地说道：“抬起来！” 部队全部停止了前进。杨成武政委从后面赶上来。战士们都在嚷嚷着，猜测着：“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有敌情？” 杨政委来到黄团长身边，说：“天无绝人之路。地图呢？” 黄团长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普通地图，一根丝线也随之拽了出来，是块指北针。杨政委和黄团长摊开地图，将指北针放在图上。然后，又拿起指北针对着北面的大山。 “这边是正北，大方向不会错。我们从密林中踏出一条路来。”杨成武说道。 “出发！”黄团长命令。尖兵班应声从他身边穿行而过。 部队在一块指北针的帮助下，又继续前进。 向导的迷路，使大家的心情阴郁起来，谁也不敢断定现在的行军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大家闷着头走路，没人再有兴趣唱歌。 突然，远处山林中，传出铁锹的碰撞声。 尖兵班长跑回向黄团长报告：“在我们前进方向的左侧，发现敌人1个营，正在构筑工事。他们的侦探队正向我们迎头走来！” “部队停止前进！” 黄团长和杨政委立即登上附近一个高岗察看，果然发现有10多名当地群众打扮的人在远处正鬼鬼祟祟地向这边张望。 “送上门的礼，不收是无礼。”黄团长说着，对侦察排长做了一个捕俘动作。侦察排长点了点头，带着本排的战士跑步前去。不一会，侦察排长就押着1个人，前来报告：“都抓了活的。这是个头儿。” 扮作农民的国民党军侦探，外衣敞开，露出了里面的军装，颤兢兢地来到黄团长跟前跪下：“长官，请饶命，你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 “前面有多少人，是什么部队？” “是鲁大昌的1个团。” 黄团长拍着望远镜，审问道：“你胡说。我怎么看到只有1个营。” 那个侦探连忙回答：“真的是1个团。那边山脚下还有两个营在挖工事。其实，还不止这1个团。从岷州城又增援来了两个团，今天下午就到。” 这个被俘虏的侦探队队长没有侦探到红军的什么情况，自己倒向红军吐露了许多情况。他被押到了一边，与其他俘虏暂时隔离开来。 黄团长和杨政委商量着对策。黄团长说道：“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耽误时间，必须赶快通过这个地方，赶到腊子口。 第44章 把这些敌人留给后面的兄弟部队解决吧。咱们不如来他个武戏文唱。把1营长喊来！” 1营长李光顺说到就到。黄团长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国民党军服装，用手比划了一下，两个人会心地笑了。 警卫负小金拿了件便衣，来到刚才被审问的那个俘虏面前，说道：“来，脱下你的外衣，把这件换上。” 俘虏疑惑地望着小金，连忙说道：“红军老爷，请饶命。 我讲的可都是实话。“ “你罗嗦什么，脱下你的黄皮，我们换一下。” 俘虏连忙脱下军装，递给小金，又惶恐不安地接过小金递来的衣服急忙穿上。 山路上，一队神气十足的“国民党正规军”正向前走着。领头的正是化了装的黄团长，小金穿着那个俘虏的衣服也走在一旁。山头上正在修筑工事的国民党军官兵果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还向这边招手呢。 “哟嗬，这一次你们来的倒早。抢头功啊。可红军还在30里以外呢。” 黄团长吆喝着，没有理睬这些国民党军，径直向前走去。 红4团主力从一边树林中悄然穿行而过。 红4团终于按时赶到腊子口下。山间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天险之战拉开序幕。腊子口上，密集的子弹如苍蝇乱飞，好像每个石头缝都是枪口似的。由于是白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无法隐蔽近敌，红军攻击部队的初次攻击受挫，被国民党守军猛烈的机枪火力和如蝗虫一样飞窜的手榴弹，挡回到后面的一片小树林中。 黄团长带领全团的营、连干部，在前面察看地形。并命令红1连连长毛振华带1个班和两名俘虏，就近侦察当面国民党守军的火力点部署。 望远镜中，险峻的山石上，群峰兀立。腊子口两边的山峰，仿佛是一座大山被利剑从中间直劈开来，这30余米宽既深又陡的裂缝就是腊子口。山口两边，绝壁高耸，两道厚厚的石壁构成一条狭窄的长廊，中间水流湍急，当地人称作腊子河。激流从沟底窜出，浪花飞溅，漩涡打着转，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这里的水深虽不没顶，但很难徒涉。腊子口上，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这里周围全是崇山峻岭，别无路可通，要经过腊子口，只有走这个小桥。国民党守军在桥东头碉堡中布下重兵，从险峻的地势上看，在这里坚守即使没有武器，一个人站在口子上向下滚石头，山下有再多的人也别想冲上来，此地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要隘！ “好一个天险！”黄团长抬头望着腊子口，感叹道。 急促的枪声响了一阵后，渐渐停下来。红1连完成了火力侦察。 毛振华气喘吁吁跑回来，向黄团长等人汇报：“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很猛。据火力侦察和俘虏讲，敌人在桥东头顶端3米多高的悬崖上修有几个碉堡。在这个工事里，他们有1个机枪排防守，4挺重机枪正对着我们这条进攻必须通过的仅有40余米宽、100多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 大家向上望去，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模糊地看到射口里吐着火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石砌碉堡，正虎踞在红军前进的必经之路上。随着毛连长的指点，大家还隐约看到，在石碉下面，国民党军还筑有一层地堡式工事，与石碉互为依托。透过腊子口两石壁之间30米的缝隙，可看到紧连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工事。再远一些的后面群山，几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横空出世，山顶上积着一层白雪，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银光，愈加衬托出腊子口的险峻。 毛振华继续介绍情况说：“就在这两处长宽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个多营的兵力在这里把守。俘虏讲，敌师长鲁大昌以1个旅部率3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我们的前进道路。” 到这时，大家心中都明白，红4团又遇到了一场恶战。 “攻关的办法总会有的，天下哪有攻不下来的险关。”杨成武见有人显露出畏难情绪，连忙做思想工作，鼓舞斗志。 几个团领导聚集在一块岩石下，研究具体攻关方法。 黄团长说道：“我们过去攻关的窍门是寻找敌人的弱点，只要找准了敌人的弱点，这关也就容易破了。现在，我们经过多次侦察，从敌人暴露的火力上看，他们有两个弱点：一是他们的碉堡没有顶盖，可从上面打；二是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口子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高山，他们设防薄弱，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山顶上有敌人防守。我们的攻击点可从这两个方面考虑问题。” “走，我们再接近一点看看关前还有没有别的路。”黄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提议。 几个营长把望远镜对向国民党守军碉堡旁边的悬崖峭壁。面向红军进攻方向南侧的石壁，从山脚到顶端，约有70多米高，几乎成90度直角，光滑的石壁连猴子也难爬上去。石缝中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苍松。国民党军在这里似乎没有设防，可能是因为这里太陡太险。 黄团长一行由现地观察回来，就在离口子200多米远的小树林子里召开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会议开得十分沉闷，但有时也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声。 突然，山口上的国民党军从石堡中射出一串子弹，正打向这树林中，1名排长被击中受伤抬下，会议仍在进行。 杨成武说道：“大家再想想办法。我看由正面硬向上冲不是个办法，伤亡不说，恐怕是难以攻下。我们只有把考虑问题的重点放在那个石壁上，如果我们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石壁下爬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可那绝壁看着都叫人眼晕，如何上得去？”有人插话说。 会场活跃起来，可是讨论来讨论去，点子虽然不少，但把握都不大。 这时，各连也在召集战士们开战前军事民主会。树林中，10人一堆，8个一伙，都在讨论着如何打下腊子口这个中心议题，积极为战斗的胜利出谋献策。 红1连卢班长在召集本班战士开会，大家正争着发言。唯有小刘在一边发愣，没有说话。 “喂，大英雄，怎么不说话啊？”有战士对小刘说。 小刘不说归不说，出言却令大家震惊，他说：“我看能爬上去。” “爬到哪？” “那个绝壁。” “你开什么玩笑？身子全长还没枪高，你又没长翅膀，能飞过去呀？”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五回云贵川绝招攀绝壁腊子口红军破天险 小刘口出“大话”，令在座的所有人一愣。 卢班长瞪着眼睛问：“爬？这又不是铁索桥，上面还有根铁索抓着，你总不能翻个跟斗就能过去吧！” 小刘在众目睽睽之下有点不好意思：“对，有根铁索就好了。” 战士们哄然大笑，七嘴八舌地取笑小刘：“哎，我说你‘云贵川’，这可不比你们贵州的那种兔子尾巴高的山。尽说孩儿话，有根铁索就好了，要是有架通天梯那更好了。哈哈。” 一个战士学着小刘的腔调“有根铁索就好了”，笑得前仰后合。 小刘有些急眼了，拍着胸脯站起来：“我‘云贵川’说的都是正经话，说到做到。” 卢班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让小刘讲下去。这时，团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来到他们旁边，听着小刘的发言。 “我在家时，经常上山采药、打柴，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小刘边说边借助手势比划着，攀着卢班长的肩做了一个腾空飞上绝壁的动作。卢班长蹲在地上任凭小刘摆布，听呆了。 “团长，政委，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小刘看到了站在人圈外的黄开湘和杨成武，腼腆地问道。 “好，好。没想到你‘云贵川’还有这两下子！”黄团长高兴地走进人圈，把小刘从卢班长的肩上抱下来。 “我看可以试一试。”杨成武说：“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你这个小战士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试验。怎么样？” 小刘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机枪掩护，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小刘，上！”黄团长下达命令。 腊子河水很急，难以徒涉。黄团长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把小刘送过岸去。 绝壁紧贴着腊子河，红军指战员们紧张地站在小树林里，看着小刘用一根临时制作的长竹竿绑上铁钩攀缘陡壁。这里距离山口上的国民党守军虽然只有300余米，但向外突出的山包，形成了死角，他们看不到这边的行动。加之红军正面攻击部队时紧时歇的机枪射击声，口子上心情紧张的国民党守军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连猴子也爬不上来的石壁会爬上人来。 小刘赤着脚，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根，拉了拉，觉得比较牢固后，两手开始使劲地握住竿子，依靠臂力，顺竿用力引体向上，紧贴石壁一点一点往上爬。 第45章 他双脚轮换着用脚趾抠住石缝或稍微突出的石块。很顺利，小刘“噌噜噜”没几步，爬到了竿头的顶点。在完成这第一竿后，他像猴子似的伏在那根似乎承受不住他身体重量的树根上，稍微喘了口气，又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石缝…… 山岩下，红军指挥员们都屏住气息仰视着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夕照中，只见小刘的身体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再往上，小刘瘦小的身影显得越来越小了。崖下的指挥员们高仰着脑袋，小刘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真是一发系千钧，这一个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战斗的胜负啊！ 小刘终于攀登上了石壁，他向崖下摆着手。 眼睛都盯直了的黄团长这才长吁了一口气，摸了摸仰得发僵的脖子，兴奋异常地说：“我的妈呀！总算有办法了。” 小刘又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到石壁下。 大家向他祝贺。小刘反倒不好意思，但又十分自豪。他抿着嘴对黄团长在微笑，好像在说：“怎么样？我说能上去就能上去嘛。” 卢班长挤了过来，两手抓住小刘一甩，放在了自己的肩上，高兴地说：“还是我们班的大英雄厉害！” 小刘拍打着卢班长的头嚷着：“快让我下去，快让我下去。 晚上还得玩真格的向上爬呢。“ 大家簇拥着小刘向树林深处走去。黄团长与杨政委开心地笑了。 杨政委望了望腊子口，说道：“我看这倒不像打仗，却很像是在开运动会呢！” 黄团长已经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政委呀，我们定个协议吧。过泸定桥你在前面，这次我来带翻山部队迂回敌人，你在正面指挥，怎么样？” 黄团长摆出一副无与争辩的姿态。杨政委笑了笑，说道：“好吧，我在下面掩护你们，并组织强攻。” 两人说着走入树林深处。战士们正隐蔽在树下，将集中的全团指战员的布绑腿，拧成了几条粗粗的长绳，准备晚上攻击时作攀登悬崖用。小刘边拧绳还边问卢班长：“这和泸定桥的铁索比，哪个粗，哪个结实？” “当然我们小刘的这个更粗更结实了。你就给我放心爬吧。”卢班长逗趣地说着，用劲顿了顿手中的长绳。见团长、政委过来了，连忙敬礼。 1个小时后，担负攀登石壁迂回任务的红军指战员一个个背挂冲锋枪，腰携10多颗手榴弹，列队立正站在团首长面前，等待出击命令。 杨成武政委作战前动员报告：“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们的兵力展不开，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必须坚决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后，打它个突然袭击。这是攻占腊子口决定性的一着，要打得狠，奏效快。迂回部队由团长亲自率领，我在正面负责指挥。毛主席和军团首长派来了炮兵支援我们，我们一定能突破天险腊子口！” 迂回部队开始徒涉腊子河。先下去的两名排长，还没走到河心，便被急流冲得倒在水中，喝了几口水，才被救上来。部队只好用几头骡子来回骑渡。黄团长焦急地望着往返的骡子，头上沁出汗珠。他看了看河边的两棵大树，急中生智，要过一个战士手中的柴刀，向大树奔去。那个战士莫名其妙地望着团长的背影。 黄团长猛挥柴刀，向大树砍去。原来拿柴刀的那个战士明白了团长的用意，跑过去接过柴刀，砍了起来。大树倒下了，向着河对岸的方向。又一棵大树也被另一个战士砍倒，歪向对岸。两根圆木形成了简易的桥梁，担负迂回任务的400余名红军指战员迅速跑步而过。 迂回部队渡过腊子河后，太阳已经落山。黄开湘握住杨成武的手，说：“政委，等着我们迂回成功的信号弹。” 杨政委满怀信心地紧紧握着黄团长的手。 黄团长大步跨过腊子河。 红军正面攻击部队的掩护枪声又不紧不慢地响起来。 暮色中，“云贵川”小刘身背长绳飞足勇登。 长绳顺着石壁向上延伸，小刘的“尾巴”越来越长。 “好一个云贵川的长尾猿！”河两岸的杨成武和黄开湘都在为小刘娴熟的攀岩技艺喝彩。 小刘登上石壁顶端后，将随身带的长绳一头固定在一棵大松树上，向着岩石下挥动着双手。 “上！”黄团长说着，自己首先攀登而上。 天色已经暗下来。石壁下的红军指战员一个接一个顺着长绳爬上去。他们不停地向上爬着，渐渐地看不到人影，只是偶尔传来几块小石子滚落入河的响声，引起隔着大石壁的那边的国民党守军的几声枪响衬托出几分喧闹。 在迂回部队渡河攀登同时，杨成武政委开始向担负正面攻击任务的部队作紧急动员：“同志们，我们的前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这一条。这里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尽快地到达抗日前线。在这之前，乌江、金沙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红军前进，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了，难道我们能让腊子口挡住吗？” “坚决拿下腊子口！”红军指战员喊出同一个声音。“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连吧。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红6连的队列中站出了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他们的背后又站出了10多个人，齐声喊道：“政委，我们是共产党员，请考验我们！” 杨政委定下了决心，命令道：“好，主攻腊子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6连。在团长他们没有迂回到位前，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住口子上的独木桥，绝不能让敌人破坏掉。你们连先抢占独木桥桥头一侧高地，控制住独木桥！” 红6连的指战员们欢呼雀跃。 “团里再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由你们指挥使用。”杨成武向身边的杨连长胡指导员交代道：“开始准备吧，怎么样？ 先选20名突击队员。“ “是！” 部队解散各自准备去了。红6连的战士们接受了主攻腊子口的任务，都像小孩儿要过年除夕一样高兴，忙着抓紧时间作战前准备。有的把刺刀、大刀擦了又擦；有的把手榴弹3个绑成1捆，两个捆成1束，挂满全身。 红1军团的宣传鼓动队上来了。 胡指导员高喊着：“让这位同志给咱们说一段快板，好不好？” 大家齐声道：“好！” “就说段从乌江到腊子口吧。”一位宣传队员说着，竹板在他手中随声而起：乌江渡，千山护，红军到来齐放路。 金沙江，万马腾，红军面前坦途平。 大渡河，悬铁索，躬身等待红军过。 大雪山，齐天高，见了红军就哈腰。 水草地，无人烟，红军走过喜开颜。 腊子口，险又陡，一见红军就低头，就低头！ 杨政委站在战士中间，猛烈地鼓掌。 下一个节目又开始了。杨政委来到右边的陡壁下，参谋长李英华正在这里指挥迂回部队有条不紊地攀登石壁。 哗哗的水声，急骤的枪声掩护着他们的行动。侦察连上去了，红1连上去了，红2连上去了，…… 杨成武仰视山顶，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到晚上9时，迂回部队全部顺利登上石壁顶端。 李参谋长对杨政委说道：“团长他们全部上去了。我们这边开始动手吧。” “命令6连发起攻击！抢占独木桥桥头一侧高地。” 红6连从正面向腊子口上的国民党守军展开猛烈进攻。 20名突击队员在杨连长、胡指导员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狡猾的国民党守军，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只等到红军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上爆炸。 突击队员们见此情景，急得两眼直喷怒火。待国民党守军的手榴弹一停投，又冲了上去。窄而险的山道有很长一段只容一个人通过，国民党守军的重机枪火力正对向这里。红军突击队的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却先后伤亡了几人。 “打，不能让兔崽子抬起头来！”杨连长见冲不上去，命令机枪手狠狠射击。机枪喷出的火舌吐出很长，映红了半边河水。子弹打在国民党守军阵地的岩石上，火星四窜。但是，这密集的火力仍然压制不住占据有利地形的国民党守军。就在突击队前进的山道上，国民党守军投下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军团的炮兵在山下死角中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杨政委对胡指导员说道：“换一种方式试试，用政治攻势。” 胡指导员走近崖边隐蔽处，身后跟着几个带着纸糊话筒的红军战士，开始喊话：“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从你们这里借路通过，你们别受长官的欺骗，让路给我们过去吧！” “赶快缴枪，缴枪不杀，还要发大洋给你们回家。” 腊子口上的碉堡内，几个国民党士兵，正各持一挺重机枪，严密注视着山下，翘首细听，但仍不时打出一串串子弹。 由于红军的政治攻势，枪声远远不如刚才激烈。 碉堡门口，国民党军马副团长正神情紧张地向旅部报告，请求增派援兵。 第46章 红军的喊话声由山下传来。马副团长走到一个士兵面前，抓过机枪把柄，朝着山下就是一阵猛打，并骂道：“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师长的防区腊子口。” 山下随之响起激烈的枪声和冲杀声。红军又开始进攻了。 狭窄的山道上几个突击队员正攀缘而上，一个红军战士被击中，掉入滚滚的腊子河。几个突击队员奋力向碉堡上扔出手榴弹。由于碉堡太高，加之投掷角度不合适，红军突击队员们扔出的手榴弹根本不可能投入碉堡，反而碰上碉堡的石头弹回后，滚落到突击队员的身边爆炸，引得碉堡内的国民党军一阵阵狂笑。 杨政委和各营连干部趴在山下边，焦急地望着。最后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进攻。 碉堡中又传来国民党守军的嘲笑和谩骂声。 红军战士们纷纷要求再次冲锋：“让我们上吧！”“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天明前我们一定拿下腊子口！” 红1军团的通信员跑步上来：“报告。毛主席和军团首长要求汇报战况。问红4团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需要不需要增援？” 杨政委额头上不知何时已被弹片擦破，流出了血。满头的汗水和血混杂在一起，愈加显露出他内心的焦急。他知道再多的兵力在腊子口前也没用。他抬头望了望迂回部队攀登的石壁山峰，自言自语但很肯定地说：“黄团长他们那边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定是遇到了困难。该是发起总攻的时候了。请你告诉毛主席和军团首长，我们现在不需要增援。红4团一定能完成任务，一定能战胜各种困难。” 军团通信员返身奔去。树林深处响起“咯噔咯噔”的马蹄声。 腊子口上高高的山峰下。黄开湘团长正带领红4团迂回部队奋力向上攀登。 毛连长第一个爬上了山坡顶，却找不到向前下去的道路，只觉得到处是悬崖陡壁。黑黝黝的夜晚，有电筒也不能用来照明，大家只好摸着黑到处寻路。 黄团长伏在坡顶一块岩石下面，急切地问身旁刚爬过来的小刘：“毛连长找到下山的路没有？” “还没有。这里到处是悬崖。”小刘轻声说道。 “继续找。上得来，就应该下得去。”黄团长说。 腊子口上传来急骤的枪声，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响亮。 “这是政委他们在掩护我们的行动。我们早一点找到通向口子上敌碉堡的路，政委他们就能尽快减少一点伤亡。”黄团长焦急地说。 毛连长这个突破乌江的英雄，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摸索着在前探路。随后跟着的1名战士，突然一脚踩空，掉下深渊。沟底只传来几块乱石的碰撞声。一会儿，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让我们记下他的名字吧！”毛连长悲愤地说道，接着问旁边的战士：“他是谁？” “不知道。”一个战士悄声回答。 毛连长凝视了一下黑洞洞的深渊，继续在前探路。 又过了1个小时，毛连长终于找到一条由此出击口子上碉堡的道路。他高兴地转身对一个战士命令道：“快去告诉团长，从这里下山。” 此时已是深夜两点整。黄团长带领迂回部队以急促的速度向前冲去。 腊子口前，激烈的枪声震荡着每个人的心。为了防止国民党守军破坏独木桥，并牵制其注意力，掩护黄团长所带领迂回部队的行动，杨成武命令红4团的重火力配合已经冲到桥一侧的红6连突击队员，坚决压制住国民党守军向独木桥桥头的运动。 国民党守军扔过来的手榴弹，一颗颗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30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积在一起。 为了减少伤亡，杨政委对红6连连长说：“不要再猛攻，只进行牵制性战斗，等待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齐给敌人来个总攻击。” 受伤的突击队员被抬下来，救护人员赶紧忙着料理。树林中传出一片嘈杂声，也间杂着埋怨声和发誓声。 炊事员把做好的饭菜送来了。香喷喷的饭菜，可谁也吃不下去。杨政委看着眼前的一切，自己端起碗来，先猛吃了几口，对着6连连长和指导员命令似的说道：“你们两个先带头，吃，不吃怎么能拿下腊子口！” 杨连长和胡指导员勉强吃了一点。 杨成武端起了碗，在沉思着，他心里更是沉甸档的，端着碗，向一边走去。 等待发起总攻的战士们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在离前沿稍远一点的地方靠着石崖一个个坐着。四周黑乎乎的，不见一点光亮，只有河水翻起的浪花偶尔反射出星星的微光。 黑暗中，杨政委听到几个战士在低声议论：“敌人对崖路封锁太严啦。” “6连打得真热闹，可我们在这里看热闹。我看还不如轮换着冲一下，一次攻不上去，次数多了，总会给敌人造成疲劳。” 战士们的话提醒了杨政委，他返回身来，走到杨连长和胡指导员身边，说道：“杨连长，我们换一下打法。我们现在就是整个6连从正面扑上去，也很难达到占领腊子口的目的，倒不如抽出部分同志组成突击组，以小分队的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疲劳和消耗敌人，等待迂回部队成功到达后，我们再伺机进击敌人，争取夺桥。” “对，这是一个好主意。”杨连长说着扔下饭碗，奔向小树林。 一会，前沿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 山上碉堡内，打盹的国民党守军又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头缠绷带的马副团长手持驳壳枪在督战。这时，鲁大昌的王副官赶到了这里，他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弯腰进了碉堡。 “报告副官。我团正在坚守，已打退共军56次冲锋。”王副官翘着大拇指，说：“好，好。你们为党国立了大功，战后我一定向鲁师长和胡司令举荐提拔你。我押送的迫击炮弹已到，你们的坚守看来更不成问题了。另外，胡司令受蒋委员长委托，转授予坚守腊子口的众官兵每人30两黄金。战后在岷州城下发。” “谢谢长官。”碉堡内的国民党官兵情绪陡然高昂。碉堡眼中的机枪又吼叫起来。 激烈的枪声骤然响起。腊子口正面，红军突击队在轮番进攻。 山下小树林中，杨政委带着几个参谋人员正看望部队。在此休息待命的总攻部队，听着前沿6连指战员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哪能入睡。他们一见政委来了，都争着上来要任务和打听前面攻击部队的进展情况。 “政委，让我们5连上吧！” “政委，让我们8连上吧！” “前面情况怎么样？” 杨成武说道：“同志们，不要着急。现在是两点半，3点前，全团全部进入总攻位置。现在抓紧开饭，做好向纵深追击的准备。” 杨成武又向前走去，他遥望着对面的山峰，对李英华说：“参谋长，你带3个战士去专门观察右边悬崖上空，黄团长发出的信号，我们别看不到。” “是！”李参谋长返身跑步离去。 怀表上的指针指向3点，红军指战员们睁大眼睛注视着天空，仍不见一丝信号弹的踪影。只有一颗颗忽明忽暗的星星零乱地悬挂在寒空。 表上的指针在奔跑，3点30分过去了。“咔哒咔哒”的钟表声随着时紧时疏的枪炮声跳动着，催人心弦。 红6连又组织了8名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背着大刀，身挂手榴弹，手持短枪，正伏在山岩下等待出击的命令。 此时枪声停了，一切都静了下来。 山上碉堡内，几个国民党军士兵又打起盹来。王副官挥舞着手枪吆喝道：“不许睡觉。共匪到了就会要你们的脑袋！”马副团长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说：“王副官，我们胜利了。 你听，山下共匪已无力再进攻。“ 那几个士兵又吵嚷着：“让我们睡一会儿吧。打一整夜了，天都快亮了。援兵怎么还没到？” 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跑进来报告：“报告副团长，左边山林中发现共军主力。” 王副官惊恐万状：“啊！什么？不会吧。他们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真的。他们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向这边打来。” 马副团长问：“我们的援兵快到了吧？” 王副官的声音有些变调：“岷县特务团拂晓到达。第12师也可能来援。我们一定要坚守住腊子口。” 一个国民党军连长跑进碉堡来报告：“副团长，我们侧背遭共军袭击，树林里到处都有红军，如不及早退却，天大亮就撤不下去了。副团长，我们刚接到情报，特务团已来不了…” “你动摇军心，该当死罪！”王副官手一扬，“叭”的一声，那位连长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倒在地上。 “王副官，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弟兄？”马副团长的脸色很难看。 “不许动摇军心。谁再敢说一个撤字，我立即打死他。”王副官吹着冒烟的枪口，蛮横地说。 腊子口下，杨政委一边看着突击队勇敢冲杀，一边望着对岸山顶。李参谋长走了过来，说：“黄团长他们一定遇到了困难。” “是啊，天都快亮了，要是天明前，黄团长他们完不成迂回任务，我们和他们不能在腊子口上联合起来给敌人最后的一击，那么，我们整个战斗部署就会暴露，6连突击队就是冲过这一道口子，也难以立即攻击敌人第2道防线。” 第47章 通信员向政委这边跑来：“报告政委，6连的突击队冲到桥根下了！” 口子上的独木桥桥头，指导员胡炳云正带着突击队员向对面进攻。这时，前面山峰上突然一道红光闪现，1颗红色信号弹跃上天空。 “信号弹！红色信号弹！”杨成武喊出声来。 紧接着，山峰上又升起1颗绿色信号弹。 一红一绿那正是红4团规定的总攻信号。鲜红色的抛物线一侧，翠绿色的弧线划过大半个天空，如两道拱门，搭在腊子口山巅。耀眼的光芒透过拂晓的薄雾，照亮了腊子口。 “黄团长的信号！” “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 腊子口下，红军指战员们一片欢腾。 “发信号弹！”杨成武命令通信员。 “嗵！噜噜噜噜”接连3发黄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这信号弹仿佛像3颗金黄色的天星，在拂晓前的茫茫晨雾中闪耀着光辉。与那一红一绿的信号弹在天幕上交相辉映。 “发起总攻！”杨成武命令。 “最后的一击终于盼到了！”参谋长李英华舒了一口气。 山上山下同时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红6连的英雄们爬过了独木桥。 碉堡内，国民党守军王副官和马副团长的督战喊叫声，有时比机枪的吼叫声还大。突然，一个士兵大叫着：“副团长，我的枪！枪…” 碉堡外，只见一名红军战士正抓住滚烫的枪管向下压，向外拖，枪口吐出的串串火舌，从头顶穿空而过。 几个国民党军士兵惊呆了，也连忙过来帮夺枪。那个马副团长拿起1颗手榴弹，拉出弦，慌忙塞了出去。冒着烟的手榴弹从枪眼内推出，滚下腊子河中爆炸了。碉堡外的红军战士仍紧紧抓住枪管不放，桥上几个突击队员正冲杀过来。 碉堡内，国民党士兵抓住枪架拚力抢夺。双方僵持着。枪架扯坏了，一个国民党士兵一屁股摔在地上。碉堡内的机枪已打不响了，碉堡外那个红军战士的双手被烫的冒出了烟，显然烤焦了。但这个无畏的战士仍未松手。 慌张中的王副官拿来1挺轻机枪，但枪眼太小，插不出去。而那挺扯坏了的重机枪又拖不进来。外面的红军战士双手紧扣吊在碉堡下，但因枪身后部大，也推不出去。碉堡中，这边一侧只剩1挺重机枪还在猛烈向山道上爬过的红军战士扫射着。马副团长又拉开1颗手榴弹的弦，稍停了下来，塞出碉堡石孔。 手榴弹在石孔外爆炸，紧握枪管的红军战士随着轰鸣声滚落下腊子河。1挺轻机枪从石孔中伸出来，吐着猛烈的火舌，刚爬近碉堡的红军战士又被弹雨压了下去。几个战士翻身落河。 就在这时，黄团长带领的迂回部队突破几处国民党守军的封锁，已经从后面攻击到口子附近。他们居高临下，看准下面几个没有顶盖的碉堡和国民党军刚设置的迫击炮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 口子上碉堡中的国民党守军经不住来自头顶上的轰击，没有被炸死的只好弃守而逃。碉堡底下的红6连的指战员抡着大刀，端起步枪，冲过独木桥，奋勇追杀。 晨曦中，红4团正面攻击部队登上腊子口。指战员们身背步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向着国民党军群中左砍右杀。 红军控制了独木桥，并抢占了隘口上的两个碉堡。 杨政委对李参谋长命令道：“快，兵分两路，沿腊子口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 李参谋长跑步离去。从腊子口下冲上的红军分为两路，向国民党军纵深扑去。 国民党军残部在王副官带领下，退到了第2道防线阵地，仍在拚命抵抗。王副官歇斯底里喊着：“快，快！沿山放火！” 溃败的国民党军在长长的峡谷里点起了野火，由于沟的两侧荒草遍地，古木参天，火乘风势，烈焰腾空，“噼噼啪啪”的火烧之声遍山响。但这怎能阻挡住红军勇士们的继续追击，指战员们从忽闪卷腾的火舌之间跳过去，不给国民党军残部一点喘息机会。 慌乱中，王副官突然一脚踩空，摔在地上，身上带的一捆金条也掉了出来。马副团长见状，端起冲锋枪，突然朝着王副官就是一梭子。王副官毙命。马副团长捡起金条向山坡下滚去。 腊子口上飘扬起红旗。红4团部队会合了，黄团长和杨政委紧紧地握着手。 黄团长身上的衣服几乎成了布条，杨政委打趣地说：“哟，老黄穿上花衣服喽！” 杨成武寻视了一下四周，问道：“哎，小刘呢？” 毛振华从后面跑上来，眼里含着泪水，急促地说道：“团长，政委。都查了，就是找不到小刘。今天发起冲锋时，就没见到小刘。是不是掉下峡谷的那个战士就是小刘。” 黄团长的眉毛都拧在了一起：“快，继续找！” 杨成武望着脚下滚滚的腊子河，问道：“小刘叫什么名字？” 毛连长回答：“大家都叫他小刘，只知道他是在贵州入伍的，苗族人。参加过我团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作战，所以大家又叫他‘云贵川’。我们整天忙着打仗，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原来我也以为他姓云，名贵川呢。” “再找一找看。”杨成武关切地说。 毛连长向着崖顶跑去，边跑边高声喊道：“云—贵—川！” 黄团长和杨政委对着群山，望着漫卷的红旗，也在高喊：“云—贵—川！” 群山沉默，腊子口无声。 杨成武感慨地说道：“云—贵—川，我们艰难的历程。” 腊子口下，一片激战后的景象。这里的树木差不多每株都体无完肤，断枝落叶，原来青青的绿草地到处是被炸翻的黄土，有的地方已成焦土。谷地上，手榴弹木柄和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红军大队人马从上面踏行而过。指战员们面对眼前的一切，不由肃然起敬，默地向前奔去。 腊子口上，红军大队正在拥挤地通过。道路两边到处是国民党军的死尸和丢下的枪支、弹药、被服等各种军用物资。红1军团宣传队员站在独木桥桥头，正打着竹板鼓动部队。道旁的石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不怕肚子饿，就怕敌人跑。”“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 山顶上，毛连长仍在大声疾呼：“云—贵—川！”这喊声震撼着腊子口，天地之间发出浑厚的回声，伴着腊子河急促的流水回荡着。滚滚河水为在此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们呜咽，为红军由此踏上新的征程送行。 腊子口一战，中央红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峭峰插云一线天，陇蜀千障峡道连。秋风夜雨腊河吼，关险防固敌凶顽。绝壁险岩挡不住，神兵飞下万重山。横扫白云葬深谷，征师高歌进甘陕。 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 红军大队长长的队伍，正从腊子口跨向北方，这股铁流一直向前延伸。 感慨万千的杨成武政委即兴赋诗《突破天险腊子口》一首：腊子天下险，勇士猛攻关。 为开北上路，何惜鲜血染。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六回两万里征途寻圣地哈达铺报纸定方向 红军攻克腊子口后，来不及执行俄界会议所决定的改编陕甘支队的决议，迅速向东北方向70余公里处的岷州挺进。 9月18日，红1军团直属侦察连刚过腊子口不远，在一个村庄准备吃午饭，“哒哒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军团部派来的通信员翻身下马，向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连指导员曹德连敬礼：“报告！左参谋长请你们到军团接受任务。” 梁连长一听说是军团参谋长召见，连忙向通信员问道：“什么任务？能不能先透露点消息。” “不清楚。但肯定是大任务。好像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毛主席交代说曹指导员必须去。”通信员下马后气喘吁吁，又说是大任务，一时弄得侦察连全体指战员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 “毛主席布置的！他亲自把任务交到了我们一个小小的连队？”梁连长似乎感到有点稀奇。 侦察兵们看到军团部的通信员策马而去，都交头接耳地探听：“什么重大任务？前面是不是有敌人重兵，需要我们去捉几个活的回来？” “走！曹指导员，我们两个现在就去，肯定是一个艰巨的战斗。”梁连长把连里的事情向刘云彪副连长说了一下，拔腿就走。 梁兴初和曹德连跑步来到军团指挥部。果然，毛泽东和林彪等军团领导正在一起，有说有笑，围着一张大地图在比划着什么。 “报告参谋长，我们来了。”梁兴初和曹德连先向军团参谋长左权请示任务。 “来得这么快。”左权向一边走了几步，开始布置任务。 “什么任务？”梁兴初迫不急待地问。 “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左参谋长指示道。 “就这些？”梁兴初感到所接受的任务原来还是些例行的常规侦察任务，并不是什么特殊重大任务，有些出乎意料。 “毛主席还要给你们亲自布置任务。” 第48章 左权说，随即问林彪、聂荣臻：“你们还有什么指示？” 聂荣臻政委正在看地图，他转过身来，说道：“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回族居多，因此我们不能在这里搞打土豪斗争。你们是先遣部队，要很好地带头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好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 林彪正想说些什么，毛泽东走了过来，他把右手食指向空中扬了扬，幽默地说道：“我只补充一点，就这么一点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哟！注意，最好能把近期的报纸找一些来。”他十分强调地连续说了几遍“近期的报纸”。 “保证完成任务！”梁兴初和曹德连回答，他们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的“重大任务”原来是要精神食粮，要近期的报纸。 梁兴初和曹德连接受任务后，回到连队立即召开骨干会，传达任务，研究分工。最后决定，由连长梁兴初负责筹集粮食等物资；指导员曹德连负责收集国民党的各种报纸、杂志和宣传红军政策；副连长刘云彪负责侦察和警戒。在研究完成任务的方法时，大家一致同意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哈达铺，以便能顺利搞到报纸，执行好这一任务。 午饭后，侦察兵都换上了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通往哈达铺的大道上。侦察连出发地距哈达铺有15公里，他们下午4时多出发，天刚黑时就顺利到达哈达铺镇边。 城门口，几个把门的乡丁点头哈腰：“欢迎，欢迎。欢迎国军光临。” 梁兴初带着中校军衔，曹德连带着少校军衔，率领侦察连耀武扬威地进入哈达铺。 哈达铺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镇长和保安队长等人听说后，都赶紧出来迎接，他们果真把红军侦察兵当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军，连忙张罗吃饭和住宿。 国民党军驻岷州鲁大昌师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甘肃省城兰州回甘南探亲，路过哈达铺，带着几个马驮子，也赶来看热闹。 @奇@在镇公所，梁兴初刚一坐下，也就假戏真做，对镇长等人吩咐道：“我只是打前站的，我们的长官和大部队还在后面。 @书@你们赶快派人去筹备粮草等物资。“ @网@“请问大军有多少人马？我们好去准备。”镇长在灯光下伸长脖子问，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明天有1个军，有1万多人吧，你们要准备1天的吃的，另外再准备点粮食用于携带，这些都是急着用的，一定要保证数量，准时完成。”梁兴初翘着二郎腿布置军粮筹备。 “保证完成，保证完成。”镇长掐着指头算计，大概需要10多万斤粮食。这个数目对哈达铺这个小镇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但镇长还是硬着头皮应了下来。 刘云彪布置好警戒就讯问保安大队长有关军情。 在梁连长布置筹粮任务同时，指导员曹德连带1个排赶到了邮局，开始为毛泽东寻找“精神食粮”。 哈达铺是岷县南部繁华的一个集镇，虽然只有一条小街，但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最出名的是这里所产的中药材当归，以“岷当”之名享誉全国，畅销邻近各省，甚至连天津口岸的客商也来到这里，长年经营药材。作为“岷当”主产地和集散地的哈达铺，因此客商云集，人口也比较密集。尤其是各地客商的到来，为这座小镇带来了外地的文明和新闻，镇上还特设了邮政代办。这在当时交通闭塞的甘肃农村来说，邮局并不是多见的。 邮局有一个单独的大院，但邮所仅仅有1间房子，不多的邮件放在两个木箱子中。侦察兵们一进入邮局，便把有字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抱到了曹指导员的面前。 “家信一律挑出，这个对我们没有用处。主席不要这样的食粮，他要的是报纸和杂志。”曹指导员在灯光下边翻拣邮件，边把没有用的东西让战士们又抱了回去。 邮差在一边解释：“老总手下留情，这些都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向外发的信。昨天到的信和报纸都送给他们了。” “你们这里还有报纸吗？” “有几张过去的报纸。”邮差说着，到柜台底下摸出一卷纸来。 曹指导员翻看着那几张发黄的报纸，他一看出版日期和内容，就感到很不满意。春耕的消息在这时无疑是迟到了两个季节。 侦察兵们不满意地走出邮局。曹指导员仍把那几张过时和文不对题的报纸带了出来，塞进背囊中。 “走，到那边去看看。”曹指导员说，他惦记着邮差所说新到的报纸在旅馆客商的手中。从蛛丝马迹发现线索，顺藤摸瓜，总能找出点名堂，这是侦察兵的基本功和经验。 旅馆就在邮局的旁边，外地来的商人和过路的客人大多住宿在这里，大多数客人吃晚饭后蹲在房间内正在油灯下或搓麻将，或打纸牌赌博；也有的把娼妓带进旅馆，淫笑声从门缝中钻出，引得隔壁房间中喝酒的汉子们一边猜拳行酒令，一边夹杂进一些污言秽语。 侦察兵们荷枪实弹跨进了嘈嘈嚷嚷的旅馆。 “检查，统统打开门，我们要检查。”侦察兵们敲开了一间间房门。 “咚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把旅馆中所有的人都惊了起来。 “弟兄们，是自己人。我带的这些东西绝对没有半点赤匪和违禁的东西。这是我的证件。”那个半个小时前在城门口看热闹的国民党军官也住宿在这里，他打开房门，自我介绍说是鲁大昌部的少校副官。他带有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都拴在院子里，几个马驮子则放在房间里。 “打开！我们要例行检查。”曹指导员命令说。 “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我回家带给家眷的一些衣物和布匹。”这个少校副官见曹德连与自己的军衔一样，又坐回到床沿上。他的身后被窝中，两个长发女人紧紧把一床被子抓在身上，浑身都在打哆嗦。 “把马驮子打开！我们要检查。”曹德连向身后的战士们说道，枪口指向了那个少校副官。 几个马驮子打开了，除了那个少校副官所说的衣物和布匹绸缎外，还有许多此地鲜见的玻璃杯子、酒具等玻璃制品裹在布匹中，许多印刷精美的美人图和年画也装了两个驮子，外面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这些东西在这里肯定能卖大价钱。原来这个少校副官在借回家之机也捎带着做点生意。 曹指导员把包东西和裹年画的报纸统统收集到了一起，连少校副官床头上正在看的报纸和书籍也一并交给一个侦察兵，其它的东西又装回到驮子中。 “好了，你的检查通过了。这些废报纸我们要带回去检查一下，明天上午你可到镇公所来取。”曹指导员说。“那些破报纸我不要了。可那本《孙子兵法》你们要还我，我是借的别人的。” “别罗嗦了，什么老子、孙子的。老子才不看你孙子的兵法。”一个侦察兵不懂得《孙子兵法》是本什么样的书，信口开河说道。 曹指导员顺水推舟对那位少校副官说道：“那好吧，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等一会我们检查完后，你就把这些书带回来。” 少校副官对这伙“国军”没有动驮子里的贵重东西而对几张破报纸感兴趣，觉得非常不可理解。他把两个牵骆驼的随从喊过来看守驮子，照看那两个女人，然后不加怀疑地跟着曹指导员进了镇公所。 侦察兵们从其它房间客商那里也搜集到了几张报纸。 曹指导员带领侦察兵们有获而归。他们从旅馆中查获的这七八张报纸有3张是近期报纸，有天津《大公报》，还有《山西日报》等，这些报纸多是8月初印行的，已经过去1个半月了，报纸上面所登载的新闻在内地早已成了旧闻。但在这偏僻的甘南小镇来说，报纸上所报道的消息都还是最新新闻。 几个识字的侦察兵和曹指导员翻拣抚平着报纸。 一条登载着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军连克两当、秦安、德隆等县城的消息首先映入大家的眼帘。 “看呢，这里，还有陕北‘刘志丹匪区略图’，说是6座县城失陷。”侦察兵们真是高兴地一个个蹦了起来。这条消息报道的是陕甘红军在7月下旬打破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共歼国民党正规军4个营又4个连2＃00余人，民团、地主武骑3000余人，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使陕甘与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连长，快来看呀！陕甘有刘志丹红军，还打了大胜仗！” 曹指导员招呼刚布置完筹集粮食任务回来的梁兴初。 中央红军长征走了1万多公里，还从没有看到过苏区，大家一听说陕甘宁有那么大的地方，那个高兴劲头就别提有多么兴奋了。 “哪里？快给我看看！”梁兴初迫不急待地接过报纸。 “消息登在这里。看这标题赫然是‘赤匪军’。我就爱看这‘赤匪军’3个字。翻过来看，快翻过来看，还有他们说的‘匪区略图’，这么大的一块地方，比我们原来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还大，这图应该称作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才对。”一个侦察兵喋喋不休地说，若在平时，梁连长早就瞪眼睛了，可在这时即使多余重复的话，听来都是激动人心的佳音。 第49章 曹指导员在这条消息上画了重重的红杠杠，以引人醒目。 为了能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早点看到这一好消息和供军团首长及时了解敌情，梁连长和曹指导员商量决定，将收集到的报纸和鲁部少校副官，乘夜秘密送走。 是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越岷山，这座千里大雪山在当地又称为大刺山。这天晚上，毛泽东到达岷山脚下的鹿原里，就部队的行动部署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等人，要求“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 并电告彭德怀：哈达铺已被红1军团前卫部队占领。 9月19日拂晓，从哈达铺返回的红1军团侦察兵将俘虏和报纸首先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身边。那个少校副官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已经成了红军的俘虏。 报纸送到林彪的手中，他眼睛直盯着报纸上的红杠杠，愣了。 “哈哈，我的妈呀，革命成功了！”平时很少有笑声的林彪这时开怀大笑。 “阎锡山部不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聂荣臻手持一张《山西日报》，一边读着，一边把通信员喊来，高兴地说：“快，快把这张报纸送给毛主席。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俘虏和报纸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面前。 “把这个少校副官还给林彪处理。一定要优待和宽大，他为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精神食粮，立了大功。”毛泽东对这个活人不感兴趣，而是对那些报纸视若珍宝。他在看了侦察兵带回来的报纸后，高兴至极，大喊道：“大家快来看啊，陕北有‘匪军’呢！” “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个师，…枪有万余。” “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7、8月份的天津《大公报》上，连续几天登载“陕乱”，称：“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这些消息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等于从反面全方位地得知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徐海东红军的消息。 “国民党报纸上的匪军？徐海东、刘志丹两部红军！这消息振奋人心呀！”林彪高兴地手舞足蹈，他在这时顾不得审讯俘虏，也来到毛泽东身边共享福音。 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聂荣臻等人议论开了，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 “我们的侦察兵这次出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哈哈！”毛泽东笑声朗朗，并说道：“好，就这样，从哈达铺起，梁兴初的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每到一个城镇，他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完成我所部署的特殊任务：给中央找点精神粮食来！” “一定完成任务。”梁兴初和曹德连见毛泽东这么高兴，也在一边乐的抿着嘴直笑。 红1军团侦察连即从哈达铺到陕北根据地期间，多次把搜索到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送到毛泽东的手中，对毛泽东初到陕北指挥作战和确定战略方针起了重大作用。 万物世界总是互相联系的。云游哈达铺的客商们那曾想到，“岷当”带给他们了巨大的财富；而“岷当”带给中国革命的更是一条万金难求的信息。就在这甘南小镇，一种中药材给小镇带来了繁华和昌盛，而携带这中药材外走的客商给大山带来的不仅是金钱，他们还带来了现代文明，仅如刊登着各地新闻的报纸。而就是这从出版发行到邮寄到哈达铺时已过去1个半月的“旧闻”报纸，带给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央红军的却是张张“捷报”。 当地人有《岷归谣》恰合其事：看，靠靠靠靠靠啊看，献百条哈达铺上见；给，给啊给，有千亩圣地待主回；走，鬃鬃鬃鬃鬃啊走，盼万里云仙到村口；乐，览览览览览啊乐，喜岷山当归逢佳客。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率领红军大队开进哈达铺。 走出茫茫草地、皑皑雪山的红军指战员们，一进入甘南地区，猛然间听到狗叫鸡鸣，看到庄稼村舍和路上跑着的驮货物的小毛驴，无不热泪盈眶。哈达铺的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和回族，所讲的汉话虽然不太好懂，但这对3个多月来在藏区受到语言障碍的红军来说，现在听到汉语，那真是如同回到家乡一样亲切。 哈达铺的货物比较丰富，引起了指战员们的“抢购”之风，不管买到什么东西都如获至宝。有人买了许多各种颜色的布，问他做什么，他却只是乐呵呵的笑，那神情是在说能买到东西就够高兴了，还管它有什么用，做什么？结果这些花布在这位红军战士欣赏了半天后，献给全连做了擦枪布；司号员的军号上飘起了一束几乎拖着地的红绸子。吸烟的人更是高兴得合不上嘴，“单刀”、“双刀”、“白飞机”、“哈德门” 等品种的香烟装满了衣袋，互相递来递去地品尝。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友善态度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爱戴，群众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作客。 哈达铺的妇女对红军中的女兵很感新奇：“队伍中怎么会有女的？她们很可能是假女人吧！” 有些大胆的妇女主动与那些剪短发、穿军装、皮带上挎着手枪的女红军搭话，前后仔细端详审查，然后把她们请到家中：“你们真是女的？” “那还有假！” 女红军冷不防被这些家庭主妇们从前面向胸脯上摸了一把。 “是真的！嘻嘻＃＃＃＃” “咯咯，靠靠靠靠靠咯！”大家都大笑起来。 毛泽东进驻哈达铺后，与张闻天一起住在镇中的“义和昌”药店后院一座僻静的平房里。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数日，恢复体力，补充军需。 当毛泽东听说红四方面军在红大学习的人多数都被李特裹胁回去，却有一位团政委跟了来后，亲自找到了窦尚初政委。 “你为什么不回去？”毛泽东问窦政委。 “红一方面军也是党的领导，也是革命。”窦政委回答。 “好，好，回答得好。看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并不是一统天下嘛，红四方面军中的绝大多数干部是会觉悟的，只不过他们觉悟的不如你这个团政委早。”毛泽东对窦政委的行动表示赞赏和鼓励。 接连几天，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传看着那些报纸。这些意存敌意而又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报道，在此时却成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谈论的最开心的话题。 长征从此不再是不知目的地的大退却，红军终于把长征转换为胜利。 9月22日，毛泽东召集红1、3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中开会。笑容满面的毛泽东今天看来有很多话要讲，他的情绪也很快感染了与会的全体红军将士。 “同志们呐！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吴焕先、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全场欢呼雷动，经久不息。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到陕甘根据地去！” 口号声震天，响彻哈达铺。 毛泽东继续讲话，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事实会证明一切。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的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些，不显眼，不张扬，空隙中容易过日子。大家用不着悲观，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在俄界时我们拟定改编陕甘支队，现在我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改编，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 台下又是一片举枪如林的欢呼声。 新编成的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任第1纵队政委，下属第1、2、4、5、13大队，也即是5个团。第2纵队司令员由彭雪枫担任，政委由李富春担任。第3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 “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我们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几百里了。”毛泽东动员说：“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到达陕北根据地＃”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公开使用了“长征”一词，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几天前的俄界会议所颁发的中央文件，因为是机密文件，其中虽然首次提出“长征”一词，但并没有向下传达。因此，自从毛泽东这次讲话后，“长征”这一新名词从1935年9月中下旬开始，由中央红军还未完成的长征路上传向全中国，传遍全世界。从战略大转移开始就坚持记笔记的红军指挥员萧锋，在以前的日记中从来没使用过“长征”这个词，但在听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后，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即使用了这一新的名词。从此后，“长征”一词便被广泛使用和宣传，出现在常用语言和词典中。 第50章 在红军离开哈达铺的这天早晨，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学员队，科长周士第把30多名中高级干部集合起来，请毛泽东讲话。 “好，好，集合。我说两句。”毛泽东今天的精神很好，他讲道：“草地从此结束，我们的脚已跨入甘南，快要迈进陕北的地界了，但今后仍会遇到许多困难。来，听我的口令，前排的同志，——向后——转！你们自己都互相看看。” 大家互相望了望，都感到好笑，不知毛泽东是何用意。 “同志们，你们说人死了还能活吗？”毛泽东突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不能活了。” “你们看一看，我们的人比过草地前是多了还是少了？”毛泽东继续问。 “现在只剩几千人，当然是少了。” “你们再看看，大家是瘦了还是胖了？”毛泽东接着又问。 “爬雪山过草地，条件那么艰苦，吃的都没有，当然是都跑瘦了，饿瘪了。” “你们的回答都是对的。人死了是不能再活的，那我们活着的人，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人少了，今后肯定会多起来；我们都瘦了，今后肯定会胖起来。好了，我的讲话完了。出发！” 队伍上了路，大家的思路也在向前蔓延着，反复回味着毛泽东这意味深长的讲话——人会胖起来，人肯定也会多起来。 哈达铺一过，红军前锋侦察警戒部队一直前伸到甘南重镇岷州。 岷州之北的大河滩，毛泽东吃着这里回民烙的大烧饼赞不绝口：“呵，脸盆这么大，真香！蒋介石可没有这个口福哟。” 在大烧饼飘香的袅袅炊烟中，红军踏上了陇东高原，准备翻越六盘山。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七回蒋介石怒炸界石铺毛泽东赋诗六盘山 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于9月23日到达岷县闾井，向第1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了查清从礼州附近祁山堡、马坞之间通往会宁、静宁沿途情况及左、右两翼敌情的任务，要求当晚12时前报告侦察情况。从此，毛泽东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毛泽东的体力从出腊子口后逐渐恢复，脸上有了红润的光泽。红军陕甘支队从武山县城一侧而过，然后渡渭河，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根据在哈达铺了解到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巩固和扩大苏区。 时蒋介石在得知红军一部北出岷山后，急调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 毛泽东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号召全支队一定要突破长征路上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跨过六盘山，与陕北的红军实现会合。 9月底，红军陕甘支队第4大队占领了陇西。紧接着第1大队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座时有1万余人口的中等城镇，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300多人。红军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然后向陕甘边界进击。 红军陕甘支队势如破竹的向北挺进，使在成都指挥“剿匪”作战的蒋介石大吃一惊，直到有情报报告说毛泽东就在北上的红军队伍中，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猜想这挡不住的小股赤匪中就一定会有毛泽东，换个人是没有这个能耐冲破我的重兵之围的。” 10月初，蒋介石决定转移“剿匪”大本营到西北，他的对手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既然毛泽东由西南走向了西北，他也要追上去，趁毛泽东所率领红军立足未稳，与陕北红军还没有会合之机，各个“围剿”击破。蒋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设司令部于西安。7日，蒋介石暂时放下“围剿”川西北张国焘所率领的8万红军不打，自成都飞抵西安，具体部署“围剿”毛泽东仅有的数千红军。 蒋介石在西安屁股还没有坐热，远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2、红6军团又频频传出战报，国民党军在“围剿”中接连受挫。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从宜昌把消息报到西安，蒋介石真是忙得手忙脚乱，他一时是不能放下西北的毛泽东而又去宜昌，但又不能丢下湘鄂川黔边区的红2、红6军团不管。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红军，想了一个应急之策，宣布在宜昌设行辕，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介石的职权。蒋介石决心近日蹲在西安，非要看到擒获毛泽东不可。 创建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2、红6军团，已于年初打破了国民党军11个师又6个旅10万余人的大规模“围剿”。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2、红6军团的反“围剿”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规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等为委员，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红2、红6军团在为时半年多的反“围剿”作战中，依托根据地，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两个师又1个旅，击毙国民党军第85师师长谢彬，活捉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缴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100多挺、火炮20多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第1次“围剿”。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出腊子口北上时，国民党军又集中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第2次“围剿”。 湘鄂川黔边区的“剿匪”报告到了西安，蒋介石才稳定住情绪，有所放心，专心致志对付已经北进到六盘山附近的毛泽东。 “毛泽东现在到了哪里？”蒋介石问。 “据侦察，在界石铺。”张学良回答。 蒋介石闻言，心中直犯嘀咕，又问道：“哪两个字？” “界限的界，石头…”张学良突然觉得这地名一说出口有些别扭，怎么这地名和蒋委员长同名，又连忙解释说：“这个地方属甘肃省静宁县，大概是静宁与会宁的分界地点，所以才这么称呼。” “分界地点？怎么…”蒋介石皱着眉头，他肯定听了这个地名后觉得很不舒服。 “蒋介石”这个名字，据说来历很多，其中有种说法，说他是封建帝制的“界石”。从蒋介石之后，中国最高统治者不再称皇帝。蒋介石立志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树起一块标志性“界碑石”，取消皇权制就以他为界碑，统一的中国不再出皇帝。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果然如其名。统一中国称帝制的袁世凯有83天的皇帝梦，不管时间长短，这个袁大头总是当了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称帝的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创始人，但他没有统一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他的最后遗言。清室后裔溥仪在伪满洲国称过皇帝，但他那个皇帝如同乡村土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称皇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国际上都代表不了中国。只有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果然成了统一的中国的元首，尽管时间不长，但他毕竟成为一块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界石。 所以说，当蒋介石听到毛泽东占领了界石铺后，心中自然感到别别扭扭的。 “把毛泽东撵出那个地方再打，不要让他的血玷污了那块地方。”蒋介石对毛泽东竟然踏脚在与他名字谐音的地方感到愤慨和不能容忍。 此时，在界石铺的毛泽东也察觉到了这个地名怎么会与“蒋委员长”同名，他笑着在街石上连跺三脚，说：“我们踏上了蒋介石的脊梁骨，再用劲一踹，他就要趴下了。” 彭德怀等人都笑了，也在街石上跺跺脚，跨步而过。 10月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界石铺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布置各纵队近日工作。隔日，红军各纵队从界石铺出发，兵分两路向20多公里外六盘山西侧的兴隆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一带前进。 六盘山区是回族民众聚集的地区。回族人民有着自己的独特风俗习惯，信奉伊斯兰教，喜欢清洁，禁食猪肉。红军在到达这一地区之前，及时制定和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了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全体将士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对身边的警卫员讲解有关民族政策。 “我们已经进入回民聚集区，吃饭办事都要注意影响！”毛泽东说：“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就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人家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去了以后，买羊肉、牛肉可以，对于猪肉么，提都不要提。我们宿营后，也不能去借老百姓的锅，宁肯不吃饭，也不要违犯政策。我们一定要处理好与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第51章 “哎呀！主席，我这里的猪肉怎么办？”警卫员陈昌奉急忙向毛泽东请示。原来他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猪肉，便在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为了便于携带就炸制成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 “你这里有猪肉！你藏在了哪里？”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 “在这，在布袋里。” “赶快处理掉！我们现在就行进在回民区了。你们几个怎么搞的，中革军委的《回民地区守则》你们没有看，真是瞎胡闹。这样会出大事的！”毛泽东的话很严厉。 陈昌奉感到委屈，但他清楚毛泽东所说话的重要性，撅着嘴说：“主席现在就吃了吧，我们又不能扔掉。” “同志哟！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我们不能吃！红军在回民区不能吃猪肉，这是规矩，我们要严格遵守。” “那怎么办？” “送给当地的汉族群众吧。”毛泽东说。他又耐心地做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幽默地讲道：“我是很喜欢吃红烧猪肉，可在这里就不能不克服。我们心要诚，背着人家吃猪肉能说是心诚吗？吃了猪肉，满嘴流油，一张口说话，人家就会闻到味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宿营在兴隆镇以南3公里的单家集，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1个多月前，红25军北上路过这里，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召集当地阿訇和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军领导人还带领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军乐队欢快的奏鸣曲中，抬着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8个大字的锦匾，到兴隆镇清真寺进行慰问，并送上了6个大元宝和6只大肥羊。第二天，阿訇也带领回族群众，拿着礼品，进行回拜。红军宿营后，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干农活，模范地执行民族政策。这一切活动，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后，回族群众像欢迎老朋友一样热情，纷纷走出家门，在街道两旁摆上桌子，在桌子上放满水果和食品，招待中央红军。这一切在刚开始时都使红军指战员们感到十分意外。 几位头戴白色帽子，留着白胡子的老者走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面前，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地献茶水。 毛泽东等人的眼眶湿润了，感激万分，急忙行鞠躬礼，有些不解地问道：“老人家，你们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 “没有。前几天吴政委的红军从这哒哒通过，我们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几位老者明白了毛泽东的问话，说出了红25军从这里经过时军民团结的感人场面。 毛泽东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感慨万千，对身后的红军将士们说道：“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 在几位老者的引路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首先到单南村清真大寺拜访阿訇。清真大寺门前，一位白胡须老人在恭迎着，他就是这清真大寺的阿訇。 “老人家，你贵姓呀？”毛泽东热情地大步走上前去，问道。 “鄙人姓查，欢迎红军大驾光临。” 阿訇把毛泽东等人礼让进清真寺，当得知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时，心情非常激动，连呼：“色俩目！色俩目！”这是穆斯林相见时问好的阿拉伯话语，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敬意。 毛泽东等人在阿訇的带路下，绕寺一周参观。寺院很宽敞，进大门楼后是大殿和厢房。阿訇介绍说，这座清真寺是当地有名的古建筑之一，砖木结构，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在光绪年间又曾扩建。整座建筑既有穆斯林建筑艺术特征，又有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 “这寺院中怎么没有神像？”博古见大殿内只铺了一些拜垫和拜毡，而没有神像，不解地问。 “伊斯兰教徒只信仰真主，不崇拜偶像。真主就在我们心中，因此寺内没有供奉神像。”阿訇解释道。 “真主就在心中，好＃＃！”毛泽东瞧着阿訇颌下飘动的白胡子，若有所思地说。他边走边看，观察最细致的地方还是那些有文字的地方，并请人解释文字之意：“这单南清真大寺为什么又叫陕义堂清真寺呢？” “因为这里的回民大多是从陕西迁移来的。” “要保护好这里的回文经典，保护好寺庙。”毛泽东向阿訇讲了中共和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主张民族平等。 “大军英明，必得天下。真主会保佑你们的。”阿訇听了毛泽东的话，非常高兴，立即吩咐当地回民给红军腾房子，提供军粮，并盛情邀请毛泽东等人在寺内用餐。 “不打扰了，谢谢你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招呼着，行礼告辞，与其他人一同走出清真寺。 这天晚上，毛泽东住宿在清真寺北侧一位姓海的回民院子中。次日拂晓，即离开这里，率部朝东北固原方向继续进军，准备翻越六盘山。 六盘山西麓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时在西安的蒋介石的极度不安，尤其是当他听说毛泽东竟然在与他谐音重名的“界石铺”驻兵时，真是火冒三丈，在派出重兵出动“围剿”后，又命令飞机从空中先进行轰炸。国民党空军立即行动，时红军已经离开界石铺向北进军。国民党空军的炸弹就从界石铺炸起，紧追毛泽东而来。 就在毛泽东离开单家集5个小时后，国民党空军轰炸机飞临单家集上空投弹，毛泽东住过的房屋和清真寺附近泥土飞扬。清真寺北厢房掉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半个多世纪后的墙壁上还清楚地可见有20多处弹痕。 稳坐大殿中安然不动的阿訇口中念念有词：“天下没有神，可这毛泽东真是神人！” 行进在途中的毛泽东见头顶上数架国民党军轰炸机飞过，也猜测到了它们的为所欲为，惦念起了刚刚离开的单家集：“愿真主保佑他们！” “主席也相信真主？”警卫员听到毛泽东口中念叨，好奇地问。 “相信，我所信仰的真主，也像那清真寺中的老人，长着长胡子，而且是个大胡子。”毛泽东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颌，作了个捋长胡子状，又笑着点破话题：“此人也是你们的真主，红军的真主，他是大胡子马克思！” “马克思！呵，那胡子可是大得没人比的了。”“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真主的面，但真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说着，迈步向前走去。 为了不惊动驻扎在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红军向东北绕过隆德县境。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河湾等地，于10月6日晚到达固原县张易堡一带宿营，在这里同样受到了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10月7日清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山——六盘山。 六盘山原名鹿盘山，峰高傲视西北高原，山长雄跨甘肃、宁夏，位居于今宁夏南部隆德与固原两县交界处。陡峭的耸岩危峰，愈显山势挺拔雄伟，真不负“关中项背、河陇咽喉”之称。古诗即有云：“峰高太华三千丈，雄踞秦关两百重”。依山体凿建的穿山公路盘旋蜿蜒而上，弯弯曲曲缠绕在山间，上下数来共有6盘，此山由此而改名“六盘山”，当地人却渐渐把它的本名“鹿盘山”给忘记了。 当中央红军北进到六盘山下时，国民党第37军第24师李英部也紧追到这里；据守在山东麓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蒋介石发出命令：“就此有利时机，全歼毛泽东红军于六盘山区。” 大批的国民党军从附近蜂拥而来。 毛泽东推测到蒋介石的企图。在离开张易堡后，径直向东，迎着太阳，飞奔六盘山而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不走公路，而是走小路沿小水沟上山，从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北侧过山，直插海拔2900多米的顶峰。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并不省劲哟。走，上！”毛泽东走在最前面，向山顶爬去。 山路越来越陡峭，青灰色的石头突兀于羊肠小道旁。毛泽东抓着茅草奋力向上攀登，边喘着粗气还边讲：“你们看，这座山是南北竖着的。我们从江西出发以来走过的其它山多是西北、东南走向横着。” 警卫员们扳着手指头说起了长征途中经过的大岭大山：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苗岭，大娄山，乌蒙山，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岷山…… 毛泽东也在扳着手指头，计算着什么。 警卫员们从计算走过的山，又扳着手指头算起了跨过的大江大河：漳水，湘江，乌江，赤水，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黑河，白龙江，渭河…… “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自言自语。 “前面还有山岭和江河呢！” “不远了，我们就快要到新家了。”毛泽东说道：“这座六盘山可不简单呢！它雄踞大西北，是兰州和西安的门户。这里离祁连山不远，是兵家要地，古代在这里打过很多仗。” 攀上主峰，毛泽东停下脚步，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招呼着警卫员等人：“休息一会儿吧，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仲秋时节的六盘山，金风送爽，天宇澄澈。 第52章 如海的碧空中，只有几抹纤云点缀，愈显天高迢迢无极。奋力攀登的红军队伍蜿蜒于山道上，猎猎秋风中，火红的战旗呼啦啦招展。 “嗬！好一幅大军远征画图——秋高飞大雁，峰高卷红旗。”毛泽东站立起来，饱览六盘风光，挥手指点这万里江山。 向北极目处，长城隐隐约约可见，盘绕在万重山间。 诗兴勃发的毛泽东，在这戎马倥偬中，展望前景，抒怀高歌，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就在这极目远眺中哼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好诗，好诗！”彭德怀高兴地赞美道：“北上抗日缚苍龙，很有气派！” “苍龙在这里不是指的日本人，是蒋介石。我们当前的主要精力对付的是蒋介石，还不是日本人。”毛泽东坦诚地说。 两个月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用铅笔信手记下了这首在六盘山高峰上吟哦成诵的诗词。26年后的金秋，毛泽东在燕山长城脚下的北京中南海，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领导人的请求，欣然挥笔，将这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词书赠宁夏人民。 翻过六盘山峰巅后，毛泽东在下山的山腰一间小茅屋里，致电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命令：“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35师部。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前进。” 红军陕甘支队步步北移，渐由山岭进入丘陵平地，自然环境也就越来越好一些。但是，严重的作战问题也接踵而来，情况正如张国焘原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军的骑兵特别是马家军成了刚到陇东高原的红军的劲敌，红军部队数次与国民党军骑兵遭遇。 骑兵，在30年代的作战中，是快速部队。骑兵打仗依靠的是速度，如一阵狂风骤然而至，刀光闪闪，声势夺人，飘忽而去，不见踪迹。因此，红军在刚开始时有所受挫，对付国民党军正规骑兵的如此大兵团式作战，要比对付在草地上所遇到的藏族地方零星骑兵的袭击难得多。 “快把《打骑兵歌》再唱起来。”毛泽东及时发出号召。 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打骑兵的热潮。这一期间，不同词曲的《打骑兵歌》在红军部队中广泛传唱开来：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蒋匪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又百胜。 敌人骑兵不可怕，沉着勇敢来打他；目标越大越好打，排子枪一齐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 林彪当时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反复琢磨对付国民党正规骑兵的战术。彭德怀总结在草地上与藏族武装作战的经验教训，集思广益，提出了几条打骑兵的办法：第一条是坚定沉着冷静；第二条是用密集火力对付骑兵，着重打马，马的目标大，骑兵没有马就完了；第三是射击姿势要正确，不同情况下可采取立射、跪射、坐射、卧射；第四是打退骑兵后不能徒步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只能用火力追击。有的《打骑兵歌》即根据彭德怀的总结编成歌词，通俗易懂地就如战术教员在课堂上讲解示范动作。歌词唱道：指挥员和战斗员，努力学习打骑兵。 四个基本原则呀，一个乙乙要记清：第一沉着又冷静，勇敢果断又坚定，集中火力一起放，坚决打它不留情。 第二姿势要分明，立射跪射打远骑，坐射卧射打近兵。 …… 瞄准敌人快快打，一个乙乙消灭净。 这些《打骑兵歌》鼓舞斗志，寓教于歌词中，在应急作战中很管用，所以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这时，国民党军有骑兵，而中央红军还没有骑兵部队，也没有与国民党军骑兵部队作过战。当时，别说骑兵部队，就是马，不少南方战士也是在川西北才接触的；至于什么样子的是骡子，什么样子的是马，那还是到了陕北之后才分清楚的。 还在草地时，红军最早受到骑兵的威胁来自藏族地方零星武装的袭击。红军由于在过去没有与骑兵对过阵，以往的作战中多是与两条腿的敌人较量，如今遇到“6条腿”的敌人，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红6团第2、第3营，在草地上与敌骑兵部队相遇。因为没有同敌骑兵作战的经验，第2营很快就被敌骑兵打退下来。第3营时有180多人，被敌骑兵杀得只剩下30多人。因此，对付这些来势迅猛的骑兵在刚开始时吃了不少亏，如何打骑兵的问题提到了战术训练日程。 中革军委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加强作战能力，特别发出《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指出：“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草原的地域时，我们的部队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惯于在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容易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到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各部队应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指示并详细讲解了在各种情况下对敌骑兵作战的方法、要求等军事战术问题。 为了打骑兵，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想了许多办法。朱德曾亲自过问此事；刘伯承写了打骑兵的教材。为了配合部队打骑兵战术训练，红军总政治部指示陆定一、黄镇在毛儿盖编写了《打骑兵歌》，迅速在战士们中间传唱开来。 当时红军指战员们不曾想到，草地上的打骑兵，竟成了此后马上面临的与国民党军正规骑兵和马家军作战的演习，这种演习真是收获大大的。否则，如果南来的红军一出草地就遇上国民党军骑兵大兵团式的正规作战，没有战术准备和思想准备的红军，吃的亏可就要大了。 苍天有意，在草地上为红军安排了一个只有乘马持刀而少火力的骑兵对手，陪着红军搞了一段“热身赛”。等出了草地，再与乘马持双枪的正规骑兵交战时，红军已经有了打骑兵的相当经验|qi|shu|wang|，仅就不惧战和有思想准备，即在战术上首先胜了一筹。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八回陇东初建红色骑兵三百将士猝死谜案 红军过六盘山后，首先与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的骑兵交战。这时，何柱国部在六盘山东麓驻有一个骑兵军。第一战即在六盘山下的青石咀打响。 10月7日中午时分，红军先头部队进到离固原不远的地方，发现由泾源到固原的公路上，有卸了马鞍、架起机枪正在休息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这伙国民党军如此大胆妄为，毫无战斗准备，肯定是他们没有想到红军会那么迅速到达固原地区。 侦察得知，山下青石咀的骑兵是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7师第13团的两个连，正在村中休息。林彪、聂荣臻、左权接到报告后，赶上前来，举起望远镜从山上把村庄里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果然见这两个连的骑兵把马鞍子卸在地上，只留下少数人看守，绝大多数人到村庄里吃饭休息，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 前卫部队派人来报告毛泽东：“主席，前面有情况！我们打吧？” “打什么呀？慢慢说，有什么重要情况。” “在青石咀附近发现有敌人的骑兵，人数看样子不少。他们正在吃饭，好像没有什么戒备。” “走，我们去看看。调查清楚后再打，骑兵是不好打的，捅了不该捅的马蜂窝，我们就会吃大亏。”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立刻来到山头上，林彪、聂荣臻等人正隐蔽在一块大岩石下，透过石缝向山下观察。他们见毛泽东来了，即简要汇报情况。毛泽东接过林彪递过来的望远镜，向村庄里张望。 望远镜中，几百匹战马聚成一片，都拴在村头树干上，它们的主人正聚集在两百多米外的地方吃饭。 毛泽东望了望，笑道：“呵！他们还真够大方的，把马鞍子先卸下来准备送给我们。大约有多少人？” “从人马数量和行动上看，有两个连。”林彪的回答很干脆。 “好，那我们在兵力上就有绝对优势了。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积累些打骑兵的经验，教育部队，鼓舞士气。现在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召集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个打法。唱起《打骑兵歌》，准备打！”毛泽东说，他的话总是充满诗情画意。 几个通信员立刻分头去通知各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到这里开会。 毛泽东把望远镜还给林彪，说道：“我们过隆德县城时，采取的是不惊动敌人的方法，那叫‘你守你的城，我走我的路’。现在我看可以打，派两个大队冲下去，把它打掉。我们把各大队领导干部召集来，研究一下集中兵力打骑兵的战法，消灭这股敌人。” 不大一会儿，几个通信员随同各大队领导人来到山头上。第1大队大队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第5大队大队长张春山、政委赖传珠；第4大队大队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先后飞步来到这个小山头上接受战斗任务。 “你们向山下看。”毛泽东站在山坡上的隐蔽处，亲自部署兵力。他用手中的一根木棍指着山下：“都看到了吧，隘口下的小村庄叫青石咀，这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 第53章 据侦察员报告，是东北军骑兵第7师的两个连，有几百匹马。我们一定要搬开这块拦路石！4大队由正面进行突击，1大队、5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 “是！”各大队领导人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部队，组织战斗。 毛泽东向林彪说道：“我就站在这山头上看着你们打。唱《打骑兵歌》给你们鼓劲。” 林彪哼着《打骑兵歌》下山去了。毛泽东哼了几句《打骑兵歌》，却忘了词，再也唱不下去，他见几个警卫员在一边捂着嘴笑，也笑了起来，说道：“我可能当不了歌唱家，这嗓子直通通的，发出的声不会拐弯，说两句话还可以，顶多胡诌几句诗。这红军的万里长征可是可歌可吟啊。” 张闻天的嗓子看来也不怎么样，唱了句“敌人的骑兵不可怕”后，也没有再续出下句来。 进入战斗状态的红军指战员从毛泽东、张闻天的前面不远处跑过。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毛泽东畅吟的是唐朝王昌龄的《出塞》诗，接着又说道：“怎么样，我的朗读还是可以的。这诗里还有‘万里长征’呢！” “李白的《战城南》，其中也有‘万里长征’之句。”张闻天说道。 “是那个‘去年战，今年战’？” “正是。” “全篇较长，我可不怎么记得了。”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张闻天背诵道。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这后一句不好。对我们红军说，改为‘万里长征战，三军尽开颜’要好些。”毛泽东的诗意总是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山下的枪声突然间响成一片。毛泽东和张闻天来不及再讨论诗，他们的思维从诗的韵律中回返到手榴弹轰鸣爆炸和“哒哌哌”作响的机枪射击声中。 “不要打伤了马！”毛泽东在指挥战斗中下令。 红军各大队受命后，迅速组成战斗小组，利用河沟、草丛作掩护，分路隐蔽接近敌人。在距敌不到400米的地方，红军集中10多挺轻重机关枪，突然开火，打得吃过饭后正在休息的国民党军骑兵一个个晕头转向，马嘶人叫，乱作一团。 漫山遍野的红军主力部队，像猛虎扑食般冲下山去。 因为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大休息，根本不会想到会从六盘山上冲下红军来，他们除了少数喂马的和警戒人员在游动外，其他人都睡着了。当他们被枪声惊醒后，红军已经冲到眼前。 红军先用手榴弹轰，然后就是拚刺刀。 “注意不要伤着了马，先打马上的！”红军指挥员们喊道。 刚跨上马的敌人，目标明显，顿时成了多名红军战士射击的目标。这些人上马速度快，落马速度也快，还没等坐稳，就被打落下马。很多敌人连枪都没带，马鞍未上，骑一匹光背马就逃。 红军很快就把国民党军两个连的骑兵，打得溃不成军。 青石咀一战，红军共毙俘国民党军200余人，缴获军马140余匹，各种枪200余支。 次日，红军第4大队在镇源与固源之间的白杨城附近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获军马10多匹。 跟随毛泽东行军的饲养员老余听说有了好马后，专门来了一次“伯乐相马”，他挑选中一匹英俊的大枣红马牵了回来。 毛泽东抚摸着马头，也非常喜欢。 “主席，咱们就换这一匹吧。”老余商量道。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小黄马，说道：“这匹枣红马真是让人喜欢，可我更舍不得那匹小黄马。” 正放缰在路边寻觅野草的小黄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快步来到毛泽东的身边，然后直往老余的怀里拱，像害怕把它丢了似的。 戎马生涯打天下的毛泽东，一生中所喜爱的坐骑并不多，说来最让他喜爱的只有两匹：一匹就是这匹小黄马，一匹是后来的大青马。小黄马是在1929年6月中旬红军挥师闽西，攻打龙岩土著军阀陈国辉旅时缴获的。毛泽东很喜欢这匹小黄马，它高1.4米，整个身材长得很匀称，浑身上下的毛油光闪亮，非常通人性和机灵。警卫员们给它起了如“小黄”、“小识途”、“千里驹”、“好帮手”等许多美丽的名字。毛泽东骑着它踏遍了中央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参加了红军的多次反“围剿”战斗，现在又驮着毛泽东走上万里长征路。 3年后的秋天，小黄马因积食生病死于延安。毛泽东知道后，搁下手中的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惋惜地说：“小黄马对革命有功啊！一定要把它埋葬好。”小黄马被安葬在延河畔，墓旁一块木板上写着：“对革命有功的小黄马之墓”。毛泽东来到这里，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我心里都难过！” 毛泽东与小黄马相处的感情很深。所以说，他在六盘山下有再好的马也是舍不得换的。 “别换了。这匹马从福建上杭到现在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不少路，也算是经过考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对饲养员老余说。其实这时他另外还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准备用这些刚缴获的战马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 大家见通人性的小黄马用面颊在反复蹭着老余，好像是哀求把它留下，更生爱怜之意，也纷纷说道：“那就别换了，不换了。”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部队更需要战马，还是把枣红马送回侦察连吧。” “好，不换了，不换了。”老余牵起枣红马走了。 不一会，老余还了马，手却没有空着，又拎了一个皮马鞍子回来。 “主席，不换马，咱们就把那个木鞍子换了吧？” “我说呀，老余，你真行。马都不换了，你弄个鞍子回来干什么？” “侦察连的同志们见你不要马，就又挑选了这个皮鞍子送给你。” 毛泽东摸了一下皮鞍子，说道：“这个皮鞍子是比我那个木鞍子强多了。可惜的是前面没有一个老寿星眉头上的疙瘩呀。”说着又去摸了一下原来那个木鞍子。木鞍子是从江西带出来的，工匠在制作时因材制宜，在马鞍前面设计出了一块隆起的木头，以便主人扶握。而这疙瘩对“上马击狂胡，马上草军书”的毛泽东还有一个特别的用途，因为他骑马时喜欢看书，就把缰绳搭在这块隆起的木头上。小黄马也很熟悉主人的这一习惯，当主人把缰绳搭在鞍子木疙瘩上时，它就稍微放慢步子，走得非常平稳。有些电报、命令就是毛泽东在马背上直接书写成的。 老余只好把皮鞍子又扛回侦察连。 小黄马“咴咴”地叫了两声，叫声里充满兴奋和豪情。它一直把毛泽东驮到了陕北延安，步步紧随毛泽东走完了长征全程。 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前，左权参谋长来到第1纵队侦察连，传达毛泽东的命令，决定把侦察连正式改编为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第1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副连长是日后驰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当时，侦察连有近200人，但只有150多匹马，人多马少，怎么办？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把马先分配给两个机枪排、通信员和司号员等。手枪排暂时没有马骑，只有等将来缴获了以后再装备。 侦察连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全连指战员都异常兴奋。近几个月来，他们吃过敌人骑兵的亏，尤为感到骑兵的重要。红军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何又都不曾在时刻盼望：“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就好了！”现在，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总是有了，大家能不高兴嘛！ 侦察兵们边行军边议论，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骑兵，这一下就可以完成较远距离的侦察任务了，再也不会像过草地时遭受敌人骑兵袭击而无法用骑兵追击。” 侦察连过去是靠两条腿与敌人抢时间，现在骑在马上，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第一天问题就出来了，战士们第一次骑马都非常高兴，开始时还小心谨慎地驱马慢慢走，后来就嫌马走得慢了，策马快跑。结果在一天内，就摔伤7人，有1人还摔成重伤，胳膊被摔断。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不会骑马，在刚开始时感到很别扭；休息和宿营的时候，又不知道怎样喂马；打起仗来，又不懂得骑兵战术；至于平时如何驯马，那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大家甚为发愁。有人甚至提出不要这些马。 左权参谋长听到侦察连的反映后，来到侦察连。他召集全连战士讲话，说：“学骑马同打仗是一样的，负伤也是光荣的。轻伤发轻伤费，重伤发重伤费。我们一定要在行军中学会骑马，在打仗中学会骑兵战术。”毛泽东专门指示林彪，让纵队政治部派人来，对负伤的战士进行慰问。如此鼓劲，侦察连的士气又高涨起来。 侦察连利用宿营时间，召开党支部大会，号召大家勤学苦练，从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把骑兵侦察连建设成一支好的红军骑兵部队。并请熟悉马术的地方老百姓传授经验，进行有关骑兵知识、骑兵战术训练。 半个月后，红军各部队又将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马鸿斌部的战马，连同在固原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骑兵补充到侦察连。 第54章 毛泽东命令侦察连休整数天，利用东北军的骑兵教材，进行骑马、喂马、驯马和骑兵战术的训练。部队经过休整、训练，恢复了体力，基本上像个骑兵部队的样子了。毛泽东检阅休整后的骑兵侦察连，连声称赞，说：“北方平原多，骑兵作用大。你们可谓是‘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这很好，很好！”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等人，指示红1、红15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到中央所在地，以完成组建4个骑兵连的编制。红军将先后俘获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到红军队伍中，红军骑兵部队日益充实。1年后参加平型关大战的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即是以骑兵侦察连为基础，发展扩建起来的。这支由毛泽东亲手组建于六盘山下陇东的红军骑兵部队，后扩编为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刘云彪继任连长、营长和团长，威震一方。 毛泽东于陇东青石咀初创中央红军骑兵部队，后人曾以丹青《新骏图》绘述，并作赋：挥鞭驰骋六盘下，横戈铁骑思无涯。 鞍上日落新骏图，授勋不遗小黄马。 草荒飞兵溅露水，山野战将踏黄花。 秋过陇东地萧萧，旗卷长城天飒飒。 毛泽东率红军陕甘支队自青石咀一战后，由固源、镇源大道上的白杨城北侧向东，经牛房坪、李家村、三岔，于10月13日到达环县县城以北的小南沟。毛泽东在小南沟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后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洪德地域，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毛泽东从各种情报中已经判断到这一点。因此，在次日，毛泽东率第1纵队到达环县洪德城后，又发紧急电报给彭德怀：“2、3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达耿湾（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1纵队取平行路东进。”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非常及时和正确。10月15日清晨，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离开洪德继续向东行进；中午时分，红军陕甘支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仅相差两个多小时，6路国民党军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滚滚尘烟中，国民党军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一阵枪战误会后，方知扑空。几路国民党军指挥官大骂蒋介石指挥有误，叫嚷着返回各驻地。他们总算完成了这一次“围剿”任务，若再追击，那只有等待蒋介石的下次“围剿”命令。 对于洪德突围脱险，毛泽东在1周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2时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在离开洪德城的当天，马不停蹄向东奔驰15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 当各纵队安全撤过洪德城封锁线的消息传到耿湾后，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幽默地说道：“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 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 然而，第二天黎明中，被紧急唤起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 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无比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很简单，3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如此集体一同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人就这样一夜之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更谈不上伤亡。 300多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毛泽东无比震惊和愤怒，中央和各纵队指挥员决心抓住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上至中央首长，下至红军战士和这里的老百姓，无不悲痛欲绝。 到底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大多数纵队指挥员和战士们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决心抓住敌人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 可敌人在哪儿呀？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特务是谁？ 红军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没几天，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又返过身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 毛泽东的《六盘山》诗词在后来传遍全国，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因未破，被尘封在公安局的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诗，说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这段岁月，他总是忘记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怨魂，扼腕叹惜。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去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横竖也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 此案终于被解开是在54年后的初秋，红军的后代解放军驻宁夏的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的这一多年不破的奇怪命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由于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到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叩开了当地老百姓一家一家的门。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川道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已经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水样分析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1吨水中纯钾含量达1～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1吨水纯钾含量只有500克；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发现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由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又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因为氰与钾、钠最有亲合力，首先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其次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两种剧毒性铬合物。这两种毒性极强的物体，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整整3年时间，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凉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就闯过了这一关。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去世13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余人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饱餐致死，但如此几百人的同时死亡又让他们如坠云雾中。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张，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对死去的红军将士进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天又急忙向东转移。次日，即1935年10月16日，红军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 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叮嘱道：“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再向前行，红军终于踏上了甘肃、陕西两省的分水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听说脚下就是陕甘交界线后，跳下马背，前瞻后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 “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警卫员扳着手指头一个个数落。 10月17日，毛泽东到达牛圈圪坨一带，通告中央政治局时在附近的各位委员，决定次日到铁边城后召开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等问题，并拟定吴起镇作战计划。 万里征途脚未歇，中央红军终于到了家。毛泽东决定“关门拒客”，把一直紧跟在后的国民党军追兵斩尾于陕北根据地之外。 草地龙虎/（陈宇）第十九回张国焘杀猴给人看总司令坐骑遭厄运 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 第55章 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 是的，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欲致人于死地。特别是对于那些长征的领导者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更有那党内政治斗争的寒风冰雪——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任何一个参与这次政治斗争的红军将领，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那么，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更是处在这场斗争的风雪漩涡中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已是风烛残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对那段历史是终生难以忘怀，并不想带着长征路上的“风雪”去见马克思，他们把烽火岁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采访者道来，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草地上的事，说有些内容可是老帅们回忆录和传记中所不好写或不敢写的事。 话说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就开始在会上会下大造反对中共中央的舆论。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四川人较多的情况，以南下能吃大米作为诱饵，作欺骗性的宣传，逢会就讲：“北上虽然不打仗，但是要饿死。草地是过不去的。我们情愿叫敌人打死，也不愿在草地里饿死。毛泽东不怕饿死，但怕被敌人打死。他们北去是害怕敌人，是右倾逃跑主义。我们要南下，打过岷江、北江，恢复川陕苏区。到那时，我们不但饿不死，而且大米饭吃不完。”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首先大讲南下行动方针，煽动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难中央北上路线，指责毛泽东率红1、3军北上是“分裂逃跑”。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走的时候，毛泽东让把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 有些基层干部被张国焘的盅惑性宣传所煽动，气呼呼地说：“我们要找毛泽东算清这笔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党中央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疑问之一。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仍狡辩道：“就是啊，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就此后，张国焘意识到朱德还没有与自己是一条心，他开始处处刁难朱德，并派人与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对朱德的围攻。 有人悄悄对朱德讲：“总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气。挨打受骂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事。” 有人给朱德讲了一个笑话：在巴州时，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志亮不知道是陈昌浩打来的，回答时声音很小。陈昌浩有些不高兴，说：“你讲话我听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时就被张国焘等人熏陶的张口就爱骂人，他在不知道对方是陈昌浩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出声就骂：“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呀？”陈昌浩听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带着几个人就直奔倪志亮住处。倪志亮一听声音不对，忙问总机，方知道刚才的电话是陈昌浩打来的，急忙再打电话去赔礼道歉，又知道陈昌浩已经来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见陈昌浩就赔礼说：“总政委，我错了，刚才我不知道是你…”。陈昌浩还没等倪志亮解释完，举起马鞭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边抽打边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听不出我是谁呀？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住我的声音！”倪志亮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被打得头破血流。陈昌浩见马鞭染血后，才扬鞭策马而去。旁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劝阻。有人悄声说：如果不是总参谋长，换个人也许这天就被当场枪毙了。如此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骂人张口就来、打人举手就干，就可想这里的军阀作风在当时是多么严重了。 当时部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这特派员即是保卫局做保卫工作的人，谁若是被特派员找了去谈话，进了保卫局，能活着出来就算奇迹。在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斗争环境艰苦，有国民党、地主打入红军内部；也有起义部队改编后又反水的。部队成分复杂，的确需要清查，但是肃反扩大化，严刑逼供下，有许多好人被错杀。 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折头南下后，凡是有反对南下言行的干部，如果被人检举，也被逮捕关押在方面军的国家保卫局，严重的被秘密处决，承认“错误”的就释放，其余的由看守连负责管理。被关押的干部最多时，仅师、团干部就曾达151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当时他本身应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可他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4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9军的政委，这位时年仅21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书开篇首章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骡子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驮马给毛泽东，送毛驴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政治问题，可单单陈海松送马给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来。原来是红9军内部出了问题，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5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就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的别有用心，可在从噶曲河回到阿坝后，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训斥陈海松，意思是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21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 第56章 朱德在这时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9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1982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30军第89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骑。早晨6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4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锋枪，在阿坝北边约1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才逃窜了。1936年6月，红军第3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89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被抢走的，抢走的还不只一匹，而是两三匹。听枪声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枪。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指挥第89师政治部交通队和保卫队与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几个骑兵。从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抢的。可能性大一些的是当地反动头人纠集武装匪徒抢走了朱总司令的坐骑。” 朱德的坐骑被抢走了，这究竟是不是张国焘指使人所为，已成了历史悬案。反正朱德的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是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这是历史事实。当时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的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我们说：朱总司令年纪这么大，还经常和我们总部机关的年轻人一起，艰难地迈着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们一局的指导员，行军中走前顾后，总是热心地照顾大家，我们科长边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军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担架抬着他走，而她自己却从来不要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照顾。给朱总司令驮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来驮伤病员，她总是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走路。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后都不再闹了，窃窃私语地商量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但却加深了人们对前几天“坐骑被抢事件”的记忆。 没过几天，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他具体布置的一个批斗会。地点在阿坝喇嘛庙格尔登寺大殿，这就是长征路上极为重要的“阿坝会议”。 斗争性很强的黄超在会前就吵嚷着，鼓动道：“要发动无产阶级的爆发性，把朱德拉出来揍一顿！” 朱德、刘伯承迈进会场，抬头即见一幅大横标借着两墙之角挂在会场拐弯的地方，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场上杂乱无章地坐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不穿军装的妇女、儿童，根本不像省委开会的样子。 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满脸的“阶级斗争”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敌视和仇恨。 “今天的会议肯定多少有些火药味了。”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耳语。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4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墙壁转角处坐的是省委的负责人曾传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钊也在场。 张国焘首先讲话，内容无非是鼓吹南下，说毛泽东等率红1、3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开始起哄：“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难道你们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肖成英第一个站起来，严厉地质问。 “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 “朱德你老实交代！”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怨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尽管台上台下闹哄哄的乱成一片，朱德却稳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以不予理睬应付这一切。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张国焘似乎是在打圆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奇妙般地使刚才整个会场上的快节奏转瞬间慢了半拍，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3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来叫嚷：“没人听你在这里作政治报告，就是要作政治报告，那也是张主席的事。现在是让你表个态，是拥护南下，还是拥护北上？” 朱德示意那个人坐下后，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问题，说：“刚才这位同志肯定是共产党员，对我党的组织纪律一定很清楚。 第57章 关于北上决议，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央毛儿盖会议我是举手同意了的，拥护北上，你们要南下，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就是南下了，以后终究还是要北上。现在如果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这就是我对北上的态度。关于南下的问题，我有一种看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全是在胡说！”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举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李文海的发言头一句就是口号式。 台下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朱德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朱德竟被腾空架起来，这是张国焘在肃反中常用的那种“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方式。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不要吵，不要吵！你们要尊重朱总司令嘛！”张国焘退了两步，向扭拧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几个人放开朱德退了下去，有个人在临离开主席台前还恶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脚。 “你这个老糊涂！” 有人在这时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号。 “老右倾！” “老顽固！” “老混蛋！” 谩骂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现自己对“张主席”的忠诚。 “朱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 张国焘说着，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他把“党中央”3个字说得完全变了腔调。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气恼至极的张国焘走到刘伯承的面前，压低嗓门威胁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谅你现在还不敢。”刘伯承的话，大家都能听得到。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北上方针以证明其南下方针的正确，在这个《决议》中阐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并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说：“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张国焘认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一定要坚决执行这一决议。 张国焘也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显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他亲手枪毙小猴子的故事，说：“那个小猴子很聪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纪律，不听招呼，惹人麻烦。所以，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只要纪律严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听招呼的人。”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但他对待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是不能像对待那个小猴子一样说枪毙就能枪毙了的，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此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刘伯承也听说了那个小猴子的故事，可他们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说：“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猴子也许是为我们而遭杀戮的。政治手腕阴险的张国焘是在杀猴给人看。” 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朱德忍受着各种谩骂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此时，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一时期，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图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盘腿坐在镇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台山，大别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辉，大山更馈赠予他坚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长征路上，得之于大山最多的还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岩涧谷地，到处生长着野竹子，当地农民多是砍来当柴烧。徐向前也看上了这野竹子，他把粗一点的拿来钻几个洞做成了箫，把细一点的做成了烟袋杆，挖来竹根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大烟斗，徐向前的手艺巧着哩！警卫员和通信营的战士们，也跟着徐向前学会了做箫，做烟具。然而，谁又曾想到，这大巴山野竹的“精灵”，在风雪长征路上，为徐向前和工农红军立下了殊勋奇功呢！9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冈一带集结，徐向前率部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宿营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1930年红4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1933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去，有时“断顿”之后，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弄些干树叶来凑合事，就是这些吸起来又苦又辣的树叶，徐向前仍是吸个不停。 谁又知道，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烟叶和树叶呢！ 从此，为了南下红军的生存，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上，力争打开战局，既然已经南下，就得先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 第58章 南下的队伍，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生动活跃气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两人相对无语，其实两人的心中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都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直到临起身继续行军时，徐向前才说了一句话：“我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怎么不知道南下会是个什么样子？”李先念也无不担心地自语道，因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当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回卓木碉立第二中央南下红军出师少捷 草原秋深，昏沉沉的天幕已经挂上了冬的令符。 黄昏，残月如锈钩斜在天边。午夜，初雪如乱絮飘落遍地。原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一同南下的将士们的心情在这时甚为复杂，他们想念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也挂念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秋风雪夜中，他们忆往事，三叹五息，有人草成五言一首，以抒情言志：“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悲我孤独身，身锁漠之野！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日月？” 当然，在这时也有欢乐者，最活跃的当属张国焘。为了师出有名，9月中旬，他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张国焘对军事形势的分析颇为乐观，毛泽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脱的——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在张国焘的作战图上成了“川敌残部”。现在，毛泽东远走高飞了，而他张国焘却是迎头赶了上去。毛泽东的北进在张国焘的《计划》中，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自己的南下则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的如此政治宣传，不能不说是非常巧妙的一招。因为对红军士兵思想状况非常熟悉的张国焘，盅惑性地使用了“进攻”这两个字眼，在这时有着魔术般的法力。那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子弟，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因此，“进攻”的口号对他们具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当他们一听说南下要与蒋介石作战时，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张国焘正是利用了红军中这种广为拥有的心理，有呼有应，裹胁着千军万马杀向成都平原。 南下的道路两旁，一路刷满了“反对”和“打倒”的标语，尤以“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居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头像成了漫画的主题，并且严重丑化，若不是一边有文字说明，根本不知道这漫画上的人是毛、周、张、博。 在南下的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人数显著多于原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张国焘得意地对心腹交代说：“要注意同化战士！”他要把这些浩浩荡档的队伍通统变作自己争夺权势的资本。 张国焘看着向南进发的部队，心中又在琢磨如何翦除异己，首先应找借口把为数不多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清除”出去。他私下鼓动部队内部打架，从而找缝隙撤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朱德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劝告说：“我对下边有人打架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去，下面再打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张国焘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你看不出来？现在的红军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先不说革命的话，你要不要命？我说我们大家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保命！再这样自己内部瞎折腾，红军的刀枪染上自己兄弟的鲜血，我说高兴的只有蒋介石！”朱德的话带有很大的威慑力。 张国焘没有再争辩，不知是他被朱德的话镇住了，还是在思考着别的问题。他的脑袋在来回摆动，思想在急速旋动奔流。 是呀，世事都如高山流水，顺畅时急流直下，遇阻时也要跌跌撞撞，苦寻那个法定的结局。雨水也好，泉水也罢，只要上了山，就再也收不住脚步，想止无术，欲罢不能。天下事都在流动中，万种物都在变化里。地球以它那“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速在运动，带动着球体上那些愿意动或不愿意动的所有生灵和没有思想的岩石、水流。 当太阳运转到地球上有文明史记载的公元1935年秋季，在地球东经102度01分、北纬32度整的刻度上，发生了一件很耐后人思索的事。此地有3个大石碉，在地貌上是个明显的标志。离石碉不远，有一个白赊寺院，具体的说，这里是中国四川省理番县足木脚（又称卓木碉，或足木足）附近的白赊寨。就在这个地方，张国焘在重复那个“高山流水”的试验，他“上了山”，已经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他南下决心已定，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好，很吉祥！我们就是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我们在这里开个会吧。”张国焘以地名论事，决定在这个地名有着特别象征性意义的地方，完成他人生事业中的辉煌一跳。 10月5日，白赊喇嘛寺庙中，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这次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如果以地命名，叫作“白赊会议”更恰当些，只是因为张国焘为了避免这“白色”的谐音，他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这次会议地点附近的另一个地名记录入会议决议，称作卓木碉会议。所以，后赖的史书对这次重要会议也就如此因袭相称。 这天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赖到喇嘛寺内。一幅画得很蹩脚的啄木鸟漫画贴在一进门口的墙壁上，不知是因为画技不佳，还是张国焘不满意，这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漫画的张贴位置很不显眼，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会场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幅悬挂在中央台子上方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标。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40余人。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相继进入会场，见到这个阵势，心中都感到这里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慢条斯理地作着报告，眼睛却不住地在与会人员的脸上扫来扫去。从张国焘的眼神中可看出，他的心情今天并不踏实，毕竟是做贼心虚。 张国焘的讲话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他说：“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现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这里成立。” 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为“中央主席”。 为了扩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另立中央的事，赖得这么突然，与会的人员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多说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原本十分沉闷的气氛，到这时又陡添十二分的紧张。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见会场上哑然无反应，既没有人立即表示拥护，也没有人立刻发言表示反对。这短暂的沉默中，与会人员的思想都在激烈地运转，反复与自己斗争。 没有人发言，其实这正是张国焘所期望的，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是赶快扩大突破口，造成既定事实。他继续讲话的嗓门逐渐提高，到后赖变成了吼叫：“现在我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台下开始出现骚动。有人或许是凭其敏感的政治嗅觉感到能在新的中央中盼个高职，有人也许是仅凭其一时的躁动激情，开始表态坚决拥护“张主席”的决定，慷慨激昂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央。 “朱总司令，你的意见呢？”张国焘在此时显得对朱德很温恭。 朱德长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哪，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已经有党中央，不能再有一个，再搞一个就不合法。” 张国焘皱了一下眉头，他从朱德的话音中已经明白，这个总司令今天可能要给他这个总政委找麻烦，便插话道：“总司令，请说得直接点，谈谈你对毛泽东逃跑主义的态度。” “好，我谈毛泽东。”朱德的声音使整个会场上的所有人都挺直了脖子，细听下文。 朱德的声音很平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现在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我们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红军的热闹！ 第59章 看来，我们虽然过了大渡河，但蒋介石盼望我们做石达开第二的危险现在依然存在，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内讧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啊！” “你现在应该明白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你作为红军总司令应宣布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黄超吼叫道。 “你！你，你说什么？让我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绝对办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见黄超这个乳臭未干的“闯将”每次都是他先发难，突然发怒斥责。 一脸都是“不满意”的张国焘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有难以控制会场局面的态势，赶紧打断朱德的话，说道：“对，各抒己见，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总司令请坐。还有谁继续发言。” 朱德并没有坐下，他坚持把话说完，直接对着张国焘讲道：“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好革命工作，绝不能反中央。” 此时的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要柄，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请伯承同志发言。”张国焘见没有人再说话，只好点名。 刘伯承缓缓站立起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讲了一番当前红军的发展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就坐下了。张国焘明白刘伯承的话中有话，也就不再强迫刘伯承明确表态和多讲。 此刻，张国焘非常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但是，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看来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既不理解，又很痛心。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保持沉默态度。他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凝视着烟斗中忽明忽暗的火光，坐在一边“叭嗒叭嗒”吸个不停。周围也是一片烟雾腾腾。确实，徐向前在这时说什么都不好，好在口中有一根烟袋杆作道具，嘴并未闲着，这多少起了些避免与张国焘当面碰撞的缓冲作用。 徐向前的沉默，显然表明了一种态度。 会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哪想到徐向前明言直说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 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反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卓木碉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此完成了他的反党三部曲：两河口会议后的伸手要权——毛儿盖会议前后的分庭抗礼——卓木碉会议的自立中央。 但是，张国焘的“组阁”很不顺当。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也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强争。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时，心中无不存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能是镜中楼阁。 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了这时，也开始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深感不可理解，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中，有人开始心存疑问，反复琢磨其中的因由，偷偷议论。 “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呢？”军、师一级的干部有的表示十分不可理解。 “中央也应该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成立了呢？”团、营干部有人单纯地想到了组织原则。 “这是搞什么名堂？两个中央，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连、排干部身处基层，只能以小比大，越比越感觉到“两个中央”不成体统。 不过，议论毕竟是议论，大家仍然是按照命令一步一步地南下了。几天后，这种议论声很快也听不到了，但这并不是大家解除了疑问，而是有口不敢张。因为就在这时，有条消息迅速传开来，红31军军长余天云在懋功自杀。 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的军长撤了，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军长也的确有着他自身的缺点，他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身上有着张国焘军阀作风的影子。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余天云又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在红9军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在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没有学懂，大家也讨论不清，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何畏对此真是被捉弄得哭笑不得。特别是有次余天云在公开场所拿出手枪，扬言要枪毙两个人，其中一个他即暗指的是何畏。 余天云与何畏的矛盾不断激化。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对这所谓的处分很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在校期间又与地方干部吵了一架。如果仅仅是这些琐碎小事，张国焘对余天云这位战将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对此，余天云更加不满，有次他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 第60章 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人，都暗中知道余军长因反对南下的“犯罪”真相，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从眼神中流露出对余军长的遭遇表示同情和不平。但这些默言和双目相视，对余天云来说，好像是刀剐火烫，他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怎能再忍受这心灵上的创伤。他背着米袋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他的脸色在众人的注视下变得非常难看。他一定在想到张国焘的权势越来越大，“平反”几乎无望，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信心。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没有人敢说一个“救”字，其实说救也救不上来。湍急的激流打着漩涡奔腾而去，余军长转眼间就不见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随着张国焘又制造的新的迫害事件的发生，余军长的自杀又很快被别的新闻所代替，犹如余军长投河的瞬间，一切都被激流转眼间淹没。 一个军长既然已如此绝望，基层干部战士心有余悸者也就不在少数了。 “走吧，革命不分前后，革命也不分南北帮。”绝大多数红军基层指战员就是这样在难明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聚集在红旗下向南挺进。他们不必要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些政治路线上的大问题。不管政治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口号，战士先以服从班头为第一天职，古今中外都是同一个理。 南下的红军行动后，朱德积极协助总部制定各种作战计划。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命令红军一部钳制马塘、梦笔山一带之敌人，以掩护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战术，分别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夺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 10月8日，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沿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不便大部队展开，利守难攻。在这里，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7个旅的兵力。它们分别是：川军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在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川军杨森部的4个旅另1个团防守在大金川以东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川军邓锡侯部的1个团防守在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红军按照原计划发起战役后，右纵队首先发起抢占观音铁桥渡河的战斗，但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10月11日，左纵队红4军部队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第30军的3个师和第9军的第27师随即投入战斗。左纵队抢渡成功后，沿河急进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激战至20日，红军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5个旅另2个团，毙俘敌30＃＃余人。此战，红军由于右纵队渡河受阻，并在左纵队激战时未能给予有效支援，延迟10多天过河，仅靠左纵队奋战，未能集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致使战斗打成了击溃战，未能达成预定战役效果。 南下的红军第一仗虽然以小胜推进了兵锋，但也明显暴露了协同上的问题，说到底，红军中不同的政治观点反映到战术协作上必然也会带有“分裂”倾向，由此也注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在作战上不可能获取大胜。张国焘为此大发了一顿火，但这时也只好在最后以息事宁人为结局而了事。 经过如此几次战斗后，原来喊破嗓子要南下的张国焘，到了这时却对南下渐渐感到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变得消极起来。因此，他一直嚷嚷着要避开敌军锋芒，向西躲到道孚一带去，对主动地进攻敌人不再感兴趣。 “怎么能这个样呢？部队还没有全面展开，就忽左忽右。”朱德生气地说，他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 红军指战员关心着朱德。李伯钊想方设法见到了朱德，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叙说自己心中的不愉快事。 朱德关心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从绥靖来，我在川康省委工作，做工农剧社的社长。” “能工作就好！看来你身体倒还结实。”朱德打量着李伯钊说。 李伯钊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所受的委屈真想一下子全哭诉出来。她眼中饱含着泪水，一张口说话就会控制不住滚落下来，只是点头表示听懂了朱德的话。 朱德叙说着红军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也说到了李伯钊的丈夫杨尚昆，说到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他们北上的路也很难呀！长途跋涉整整1年了，也真是吃尽了天下苦。北方的冬天气候是很冷的，不知道战士们能否适应过冬？”朱德的思绪飞到了远方。 说到中央红军，李伯钊的眼泪还是控制不住滚落下来，朱德不断地安慰她。 “我怎么办呢？”李伯钊半天才从嘴唇中挤出一句话。 朱德明白李伯钊所说的话，他的神情在这时变得非常严肃，沉思片刻，坚定地说道：“他张国焘打红旗，就跟他走；他如果打了白旗，再说！” 过了一会，李伯钊问道：“克清同志咧，她好吗？” “她在党校工作，情况还不错。” “总司令，你要多多保重。党校离我们剧社很近，我会去看克清同志的。”李伯钊说罢，行礼告辞。朱德的一席话，使李伯钊有了主心骨。 10月18日，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今日，正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了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一回朱老总危难中救人张独裁放人血祭旗 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很深的。昼间想，静夜思，有烦恼后的思考，也有思考后的更烦恼。再宽的草地也有边，可心中的迷茫是无边的，南下何处觅坦途？ 这时，尽管张国焘的密探把朱德的行动监视得好像是严严实实，但仍有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络绎不绝来探望朱总司令。李伯钊来看望朱德后不久，总政宣传队的刘志坚等人也冒着危险来看望朱德，控诉对张国焘等人的不满，询求怎样开展工作的答案，并表示要离开红四方面军。朱德说：“搞分裂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这里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朱德找到张国焘，要求对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应一视同仁，并严厉斥责那种宗派主义的山头作风。 “是我有山头思想还是你有山头思想？你总司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常。”张国焘倒咬了一口，并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又召开各种名目的“削山头”会议，对朱德发起围攻。甚至用“枪毙”相威胁，再次逼迫朱德同意“第二中央”。 朱德却嘲笑道：“你这仿照第三国际成立的第二中央，还不知道第三国际同意不同意呢？可我总觉得，第三国际也有个章法，不会同意你这样搞的。红军内部有人想杀我，我想第三国际也是不会答应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我撤你的职。” 朱德平静得像一片大海：“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不是你给的，也不是你说撤就能撤得了的。” “你这个总司令，哼！我看你霉的很，大青马跟着你都要倒霉！” “是不是有人又看上我的骡子了？” 张国焘没有回答朱德的问题，两人一言不发的又静坐在那里。在一边的警卫员听到了这些话，都明白朱德所说“骡子”的问题是指怎么回事，很多人私下四处打听和寻找那匹失踪的大青马的下落。 对于张国焘是否秘密宰杀了朱德的座骑，这是自那匹大青马失踪后多少年来就始终争论不休的一件事。康克清对此事是持肯定态度的，她有文字记载道：“张国焘让人宰了朱德的座骑，撤了他的警卫。朱德自己就曾说过这件事，说张国焘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张国焘一时没有敢对朱德下手，但对其他不顺他心的人则就手下毫不留情了。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第30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然而，彭绍辉太不了解张国焘耳目的厉害了，有人说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如果某连队刚计划要外出采集山果去摘桃，很可能不用等到出发，就有消息直通到张国焘的耳朵里，说：“某连队正阴谋叛变，他们集体行动要‘宰焘’。” 彭绍辉的信果然没有传到朱德的手中，收信人却是张国焘。 “哼哼！这个彭绍辉看样子意见还不小哩。”张国焘手中捏着信，没有挪动半步，就把电话打了出去。 “彭绍辉怎么了？ 第61章 出什么事了？”坐在墙角看地图的朱德听到张国焘说彭绍辉的名字，急忙问。 “一会你就明白了。”张国焘的口气异常傲慢，他并没有把信转给朱德，却是顺手丢进了一边的炉火。 朱德意识到彭绍辉很可能与刚才张国焘烧掉的这封信有关，但他绝对没有猜测到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却被张国焘这样蛮横无理地毁掉了。 不出半个小时，彭绍辉被捆绑进了总部，刚一进门，就被已经等候在门两旁的负责审讯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 彭绍辉的嘴角渗出血迹，他瞪着立在房间中央的张国焘，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与此同时，一直坐在地图前的朱德也立刻明白了刚才的一切，猛地站立起来。 一支驳壳枪顶在了彭绍辉的胸前，持枪人眼睛盯着张国焘，等候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张国焘一动眼色，驳壳枪的扳机就会在瞬间扳动。 朱德跨步来到了彭绍辉面前，右手向下一按，左手就一把将那支驳壳枪夺在手中，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一言未发的张国焘话音很小：“我让他来是找他谈话。” 朱德反问道：“我们党内有这种约同志来谈话的方式吗？ 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张国焘冷笑两声：“这种方式不妥当，那就不谈了。” 朱德立刻见机行事，一面帮彭绍辉解开绳索，一面说道：“好了，你先回去吧！” 由于朱德的干涉，彭绍辉幸免于难。张国焘也就只好作罢，但他幸灾乐祸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说我对彭绍辉抓得不对，那么你们5军团那20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总要有个说法吧？” “国焘同志，你怎么这样说？什么‘我们5兵团’，‘你们5兵团’，都是红军部队，你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 “总司令，不要计较这个说法问题，我说的是那20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 张国焘所说的“20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也是张国焘为了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而耍弄的一个阴谋。这20多个红军战士是第5军团的，因种种原因掉了队，被张国焘的收容队收容了，isuu書网这些人若是红四方面军的，也就不会当作一回事，还可能受到特殊的礼遇。但是，富于想像力的张国焘知道这件事后，马上便联想到了别的，把电话打到了第5军团保卫局。 接电话的是保卫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嘴巴刚张开，张国焘在电话里就骂上了：“你给我滚开！让你们局长亲自接电话。” “谁的电话？”听到有电话，急忙从房间外跑进来的欧阳毅局长问。 “听口音是总政委。” “你马上到总部来，我有急事找你！”张国焘的话就是命令。 欧阳毅局长赶忙到了总部，张国焘劈头盖脸连问了几个为什么：“一个、两个掉队这不稀奇，3个、5个掉队也不算什么。可这20多个人掉队，应该有个什么说法？他们又同是一个军团的，你说这是为什么？据说他们还向北走了一段，这又是为什么？” “总政委说的那20多个掉队人员的事，我们调查过了。”欧阳毅明白了张国焘所问的问题，刚才紧张的心情放下了，但仍谨慎地回答：“这些人是零星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有两个人在路上迷了路，向北向南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寻找部队的途中到一家藏民家中吃了点炒面，饭前就付了钱，更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这些临时汇集到一起的掉队人员，能坚定信心赶队，说明他们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谈不上准备武装叛乱，因此，也就不能断定他们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混蛋！你怎么能为一个反革命组织集团辩护！”张国焘突然大发雷霆：“就凭你刚才这些话，我看你欧阳毅就是假革命，反革命！” 张国焘随说着，就把手枪从腰间掏了出来，对准了欧阳毅。 “我……我……”欧阳毅顿时被惊呆了。在场的许多人都急忙向后闪去，因为大家都明白，敢于当面顶撞张国焘的人真是太鲜见了。就是背后议论，也往往会暗中送了性命，何况当面顶撞，现在又是枪上膛。 人们想起了那个小猴子的命运。 “住手！”一声大吼从张国焘身后传出。 “总司令！”欧阳毅和许多人叫出了声。 朱德挡在了张国焘的枪口前，严肃说道：“即使有反革命集团罪，欧阳局长也不当杀。别说这事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欧阳局长先回去，等事情再查一查后另外单独汇报。” 由于朱德的干预，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化险为夷，欧阳毅回去了。几天后，那20多个人也回到了第5兵团各部队中。 欧阳毅从枪口下捡了一条命，而张国焘却把这笔帐暗中又累计在了朱德的名下。 张国焘本来很想借重朱德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结果看来却与其愿望相去太远。到了这时，朱德就成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这天晚上，暗淡的酥油灯下，总部的几位领导在吃晚饭。今天的晚饭之所以成了名副其实的“晚”饭，是因为这顿晚饭可说是一顿美餐，炊事员准备起来需要时间。 张国焘吆喝着：“来，先喝酒。” 一桌有鱼有肉的晚餐，在这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只有在张国焘的总部才能摆得出。闻着那诱人的扑鼻香气，许多人未动筷都已暗中吞下了一口口涎水。 朱德、刘伯承等人勉强陪笑：“来，干了这一杯。”但他们各自在心中都猜测着，张国焘特意准备的今天这顿晚饭，肯定又有什么新名堂。 “下一道菜，猪头肉！”张国焘显得有些得意，好像这道菜是他亲手烹制出来的一样。 端上来的是一个川西风味特浓的卤制整猪头，暗红色的肉皮闪亮着光泽，冒着腾腾热气，散发出卤制品特有的五香味。 “动刀子，来，一起杀！”张国焘瞥了朱德一眼。 “好，好，来，动刀子！”朱德“呵呵”地笑着，伸出了刀叉，随割随笑道：“这真得要感谢张总政委，在这人烟都稀少的地方，竟然能搞到这上好的猪头肉，我们真是口福不浅。” 其实，在这时，所有在座的人已经完全明白了张国焘这欺人太甚的含义，在欧阳毅的事上没有得到理，却刁钻地安排这猪头晚餐戏弄和侮辱朱德，以泄私愤，出口气。然而，朱德却以大局为先，忍辱负重，装作毫不知道，让一大块一大块的猪头肉先填饱肚子再说。 “来，杀猪头！”有人一杯酒还没喝下，就开始发酒疯。 “你们看这猪还是个独眼龙哩！”有人故意在杯盏中大惊小怪地喊叫。果然，大家定睛一看，这个猪头的一只眼睛塌陷了下去，肯定是在下锅前被人挖了去。 有人的目光得意地扫向刘伯承。数年前刘伯承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现在，另一只眼睛因忙于作战指挥熬夜和心中有火，布满了血丝。 “嗬！真是一个独眼龙！”有人借酒起哄，仰视着张国焘的脸色，狗仗人势发狂。 刘伯承手中刚伸向猪头肉的刀子在颤动着，刀尖碰向瓦盆边，发出“铛铛”的撞击声。 张国焘身边几个人的刀子在这一刹那间，都从瓦盆中收回到了胸前，做出了随手刺出的准备。张国焘身后的人也有准备地把短枪拉出了衣兜。 局势可谓是千钧一发，整个饭桌上只有张国焘呆在那里，似乎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真巴不得能就地来一场血战，把朱德、刘伯承当场除掉，再找几个替死鬼就可了事。 “好哇，那我们不是在吃猪肉，而是在吃龙肉了，那更是大有口福。”朱德好像是饭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割下了半边猪耳朵，放在口中大嚼起来。 桌下，朱德的大手按在了刘伯承的膝盖上，轻轻拍了两下，示意刘伯承一定要冷静。 “来，感谢总政委为我们摆下的今天这桌盛宴，干杯！”朱德提议。 随着朱德的劝酒声，大家的眼睛都重新盯上了那已被朱德、刘伯承吃的剩下为数不多的猪头肉。 刘伯承自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也敞开肚子只管吃就是了。 张国焘割下猪舌头，用刀尖挑着，吃着，离开了饭桌。 饭后，张国焘把几个心腹召集到一起，埋怨他们不会见机行事。 “你嘱咐我们，他俩一动手我们就动手。可他俩根本没有动手，我们就不好再行动了。”有人抱怨没有找到借口。“这真是个老猪头，看着老实巴交的，其实鬼点子多得很。 这么遭贱他，他竟全然不顾。“有人感到无可奈何。 “这个猪八戒太碍手碍脚了，让他在总部呆下去，什么事都给他搅黄了。许多反革命都在他的包庇下，至今得不到惩处。”有人说道，接着罗列出一大堆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保护而免遭不测的红军干部战士的名字，除上面所说的彭绍辉、欧阳毅和那20多个第5军团的人外，还有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廖承志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长子，参加红军后对革命一直忠心耿耿，但张国焘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准备在长征途中杀害掉，只是鉴于朱德的多次干涉和警告，才未敢下手。 第62章 张国焘在思虑着，他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把朱德、刘伯承两个带“总”字头衔的红军统帅排挤出总部，把红军总部真正纳入自己的族长式统治之下。 朱德和刘伯承的如此遭遇，时在陕北的毛泽东虽然不尽全部知道，但对朱、刘两人的人身安全，毛泽东是考虑到了，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第5、第9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不需要1年时间，我们会看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安全归来。” 对于朱德和刘伯承的安全，特别是刘伯承，毛泽东和中央是有过多方面考虑的，但总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杨尚昆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就目前情况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朱总司令。危险的是刘伯承，张国焘可以秘密处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对刘伯承同志更会想到灭口。我们是否可以用原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 “万万不行！如果我们提出用某人交换，他张国焘就会很快杀死刘伯承同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他们倒是很安全的，我们装作不管不问，张国焘也就不会把刘伯承怎么样。”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推测是正确的，尽管张国焘对朱德和刘伯承恨之如骨，但终出自各种考虑，没有走向极端。 “独眼猪头晚餐”后，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张国焘见对他们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便伺机挑起各种借口，欲置死地而后快。但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也在关心和保护着他们，张国焘因此很难名正言顺地对朱德和刘伯承采取极端手段，只是变相地尽量把这两人软禁起来。 “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张国焘示意手下干将。 “先把猪头割了算了！” “不！那样影响太大，不好安顿5、9军团的人。”张国焘有所顾虑：“还是从别处动手好。” “清君侧？” 张国焘没有言语，实际是默许。 第二天，红军总部内首先爆出一条新闻：侦察科长胡底突然在昨晚死亡！ 胡底是有着1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北京中国大学毕业。1930年奉命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先后任民智通讯社编辑，长城通讯社社长，经常来往于蒋介石的身边，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并保护了中共组织。他到中央苏区后，任红1军团保卫干事，国家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察部部长，红军工作执行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司令部特派员，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等职。就是这样一位曾使蒋介石胆颤心惊的情报专家，突然倒在了红军自己的情报部门中。 总部内小道消息频飞，人们在私下议论：“昨天晚饭时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胡底？是不是那个公开说张主席是军阀，是法西斯的人？” “就是他。”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那可是个大侦察英雄，情报专家，蒋介石都杀不了的人。” “不说了，不说为佳，不说最好。免得引火烧身。” 胡底被张国焘派人秘密毒死了，朱德闻讯后感到非常忧虑，赶快悄悄嘱咐一些对张国烹不满的人：“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 总部第三局是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在平时就对张国焘存有不满，而通讯联络局长这个位置与胡底的总部侦察科长职务同样是个重要的上通下达要害部门，张国焘的下个目标已经盯上了这里。 朱德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火速把伍云甫找了来，嘱咐道：“这几天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闹，这个张独裁巴不得你带头闹，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借口。要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斗争又要团结，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独裁者张国焘怎能容得下，被陷害死了。要注意保护自己，保留革命力量。” “曹里怀同志怎么样了？” “情况也非常危险！”朱德说：“这些被张国焘抓住把柄的同志，危险性很大，我们要设法保护他们免遭杀害。” 曹里怀原是红5军团参谋长，因为对张国焘有意见，已被削掉兵权，调任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国焘多次有意拉拢曹里怀，但曹里怀都表现得不冷不热。10月底，曹里怀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忍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另外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不料这消息被张国焘的耳目侦探到了，最后查出消息是来自曹里怀。而曹里怀只“供认”这消息是他传出的，却坚决不愿再株连别人，始终没有说出这消息来源于机要科。张国焘只好把曹里怀以“泄露军事机密，扰乱军心罪”暂时关押起来，准备从中清查更大的后台。 紧急军事会议上，张国焘宣布要对“严重泄露军事机密”的曹里怀严加惩处，言下之意就是公开判处死刑。“我坚决不同意！”朱德霍地站立起来：“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话，你安他个反革命的罪名，他够不上。他这个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要置他于死地？” “他泄露军事机密！” “军事机密？红军打蒋介石的胜利捷报也是机密？笑话！我们还恨不能让这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全世界呢！” 朱德的话说得张国焘无言。 “反正他是违反了纪律，要关他的禁闭。”张国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要下来。 朱德松了口气，当务之急是他张国焘不开杀戒就好。 “这个老猪头和独眼龙碍手碍脚的，不能让他们再在总部，支到一边去算了。”又有人向张国焘建议。 这也是张国焘正在思考的问题。 “一前一后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分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这个主意不错。对，把老家伙弄到最前沿去，他不是愿意带兵打仗吗？就成全他，满足他的要求。”张国焘很得意这个一前一后“安置方案”。 “还是张主席英明，这也正是三十六计第三计啊！” 张国焘没有言语，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政治家就得做到“干了的绝对不能说，说了的绝对不能做”。 果然，“安置方案”很快就下达了，朱德被通知派到前方部队；刘伯承接到通知，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 临行前，刘伯承悄悄对朱德说：“总司令，多多保重。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现在情况很严重了，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还要放血祭奠他们第二中央的旗帜。” 朱德紧紧握着刘伯承的手，声音也很低沉，但异常地坚定，他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不能忍耐，就不能取得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伯承同志，你要多多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张国焘走了过来，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别的原因也向朱德和刘伯承话别。 刘伯承翻身上了马，向着朱德叮嘱道：“总司令多保重，天气变化大呀，何况是高原的天气！” 朱德挥手致意，他明白刘伯承的话中话。 远处站了许多人，向这边眺望，有人在啜泣，有人在低吟：“来时草正青，忽尔遍地金！朔风时怒孔，银霜更加身。夜月照雪地，牧马五更惊！草木本弱质，何能胜此任？憔悴形于色，精髓取之尽，何时甘露降，青上更加青！” 朱德加入进南行的队列。南下红军的步伐加快了。 道路两旁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逃跑主义！” “打回老家去！” “把红旗插到成都！” 许多红军战士不明上层斗争的真相，也只好随大部队一起踏上南返的艰辛路程。那些从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寻找救星—“朱毛”的战士，在这时有的在自言自语：“朱总司令还在，我就跟着走。” “朱、毛分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有些不明党内斗争真情的红军战士这样说。 队伍中响起了《为成都而战》的歌声，他们盼望着到了成都就有大米吃。看来尽管雪山皎洁，草地翠绿，但并没有多少人喜欢雪山草地。 朱德来到前线部队指挥所，有了与广大指战员接触的机会，心情更加开阔了。一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听说朱德到了前线后，也先后来看望朱德，述说自己心中的委屈。随左路军行动的第5、第9军团的指战员，在这时怨气甚大，有的提出：“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人说：“张国焘要拦我们，我们就同他拚了！” “不能意气用事，我们是红军队伍，不是军阀部队。 第63章 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德循循善诱地开导红5军团的指战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有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同他斗争，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5军团能攻善守，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不能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到红四方面军连队中，与战士们谈心交心，多说鼓励的话，讲得最多的也是红四方面军作战中的长处。广大指战员由衷尊重这位总司令，连过去那些曾经侮辱过朱德的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 张国焘的耳目把朱德的言论传回到总部。张国焘闻言表情平淡，说：“那是可以的，还行。他到哪里都是在讲团结，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就让他呆在前沿阵地吧，有仗打时就让他先上，他对付四川军阀是有办法的。有什么情况就赶紧向我报告。” 1935年10月，两个方面军分裂才1个月，许多问题已露端倪。南下的红军队列中，有不少人是白天面向南方大步进军，月夜下却是翻转身来仰视北斗，既有陈伯钧的静夜泪思，也有李伯钊的祈盼和祷告。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二回大将军横刀吴起镇毛泽东立马象鼻湾 同一个月夜下，10月18日，就在草原上的陈伯钧静思泪下的这天，陕北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县与定边县交界的铁边城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与陕甘红军会师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等问题。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了，明天到达吴起镇。”毛泽东说。 会场上热闹非凡。周恩来招呼大家：“请注意听主席继续讲话。好消息还在后头呢！” “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陕甘红军及苏区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说道：“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要扩大红军，整顿部队，提高干部素质和部队战斗力，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消息迅速在中央红军部队传开后，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指战员容光焕发，喜泪长流。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很快，中央红军踏入了陕北的厚土。当指战员们看到墙壁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标语时，许多人扑到墙上放声大哭。从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他们几乎没有再见过这样熟悉的大标语。 一首“信天游”把大家的心思引向更远处：“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 牧羊人见到这些头顶红五星、衣衫破烂的军人，关心地问道：“同志，你们这是从哪哒来呀？”这时，许多南方籍的红军战士虽然还不明白“哪哒”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声甜甜的“同志”，足使大家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真是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名城吴起镇。 中央红军一进吴起镇，就看到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许多人激动地热泪横流，跑上去紧紧拥抱这块木牌，欢呼着：“苏维埃啊苏维埃！你这久违了的亲切名字，有多少战友在白皑皑的雪山上，在苍莽莽的草地里，喊着你的名字死去！” “我们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了！” 大鼻子李德骑着他的察哈尔矮种马随红军进入吴起镇，他是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他这个不了解中国人民，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地理和传统，甚至连中国50多个民族中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不懂的外国人，却欲在中国这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中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但他无疑是不称职的，结果是迢迢长征路终把他筛落到了一个观察员的位置。4年后，他在莫斯科的电召下，回到西方。 长征以来，红军指战员们做梦都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各部队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的这个大问题现在迎刃而解。 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宿营地的下午，天气晴朗，他们走上街头，当看到镇中墙壁上写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口号，非常高兴。 “这里什么时候住过红军？”毛泽东问当地的一位老百姓。 “8月份。” “刚过去1个多月呀！那我们离他们不远了。”毛泽东兴奋异常，转身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后面的敌人，不能让它再跟着我们了。把蒋介石的追兵一直带进陕北苏区，这不好。那样对我们就不利了，我们会时时处于被动，这不行！我们要拒‘客’于门前，把这条尾巴斩断在陕北根据地之外。”“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确实不好。”周恩来应声作答。 “把它打退！”站立在一边的聂荣臻说。 “对，要想办法打它一下。”林彪表示了打的决心。 “荣臻同志先到前面去看看情况，看看我们能打赢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视情况再决定我们采取如何打法。”毛泽东当即作准备部署。 这时，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国民党军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了上来，紧追在红军的后边不放。林彪形容说：“我放个屁，他们都能马上闻到。”一些行军掉队的红军战士惨遭敌骑兵的杀害。红军第1纵队节节抗击着敌骑兵的进攻，掩护大部队的北进。 因此，毛泽东断然决定要打一大仗，首先把尾随的敌骑兵打掉。 决心下定，毛泽东开始考虑用将，他由此想起往常打大仗之前与之并肩战斗的朱德。可朱德是一时来不了吴起镇的，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彭德怀，立刻发电报要求彭德怀迅速赶到吴起镇商讨作战计划，第2、第3纵队交第3纵队纵队长叶剑英和政委邓发统一指挥。 傍晚时分，聂荣臻一身尘土地回来了，急忙向毛泽东汇报，说：“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击。敌人的骑兵也就是20＃＃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就不行了。他们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准备打，老彭明天早晨就到这里，我们再商量一下。”毛泽东说。 次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左权等人站立在吴起镇庙台上，向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下达作战命令。毛泽东亲自作战斗动员报告。 彭德怀的话最少，简单明了的如一句口号，他说：“我什么也不多说了。任务就是打击追敌，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打击追敌，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响亮的口号声传遍会场内外。 “那好，我们明天早晨就出击！”毛泽东下达命令。10月21日，红军陕甘支队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第2纵队在左翼，第1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起镇的国民党军第35师骑兵团的20＃＃多骑兵出击。 情况正如聂荣臻估计的那样，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遇上红军的排枪，冲在前面的“扑扑通通”迎头落地，后面的骑兵哪还敢再在马背上骑着，赶紧下马提枪作战。这一手提枪，一手牵马的攻击行动，显然很难协调。没几个回合，国民党骑兵就伤亡惨重。 “上马向前冲，不要下马！”国民党军骑兵团长在后面督战。 马刀闪耀，尘土飞扬，又一个波次的骑兵冲击如狂风骤起，席卷而来。 “打！”红军阵地上的所有火力一起开火。几秒钟前的一片马嘶人叫，刹那间变为阵地前的一片人仰马翻。 两军交火的距离太近了，骑兵的速度不同于步兵，没有落马的国民党军骑兵眨眼间就飞马进入红军的战壕。这样的紧急情况虽然不多，但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2大队大队长李英华等4＃多人在战斗中牺牲。 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他沉静地命令各部队采用刺猬的御敌战术，注意形成“球形”阵地，而不能用“线式”阵法对付骑兵。彭德怀的这一招很灵，冲杀而来的国民党军骑兵一碰上红军的如此阵法，没有跑上几个来回，就被四面飞来的弹雨所击中。 仅用半天时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骑兵20＃＃余人全部被打垮，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中粉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后一仗的胜利。 毛泽东得到吴起镇大捷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连说道：“好哇！我们的彭大将军，又立了一大功！”他信手铺开纸张，即兴写下《给彭德怀同志》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过讲了，过讲了。”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赠诗后却感到很不自然，他把最后4个字改成“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 第64章 毛泽东不胜欣喜：“如此改诗，更显大将风度。英勇红军必无敌于天下！” 吴起镇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缓解了整天被国民党军追击的危机，中共中央得以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地研究在陕北立住脚的大问题。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3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我们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阶段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发展。结束1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我认为，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这3大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 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为此，毛泽东一定预感到长征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无与取代的历史地位，他在当时多次召开和出席各种会议，对伟大的长征进行初步总结。 10月25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庄严宣布：“中央红军现在已经胜利到达目的地。 一年来的奋斗能取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这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目前，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拂晓，红军将如日东升，蓬勃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团以上干部会议后两天，毛泽东又在吴起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长征到此结束了，部队严重减员。但是，我们的队伍虽小，可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我们目前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南边，要先将国民党第57军军长董英斌的两个师消灭。红25、26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第38军军长孙蔚如部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以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敌人的‘围剿’。我们一定要在严冬前打破敌人的‘围剿’。”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工作。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25军和红26军会合，这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次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于11月2日进抵甘泉县下寺湾地区。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领导人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此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杀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去瓦窑堡帮助陕甘晋省委纠正错误，将刘志丹等大批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人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1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番号的恢复，标志着中央红军的力量又开始由波谷向波峰回升，这使毛泽东感到无比欣慰。 在这即将取得长征最后胜利的时刻，毛泽东站立在中国最大山脉昆仑山脉北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妥协及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加紧发动世界大战的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心情激荡，一首《念奴娇·昆仑》词在他的胸中酝酿成。 朔风中，马背上的毛泽东对着莽莽昆仑昂首吟唱：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遭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此时此刻，“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回首万里长征路，感慨万千。 11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思绪澎湃的毛泽东立住马头，通知随行部队，他有话不得不讲。 以无比气概“谓昆仑”的毛泽东，立马挥手“说长征”：“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中央红军走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长征。现在，我们完成了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莽原劲风鼓起猎猎战旗作耳，浩荡群山列阵入红军的队伍肃然静听。毛泽东的讲话声震环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只有我们红军才有这个气魄，才有这个决心。敌人总是想消灭我们，可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长征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红军在11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长征将永载史册！”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词汇概念。 热烈的鼓掌声如潮涌浪啸，几次把毛泽东的话打断。 毛泽东挥动着他那有力的大手，继续讲道：“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万人，现在只剩不到1万人。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万岁！长征万万岁！”举枪如林的红军指战员高呼胜利口号，他们每个人为走过万里长征路而自豪。 他们值得骄傲和自豪，请看这么一组统计数据吧！从瑞金算起，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总共走了368天；征途全长1.36万公里，即2.72万华里，这即是史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几乎每天就有1次遭遇战；有15天整天都在打大战、恶战；有235天在行军；有18天是在夜间行军；仅有44天是在休息；平均走182公里才休息一次；日平均行军37公里。 共翻越老山界、五岭、夹金山、六盘山等18座大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河流；突破了10道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封锁线；占领过62座城市；通过了6个少数民族地区；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等11个省区。 中央红军长征以陕北为终点，到此即将胜利结束。193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道佐铺江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共同商讨会师后的第一个作战行动，这即是马上打响的“长征奠基礼之战”——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对徐海东等人讲：“有句古诗说的好，‘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红军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应发展到哪里。红军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毛泽东用“落霞与孤鹜”、“秋水共长天”的词语，精辟地说明了开创革命根据地与发展红军的密切联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费非常困难。毛泽东派人到刚刚由红25军改编的红15军团来，要借2500元钱。徐海东把供给部长和财务科长找了来，问道：“我们还有多少家底？”“7000元。干什么？”供给部长答问。这时，红15军团的生活也相当苦，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这些钱可是他们长期积攒起来的家底，也是全军团各种费用的全部资金。 “我们来到陕北比中央红军早，人地熟悉些。中央红军刚到，困难要比我们大得多，特别是经费异常困难。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这样吧，我们那点家底，留下2000元，其余的5000元全部送给中央。”徐海东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指示。 徐海东的言行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指示中央红军派出专人到红15军团表示感谢。 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兴奋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第65章 在象鼻子湾，中共中央于11月9日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先后到达会场。兴高采烈的毛泽东挥动着双手，对台下欢呼的干部们高声喊道：“同志们，辛苦了！” 整个会场上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面对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没有开口前对着台下深深鞠了3个躬，他很动感情地作了精彩的讲话，实际上他是对红军1年来战略大转移作了一次精辟的总结。 毛泽东讲到了江西鼎盛时期的“朱毛红军”，讲到了5个月前夹金山下的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10万红军之众是何等的气派。由此，他也讲到了中央红军的现在，讲到了朱德，说起了张国焘，再次断言“南下是没出路的”。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泽东诵词忆往，惦念着：此时的红四方面军8万之众又怎么样了呢？朱德总司令呢？还有张国焘，这个提起令人头痛的红军总政委？ 六盘山之南，大草地之南，就在毛泽东率部胜利到达吴起镇内、彭大将军横刀立马吴起镇外的中间一天，10月20日，南下的红军总部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总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夺取天全、芦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一带为根据地，彻底消灭国民党川军杨森、刘文辉部，击败刘湘，邓锡侯部的增援。 南下红军分3路纵队进击：以第4军、第32军组成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方向警戒；以第30军、第31军之第93师、第9军之第25师组成中纵队，进占宝兴、芦山后，向名山、雅安地区出击；以第9军之第27师为左纵队，东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并以一部负责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地区。除此之外，以第5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33军为左支队，驻守马塘、两河口地区，相机威胁理县，并占领威州。 朱德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他仔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上的指导，对各级指挥员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 10月24日，红军迅速翻过夹金山，发起凌厉的攻势。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龙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击溃川军共17个旅近7万人，其中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初步获胜后，南下的红军稍微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在战局打开后，红军是向东进击川西平原，还是向西攻取康定、泸定，红军总部领导人的意见很不一致。张国焘提议：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向西发展，重点夺取康定、泸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应该向东发展，在天全、芦山一带与敌决战，这一地区的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红军的补充和发展，并且能在取胜后继续向川西平原发展。朱德和刘伯承出于各种原因，在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同时，对军事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统一，表示对现时的作战指挥不予干预，只要红军能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最好的决策。 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11月7日，致电张国焘，陈述对下一步进军方向的意见，认为：如果马上进入西康，补给则更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应仍在此寻机歼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第4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后，则或东出或西进均易于行动，而西进只是万不得已时的一条后退之路。 张国焘接电后，权衡利弊，便再没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此，徐向前和陈昌浩立即率领部队开始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作为总司令的朱德此时思想很矛盾，他对红军总部的争吵始终不便很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站立在绵延起伏的峻岭上，向东远眺，那里是著名的天府之国中心成都平原，再远一点就是他的家乡仪陇了。 “前途还难卜哟！”朱德对身边因打了胜仗而兴高采烈的参谋人员告诫说。 在这一时期，朱德先后撰写了10多篇关于作战的文章，如《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27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 张国焘看到这些文章后，心中很是有些醋意，说：“论军事指挥，还是总司令高明。没有想到的是，总司令的作战理论还是一套一套的。把他弄到第一线，他反而是如鱼得水，写出了这么一大堆研究文章来。” “把他弄回来监视起来算了。”有人建议。 “还是让他在前面打吧，不打胜仗，大家都不能活。”张国焘算是说了句老实话。 “让他长期与部队搅在一起，总不是个好办法，会出事的。”仍有人为张国焘出谋划策。 “成都指日可待，从长计议才是上策。”张国焘打起了另外的算盘。 11月12日，红军占领芦山县城后，脑袋时冷时热的张国焘又趾高气扬起来。 “怎么样？事实说明南下是胜利之途，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是胡扯！”进入芦山县城的张国焘得意洋洋地说。他立即致电红1、3军团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夸大南下所取得的战役上的胜利，电报称：“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本来坚持西进康定的张国焘看到眼前的胜利，也改变了初衷，对向东打成都变得异常积极。 因此，红军在占领天全、芦山后，没有半天的休整和停顿，又迅速向名山、邛崃进击。 部队的士气也很高昂，一路都是军歌嘹亮：“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反对右倾逃跑，我们要进攻。” 南下的红军距离川西平原越来越近，也的确吃了几天大米。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很快盯上了这里。“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渐渐证明若实现是何等的艰难，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难以如人心愿。 11月13日，也就是张国焘给毛泽东发出“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电报的第二天，真正的川西平原“敲门”之战——百丈关大战，方才揭开大幕。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三回川军死守成都大门百团混战百丈大关 13日，1935年11月中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这一天对张国焘来说，不应是个寻常的日期，百丈关大战在这天全线打响，也许由此注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为此他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时光转过40余年，他移居加拿大后即曾对西方社会尤为忌讳的这个“13”数字痛恨地顿足捶首。 “如果红军在百丈关大战获胜，成都是必得无疑。”张国焘作过这样的推论。熟悉川西地理兵志的兵家早就作过如是说。 “那么，拥重兵坐镇天府之国首府成都的张国焘的结局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后人不能不对那段历史作一番深思和测想，推论肯定会是多样的。 然而，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张国焘终于没有能够在川西成都建立起毛泽东式的陕北延安，新中国属于毛泽东，历史在百丈关前拐了个大弯。 话说红军在天全、芦山取胜后，即直趋川西平原而来。国民党川军总司令刘湘最精锐的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被红军打得稀里哗啦，溃退向川西平原。成都这个川中政治、经济中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始终坚信“得四川就可控中国，稳巴蜀就可平天下”的蒋介石在重庆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唯恐如果红军进入川西平原后，成都难保，急忙飞到成都亲自督阵。 “娘希匹！不是说川军很能打吗？吹牛！”蒋介石骂人了。 “大家一定要同舟共济，誓死保卫成都平原！”刘湘向四川大小军阀发出紧急号令。整个川西的地主豪绅也都万分震惊，感到危机存亡迫在眉睫，决心倾全力保住各霸一方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蒋介石命令中央军薛岳部的两个军由南向北推进立即加入战斗，川军主力必须倾全力在川西平原组成防御阵线。刘湘急调唐式遵第21军、王瓒绪第44军、范绍增第146师等部队到川西一线，命令赶赴西昌途径名山的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所率4个混成旅，停止前进就地布防。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兵力，在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线已经集结了多达80多个团，计20多万人。一些当地的地主、土匪、袍哥武装在刘湘的号令和组织下，为了自身利益的驱使，也组成民团队伍，抗击红军进入成都平原。 第66章 刘湘见蒋介石到了成都，他也就不好再在城中呆下去了，只好大着胆子赶到邛崃县城督战。他的眼睛死盯着一张挂满墙的川西地图，目光停留在邛崃县城以南仅30公里的百丈关。 “就把赌注押在这里！”刘湘下了最大决心。 百丈关，西北倚莲花、天台二山，东南靠总岗山脉，西南屏自古陈兵之地的金鸡关。就在这西北、东南山脉的夹沟中，岷江支流临溪河即发源于百丈关西南方圆不到10公里的群山中，向东北方向流去。沟底临溪河西北侧，一条公路蜿蜒于其间，百丈关就位于公路隘口上。这条公路是由雅安、名山通往邛崃、成都的必经之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里仍是川藏公路的咽喉地段。 如果从空中鸟瞰这川西盆沿，邛崃至百丈关一带狭长的地形恰似一个巨人的右脚印窝。邛崃是“脚跟”，百丈关就是“大脚拇指”，与百丈关相邻斜向西北的月儿山、夹关、三角堰、天车坡，就分别依次是这巨脚的各个脚拇指。这个长达30多公里，宽10多公里的脚印窝，使人联想到造物主从成都到西藏即将踏出川西盆地时踌躇的一瞬间：他的背后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面前是险峻的康藏高原，一个深浅有度的脚印，就这样形成了如今百丈关至邛崃一带的特殊地形地貌。 从百丈关到邛崃这段公路呈西南、东北走向，公路两侧5公里左右基本上都是小丘陵地区，海拔多在600米左右，近公路旁多为耕地，沟渠交错，岗坪纵横。当年红军在这里鏖战时，正值初冬，这里的田地绝大多数刚种上小春作物，仅有少数的冬水田。这一带由于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就在这样一片方圆10多公里的“脚拇指”弧形地段上，由各个“脚拇指”分路展开进攻，与四川各路军阀进行了一次殊死恶战。史载的百丈关大战，即主要指的是这一排“脚拇指”百丈关到月儿山、天车坡一带纵横数十公里的激烈争夺战，其次是从百丈关沿公路向东北到治安场近10公里一线的争夺战。“大脚拇指甲盖”上的百丈关是主战场。 “坚决把共匪堵在百丈关外！”国民党军大员顾祝同拍打着地图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他们明白，如果红军上了“脚背”，“脚跟”邛崃也就随之晃动，红军兵锋就可长驱直入“膝盖”成都，一旦时机成熟就可折断国民党政府的一条腿。 在蒋介石、刘湘的督战下，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像洪水泄入这个“脚窝”。布防在最前沿各个“脚拇指”百丈关、夹关、天车坡弧形线上的国民党守军，是川军李家钰部的4个混成旅，共12个团。并在沿公路两侧的顺“大脚拇指”向北的大坡顶、关斗山、燕子沟、栖霞寺、曹公庙、挖断山、熊店子、胥冲头、鳝鱼桥、黑竹关等地，修筑了道档碉堡封锁线。 与此同时，漫山遍野的红军高唱着“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挺举着树林般的大刀，排山倒海正向这“脚掌”一路砍杀而来。 红军综合各个方面的敌情，兵分南、北两线：由芦山以北70余公里的盐井、大川向东进击的红军为北线，直攻“脚跟”邛崃县城；由芦山以东20余公里的名山地区向北进击的红军为南线，直攻“脚拇指”，然后北指邛崃。南北两线红军20多个团如一把大铁钳，把第一个钳击目标夹向了“脚脖跟”。 南线红军鉴于川军李家钰部在名山以北的弧形配置阵势，认为立即进攻百丈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由此决定先打天车坡、夹关之李家钰部，从“小脚拇指”逐个斩起，再砍下“大脚拇指”。因此，在大战的第一天，南线红军又兵分3路：以第30军88师为左翼；以第9军25师为中路；并出奇兵以第30军93师为右翼，沿总岗山向蒲江县挺进，直插川军李家钰的指挥部，腰击“脚掌”内侧。 各路红军在准备就绪后，迅速向川军发起全线冲击。 南线红军左翼以第30军88师264团为先头团，直取“小脚拇指”。于11月13日从五家口（今上里乡）向百丈关西北的邛崃县境太和场、夹关发起进攻。防守从天车坡、三角堰（今天台乡）到夹关这一线长达10公里的川军，是李家钰第1混成旅李青廷部戴松如、李克源团和第5混成旅的吴长林团。该旅以戴松如团防守三角堰，李克源团防守夹关，吴长林团为预备队。戴松如团以1个营防守天车坡，1个营防守三角堰，1个营为预备队。红军赶到夹关，连夜向三角堰发起进攻，先解决了戴松如团的预备营，又迅速将防守三角堰的1个营击溃。当晚，红264团在农民向导的引路下，走丛林小道，向据守在天车坡（海拔841米，是附近最高山头）上的川军发起突然袭击，歼灭戴松如团一个营，截下“小脚拇指”。红军乘胜夜攻，再击溃戴团守二道桥的另一个营。戴松如率残部仓皇逃窜。红军一路追击，随即再攻驻守夹关的李克源团，李团溃败。 红军占领夹关后，乘胜追击，向驻守观音场、廖场一带的川军猛攻。川军旅长李青廷连忙命令预备队吴长林团掩护退却。14日拂晓，吴长林团经夹关东北5公里的王店邓锡侯部刘乃铸旅阵地左侧向南撤退。李青廷旅残部在刘旅的支援掩护下，方摆脱红军的跟踪追击，败退到邛崃以南大塘铺一线。夹关一线战斗，红军毙伤俘川军李青廷旅80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机枪2挺。红军伤亡40余人。 南线红军中路部队红25师由中峰镇及其以北的朱场、赵营一带为出发阵地，向北面的夹关挺进。与川军刘乃铸旅展开激战，将刘旅击溃，然后进击到达观音场附近，汇合左翼红军向百丈关攻击前进。继而与数倍于红军之川军大战“中脚拇指”观音场等方圆数公里的山岗丛林地带。南线中路、左翼红军汇合打退百丈关左侧李家钰部后，于当日下午在一颗印村农民张德昌的带路下，经中坡到达百丈关以西仅700余米的朱坝，午夜，开始向百丈关附近川军发起进攻。 南线红军右翼部队第93师这支奇兵，担负出击“脚掌”内侧腰部的任务，他们从百丈关东南的蒙山进入青江堰沿总岗山麓向蒲江县挺进，长驱直入20余公里，直捣川军将领李家钰的指挥部。红军一路斩关夺隘，进展顺利。11月14日中午，当进击到蒲江县大兴场时，即与李家钰指挥部的警卫部队接火，战斗打得比较顺手。但就在这时，突然有紧急情报传来：刘湘在百丈关西北一带埋伏有10多个旅的重兵，企图诱使红军进入包围圈，然后截断退路攻击之。于是，红军南线右翼部队未能按照原计划直插纵深，反而退出蒲江方向的战斗，其主力从大兴场向西直插百丈至邛崃公路上的要镇治安场，参加百丈关附近的战斗，其余部队沿来路返回。在返回的途中，又派出了一支部队从太平场、天宫庙进入百丈，增援攻打百丈关的红军。 南线右翼红军作为由南进击川西平原的主力部队和一支奇兵，如此分兵未能按原定计划向纵深发展，失去了本来作为奇兵使用的本意，没有达成预定的战役效果，其战果也远不如另外两路部队。事后证明，右翼部队因情报有误撤军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步错棋。如果该部红军按预定战役方案直插川军纵深，川军在蒲江、邛崃一线的指挥体制很快就会被打乱，前线的川军在被断了后退之路后也就不可能顽抗到底，就会忙于救驾邛崃，回守成都，百丈关一带防线就会不攻自破。 然而，一纸假情报胜过20个旅。南线右翼红军主力主动由南到百丈关和北至邛崃县城距离几乎相等的大兴场后撤了。 川军解除了“脚掌”内侧腰部的威胁，开始集中所有战斗部队向“大脚拇指”上用力。 将“剿匪”总部设在邛崃县城的刘湘，目不眨眼地紧密注视着南面战事的发展。就在这时，北线红军出奇兵突然在邛崃西面发起猛烈攻势，相继打退了刘湘各部的阻击，占领油榨沱、水口场，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白鹤山，此地距离邛崃县城仅有3公里。过了邛崃，一马平川，成都即已无险可守。 成都告急，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军阀神惊色变。 刘湘慌了手脚，连呼：“快采取应急措施！不要让共匪截断了桑园联络线。”桑园镇在邛崃县城以北10公里处，是邛崃经大邑通往成都的要道重镇。 邛崃县城内，官绅们纷纷收拾细软外逃。刘湘飞调成都附近各旅救援邛崃，在急电中已是语无伦次：“前方已成混乱，你旅赶赴桑园镇布防务。”国民党军大员顾祝同、薛岳等在蒋介石的训斥下，也火速赶到邛崃，筹划布防紧急提案。 心情紧张到极点的刘湘为了搬救兵，特把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急电召到邛崃县城，说：“军情紧急，我手边部队已经用光，你赶快回去组织力量守成都。”也就是说，刘湘已经做了弃守邛崃，败退成都再固守的打算。 可是，南下以来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国民党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显然估计不足，加之求胜心切，在硬碰硬后就感到有些后劲不够了。北线红军在几个回合打下来后，也就失去了再进攻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拚命抵抗下，北路红军没有能攻下邛崃县城，遂沿原路后撤。 第67章 川军在邛崃之南大兴场摆脱了“脚掌”内侧脚腰部的危境，现又解除了邛崃之西红军对“脚跟”的威胁，由此得以集中战斗部队向“大脚拇指”上使用全部兵力。 百丈关一线战斗越打越激烈，规模越打越大。20余团的红军勇战80余团的川军，如此一场有100余团兵力参加的大混战在名山与邛崃一线全面展开。 11月14日，汇集到一起的南线左翼和中路红军各部发扬夜战、近战特长，顺利占领百丈关西北附近的观音场、张店子等地。据俘虏供称，溃败中的川军模范师和教导师的残部，正退到百丈关以北5公里的鹤林场、黑竹一线。红25师指挥员立即命令第74团、第75团分两路向黑竹方向追击。 红74团走公路左侧，于当日中午占领月儿山，与川军唐明昭旅对峙至黄昏，将唐旅击溃，逼近鹤林场。 红75团沿公路追击，以刀山火海也挡不住的英雄气概，冒着激烈的炮火，向川军百丈关东北两公里的挖断山阵地发起猛烈冲击。挖断山说是山，其实更像一座土岭。红军到来前，这里由川军李家钰部的1个团防守，以纵深的碉堡和前沿机枪阵地骑公路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为了吸引住川军的火力，红军用机枪火力封锁川军碉堡眼，在路西侧丛林中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川军阵地，转移其视线，掩护由3人组成的多个战斗小组分头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 红军很快攻上川军机枪阵地，频频扔出手榴弹，消灭了碉堡中的敌人。溃敌向挖断山之北3公里的鳝鱼桥逃窜。红军于当日中午占领挖断山，然后跟踪追击，一鼓作气，连续冲垮了川军李家钰、潘文华部鳝鱼桥至黑竹关一线的数道碉堡封锁线，两小时后再占黑竹关。 李家钰为了保存实力，放弃百丈关以北阵地，率所部向蒲江方向撤退。 下午2时过，正当左翼、中路红军继续向前推进到治安场，直逼甘溪铺时，忽然得到与红军右翼部队同样的情报：刘湘在百丈关西北一带的张坝、月儿山等处数十公里的山岗上，埋伏了10多个旅，企图乘红军主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全线反击，以配合名山之川军包抄红军。在此情况下，左翼和中路红军立即停止前进，由治安场回师5公里返抵黑竹关，准备夜袭敌人。 得之不易的从治安场到黑竹关这段公路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红军指挥员在事后方明白，若再夺回并巩固住这段公路两侧的阵地已是异常困难。 红军刚向后撤，川军师长郭勋祺即命令第3旅旅长廖泽率部反扑黑竹关，并企图救援围困在百丈关的川军两个团。廖泽以第8团余岱部为前锋，向黑竹关急进。红军回头迎击，双方在黑竹关西侧展开激战。战至中午，川军伤亡惨重，营长张永贵被击毙，伤亡连长4人、排长18人、士兵570余人，在此情况下，余岱团再难发起新的冲锋。廖泽急令第8团撤退，换上第9团，继续向红军进攻。这时，红军也伤亡400余人，但无部队可轮换，仍坚持战斗在原阵地上，一次次将川军打退。 守在百丈关的川军趁机向北策应，但被红军猛烈的火力挡了回去。廖泽严令第9团凌谏涵部侧击坚守黑竹关的红军，结局却也与第8团相差无几。一阵激战后，凌团的营长萧秀良以下200余人被击毙。下午5时，红军将阵地再向前扩展，连占治安场及其以北3公里的杨店子。 15日，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红军首先发起攻击，以优势兵力猛击黑竹关西侧的川军廖泽旅和鹤林场的唐明昭旅。红军一道道土坎地艰难争夺，把川军向后逐米挤压而去。激战到中午，川军这两个旅只好放弃阵地，向后撤退。下午5时，红军正要发起全线追击，川军范绍增师周绍轩旅的先头部队火速赶到了治安场，在掩护廖泽旅撤退的同时，阻挡住了红军的进击。两军又对峙在黑竹关一线。 红93师奉命以小部监视名山之川军，并令从蒲江大兴场南撤的部队火速退出与李家钰部的战斗，转而向西，直插治安场投入黑竹关战斗，并以一部从马鬃岭进入百丈关增援；红88师抗击鹤林场方面来犯之敌；红25师守观音场。晚上，擅长夜战的红265团出其不意摸到长满松树的狭长山岗，与川军先头部队交火。团长邹风明、团政委黄英祥带领两个营，顺着山岗向前打，直插川军纵深，将川军彭焕章旅的1个先头团击溃。红265团控制了附近的闵坡、月儿山、白鹤林等险要阵地。红93师派出的增援力量也从马鬃岭赶到百丈关附近，使阵地得以巩固。 16日拂晓4时，红75团在准备就绪后，向据守百丈关的川军展开全面进攻。经两小时激战，于清晨6时大破川军200多个碉堡，击溃李家钰部驻守在这里的两个团，攻克百丈关重镇。 红军进入百丈镇后，一面修筑工事，一面做群众工作，在川祖庙前召开群众大会，王维舟在会上宣传了红军的“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等政策。红军将土豪黄宁高等家的粮食、衣服分给穷人，沿街张贴标语口号。“打倒邓（锡侯）猴子，穷人有银子！”“打倒刘文辉，穷人要翻身！”的口号声，响彻百丈镇。夜晚，红军没有惊扰老百姓，沿街道在房檐下和衣而睡。 这天，红军在攻克百丈关，连通黑竹关一线后，各部队开始沿百丈到邛崃的公路一路追逐猛打，又击溃援敌6个旅，大有直取成都之势。 红军沿公路占领治安场、杨店子，各部见敌人就追打，向北再直取2公里处的甘溪铺。由甘漠铺向北5公里，就是川军将领潘文华的指挥部所在地大塘铺。潘文华闻知红军已抵达甘溪铺，极为恐慌，急令潘清洲独立营在大塘铺南侧小丘陵地带布置警卫阵地。前方败兵、行李、辎重、马匹已经涌到了潘清洲营的阵地前，交通阻塞严重，一片混乱不堪。 潘文华闻讯，急率特务营赶到前线督战，把几个跑在前面后退的士兵毙倒在地，严令败退中的川军官兵就此地转身返回前线，否则，此地现在就是后退者的坟墓。并命令官兵将行李、马匹、辎重移到公路一边，开不动的车辆推下山沟，赶快让出增援部队的前进道路。 增援来百丈关一线的川军几个旅挤满了公路，为争路而相互拳打脚踢，仍是一片混乱。 红军一路追击，但由此也分散了有限的兵力，战至下午，攻势就明显不如早晨那么凌厉了。在甘溪铺，红军遇到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川军的反扑，被迫仓促展开战斗，追击战转眼间变成了阻击战。 到了这时，南线红军已明显看出后备力量不足。在川军援兵源源不断开到前线后，红军只好坚守，不能再发起新的追击。 川军范绍增师周绍轩旅在黄昏时通过大塘铺，增援了上去。濒临全线崩溃的川军廖泽旅得到周绍轩旅的支援，得以稳住阵脚。红军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只好后退黑竹关。 17日，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一批批从后面投入战斗，如蝗虫一片片涌来。 从正面增援上来的周绍轩、廖敬安两个旅，向红93师的黑竹关阵地发起进攻，激战两个小时后，红军退到百丈关以北2公里的挖断山附近。 形势对红93师有些不利，师长柴洪儒高叫着：“不能再向后撤了！” “增援部队上！”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附近的村舍、树林成了一片火海。 百丈关之北激战正急，从百丈关至治安场沿公路一线的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 川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廖敬安旅以第31团谢浚部并增派迫击炮连为第1梯队，第32团饶正钧部1个营从右侧掩护，支援第1梯队的战斗；第30团的两个营和旅的独立营为第2梯队，在后跟进，从公路右侧向百丈关推进。红军有限的增援部队从西侧战场赶到百丈地区后，迅速在挖断山一带组成新的阻击线，开始向川军周绍轩旅发起冲击，并转为追击。但追出没几公里，川军周旅的预备队又赶到了。 中午时分，川军发起这天的总进攻。排炮齐鸣，红军被压制在黑竹关以南的鳝鱼桥、挖断山一线，双方展开了几上几下的拉锯战。红军在连续打退川军的多次冲锋后，不得不再向黑竹关方向退去。周绍轩旅与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连紧追在后，再下黑竹关。对峙不久，红军兵力渐感不支，退到百丈关坚守，凭借镇东的栖霞寺、万宫寺和桥头堡垒对川军进行阻击。 川军周绍轩旅向百丈关攻了几次未果，即连夜在百丈关前的曹公庙一线修筑工事，与百丈关的红军对峙彻夜。这天夜里，川军根据刘湘的部署，只有少数部队接近红军阵地，大部川军正在向这一带集中，很快即将形成对红军的大包围圈。 红军看出了川军的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原地构筑工事，准备对付川军的反扑。 双方都在积蓄力量，百丈关之战也就发展成为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6个旅迅速增加到15个旅，首先在兵力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两个军也由南向北加入了战斗。 刘湘深知这次大战的重要性，他把指挥部由邛崃县城向着前线方向南移了20公里，亲自坐阵平落坝督战。他看着潮水般退下的溃兵，急得直跺脚，首先撤销了他的宠臣第147师师长杨国桢的职，示意他姓刘的这次可是要玩硬的了。 第68章 “从现在起，谁再畏缩不前，临阵不效命，我就先砍谁的脑壳！你就是师长我这总司令也要枪毙你在这平落坝。你们师长有权可以枪毙旅长，旅长可以有权枪毙团长，团长可以有权枪毙连长，连长可以有权枪毙排长。我看哪个龟儿子的屁眼儿敢再朝向共匪！”刘湘对着几个师长喝令训斥。18日，刘湘发出了总攻命令，一次就以20多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3个方向朝红军在百丈关附近的数公里弧形阵地反扑；在鹤林场方向以3个团的兵力向红军阵地反攻。 天刚刚蒙蒙亮，川军周绍轩旅向治安场两端3公里长的红军阵地发起攻击，进逼百丈关。 四川南路“剿匪”指挥部的猩红大旗飘在前沿阵地大塘铺，总指挥兼第23军军长潘文华手提机枪在前督阵，横扫溃退之官兵。 “哒哌哌！哒哌哌！”潘文华扣动了扳机。 溃退的队伍又转身向南涌动。 “哒哌哌！哒哌哌！”红军以30多挺机枪组成火网，对冲上来的川军进行阻击。 川军前线官兵好像倒进了绞肉机中的肉团，在弹雨中来回蠕动，伤亡惨重。 红军阵地已被炸成一片松土，打断的树枝在遍地燃烧。 整团整团的川军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百丈关西北闵坡等地的战斗尤为激烈，焦土上血肉模糊的尸体累累，如河滩裸露的堆堆卵石。 两军对垒中，不一会儿就要出现一次刺刀闪闪的肉搏战。 从夹关方向增援来的川军向观音场攻击过来，与红25师激战在一起。 挖断山西侧，川军在石桥坝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石桥坝是一片开阔地，冬季的水田间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掩，烂泥没膝，很难通过。只有一条高岗上的小沟可作掩护，通向红军阵地。红军把住这个口子，任凭川军成群的涌上来，都被机枪、手榴弹阻挡在阵地前。沟中已经堆满了川军的尸体，血水汇集成流，顺着干涸的小沟淌下山谷。 战斗至下午，川军仍未能通过石桥坝。 “哪个营再退下来，我先拿营长示问！”川军团长挥动着马鞭，打得树叶带皮四飞。 “哪个龟儿子再退一步，老子的枪可就要发火了！”3个营长对满脸血污的连、排长下达死令。 潮水般卷上石桥坝的川军士兵，在红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又被阻挡在山沟中，再次平增了一层尸体的厚度。 一群川军士兵不得不向后寻路躲藏。一阵密集的枪弹在他们营长的吼叫声中扫射而来，这群士兵全部就地毙命。 石桥坝阵地前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尸体堆上的川军士兵不敢向后退，也不敢向前攻，就这样伏身趴在死人堆中。红军为了保持战斗力，也没有出击，仍坚守在阵地中。 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声从川军庙儿子阵地上传出。第3营营长被自己的士兵从后面打了黑枪。接着，该团另外两个营的营长也被自己的士兵击毙在张坝阵地。荒野上到处是逃窜的川军官兵。 “反了，反了！”川军团长闻讯把马鞭抽在地上，可他再没敢说别的，骑马先溜了。 石桥坝前川军全线溃退，红军追击至鳝鱼桥之西胥冲头村边，将其全部歼灭。但是，这个刚刚打开的缺口很快就被新到的川军增援部队填补上。战斗不停顿地进行着，红军根本没有一刻喘息的时机：不停歇地拚刺刀，无休止地在冲杀；坚守中突然冲锋，混战后又是追击。 百丈关附近方圆10多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喊杀声，明晃晃的刺刀四处闪动着。 时任红88师政委的郑维山在后来回忆说：“师的指挥所跟前1个班，打到下午只剩下3个人了。但是这3个人，却像钉子一样钉在那片树林中，扼守着阵地。敌人冲上来了，他们从3个方向投出集束手榴弹，趁着爆炸的浓烟，呼叫着分头冲下去，把敌人杀退，3个人又从容地回到原处。战士们就是这样，以一当十地和敌人厮杀。” 夜间，百丈关西北2公里毛清明村附近的红军部队配合从一颗印方向增援来的红军，向月儿山东侧进击。他们唱着嘹亮的军歌，扑入敌阵：满山遍野都响起了军歌与“杀”声相伴的吼声。 呼声在大刀片的翻滚中加力，歌声在火光闪耀中飞腾。 红旗飘飘，镰斧摇摇，杀向劣绅土豪。 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走狗，一切反动派都要统统打倒。 我们勇敢战斗，踏着血迹奔跑。 我们所向无敌，歌是胜利号角！ 悲而壮的大合唱中，红军指战员矫健的身影在飞跃，拚杀如歌之舞，翻滚如水中龙。 如此鏖战，不停顿的持续了1个昼夜。 11月19日，国民党军10余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3面向突出于百丈关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主要交战地区在挖断山西侧和月儿山东侧宽仅1公里、长约4公里的狭长“脚拇指”缝隙间，主要交战点在铁场沟、桅杆坡、柑子坪、娃娃树等地，即现今的百丈乡蔡坪村1队和黑竹乡鹅林村1、2、8队地界上。 拂晓时分，川军师长郭勋祺在黑竹关命令所部第3旅旅长廖泽，率部向南进攻百丈关。挖断山以北地段，黑压压的全是蠕动的川军。太阳还没有升出山岗，川军正面攻击部队第31团向百丈关发起了这天的首次大进攻。 这是百丈关最为紧张的一天激战。 百丈关东侧桥头，红军占据在原川军修筑的碉堡群中，居高临下，击退了川军的多次进攻。但红军伤亡人数也在剧增，他们把牺牲了的战友就地埋葬在栖霞寺的红薯地沟中，伤员也都拿起武器坚持战斗。 激战至午，川军仍没有能前进一步。百丈关前，堆积起川军的尸体如山。 川军团长谢浚打红了眼，他是立了军令状的。他接连枪毙了3个后退的士兵，虽然暂时阻挡住了后退的狂潮，但仍没有能鼓起士兵从原地爬起再向前冲的勇气。 “谁冲上去，给10块大洋！”谢浚望着跃在沟坎中的士兵，决定用钱买命，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战场信条。 “给12块！”但仍然没有人动。 “给15块！”还是没人动。 “给20块！” 这时有人开始抬头，站立起来。 谢浚终于用20＃＃多块银元组成了10＃余人的“敢死队”。这些为了银元而不要命的名副其实的“亡命之徒”，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反扑而来。 “敢死队”在伤亡过半后，剩下的亡命之徒挥舞着大刀侥幸冲进了红军的阵地。 这时，川军增援部队也源源而至，如潮水向百丈关翻卷而上。 百丈关红军防线出现了裂口，并渐渐扩大。 双方肉搏在一起，血肉横飞。 为了截断川军的后援，红军由百丈关口的北侧高地张坝附近出击，但被川军廖敬安旅的掩护部队阻回。 战至午后3时，红军用刺刀渐把川军向关外逼出几十米。可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飞机出现在空中，盘旋扫射，滥炸民房。一群群炸弹呼啸而下，有的落在红军的阵地上，有的落在民房中。爆炸声中，弹片四飞，泥土飞扬。 “快卧倒，注意防空！”红军指挥员大声喊着。 暴露在战壕外面的一些红军指战员被飞机扫射或扔下的炸弹击中，枪托都被炸飞到半空中。飞机扔下的燃烧弹首先落入居民朱云中的院子内，由此引燃了百丈街从东河桥到西部街房的民房，烈焰腾空，数百米的长街被焚烧成一片废墟。 红93师的指战员为了躲避空中的威胁，急忙跳入战壕。哪料到尘土飞扬中，地面上的川军趁机反扑，又进入阵地，待战壕中的红军发现时，川军已出现在面前。 一片金属撞击声，刺刀对刺刀“叮当”作响。 川军谢浚团在廖泽旅的侧面掩护助攻下，再次攻入百丈关。 红军伤亡很大，边抗击边向后退去。 “10师，跑步进入百丈关阵地！”徐向前擂着拳头命令。 红10师在师长陈锡联的率领下火速赶到百丈关增援和断后，掩护前面的部队撤退。川军谢浚团第1连连长王廷章带领该连一直追过关外近1公里的大坡顶（今百丈水库大坝南端），即被红10师遏制住攻击势头。王廷章当即被击毙，该连仅剩20多人死里逃生。 红10师又夺回了百丈关，并趁势向北追击。 川军夺路而逃，谢浚站立百丈东桥头，手持大刀督战，叫喊着：“要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 但整连的川军向后涌去，谢浚接连砍倒几个，也无济于事。这时天近黄昏，谢浚在折腾一阵子后，只好收拾起残兵败将，后撤几百米，放出警戒，准备明天再大战。 20日，川军增援部队孟浩然旅等部也赶到了百丈关地区，由黑竹关方向加入战斗。 川军一稳住阵脚，就开始了对百丈关的又一轮大进攻。身处前沿阵地的谢浚施出新的招数，他令士兵在百丈关的东面纵火，火借风势，很快就烧进了关内。红军除留下一部分人给予趁机进攻的川军以打击外，其余人奋勇灭火，制止住了火势的蔓延，保住了百丈关西部居民的房屋和财产。 打到这时，百丈关东部已是无险可守。 第69章 80多个团的川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向仅剩有15个团守卫的红军阵地百丈关地区攻击，红军的坚守也就越打越艰难。 到这时，红军已经是7昼夜的浴血奋战，敌众我寡，实在是再也无法坚持。11月21日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作出决定：不能继续在名（山）、邛（崃）、大（邑）阵地上拚消耗，命令部队全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名山的莲花山一线的山地据险防守。 至此，坚守百丈关的红军只好边打边撤，被迫撤出百丈关，向新店、万古退却。激战在月儿山、胡大林一带的红军部队也陆续于21日、22日撤出战斗，与撤出百丈关的红军部队一道退到了五家口和名山以西的蒙山、莲花山、四包山一带驻守。 百丈关之战，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1万人的惨重代价，主力严重受挫。此战的结束，也就此宣告了南下红军《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的失败。 百丈关的激战，使南下的红军就此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 这时，四川军阀主力部队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6个师已集结在南面的雅安、天全一带，第53师李抱冰部部署在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从3个方向朝红军步步逼近。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南下的红军由最初的65个团和1个骑兵师共约8万余人，到了这时已锐减到28个团约4万多人。 严冬降临，红军无粮，陷入极端困难中。部队减员也无法补充。所有这些，都使徐向前和陈昌浩更加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1936年2月20日前后，红军被迫全部撤出名山地区，向西康北部地区转移。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四回毛泽东斗牛直罗镇大本营安家奠基礼 “怪了！战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非要偏向毛泽东。”常以兵多自重的张国焘在百丈关碰壁后，心中忿然不平，说：“一切都似乎是为了验证毛泽东所说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话。同一时间所打的两个战役，我的失败了，他的却胜利了。”1935年11月下旬，就在南下红军百丈关受挫的同时，北上的红军与此相反，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 其实，如果讲困难，北上红军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南下红军所遇到的困难少。先就自然条件说，北上红军刚到陕北，冬天就好像是为了故意考验毛泽东所率这支铁流的吃苦能力，黄土高原的冬季比往年较早地降临了。 雪花似乎是紧跟着秋风一同到来，白色的鹅毛大雪裹卷着深黄色的落叶一同铺向大地。 红军指战员把能穿的东西都披挂在身上御寒。新任红13团团长陈赓的办法最简单，却也较为实用，很快就被大家仿效。他把两块羊皮连在一起，胸前背后各一块。形如一个口袋，在袋底割出了一个稍大一点的圆洞，用来伸出头；在伸出胳膊处的羊皮上又用刀子割了个圆洞。 陈赓穿上这如古代盔甲一样的“皮衣”，笑着问道：“怎么样，像不像个大富翁？” “我看倒像个叫化子。” “真的像个叫化子？”跛着脚的陈赓拄着拐棍走了几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乍一看，外表真像个讨饭的叫化子。可仔细一瞧，你这彪形大汉，讨饭有谁能相信？” “倒也是真的。刚才听你们一说我像个叫化子，我还真高兴呢！因为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什么都敢化装，就是不敢化装这讨饭的乞丐。”陈赓乐观地欣赏着这羊皮“袄”。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寒颤，但仍幽默地说：“这无袖羊皮袄打起仗来倒是很方便的。最起码扔手榴弹方便，这是一大优点。再一个优点是可以前后反正一样穿，不怕晚上紧急行动时穿反了衣服。” 陈赓挥动着双臂，其实在这两张羊皮下他仅仅穿了一件破旧的单衣，裸露出他那病弱的身体。 严寒的天气里，刚刚到达陕北的红1军团总计缺少20＃＃多套棉衣补给不上。几乎是一夜之间，有10＃＃多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被冻病冻伤，许多人卧床不起，重者送进了医院。“怎么的？病倒了10＃＃多人！”毛泽东感到非常吃惊。 “大多数南方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今年的天气冷得太早。”彭德怀愁眉不展地说。 “我看病号多的原因除天气突然转冷，我们没有足够的棉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吸了口纸烟，喘了一口气说道：“不过，这两个原因可以一并解决。” “还有什么原因？”彭德怀急切地问。 “士气，旺盛的士气。军队一天不可无士气。没有了士气，冷气就会从骨头缝里向外昌，浑身都会觉得冷。我们现在急需的是必须有旺盛的士气来御寒。”毛泽东这番耐人琢磨的话充满哲理，说得彭德怀把眼睛睁得很大。 “怎么解决？” “打一个胜仗，解决士气和棉衣、给养问题。”毛泽东定下了决心。 这时，红军在陕北的阵容大振，由徐海东率领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主力合编的红15军团和红1军团合称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此外，还有陕北地方武装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红军作战。 陕北红军的突然大发展，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他在成都忙于调动刘湘川军堵截红四方面军于邛崃、名山、百丈关一线的同时，又多次胁迫西安附近的张学良东北军组织了5个师，向陕北红军根据地进攻，图谋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地区而后加以消灭。其先头第109师、第106师两个师，于11月初占领了太白镇以后又占领了黑水寺，开始准备向富县直罗镇进犯。 站立在作战地图前的毛泽东，紧紧盯住国民党军的动向。最后他把红色铅笔圈划在了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和第106师的头上，地图上的歼灭地点就是直罗镇。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粉碎敌人要靠歼灭战，要靠枪杆子挫败敌人的阴谋，陕北根据地才能巩固。这个战役很重要，我也来参加指挥，怎么样？”毛泽东说。 “由主席策划并亲自指挥，我们肯定会打胜仗。”彭德怀等红军高级指挥员更加信心百倍。 11月5日，毛泽东传令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等人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明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打直罗镇战役的决心，并研究战役具体部署。 毛泽东在讲了直罗镇战役的总体计划后，他把红军高级指挥员召集到了作战地图前。 直罗镇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三面环山，镇子的背面有一条小河流过。镇子的街东头有座古老的破寨子，地形很利于把国民党军放进镇子里歼灭。 战役部署定下后，毛泽东致电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指示：“尽快消灭富县西部张村驿之地主民团武装；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富县黑水寺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发完给徐海东的电报，毛泽东还有些不放心，他把林彪喊了来，面授机宜：“你要对直罗镇附近的道路、地形、人家作详细调查。就给1天的时间，明天就将调查情况报告给我。” 此时已是7日中午，林彪看了一下手表，连忙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书写命令，让警卫员先回军团部传达侦察任务。站在一边的毛泽东微笑着，他对林彪的雷厉风行战斗作风显然非常满意。几个小时后，林彪也骑马飞奔回到军团部。 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直罗镇附近情况的详细调查报告。但毛泽东对这个调查报告并不满意，复电林彪，要他再次作详细调查，并立即派人绘制直罗镇地形图，附以文字报告。 “各部队在驻地立即自行筹足7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坚决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部署的精细程度令所有指挥员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压力。 毛泽东房间内的油灯开始彻夜不熄。急促的电报键击打声中，直罗镇战役的倒数计时器开始运作，各部队迅速向指定地点行动。 红13团团长陈赓接受任务后，高兴地回到部队，召开紧急战斗部署会，他的开场白似乎没有谈战斗，却突然问与会人员：“你们谁杀过牛？”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点头，多数人摇头回答说没有杀过牛。 “我们这次战斗要杀牛！当然不是草地上杀的那种牦牛。这头牛，在我们进入陕甘后，一直跟着我们啃屁股。我在干部团时，它啃过；到了红13团，它也啃过。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牛尾巴，扳了几下它的牛角，但它并没有老实。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让我们这次回头一击，砸碎牛头，狠狠给它一锤，然后给它开膛破肚！”陈赓形象的比喻，到了这时大家才明白，这头“牛”原来是指国民党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所部。 “好，我们保证把这条牛宰了！”几个营长哈哈大笑后，异口同声地表示决心。 “我们红13团自从打了娄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掩护全军。 第70章 这次我抢来了这个硬任务，打头阵，拦住头打，一定要狠狠地打。”陈赓攥着拳头，摇晃着。他的羊皮“袄”腋下已经断了线，前后忽闪着的两块羊皮在陈赓的身体上只能说是悬挂着，已经说不上是穿衣。 “我们一定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写到红13团的战旗上！”几个营长纷纷表示决心。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杀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要注意政治瓦解。毛主席交代了两句口号，大家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记住了没有？” 这两句口号，却一时把大家弄糊涂了。1营营长拧着脖子说：“这是打仗还是去贴标语？” “怎么，打仗就没有时间贴标语？”陈赓变得严肃起来：“毛主席让我们是又打仗又贴标语，孙子兵法怎么说来？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作战策略。你一喊话，他就放下枪过来，这才是真本事。大家不要忘记，这股敌人的老家在东北，他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了。” “嗨，这瓢，简单！”1营营长拍着脑袋抱怨自己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红军进入紧张而秘密的战前准备，红1军团由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从北向南打，红15军团由彭德怀指挥由南向北打，对国民党军形成了蟹爪式的两面夹击态势。 19日，即直罗镇战役发起前两天，毛泽东组织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泽西端的川口子会合后，来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毛泽东挥舞着手中的木棍，谈笑风声，指点着直罗镇附近的山川村镇。这阵势与其说是战前调兵遣将，倒不如说是教书先生在手执教鞭，推演他胸有成竹的教案。 “在上海，你见过西班牙斗牛士的表演吗？”毛泽东提问陈赓。 “见过，惊险而精彩！” “那好，现在你就是红军的斗牛士，先把你们13团的红旗舞起来吧！”毛泽东对陈赓布置“作业”。 “下课”的铃声响了，山头“课堂”上的人们迅速散向四方。陈赓带领担负“牵牛”任务的红13团小分队赶到太白镇方向去“惹牛”。牛元峰果然经不起四处红旗飘动的再三挑逗，开始发火了。 红军“斗牛士”挥舞红旗在前，“牛”怒气冲冲跟随在后，一头猛向直罗镇撞来。 “牛来了！”红军前哨部队发出战斗信号。 “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毛泽东通电两个军团。 “走吧！上观战台。”毛泽东说。他的指挥所设立在直罗镇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从这里可以直接观察整个战场情况。 路上，毛泽东遇到了林彪。毛泽东把几个指头扭在一起，向林彪做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动作，笑着擦身而过。 “主席是什么意思？”参谋人员问林彪。 林彪没有言语，他走进军团指挥所，向着各师长命令：“要记住，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只有歼灭战才有棉衣穿，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20日下午，国民党军在红军小部队的节节抗击引诱下，进了直罗镇。先开进直罗镇的是国民党军第109师的3个团，后面的第106师开到黑水寺附近，就不敢再向前走了。于是，第109师就成了红军先歼灭的对象。 “进入前沿阵地，准备出击！”毛泽东见已是火候，下达了预击命令。 红1军团主力部队在接敌的这天晚上，却因走错了路，比预定时间迟到了1个小时。毛泽东等得焦急不安。 红1军团终于赶到预击位置。 “你们怎么现在才到，我等你们好久了！”毛泽东对林彪和聂荣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因夜暗，我们走错了路。”聂荣臻解释。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晚到了就是晚到了。赶快命令部队展开，记住：不要打成了击溃战，我们要的是歼灭战！”毛泽东再次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战役指导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由镇北向南进击，其第2师3个团、第4师两个团和第1师的红1团直接攻击镇中国民党军；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由镇南向北进击。各部乘夜色迅速包围了直罗镇。 毛泽东站立在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上。这里有几所破窑洞，3部电台联通了与红军各部队的指挥。 为了便于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没有进窑洞，却把指挥台设立在窑洞口一块大青石板上。 聂荣臻把军团部的警卫连放在毛泽东身边，加强警卫，以防万一。 “主席，你怎么上来了？”阵地上，红军指战员看到毛泽东等人也来到前沿阵地，出现在战士面前，既兴奋又担心。 “只准你们打仗，就不准我到这里来观观风景。我猜想，这场面肯定很美哩！”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里很危险！” “你们不是更危险。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看牛元峰这头‘牛’挨宰呢！” 周恩来走到战士中间，抚摸着战士们身上单薄的衣服，亲切地问候：“同志们衣服单薄，很冷啊！” “冷是冷，可我们不怕！”战士们的回答很响亮。 “很好，很好，就要有这个精神。不过，等一会你们就可以向敌人要棉衣喽！”周恩来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也在开怀大笑，他习惯性地把双手叉在腰中，说道：“我们这次设了个口袋，把国民党109师这头‘牛’引进来了。我们用15军团拦头，4师堵尾，2师截腰，只要大家协同好，是能够把这头‘牛’牵过来剥皮开膛的。我们也就有了穿的和吃的，就可以在陕北扎下根，安下家。如果这一仗打不赢，我们在陕北就难站住脚，只好到新疆去，打通国际路线，那是我们极不愿走的继续走的长征路。” “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革命把家安在陕北！”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决心。 11月21日5时30分，拂晓，红军完成了直罗镇战役的全部部署。 “行动！”毛泽东的声音不大，出口后立刻变作电闪雷鸣。 千军万马冲杀向直罗镇。战斗打响，冲锋号频吹，拚刺声震天，山鸣谷应。 几路红军迅速占领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头，控制住所有制高点，镇周围的国民党军全部被压到了山沟底。红军立即缩小包围圈，从南北两侧山头向镇中冲下去。 打到上午11时，红2师首先攻入直罗镇。红15军团将国民党军设在南面山上的阵地突破。国民党军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从东涌到西，又从西窜到东。 直罗镇内外，两军激战在一起。 6架闪耀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天空中吼叫着来回低飞，却难以寻找缝隙，分辨清敌我，把炸弹投下去。 红军胜利攻占直罗镇中的国民党军师部。牛元峰到了这时才后悔低估了刚经过长征的红军的战斗力，远不是“精疲力竭”。他只好带1个营逃进了镇东头的那个土围子，凭借寨墙继续顽抗。 “围而不攻，打而不拚！”毛泽东下令。 “为什么？”正在胜利追击中的红军指战员感到不理解。 “为减少部队伤亡，避免打消耗战。”毛泽东的解释很简单：“我们这些经过雪山草地能够生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是宝贝呀！敌人拿100个换我们1个，我们都不能干！” 中午时分，国民党军1个团的兵力突然窜出包围圈，直向红1军团指挥部冲来。这个阵地，本来是由红2师师长陈光负责带1个团来坚守的，但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赶到。 “一定要把敌人堵回去！”聂荣臻一看形势紧迫，只好亲自挥枪上阵。 这时，军团部只有1个警卫排，情况非常危急。 “听我的命令，直属队所有人员操枪进入阵地！”林彪的动作很果断，说话间他的手枪已经横在胸前。 但是，直属队没有充足的子弹，每人仅有4发。警卫排又没有长枪，只能用驳壳枪进行短距离射击。 “多准备些手榴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左权参谋长命令道。 1000多个国民党军官兵猫着腰转眼间已经冲到了阵地前。聂荣臻、林彪、左权带领直属队的红军战士们首先把手榴弹砸向敌群。 手榴弹在轰响爆炸，尘土飞扬。 “好长时间没有像这样扔手榴弹了，还行！”林彪边扔边说。 如此近战打到军团的首长亲自扔手榴弹，在以后就极为鲜见了。反正林彪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扔过手榴弹。 红军战士们人人英勇奋战，阻击战斗打得相当艰苦。 “快！快把侦察连和工兵连调上来。不要动用在毛主席那里的警卫连。”左权向通信员命令。 聂荣臻挥动着驳壳枪，指挥着战斗。警卫员孙起锋紧跟在聂荣臻的身边，操双枪向着敌人射击。一股敌人冲上来了，孙起锋突然跃起，挡在聂荣臻的前面。 “小孙，注意隐蔽！”聂荣臻见孙起锋向前跃进了几步，朝着敌人狠狠打去，急忙喊叫道。 孙起锋的枪口下，倒下了几个敌人。国民党军的又一次冲锋被打退了。突然，只见孙起锋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扑倒在地上。 鲜血从孙起峰的胸口涌出，染红了军衣，浸透了他时刻背在身上的地图背囊。 第71章 “小孙！你怎么啦？”聂荣臻跑上前来，抱起了孙起锋。 孙起锋已经停止了呼吸。 聂荣臻从孙起锋的身上解下图囊，背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图囊后来一直由聂荣臻保存着，后来交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 战斗打到中午，嘹亮的军号声中，红军增援部队到了。 “反冲锋！”林彪命令。 红军战士们呼喊着“杀”声，向山下冲击。 林彪大步向毛泽东的指挥所走去。 “天快黑了，要注意不要让土围子里的‘牛’跑了！”毛泽东提醒林彪。 土围子战斗在继续进行着，红军围而不打，给了牛元峰喘息的机会。 “快！增援我们！我们在直罗镇遭到了共军主力的围攻。” 牛元峰对着无线电报机惊呼。 “混蛋！你们1个师就打不过共军那几个散兵。我告诉你，共军的主力在黑水寺，106师在那里遭到共军主力攻击，你们应该增援他们！”国民党军军长董英斌训斥牛元峰。 “完了，完了！”牛元峰一听增援部队没有了希望，狠狠地摔下了话筒。 “喂？挝挝挝巍”话筒中董英斌急促的声音还在大声吼叫着。 “娘的！竟弄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靠我们自己了，突围！”牛元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决定趁夜暗率残部逃出土围子。 漆黑的夜幕中，牛元峰连滚带爬悄悄溜出了土围子。 此刻，毛泽东并没有休息，牛元峰的一行一动都在红军的密切监视之下。毛泽东对林彪说道：“可以命令红75师出击了！” 直罗镇西南的山头上，手榴弹爆炸的火光骤然升起。红75师一阵穷追猛打，刚刚逃出土围子的牛元峰残部被全部包围歼灭。 国民党第109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到此时已被全部围歼，无一漏网。镇子东头土寨子等地的国民党守军，于23日突围，也被红15军团在追击途中歼灭。 直罗镇战斗后，红军回头北进，准备消灭黑水寺的国民党军第106师。第106师得知第109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 毛泽东命令红1军团追击，并指示聂荣臻：“这个106师师长沈克过去与我们有联系，你们在打了胜仗后要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捎话给他们的上司，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奇*书*网.整*理*提*供)与红军停战，我们现在俘获的人和枪，可如数归还。” 聂荣臻率领部队又消灭国民党军1个团，并遵照毛泽东的意图释放了一批俘虏。这对于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109师全部和第106师1个团，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俘虏团长以下5300余人，打死打伤1000余人，缴获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棉衣等装备一大部。 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全部穿上了棉衣。陈赓对他那件羊皮“袄”还恋恋不舍地相了半天面，说：“我的这项发明，将来可以献给红军服装工厂。” 战役结束后，红军把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编成几个集训队，针对这些官兵都是东北军的特点，广泛开展政治工作，讲枪口应该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救国。晚会上，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更是拨动了东北军官兵的思乡之情和抗日义愤。经过教育，许多俘虏要求参加红军。并对愿意回东北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回去。许多俘虏表示：红军大仁大义，我们回去后再也不同红军妄动干戈。1个月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思前想后，亲自向红军写了封感谢信，说为了答谢红军对被俘东北军官兵的宽大处理和友情相待，特派飞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空投了一批弹药和60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钱币。 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对直罗镇战役进行总结和报告，他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大捷，足使毛泽东手舞足蹈高兴了好几天。12月2日，他放下手中的诗稿，哼着刚从祝捷大会上听来的陕北小调，弯腰进了电报室，高兴地指示电台报务员：“快发个电报，向朱德总司令他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有苦同受，有佳音同享嘛！” 毛泽东口述电报：“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直罗镇大捷。一方面军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彭德怀。” 千万里之外的徐向前首先看到了毛泽东发来的这个电报，他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快看呢，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我们出个捷报吧，对我们的部队肯定是个鼓舞。” 出乎徐向前所料的是，张国焘的表情非常冷淡，轻描淡写地说道：“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直到这时，徐向前方明白张国焘的心中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耿耿于怀，甚至置个人情感于红军和党的最高利益之上。原来多少对张国焘存有敬重心理的徐向前越来越对张国焘用异样的心态考虑问题而不解，怀疑和不满与日俱增。 ！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五回龙虎山掌喧滚春雷瑞雪咏寒愁张国焘 这些天来，许多重大新闻接连传遍陕北高原。直罗镇大捷，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又名林育英）刚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不承认张国焘的“第二中央”；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反日游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响应学生们喊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形成一个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这些消息，对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来说，都是佳音连喜讯。 新形势的出现，使毛泽东所主要考虑的问题不再是雪山草地，而是迫在眉睫的华北危机问题。上个月的11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天津到北平，向中国驻军首领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山东。就在限期将至的11月19日，蒋介石在正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讲话，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1月22日，蒋介石会见日驻华大使有吉，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近期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11月25日，河北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中央，以冀东战区22个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对蒋介石的妥协行为，毛泽东表示坚决地反对。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意同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国人联合抗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以迎接新的局面的到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12月13日，精神抖擞的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途经安塞来到瓦窑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汇集在一起。此时此地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1年来长征的疲劳和困倦，他们个个都是神采飞扬，笑呵呵地站在瓦窑堡街头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共同筹划新的战略部署。 瓦窑堡是陕北高原中部偏北的一个中等城镇，地处中间一块盆地上，龙虎山环抱镇边。两条小河在镇北交汇成一流，从镇中潺潺淌过，从地形上看端正的酷似一个象征着胜利的英文字母“y”。就在这“胜利之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瓦窑堡由此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长征的大本营，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阵地。 张闻天所住宿的窑洞，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窑洞窗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满地的阳光在寒气中显得软弱无力。但窑洞内则是春意盎然，政治局常委们聚集在一起，喜气洋洋，谈笑风生。新糊的窗户纸透进明亮的阳光，房正中一盆红彤彤的木炭火散发出宜人的融融温暖。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就第一个议程“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作了报告，指出：由于形势的飞速发展，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 接着，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运用中国人民熟悉的战国时期，六国采用苏秦的“合纵连横”策略，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秦国的历史，深入浅出地作了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 第72章 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面前盆中的炭火，他引用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话语，对毛泽东刚才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博古同志的怀疑，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毛泽东再次发言，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更加入情入理的分析，说道：“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随着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将转入革命；反革命营垒中产生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可能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博古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自从遵义会议后，博古总感到毛泽东的眼神背后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有些使他受不了。而在这时，中央其它领导人的意见又多是偏向毛泽东，这使博古尤为感到很不开心，一遇到与毛泽东交谈，往往不自觉地就要争吵起来。 会议讨论的结果也就是毛泽东与博古争论的结局。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低下头擦他的眼镜。 “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嘛。”毛泽东兴致正高，非常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可明白地告诉大家，形势的发展必将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共中央应正确而及时地确立自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历史果如毛泽东所断言的那样，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400多人。头戴八角五星帽的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即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在讲演中激情洋溢，挥动着双臂疾呼：“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档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望着台下数百名中国工农红军的精华，毛泽东的情绪受到强烈感染，他很激动。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长征又作了精辟的论述，高度赞扬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他说：“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来盛赞中央红军刚刚结束的长征。 热烈的鼓掌声如响雷，一阵阵从龙虎山上滚滚而过。 鼓舞人心的讲话，令台下全体红军将领热泪纵横。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突破4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恶战；追忆起激战娄山关时的军团参谋长邓萍；回想起强夺大渡河泸定桥的无畏勇士；惦念起腊子口上那个献绝技攀登绝壁的“云贵川”……毛泽东也潸然落下了热泪。 “长征”一词从这次会议后更加迅速流传开来，“长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30年代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 会议散了，毛泽东深情地目送红军将领退出会场，此刻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到了这些将领背后那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构成了红军这座大厦的基石。回到住处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喊了来，联名致电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指出：我们应立即广泛地吸收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入党。 “尤其是陕甘支队及红25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毛泽东强调说。 “凡属经过长征的人，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又补充强调。 各部队立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有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有政治问题的怎么办？” “什么问题？” “与张国焘的政治路线说不清楚。” “张国焘哪来的什么政治路线？这些战士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说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张国焘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清算，但他的错误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到部队，更不能影响到战士。” 就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南下的张国焘却仍在坚持错误，推行他的所谓南下西进战略。他虽然唉叹百丈关之役是个不吉利的转折点，但并没有意识到南下的严重错误。 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开始后撤，于12月中旬到达宝兴，进入天全和芦山地区。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别处发展已不可能，只好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重兵相对峙。 陕北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即12月16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发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指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问题。”几天后，中共中央又把瓦窑堡会议“十二月决议”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接到陕北的电报后，立即趁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呼吁赶快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 陕北的电报如阵阵春风，吹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帐篷里，冬季的川康边营帐中一片春意盎然；陕北的电报又如一阵狂飙，卷入张国焘的幕帐中，一阵飞沙走石后，纸片满天飞，套红色的伪“中央”文件跌落，张国焘大惊失色。 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张国焘往日高昂的头颅终于很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他对跟随自己的心腹说：“这一下我们可真的没有希望了！不管我们成立第几中央，只要树的还是共产党的牌子，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就有着绝对的约束力，我们不能不有所表示。当务之急是急谋党内统一。” 张国焘所做出的第一个表示是对朱德的态度有所缓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一直被张国焘严密控制着，朱德很难接触电报，更别说是电台。朱德与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形如中断。直到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传到川康边，灰心丧气的张国焘对朱德的控制才稍微放松一些。 转眼间就是1935年的最后几天，新的一年到来了。在中国，元旦远没有春节过得热闹，川康边大山中的元旦似乎根本看不出一点喜庆的影子。但在这年岁末的最后一天，朱德的心情格外激动。晚8时，他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我处与红1、红3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是朱德自两个方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 陕北，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1936年的第一天，这封带着陕北高原庆祝元旦鞭炮欢庆声的电报直接发到了朱德的手中。 毛泽东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收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关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关系，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并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所知道的国际国内时局动向，向朱德作了尽可能详细的通报。 第73章 党内斗争形势发展到现在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毛泽东认为该是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候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成立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团的中央”，这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使全党了解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真相。 公布了这个决定后，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十分慎重的毛泽东，仍担心部队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他在1月底没有再进行别的行动，而是耐心地等待在瓦窑堡，倾心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对中央关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意见。1周时间过去了，各部队反映上来的情况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如此这样，毛泽东完全放下心来，他的神情顿时大放光彩。 毛泽东于1月31日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此时的毛泽东，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处理党内斗争和对国民党军作战上，他最喜欢做和擅长的还是愿意驰骋于真枪实战的沙场。因此，在对张国焘的问题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后，毛泽东如释重负，决定亲率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2月2日（农历正月初十），北国万里雪飘。一支百余人的“商队”离开延长向黄河岸边进发。“商队”中的“老板”，穿一件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有马却不骑，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他不时抬头望着多姿的壮丽山河，赞赏着大自然的精美杰作。这“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东征的毛泽东，此刻他正在率领“中路军”向前挺进。一幅波澜壮阔的出师作战计划，在他胸中运筹形成；一阙千古绝唱的词章，同时也在他胸中酝酿诞生，用那根树棍点点划划镌刻在千里冰封的大地上。 率红军东征的毛泽东于2月5日来到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这里东距黄河仅有半天路程就到了。在袁家沟，毛泽东亲自部署和审定渡河东征的作战计划。连日大雪，遍地银花。7日，天空放晴，毛泽东身披大衣，踏着积雪，来到黄河岸边观察敌情。目睹雪中壮丽江山，面对滋润哺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黄河，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分，兴意盎然，连日来的欣喜和兴奋一下子喷涌而出，化作诗情壮志。当夜，毛泽东在清涧县高家湾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咏雪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着这激荡人心的优美旋律，10天后，毛泽东庄严地发出震憾中外的“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红军挥师东指，胜利的歌声传遍大河上下，揭开了抗日救国新的一页。 同是雪花飞舞中，川西大雪山下的张国焘在接到来自陕北的电报后却再也稳不住阵脚，他急忙在红军总部驻地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 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一些原跟随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张国焘倾刻间成为“孤家寡人”。 1月24日，陕北的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为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敢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以温和的语气相商：“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同日，张浩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明确表示不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指示：“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如寒风中之衰草的张国焘接电报后整整3日关门闭户，他是很不情愿地就此认输。 “他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湘潭的泥腿子大概连面包还不知道是方的还是圆的，又有什么可以通天的本事？”张国焘虽是见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他把床板拍得“嘭嘭”响：“我张国焘既然骑不到毛泽东的头上去，起码也要争个平起平坐。” 于是，1月27日，把脑袋都考虑得生痛的张国焘一个骨碌跳下床，致电陕北的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可考虑成立中共西南局。但有一个条件，要求陕北的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张闻天在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当即代表中共中央拟写复电，坚决拒绝张国焘的“平起平坐”要求，指出这和“第二中央”仍没有什么两样，严厉批评张国焘仍采取对抗中央的顽固态度。 电文传到毛泽东的手中。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张闻天那样激愤，他的思维很冷静，大笔一挥划掉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词句，说：“张国焘能撤销伪中央，这就是一个大进步。要给人家一个较体面的下台阶梯嘛，他张国焘的脸皮薄得很哪！过渡的办法多的是，他不愿意服从我们的管，要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好办，让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毛泽东解决问题的计谋总是比别人要高一筹，方法要灵活高明的多。张闻天一看毛泽东的手笔，也乐了，说道：“还是老毛的这个缓兵之计能解决问题。” 两地电报争争吵吵间，南下的红军在严冬中的战斗却不能停止。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开始的8万人迅速减少到4万余人。如此这样，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后退，弄得部队不知所措，有些战士开始埋怨：“真不知上面在搞什么鬼？”挫折和失败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 朱德则在这南下红军的进退中，感到了政治形势的微妙变化，他打电话找到了刘伯承，悄悄地说：“事情开始向好的方向转了。” 心照不宣的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朱德所说的话中意，朱德是在说对张国焘的斗争出现了转机。 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在这时心中已很不是滋味，但他却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痛恨走远了的毛泽东，咬着牙根在骂，可毛泽东是听不见的。张国焘的撒气又集中到近在身边的朱德身上，并暗中派人监视朱德的一行一动。 红军撤下百丈关后，在天全附近休整。朱德没有顾及张国焘的人身攻击，一面坚持说服张国焘赶快北上，一面深入到部队中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朱德爬山涉水，不辞劳苦，尽量多的找人谈话。他坚信：只要能稳住部队，有了基础，张国焘在受挫折后是会顺应大势的。 一天，朱德策马到20多公里外的一个团去了解情况。这个团担负着掩护任务，正边打边撤。这时，红军机关、医院和大部队多数已经后撤到安全地带。 朱德骑着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行进在天全县城以西20余公里的紫石镇附近。马夫走在前面牵马而行。警卫员紧跟在马后面，一行3人沿着山边一条小路，向西走，返回指挥部。 “砰！砰！”朱德的背后不远处猛然响起枪声。 朱德3个人被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第71团发现跟踪尾追，200多名国民党兵蜂拥而出。 “弟兄们，快给我追，要抓活的！”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吼叫。 “快追呀，一定要抓活的！” 骤起的嘈杂声顿时打破了宁静的田野，被惊起的山兔不知祸起何方，撒腿向深山密林中奔跑。 “不好了，有情况！”警卫员喊叫道。 马背上的朱德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 “是敌人追来了！”拉马走在前面的马去回头看到了300多米道路上扬起的灰尘。 “快走！”警卫员把双枪都指向了后方。大白马在警卫员的猛抽一鞭后，扬蹄飞奔起来。 马夫紧跟在后面也跑了起来。 直到这时，朱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枪声越来越紧，子弹从朱德的头顶上飞过。急追直来的马匹嘶叫声和喊叫声越来越近。 突然，山头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哆哆——咪唆——咪哆——” 这是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 第74章 果然，正在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部队听到号令后都停在了原地不动，静观四周的动静，等待下一个号令。 朱德一行趁机疾行，拐过一个山弯，进入红军的防御阵地。 等候在原地的国民党军追兵休息了好久，却不再听到任何号令。敌营长骂道：“他娘的！怎么既不吹前进号，也不吹撤退号？” 又等了一会，四周山头上仍无任何动静。 敌营长莫名其妙地摇晃着脑袋：“真是他妈的见鬼了！我们可能上当了。撤！” 这股国民党军望了望早已不见人迹踪影的远方山谷，吵吵闹闹地回撤。 原来刚才吹“原地休息号”的是红军第276团的司号员王大明。这天，他随本团部队负责掩护机关、医院后撤，在战斗间隙到山涧找泉水喝，突见山下一股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追赶一名骑在马上的红军首长，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他把步枪指向了山下的国民党追兵，但他突然想到，这么远的距离，很难击中敌人，即使打倒一个，也难解红军首长的被追之围。急中生智中，他摸到了腰中的军号，想起红四方面军使用的号谱是从国民党军那里学来的，同样的号谱不是正能迷惑敌人吗？于是，“哆哆——咪唆——咪哆——”的军号声，立即生效，导演了山下刚才的一幕。只不过这事直到王大明回到团里后，当朱德由指挥部打电话来询问“是不是有号兵在紫石”时，第276团吴政委才找到了王大明，赞扬他今天中午办了一件大好事，朱德总司令得以化险为夷。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六回二方面军远征起动四方面军退撤康北 在中央红军于陕北取得直罗镇大捷时，远在湘鄂川黔边的红2、红6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也在进行中。 任弼时、贺龙等人针对国民党军发动的第2次“围剿”凶猛攻势，命令红2、红6两个军团撤离津市、澧州，返回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但是，国民党军接受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果，敌人堡垒封锁线越来越紧。同时，苏区还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獗，物资供应也十分困难。两个军团与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在1935年6月22日已经中断，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则向湘黔边转移，与主力会合；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由苏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之贵州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2、红6军团转移前，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积极筹措给养，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同时还大力精简机关勤杂人员，充实连队，并将地方武装组成第5、第16两个师，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序列，使两个军团各辖3个师，共1.7万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此时，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红2、红6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滇东，于1936年2月2日全部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红军在这里驻扎20余天，扩大红军50＃＃多人。团结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2、红6军团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后到达延安。 3月初，红2、红6军团进到赫章东面的野马川地区。红18团政委余秋里在赫章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臂，骨头和筋腱裸露出来。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余秋里用毛巾简单地捆扎了一下伤口，坚持到任务完成。疼痛难忍中，他把流着汗水和血水的左臂浸泡在冷水中止痛。直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余秋里才拆开绷带，伤口上已经爬满白蛆。换上新的绷带后，他被抬着过了草地。9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余秋里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工具简单得让今人不可置信：割除腐烂肉，用的是一片残破生锈的剃须刀片；锯断骨头，用的是一把工厂中用的普通钢锯。好在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刚刚缴获的麻醉药，但是冒险成分甚至大于手术本身，因为医生并不知道该用多少麻醉药。余秋里总算挺了过来。 红军在贵州赫章附近的战斗损失很大，时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也在这一地区不幸牺牲。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鉴于去安顺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便率部继续西进，经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向南，占领了黔滇交界的亦资孔山区。红2、红6军团在乌蒙山区转战1个多月，回旋10＃＃余公里，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红军部队虽在频繁的战斗中伤亡不小，但沿途群众不断加入红军，部队仍拥有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盘县、亦资孔地区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较好，因此，任弼时、贺龙等人决定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一计划报告正转战在川康边的朱德、张国焘。 然而，朱德和张国焘的回电明确表示不同意红2、红6军团在黔滇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让其北渡金沙江，会合红四方面军。 川西北红军总部与贺龙所部的电台联系，是张国焘在1935年9月3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建立的。因为通讯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中共中央与红2、红6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而红军总部却始终与红2、红6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互通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所以说，直至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贺龙等人一直把红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误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朱德这时的想法是，在红2、红6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在红2、红6军团靠近金沙江后，想方设法让其过江，以增加反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力量。后来的红2、红6军团过金沙江即是在中共中央并未下达命令也不明情况的特殊原因下，由朱德从中私下促成的。 对于这时几乎是独立于中共中央之外的红2、红6军团，张国焘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没有决定北上前，他的大主意是设法把红2、红6军团留在金沙江以南，与江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互应；小算盘是试图把红2、红6军团放在前边御敌，而在川康边地区保存自己的实力，形成自立中央的大气候。后来，张国焘在朱德的相劝下，也表示同意让红2、红6军团北上，这时他的主意则是设法把红2、红6军团拉过来，以弥补红四方面军半年来的巨大损失，轻而易举地扩大自己的实力。 可在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却从陕北来电给朱德和张国焘，指明：红2、红6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对将红2、红6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表示坚决不同意。红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可怎么办才好？毛泽东当初反对我的南下，可现在他们又让我们继续南下，难道川康边不要了？”张国焘接到这封电报后，大发牢骚。 “这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们再不能南下了。”朱德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要坚持原方案，红四方面军必须在金沙江以北地区休整训练，等待与红2、红6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张国焘没有再言语，他仍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可打。1936年春节前后，陕北与川西红军之间的电报伴随着冬雪纷扬，频繁往来，片落似无声，但雪层下涓涓春水已在流动。张浩、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张闻天在电报中指出：“育英（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四方面军及红2、红6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指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由现地巩固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的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红2、红6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3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红2、红6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第75章 以上3种方针情况等考虑选择之。” 对张闻天的这个电报，张国焘反复看了几遍。这时，战局对红四方面军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也促使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下一步出路不能不有个新的考虑。国民党军薛岳部在天全、芦山地区正集中近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相配合，步步向红四方面军逼近。经过7天激战，红军被迫向后撤退，直到退出天全、芦山。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 负责殿后的徐向前不断向朱德汇报当前敌情，并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在这里长期相持拚消耗，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成执行北上方案，伺机策应红2、红6军团的北进，决定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策应红2、红6军团，然后一道北上。 2月中下旬，原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横亘在懋功和宝兴之间的30＃＃多米高的夹金山，是西撤红军要经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它已经不陌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2次；对红一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3次。但是，这座熟悉的“老朋友”现在却换了面孔，前两次翻越时是在夏、秋季，而现在却是在狂风呼号的隆冬季节。 “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不敢攀。”这是当地民谣形容严冬中的夹金山。 但是，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和艰险，还是把夹金山踩在了脚下，继续向前挺进。 再向前走，竖起在红军面前的是折多山主峰——党岭山，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这座大雪山海拔50＃＃多米，山大半在雪线之上，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四季都可看到雪花飞舞，气温低至摄氏零下4＃多度，空气稀薄，雪崩骤然间会倒下一座冰峰。当地藏族人把这座山称为“神山”，冬天里是绝对没有人敢玩命冒险翻山的。 就在这隆冬的季节，朱德率领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扑向这冰山雪峰。在漫天飞雪的高寒地区，将士们的棉衣还毫无着落，有的指战员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披在身上。 为了在中午前后登上顶峰，红军大部队一大早就赶到山下。 山脚下是原始森林，满目绿色葱茏的松柏。但上山不久，树木就越来越少；再往上，连低矮的灌木丛也难以见到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中，红旗愈加显得鲜红艳丽。 乐观的红军指战员在风雪中高歌：“寒风透骨凉，风凉血不凉；我有上天梯，雪峰摘月亮；再鼓一把劲，踩星登太阳。” 部队上到半山腰，汗水已湿透指战员们的衣服。可快接近山顶时，狂风突起，冰渣雪粒飞卷，打在指战员们身上带的喝水缸子上噼啪作响。气温骤降，被汗水浸透的军衣很快就结冰冻成冰疙瘩。 “这可真是‘漫天飞银弹，助战有冰甲’。老天在给我们开玩笑哩！”朱德在狂风中鼓舞士气。 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都在大口谮谮地喘气。 红军以铁的意志翻越党岭山，行进在风雪中，滚爬在冰板上。红271团1营特务连的炊事班长老周，因为背着行军锅太兜风，在接近山顶时被一阵狂风吹倒。战友们急忙去拉，可是风骤雪急，一把没有抓着。炊事班长连人带锅一同滚下万丈深谷，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奇=“老周！老周！” =书=呼啸的山风很快裹雪带冰抚平一切痕迹，山谷又恢复了一片洁白。大家叫破了嗓子，深谷中没有任何回声。 =网=“老周！老周！” “怎么回事？”这个营的李营长牵马艰难地爬行上来，见这么多人对着茫茫深谷喊叫，忙问。 “我们连的炊事班长老周被大风吹下深沟去了！”有人哭泣。 李营长探探脖子向深谷中望了望，然后摇摇头，说：“老周同志与大山同在，让我们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吧！这里风大，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山下宿营地！” 李营长率马奋力向山顶爬去，战马到了这时也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走了没有多远，突然，一阵风雪刮过后，这匹马失前蹄滑倒在冰雪中，它奋力挣扎了几次，却再也站立不起来。它望着李营长，眼睛中盈满泪水。 “快起来，快起来！”李营长奋力拉缰绳，想推马站立起来。但一切努力都没用。为了带领全营尽快翻过雪山，李营长不能在此久留。 但是，“咴儿咴儿”的马叫声，又把李营长喊回到战马前。李营长抱着马头，泪水滚滚而下。通人性的这匹战马低下刚才高昂的头。李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了马头。战马低着头，用舌头舔了舔李营长的手。为了不让这匹有功劳的战马在这雪山上再挨冻受苦，李营长手中的枪响了。 飞卷的雪花中，战马枕卧在雪堆中，渐渐被大雪埋没。 李营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对着这座战马身躯隆起的雪山。 3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康北重镇道孚，后进驻炉霍。红30军占领康北战略要地甘孜。不久，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到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进深山。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并宣布4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此时已是仲春，正是高原春播季节，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朱德看到这种情况，着急地说：“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如果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回来吃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到来而误了农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老百姓种地，在白天亲自挥动镢头刨地，到了晚上才熬夜处理日常工作。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于草地雪山间，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调整和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大整编。整编后的方面军领导人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部队的整编变动很大。第4、第9军撤销团的建制，每军辖4个师，每师辖3个营；第30、第31军各辖两个师，每师3个团；第5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5军与红四方面军第33军在年初时合编，仍称第5军，辖两个师；第32军，名义上有两个师，实仅辖1个团，即第7团；另外还有红军大学、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总兵力与刚南下时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各军指挥员及所辖部队编制是：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后为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和独立师。 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所辖第13师两个团是由原第5军团的部队编成，第15师两个团是由原第33军部队编成。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队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25师、第26师、第27师和教导师。“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88师、第89师。 第31军，军长由王树声兼职，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91师、第93师。 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辛世修。辖第94师、第96师。 金川省军区，由倪志亮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师、独立第2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由王新亭兼任。 另外还有以张琴秋为团长的妇女独立团；以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师长、秦道贤为政委的骑兵师；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四川抗日义勇军，等。 张国焘双手捧着这红四方面军甘孜整编后的军事实力表册，黯然伤神。到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由原来的8万人，已锐减至6个军19个师4万余人。 “难道这是我坚持南下的过错？”张国焘在自问自答。但他不可能立刻醒悟过来，认识到这惨重的代价的确是由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结果，自从他坚持南下战略方针后，就注定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比别的方面军在这艰苦的长征路上遭受更多的劫难。 红四方面军在转进康北地区后，张国焘对自己的分裂活动仍没有停止，他除继续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外，仍在一系列会上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 第76章 为了压制部队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和批评意见。他无视失败，却说：“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半年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每个同志要好好约束自己，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性的打击。” 张国焘的“铁锤”在不断上舞下翻地抛动，砸向许多他看上去不顺眼的人。 孤注一掷的张国焘始终没有那个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广大指战员从比较中在内心里已经分辨出南下和北上的天壤之别。尽管许多基层指战员还弄不明白什么叫“路线斗争”，可这“南下”与“北上”行军路线结果的不同，则是最让人明白不过：路线斗争原来是这么至关重要。 红四方面军整编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将要北上的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重点练习打骑兵、攻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并大力展开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专门设立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以鼓舞斗志。同时，积极做好迎接红2、红6军团的准备。 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红2、红6军团，要求他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会接到朱德和张国焘这一关于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后，决定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甘孜。 为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4月初，红四方面军制定了《4、5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红2、红6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各项工作。是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红32军和红4军一部，由道孚南下，4月16日占领东俄洛，19日逼近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红32军占领雅江后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占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国民党军李抱冰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红2、红6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2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王树声，对迎接红2、红6军团作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合红2、红6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实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红2、红6军团。” 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准备迎接红2、红6军团。4月21日，徐向前发电指出：“与红2、红6军团会合主要目的是北上”。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红2、红6军团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两军会师在即，红四方面军部队在进行作战和紧张训练的同时，积极筹集粮食、牛、羊、食盐等物资，人人动手，缝制帐篷，打草鞋，织毛衣，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2、红6军团于4月27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红2、红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同时，电令已奉命去雅江的红四方面军第32军西出理化（今理塘），接应红2、红6军团。 为了搞好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指挥员们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红一、红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有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二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有道理了。” 萎靡不振的张国焘也打起了自己的主意，他的计谋主要是想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兵折将的情况下，能把红2、红6军团抓到自己手中，以壮大“西南局”的力量。营帐下有人为其游戏代作《阳春白雪·南下有感》一首：南下君独断。战刚开，损兵折将，神威减半。一场春梦依稀散。妄想再战也难。具晚矣！冬日流汗，盛夏炎天心胆寒，悔不该，固执反毛观，怎收场？厚颜干。 可钻那空登彼岸。不为晚，灵机应变，愤无蛮干。啊救星二、六军团，争取他另眼看。到那时，雄机妙算，把他们都抓到手，有了权，愁你轻结伴。一起干，显强悍。 为了会同红2、红6军团一道北进，红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地区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等待了整整4个月，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全军几万人的吃粮成了大问题，根本无着落，基本上都是在靠野菜充饥。隆冬季节里，部队无法配发棉衣，有的战士仍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穿着未经硝制的牛羊皮。部队迅速减员，1个军中的伤病员多达10＃＃多人。 红军的生存越来越困难，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高级指挥员对这种军民纠纷也习以为常。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就曾对张国焘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集粮食和其它物品，比国民党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还凶。” 南下部队落到如此为生存而整日苦斗的地步，在这贫瘠之地也就很难再说发展。走上绝路的张国焘又怨谁呢？ 红30军政委李先念在事后也回忆说：“我们没有打赢百丈关一仗，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西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够搞好呢？” 5月间，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万人的吃饭成了总部每天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没有吃的，部队的巩固也渐渐困难。21日，张国焘召集会议，研究寻找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问题。面对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南下川康主张是行不通的，说：“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更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川康是不能再呆下去了，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更加难做。这几个月，我反复思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夺取西北，创建西北根据地。” 朱德见张国焘终于说出了离开川康边的话，立即趁热打铁表示同意，说：“我同意张总政委的判断，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北上，到陕北去与党中央会合，扩大西北根据地。” 在这里，朱德和张国焘的意见好像是一致的，但与会人员心中都明白，两人所说的“西北根据地”是有着不同含义的。张国焘的“到西北去”并不是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合，他的计划是由西康直接北出青海，再到甘北和新疆。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退入西康后不久，张国焘就派出余洪远和邵式平，先到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继续退却作准备。 余洪远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48个马站，就是马要走48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 张国焘得此报告后，一个人躲在房子里连着几天都没有出门，他把川康西北与周边省区的地图一遍遍地审视，但他的目光从不愿在毛泽东所走过的路上停留，他力图避开与毛泽东相遇，仿佛中央红军所走过的从腊子口到陕北的那条道路如一条高压电线，碰上就要身亡似的。也就是说，张国焘意向中的往西北发展，目的地绝对不是陕北。因此，张国焘在最初选择由川康直接出青海的道路探明难通后，又选择了准备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的道路。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七回炉霍撤销第二中央贺龙率兵会师甘孜 与红2、红6军团的会师已是指日可待，红四方面军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抓紧时间进行整编，尽最大可能减少指挥层次，把从机关精简下的人员充实到连队，以有效地提高战斗力。短短半个多月时间，红四方面军经过整编，部队面貌大大改观。同时，为顺利完成北上道路的侦察和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与陕北主力红军会合做出努力。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人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分配粮食和牛羊等食品。但由于当地物产非常贫乏，征集到的食品很有限，因此，红军总部决定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规定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能分配3～5两，不足的部分以野菜代替。 第77章 但是，红四方面军中有许多指战员没有右路军过草地时食用野菜的经验，有的战士在饥饿难忍中误食有毒的野草而身亡，由此也造成了许多战士对野菜的恐慌，有人饿着肚子也不愿去挖食野菜。 有一天，朱德请来通司和5个当地的藏族老百姓，向他们求教，并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这几个人一听红军要吃野菜，开始一怔，接着都乐了，争相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立即组织领导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并组织由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这3大员组成的共有10余人的野菜调查小组，委派警卫班长胡光隋当组长。 朱德亲自带队，在老百姓和通司的引路下，走到荒野里挖野菜。野菜小组从漫山遍野的荒草中，当天就找出20多种可食的野菜。这些野菜在当晚就成了红军指战员的盘中餐。 次日，朱德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中开始推广挖食野菜的方法。野菜调查小组的成员被各单位聘请为“师傅”。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扩大为野菜大队，战果也相当辉煌。每天傍晚，红军将士们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满载而归。大家又各自找到了一些在家乡吃过的野菜，很快就发现这里草原上有60多种可食用的野菜。 “明天你们两个警卫员负责把这些不同品种的野菜，拣好的整棵挖回10多棵来，我要栽野菜。”朱德说。从他手上拿起的铁锹看，今天他的任务是挖“野菜地”。 “栽野菜？”警卫员表示不解。等到了下午，他们真把这些野菜的活标本运回来几筐。 乐滋滋的朱德将这些野菜活标本一棵棵分类整理好，栽到了他刚在红军大学空阔的大操场一角平整好的“野菜地” 中。原来他要举办野菜展览会。 野菜展览会开幕这天，车前草、脚鸡苔、人参果、冬寒菜、黄花菜等60多种形状各异的野菜排列着威武的队列，接受红军指战员的检阅。 “这是灰灰菜，这是荠菜，这是野韭菜，这是水芹菜…”红军将士们参观着这奇特的展览品，看着野菜一旁木牌上所标示的名字，认识了那些往日被统统称作野草的野菜，高兴地喊道：“原来这些野草都可以食用啊！” “这几种怎么没有名字呀？1号、2号…这些编号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些野菜的名字。你们看那个大的牌子上不是写了吗。”朱德在一边作顾问解释说。 “革命菜！” “对，革命菜。这些当地老百姓都叫不出名字但可食用的野菜，今天也来参加革命了，所以我给它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革命菜。为了有所区别，根据它们的高矮编了号。你们看，这是6号革命菜，这是7号革命菜…”朱德的幽默解释引得大家兴趣盎然。 参观完后，就在大操场上，朱德向列队的红军指战员讲话，他说：“野菜是个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这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它为我们准备过草地北上，提供了一个解决吃饭的办法。我们要纪念红5月，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 浩浩荡档的挖野菜大军在几天内就出征撒向四野，伸向远方。 女红军战士劳动中的歌声飘落在绿茸茸的草地上：荠菜花开雪样白，妹挎竹篮坡上采。 骑马的哥哟草上飞，吆喝着牛羊围过来。 哥问妹到处找什么？ 妹让哥下马猜一猜。 让哥猜，哥就猜：红彤彤的灵芝草我没看见，带刺的红玫瑰不好摘我偏要摘。 你这个傻哥哥哎，哥有事呀你就快讲，无事快离开，快呀，快！ 你的牛羊吃了我的胖荠菜。 春夏之交的草地给红军带来了新生的希望，把鲜花缀满广袤的原野，将绿色奉献给敢尝百草的英勇红军。 此后，朱德又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 各连队都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准备过草地北上。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途中的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处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赖的红2、红6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 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赖的红2、红6军团的战友们织了2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5月1日，红军总部结合国际劳动节，组织红四方面军部队举行战术表演和体育、文娱竞赛大会。这天，甘孜、道孚、丹巴等县藏族人民，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纪念大会上，朱德倡议举行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即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 红5月运动会刚开过，红2、红6军团通过滇西北雪山地区的消息传到了康北草原。奉命迎接红2、红6军团的红32军立即由原驻地向西发展，攻占理化。本月下旬，红2、红6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会合在望。朱德闻讯马上召集会议，布置迎接红2、红6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 5月20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自陕北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夏曦（中央不知其已牺牲）等红四方面军及红2、红6军团负责人，告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情况。热烈欢迎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联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并提出：“当前任务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电报还对“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精神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 中央为谋求党内一致、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月25日，中央又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后向陕、甘、宁发展，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力时机和气候，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大气候和小环境都在促使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转变原来的政治态度。因此，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组成西北局。连以上干部都到了会，约有10＃＃人。 “国际来电，陕北成立了北方局，一切分歧听凭国际处理。”张国焘把取消第二中央说的含汉糊糊。接着，他又大骂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仍说红一方面军北上是向北逃跑。 不管怎么说，张国焘至此虽有碍于脸面，没有勇于承认错误，但他总算扭扭捏捏作出了“听凭处理”的姿态。到此为止，张国焘进行了9个多月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宣告结束。6月10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复电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红2、红6军团约在6月20日前后集结甘孜，休息10天后跟进。 这期间，全国形势有了重大变化，广东、广西军情紧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准许出兵北上抗日，并分别向湖南出动，与蒋介石军队发生战争。蒋介石急调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下，由此，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相对薄弱。6月1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甘南敌情较弱，利于补充和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区，以避免引起回、汉族冲突，并有利于争取青海“三马”。 第78章 朱德、张国焘等接电讨论后，决定执行中央指示的北上方针，乘虚出岷州地区，打击国民党军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并请红一方面军向天水方向接应。 时间紧迫，通观全国形势的毛泽东在这时很是着急。6月25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又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红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并指出：“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朱德、张国焘接此电后，立即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与红2、红6军团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这时，南来的贺龙等人已经离甘孜不远，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就在这两天。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但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却无心思去组织任何纪念活动，而是把全部精力用在策划3个方面军的会师大事上。这天，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68名在陕甘苏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及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他们即将在甘孜胜利会师，并欢迎继续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7月2日，红2、红6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同日，任弼时、贺龙等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甘孜会见。 红2、红6军团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2、红6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2、红6军团”等巨幅标语贴满沿途。 “我们可到家了！”红2、红6军团的指战员们欢呼。原来他们把这里当作中共中央所在地了！ 朱德紧紧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万分，说道：“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刘伯承满脸喜悦，说道：“朱总司令等待你们，可是盼得连睡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去。” “伯承同志说得对，我这几天盼望你们可真是食不香、寝不安哟！” “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任弼时激动地摇着朱德的手说。 贺龙晃动着大烟斗，大步走上前来，和朱德拥抱在一起：“总司令，我们红2、红6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 “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朱德渐渐把红四方面军中的问题摊了开来。 贺龙有所茅塞顿开：“我说呢，我总感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肯定有了问题，红一方面军北上了，红四方面军却留在川西北。周恩来给我们发的是明码电报，原来是把密码本交给了张国焘，弄得我们根本与中央直接联系不上。” 在甘孜会师大会上，腰杆顿时硬朗起来的朱德直截了当地讲道：“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朱德讲完话后，即快步走下主席台电令徐向前率部速向松潘前进。 各路红军由于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红2、红6军团的负责人事先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中央的事。两军前锋会合后，张国焘派人向红2、红6军团散发《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机会主义路线”。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与红2、红6军团的负责人分别谈话。 他与红6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与张国焘作斗争。 次日，陈昌浩带领的“工作组”恰好来到王震的司令部，并带来一大包东西。 始终乐呵呵的王震迎接上前，问：“哈，哈！带来什么好吃的？” “是食品，是精神食品！” 王震看到从马驮上卸下来的口袋内装的竟全是《干部必读》，他随手翻了几页，内容果然如朱德所述。他不动声色地对人说：“好啊，精神食品我们也要。来，先抬进屋去！” 等陈昌浩走开后，王震用脚踢了踢几个口袋，果断地下达命令：“这些玩艺儿一本也不能发。我们错把这里当成党中央了！” 王震把扣发《干部必读》的事向贺龙作了汇报，贺龙当即表示支持，说：“扣发得对！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小册子不能发。通知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烧掉！” 任弼时、贺龙知道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底细后，感到非常气愤。 “嘿！我们还差点让这个假李逵给唬住了。”贺龙找干部谈话，告诫大家不要上了张国焘的当，说：“张国焘到处派人宣传他们这个中央，现在我们闹明白了，原来这是个假的。真中央在毛泽东那里，他们已经到了陕北，我们必须到那里去与真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了解情况。张国焘知道后，严令限制任弼时的行动。任弼时当面对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 贺龙找到张国焘，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共产党，找到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反对党中央，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能走得通吗？” 张国焘一时哑口无言，过了一会才说道：“我们还是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认识。” 时在甘孜的两军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和陈昌浩、贺龙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关向应、王震、曾传六、张琴秋、邵式平、傅钟、余洪远等。徐向前和肖克在炉霍等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张国焘的语气已经没有了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时的强硬，因此整个会虽然有时提出的问题很严厉，但总的看来开得还算是和气。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首先说道：“我们开个会，看大家还有啥意见要讲。下一步怎么走？是继续北上，还是走旁的路？” 任弼时的讲话语气很缓和：“我的意见是两军团结起来北上，与中央会合，奔赴抗日前线，也只有这条路才能走得通。我看我们还必须对行军序列做些调整。另外，我想借此机会也谈几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到了这里后，听到了一些情况，对一些问题也有意见。一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没报告中央，当然，对这个问题张国焘同志已经有所认识，觉悟是高的；二是离开川陕苏区的行动路线没有报告中央；三是我们和中央的电台不通了，国焘同志借中央的名义指挥我们，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你们没有权力调动我们。当然，现在既然来了，我们就把问题提出了，国焘同志的南下是不对的，分裂了党和红军，违背了中央的毛儿盖会议决定。” 贺龙的发言很直截了当，也很简短，他说：“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过去我们都不认识，要互相谦让，团结北上。” 张琴秋的讲话很动感情，说：“我们在天全、芦山碰了钉子。现在看来还是要北上，与中央会合，只有这条路才好啊！” 甘孜会议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任弼时、贺龙与朱德商议为了防备张国焘的阴谋，防止红2、红6军团的兵权旁移被张国焘控制，应设法找借口将部队分开行动。 “他还想挖我们的？我们不挖他的就是好了。既然如此，这样办，总司令看好不好？”贺龙笑了笑，神秘地对朱德低声耳语。 朱德点头默许。 次日，贺龙异常热情地恭维张国焘，说：“总政委，我们红2、红6军团从现在起就直接属于你指挥了。但是，这支部队转战数省，现在战斗减员很大，急需补充，恢复元气，能否给我们补充点兵员和物资？” “物资可以大家均匀着用，可这兵员一时半刻是难以召集的。这个地区招兵难呀！”张国焘沉思了片刻，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利和大方，最后说道：“这样吧，就把原红9军团后来改为红32军的部队，编入你们军团一起行动。这个军人少一点，慢慢再扩充嘛！” 7月5日，红二方面军在甘孜正式宣布成立。遵照中央同月2日电令，以红2、红6军团部队为主体，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所属红2、红6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共约1.6万余人。贺龙兼红2军团军团长，任弼时兼政委；陈伯钧为红6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 然后，红二、红四方面军携手北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第11师，第30军第88师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动向包座、班佑前进；中路纵队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第9军、第4军第12师、第31军第93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动向包座前进；第5军、第31军第91师、藏民独立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崇化、丹巴地区出动，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滞留在川康一带的红军终于北上了。这时疑心甚重的张国焘思想中突然又绷紧了他那根“肃反”的弦，红军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的被暗杀即发生在红军大部队即将北上之时。 第79章 丹巴藏民独立师刚组建半年，是借助丹巴藏族头人马骏的藏族武装扩编而成的。马骏在当地颇有势力，因过去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素有矛盾，加之在红军主力部队进入藏区的影响下，他们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藏民武装，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领导，配合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斗争。为了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马骏这支部队，并将它扩建成为1个藏民独立师，任命马骏为师长，派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同时，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工作，省委和红31军还抽调了70多名干部、战士作为骨干，派往独立师工作。省委要求派去的指战员，一定要和马骏搞好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共同努力把这支民族部队组建好，指挥好。 据金世柏回忆：马骏当时年约30岁，身材高大、瘦弱，因吸鸦片烟，常面带倦容，但一说起与国民党军斗争就很有精神。在商谈中，他一般都同意红军干部的意见，态度也很热情。马骏的父亲马老太爷是个性情孤傲，办事沉着老练的人，由于他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打交道时吃过苦头，因而为人处事都非常机警，但很重义气，讲信用，说定跟着红军就从此专心致志为红军做事。 藏民独立师共编有3个团，没有设营这一级编制，由团直接管到连，每团辖5～6个连，各连人数多则100余人，少则70人。全师总人数，发展到最盛时期有近2000人。除红军部队派去的人员外，全由藏民组成。为了便于工作，由红军部队中调去的指战员，规定一律穿藏族服装，并要求学藏语，与藏族战士过同样的生活。 各级干部的配备：团政委、副团长、各连指导员和警卫排长，由红军派去的干部担任；团长、各连连长和部分副连长，由马骏部原有的骨干担任。部队武器装备较差，全师仅有500多支藤枪、少量步枪和马尾手榴弹，个别连有1挺轻机枪，仅师、团干部和少数骨干配有手枪。警卫排有1挺轻机枪，每人配备1支步枪和两枚手榴弹。 丹巴时属西康省，县城位于川康交界处。独立师组建后，部队沿大金川河一线担任警戒，派出若干小分队，选择重要交通路口，构筑工事，日夜坚守，防止敌人袭击，以确保主力红军翼侧的安全，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同时，通过马师长和马老太爷的关系，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其它物资。筹粮的办法一般是以马老太爷的名义，用藏文写成条子，派人送到各村镇，要求限期将所需粮食如数送到指定地点。独立师筹集的粮食，不仅满足了本身的需要，而且保证了驻丹巴县城红91师部队的供应。 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多系本地人，熟悉当地的群众语言和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利用人地两熟的亲友关系互相串连，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独立师的宣传和影响下，当时有不少藏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后来成长为红军知名指挥员的天宝就是从大巴旺的少先队来到独立师的，他那时年纪小，非常精干，加之又懂汉藏两种语言，师部就将他编到警卫排。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练习射击、投弹、队列和构筑工事，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等，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 正当独立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发展壮大时，红军决定离开此地即将北上。马骏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91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91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 李中权接密信后不得不服从张国焘的这一命令，陪同马骏去丹巴，准备再与红91师徐深吉师长和桂干生政委洽商，共谋良策。留金副师长在家掌握部队。李中权将去丹巴开会的事通知了马师长，马表示欣然同意，随即作了简单的准备，带着两个随身警卫高兴地上路。 马骏和李中权到达丹巴红91师师部后，并未参加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该师领导作陪。显然，该师已经接到张国焘的通知，做好了“准备”。丰盛的酒席桌上，大家互相问候，有说有笑。一阵寒暄后，马师长便无拘无束地痛饮起来，毫无一点介意。当酒过三巡，主持人便发出了按事先规定的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两个大汉，猛地一把卡住马师长的脖子，活活将他勒颈而死。 张国焘的这一手可真够毒辣的！在当时，这一消息就令许多红军指挥员闻讯后汗颜，令藏族同胞心寒。 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张国焘还指示金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就这样，马师长惨死的真相一直被隐瞒着。 但没过半月，马师长身陷丹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原来马师长在到红91师师部时，带了两个一高一矮警卫员。矮个子当场被杀，高个子趁机逃走。他跑出后，在当地动员了1000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2团驻地，把住山头，一边打枪，一边呐喊：“快把马师长交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决定不能硬打，以免将事态闹大。一面派出通司不断喊话，作正面宣传，劝藏民赶快撤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一面由金副师长带两个警卫班沿着驻房周围坡地转了一圈，佯装反击，向空中乱打了一阵枪，摔了几颗手榴弹，终将围上来的群众吓退。接着，金副师长又率警卫排和1个连火速赶到第2团增援，将四面包围的人群吓跑。这一仗，独立师仅消耗了一点子弹，群众和部队均无伤亡，但张国焘这一拙劣的做法，却给红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36年7月，藏民独立师随红军大部队一并北上，紧跟在红91师后面，经卓克基、马塘、黑水，向毛儿盖、包座方向前进。因独立师担任后卫，粮食得不到补给，生活极端艰苦，加之不少藏族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因此，每晚宿营时开小差的很多，虽经多次说服劝阻，但仍制止不住。在此情况下，李中权等师领导便向张国焘报告，建议干脆将独立师解散，愿意北上的就跟红军走，不愿走的，就发给路费连人带枪放回家，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张国焘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独立师在黑水前面的一个村庄中召开全师人员大会。除天宝等少数藏族战士表示坚决要求跟随红军北上外，其余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返乡回家。 红军藏民独立师就此宣告正式解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特别为马骏平反昭雪。） 藏民独立师的悲剧，在当时使朱德等人更加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性，在这部队行动变化频繁的非常时期，张国焘会以各种借口干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来。 为此，朱德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提议，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暗中加强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政治局两个常委对一个常委的阵势，张国焘是驾驭不住的。朱德还提议让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义上是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所作的安排。朱德在1960年11月谈到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情况时回忆说：“后来刘伯承同志去红二方面军了，我们明知张国焘反对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 刘伯承得知去红二方面军的消息后，大有获得“解放”之感。当久违的阳光洒满草地，他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高呼：“太阳万岁！”然后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曲：“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歌声飞扬，一呼百应。送别的任弼时也加入了这大合唱的队伍，但他的声音总要比别人慢半拍，大家都唱完后，他还在拖着尾音在高歌，引得士们高喊：“任政委，再来一个！” ！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八回过草地再显英雄胆刘伯承传书结良缘 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离开驻地不久即进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长征路上在徐向前身边当参谋、后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在长征胜利50周年时，接受了负责在草地上建造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的光荣任务。当他站在草地高岗上远眺一座座新城和四通八达的公路时，思绪万千。他向修筑纪念碑的年轻战士们激动地指点着：“那边就是徐向前元帅和我们一起宿营的地方。” 第80章 将军感慨万分地说着：“这川西北高原的水草地啊！每一撮泥土，每一棵小草，每一朵野花，每一道溪流，无不都浸染着红军战士的血汗，留下红军战士艰难跋涉的足印。我怎能忘记，过草地的时候，徐向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日日夜夜。” 在草地上，徐向前所使用的“帐篷”实际上是一顶降落伞。那还是南下时，红军在百丈关失利撤退到名山县境的金鸡关一带，国民党军的飞机欺负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一批又一批的飞到红军头上狂轰滥炸，非常猖狂。红军战士们个个都闷了一肚子气，便想起了不久前徐向前教的用“六米拉”步枪打飞机的方法。这种打飞机的基本要领说来也很简单，比如说，敌机飞300米高，就打3个机身的前面即可，红军从此由害怕飞机变为学会打飞机。有次，敌机刚俯冲下来准备再次轮番轰炸，红军一阵激烈射击，1架敌机中弹后歪歪斜斜地摔下来。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撒在山坡上，飞行员已摔成一堆肉泥。飞机上的电表时针还在“的哒”走动着，还有1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次日，这两件战利品送到红军总指挥部。 徐向前看到送来的战利品，边看边想，然后吩咐把电表给一科（作战科）用来掌握时间；把降落伞妥善保管，说以后会派上大用场。对此，几个参谋还不解地乱猜了一阵，有的说徐向前是要用来擦枪，有的说可能是做包袱皮等，大家争论不休，直到见徐向前默然不语，才静下来，也不便多问，就把降落伞交给交通队保存起来。 重新北上后，徐向前率部自炉霍登程，再次踏上北进草地的征途。一天傍晚，总部到了壤塘附近宿营地，已是人困马乏，夜幕笼罩下的草地雨雪纷扬，寒气逼人，一片荒凉沉寂。交通队矮小精干的通信兵王启应正为电话机电池无法遮雨急得一筹莫展，通讯器材可如耳目一样重要啊。这时，徐向前叫参谋长李特派人把帐篷架起来。 “帐篷，哪来的帐篷？”王启应惊问道。只见交通队的战士把在金鸡关战斗中缴获的降落伞拿了来。一会，草地上便架起了一顶白色的帐篷。徐向前立即让王启应把电话机和电池放进帐篷。大家又把文件箱搬进来整整齐齐堆在一起。徐向前向一局局长欧阳毅再三叮咛：“环境艰苦，气候恶劣，里面要尽可能多住一些同志。身子骨要紧呀！” 从此，在草地艰苦跋涉的20多天里，每到傍晚，一顶白色的帐篷就很快在广袤的草地上架起来，抵御着风霜雨雪，保护着红军将士憩息。有时，这个平时只能住20多个人的帐篷，骤然增加到住50多个人，大家“见缝插针”挤成一堆。帐篷外，风像野马一样裹着冰雪在夜色中横冲直闯，撞击着帐篷。冰冷的水珠掉在脸上，但大家心中却是热烘烘的，那滋味，真像是进了天堂。徐向前在文件箱上一直忙碌到深夜，然后才轻轻地在大家中间拨开一个空隙，曲卷着双腿坐下来闭目入睡。徐向前和大家心贴心，脚挨脚，一起在这顶降落伞帐篷里，度过了第3次过草地的日日夜夜。 进入草地后，总司令朱德要求兵站部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并说：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现在我们是要人不要枪，把多余的枪统统毁掉。必须把伤病员全部带出草地。 过草地，对红四方面军许多人来说已经是第3次了。动身前，规定每人筹集15公斤粮食，1公斤食盐。并严令规定，进入草地后每人每天只能吃4两粮食，违者枪毙。但也有因为实在饿得顶不住以身试法的，有个战士偷吃了自己背的一把青稞，被何畏知道了，当场就被枪毙在途中。 红四方面军虽有过草地的经验，但脚下的路还是需要一步步的走，缺粮的情况下只好再以野菜、牛皮来充饥。 过草地，单人行走也要耗尽力气。而担架队的战士们还得抬上战友行进，其困难可想而知。宿营了，他们还要照顾伤病员的吃饭喝水和睡觉，付出的辛劳要比一般人大得多。有些担架队员过于疲劳和饥饿，抬着担架就倒下再也起不来。 担架队员的苦和累使伤病员非常感动，在草地上就曾发生过多起伤病员集体“罢走”事件。他们说：“不能再拖累同志们了，甩掉我们这些‘包袱’吧。请组织放心，伤病员本是硬骨头，绝不会给组织丢脸。我们商量好了，给我们留下点武器，如果能够活下来，就在这一带打游击。如果活不下来，我们总算为部队减轻点负担，也算为革命尽了最后一点力。” “你们为革命冲锋在前，流血受伤，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丢下呢？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把你们抬出草地。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到一块。”担架队员们在做说服工作无效后，硬是把伤病员按在担架上。但是，担架刚一抬起，伤病员又从担架上自己滚落下来，他们又集体“罢坐”。 “如果硬抬我们走，那我们也提个条件。我们每天的口粮应该分给担架队员一半。如果不答应，我们就不坐担架了。” 伤病员躺在地上说。 最后，担架队领导不得不同意伤病员的意见。 “我们不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就为大家唱首歌娱乐吧。”伤病员们说着就集体唱起来：草地青又青，学会瞄准打骑兵；草地黄又黄，骑着马儿去筹粮；草地泥浆浆，红军齐心打老蒋；草地明晃晃，北上大道在前方。 担架队员被伤病员们这种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所感动，泪水伴着歌声流淌。 在草地上，腿受重伤的李付成连长再也跟不上连队，他被送到随军医院。当大家劝他上担架时，他有气无力地说：“把我留下吧，我不能拖累大家。” 但大家还是坚持把他扶上担架。路上，李连长见担架员累得气喘吁吁，激动地恳求说：“反正我不行了，抬着我这个累赘，咱们都过不了草地。丢下我吧，你们走出草地，消灭蒋介石，为我报仇！” 到了宿营地，看护排的战士把李连长安置好后，才去休息。但在次日早晨出发时，却找不到李连长。大家到处寻找，才在很远的树丛中找到他。他仍然反复恳求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大家…” 大家被李连长这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不容分说，还是硬把李连长抱上担架，追赶部队。 当路过一条激流时，李连长忽然高呼：“劳苦大众万岁！” 猛一翻身滚进滔滔漩涡中。 如此为了整体的生存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事例在草地上还有很多。 廖承志随总部北上。行军队伍中有位女红军在噶曲河附近分娩了，大家找来了尿布、粮食和担架，准备抬这位女红军过草地。谁知这位年轻的母亲怕给已经十分疲惫的部队增添拖累，晚上偷偷把她心爱的小宝贝投进水塘。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廖承志，他到了陕北后就动手为此作画，但他画了20多年，每当他触到“扔孩子”的那一笔时，手都颤抖起来，泪水就模糊了视线，他也就始终没有完成这一悲壮的画卷。 进入草地没几天，所带的粮食就吃光了。沿途倒下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是因饥饿而倒地再也难以起来。有的是两个战士摞在一起倒下的，上面的战士紧紧搂着下面战士的脖子，下面的战士用双手还紧紧托着上面战士的身体，这显然是下面的战士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战友，而后自己也倒下了；有的侧卧在泥水中，手里攥着的几十粒青稞已经送到嘴边，这是他舍不得吃的最后一口粮食，现在准备应急吃下，但为时已晚，他连放到嘴边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扑倒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沉睡在路旁，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物，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从此经过的红军指战员无不脱帽致哀，都明白这位好战友的生前心愿，把衣服披在烈士的身上，安葬入土。 漫漫草地，不知有多少红军指战员口中含着野菜倒在泥泊中。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他们在断粮的情况下也只好采集野菜。但是，这些南方人对川西北草地上的植物多数是第一次认识，他们无法辨别哪些能食，哪些有毒？为了战胜饥饿，他们开始冒险尝百草。红6军团保卫局执行科共有7人，科长杨凤生把大家采集来的野草揽在自己身边，庄严地说：“我们现在开一次党小组会。这些野草一定要先品尝、鉴别后才能食用。我是科长，是老党员了，我看，我先来尝。万一我中毒了，科里的工作由副科长陈云开同志负责。” “不行，不行！”另外6个人对科长的毛遂自荐表示坚决反对。陈云开急着说：“我们这个科，没有你的领导，怎么能完成任务。羊群行走靠头羊。眼下，最要紧的是你要带领大家克服困难，走出草地。这堆东西，应该由我来先尝。” “我看你们谁也别想先享这个口福。”躺在担架上的黄凯支撑起身体，强打着精神说：“你们都比我年轻，身体又好，将来为革命工作的时间还很长。我年纪大了，身体又弄成这个样子，还是由我来尝比较合适。” 黄凯说着就向野草堆爬过来。 “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抵抗能力太弱，这怎么行！” 第81章 大家都慌了，连忙把黄凯又拖上担架。接着，小尹、小张、小萧、小李也都争着要尝野草。 “都不要争了！”陈云开猛然站立起来，拿起一大把野草，激动地向大家请求道：“同志们，我今年才20岁多点，身子骨硬，抵抗能力强，有毒的野草，在我身上只能产生较低的效能。我恳切请求党小组长和同志们对我的意见进行表决。” 没有人言语。陈云开首先举起右手，过了好大一会，黄凯才慢慢地举起自己的手，……3只，4只，……7只手全部举起来。 陈云开在大家的瞩目下开始品尝这些不知名的野草，绿色的浓汁从他的嘴角流出，可看出这些野草的滋味并不美好。 “这种有点苦而涩。……这种有点酸中带麻。这种还可以……”陈云开尝着，说着自己的感觉。对口感好又没有反应的野草就放在身子右边，这野草顿时就成“菜”了；而放在左边的则是不能食用的野草。 突然，口嚼一种野草的陈云开感到一种难忍的怪味，瞬间被一股刺鼻的辛辣味锁住喉咙。一阵晕眩，他昏迷过去。 大家连忙把陈云开口中的野草抠出来，进行急救。 陈云开终于醒过来。 杨科长高兴地握着陈云开的手，说“够用了，你尝出的这10多种野菜够用了。小尹，你们快去煮野菜！” 陈云开是幸运的，他尝到的有毒野草是不致命的。在有的连队，有的战士就因尝野草而中毒身亡。在红269团，有的战士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山萝卜，它的颜色是灰色的，外形有些类似山药蛋。因为采集到的数量不多，在煮熟后大家还互相谦让。结果呢，到了半夜，吃了山萝卜的战士开始出现神经错乱现象，大吵大闹，接着就是呕吐和头痛。卫生队长带着医生赶来抢救，但吃得较多的3个人终因中毒较深未抢救过来。 为能顺利通过草地，贺龙在向朱德等人通电请教后，也亲自参加进挖野菜的行列。许多野菜，大家根本叫不上它的真实名字，只好根据它的形状和特征临时命名，有的野菜则是根据是谁先采集到的或谁采集到的多，就以这个战士的名字称呼为“小李菜”或“大赵菜”等。寻找野菜时，不管是哪个单位或个人发现有大片野菜，就马上通知大家来挖，共享“胜利果实”。 红军在草地中尝遍了野草，最后大家对哪些是草哪些是“菜”也就有了初步的认识。走出草地后，个个都成了野菜专家，并以可口味好标准评出了名次，排在前10名的是：冠军菜是灰灰菜，然后依次是大黄叶子、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苦丁菜、刺儿草、花菜、锯齿菜、野蒜。其实，这所谓的“口味”好，大概是因为肚子饿的关系，连大黄叶子、籽籽菜这些在当时又烤干代作烟丝抽并且“旱烟”味很足的野菜，在这时吃起来竟也不感到有什么怪味，列入“优秀野菜”排名榜。由此可推知，那些排在10名之后的近百种野菜的人口滋味肯定不怎么样了！ 7月22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联名致电长征路上的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红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3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相距噜离越来越近，大家都在盼望着早一天会师。 缩地术是没有的，路还是要靠双脚一步步的走，跋涉在草地间的红军正处在艰难时刻。也就在7月22日这天，一日雨雪，仅红6师抵达绒玉之夜，红军指战员就有164人停止了呼吸。这个师的红15团进草地时有1800多人，担负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后卫任务。贫瘠的草地由前面的部队走过，到了后来，野菜几乎都被挖绝了，烧的也找不到，情况更加困难。这个团最后走出草地时，仅剩下400余人。就是这400余人，他们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脚印。 为尽早实现大会师，中共中央于7月27日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这实是毛泽东等人为了团结张国焘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姿态。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极为关心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红二、红四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指出：“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红军从甘孜地区出发，经过1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于8月初到达包座附近。整整1年前，这里是红四方面军鏖战的地方。8月1日，徐向前等人特意赶到求吉寺山下王友钧师长的墓前，献上鲜花，表示对1年前壮烈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哀悼和怀念。徐向前泣不成声，大家明白他心中的悲痛，这不仅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哀思，还表达了对烈士的战绩被张国焘所断送而感到痛惜。红四方面军在1年前没有能够沿着王友钧等烈士打开的通道迳直北上，而是走了一大段弯路。 徐向前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1年前的起点，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这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四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并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1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队的布防情况。指出：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红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同时提出，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在这时，徐向前和任弼时是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同时也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问题。 任弼时问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问题。徐向前说道：“现在看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跟中央走，主要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带得动的。”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很不应该。” 任弼时表示自己的态度说。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红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加上张国焘在当时从中故意拨弄是非，谁说话他都不听，朱总司令的话他也听不进去。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争端。” 任弼时说：“我们红军是一家，但内部问题不好协调，可通过召开六中全会来消除分歧，由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矛盾。” 徐向前说：“我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这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8月3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表示赞同在1日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并说将准备一切条件热烈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达到3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全国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即将实现，对长征有着深切感情的毛泽东彻夜未眠，他预感到长征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向各部队发出指示电，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广大指战员发出征稿倡议信。指示电和倡议信说明：鉴于红军总政治部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影响，特兹决定出版《长征记》，要求“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就此，许多拿枪的手又提起了笔，记写下万里长征路上那一页页英勇悲壮，那一幕换壮丽辉煌。不久，厚厚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印行全国，这是由长征当事者记录下来的第一部珍贵的长征史料文献。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他坚信红军的胜利，坚信红军的后代需要用长征精神去夺取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后人必将仰慕这段光辉的长征历史。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中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回报给历史以丰厚的酬答。 只有坚信自己的事业会胜利的人才注重历史，才重视史料的价值，才敢于留下自己的脚印让后人去评说，而鼠目寸光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8月初，走出草地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 第82章 8月5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时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部署：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柄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万一攻打不开，则围城打援。 为了减去侧翼威胁，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分化敌军，扩大抗日阵线。刘伯承于8月7日给驻守松潘的国民党第41军军长孙震写信：“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师，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出走香港，李白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逐其扫除黔王之故智，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接防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式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 至12日，红军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势如破竹——9日，红88师强占天险腊子口；10日，红89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余人，缴获枪支10＃＃余支，轻重机枪6挺，随即向岷州开进。 刘伯承的“劝友信”对孙军长是否起了作用，后人无从考证。但刘伯承于同时写下的另一封“劝嫁信”却收到了奇效。 红军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山明水秀的甘南。在这满目葱绿的鲜花季节里，军中不时传来喜讯。刘伯承因为摆脱了张国焘的限制，浑身都感到散发出青春的活力。 在草地露营的一个月明之夜。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恭恭正正地写起蝇头小楷来。大家还以为他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哩。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嘱咐警卫员黄兴一定要当面交给四局女红军干部汪荣华。 黄兴感到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立即跑步前往。 汪荣华拆开信一看，脸上立刻腾起一片红霞。 原来这是刘伯承的一封求爱信。 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相识最早是在1年前的杂谷脑小镇。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来到杂谷脑河边，夹道迎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中央代表团的10多名成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花白、具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和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刘伯承。特别是刘伯承，他那“川中名将”的盛誉和传奇般的故事，早已流传军中，令人向往。如今，大家亲眼见到了他，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都感到兴奋和荣幸！欢迎的人们高呼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口号，鼓掌跳跃，就像杂谷脑河中欢腾的浪花。“那位戴眼镜的代表是谁？”欢迎队伍中，1个女同志低声地问总指挥部的参谋陈明义。 陈明义回头一看，问话的女红军是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汪荣华，便竖起大拇指回答说：“不认识吗？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是又惊又喜，目送着刘伯承从她面前走过。眼睛里，充满了战士对首长的敬爱。虽然，这是汪荣华在那欢腾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但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别山年轻的茶山姑娘，1年后会成为刘伯承的终生伴侣。 几个月后，汪荣华因工作需要，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四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 当时的四局，相当一部分是管理工作。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刘伯承对汪荣华渐渐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汪荣华在15岁时即已当上了英山县共青团的代表。在以后的鄂豫皖行军作战中，在1932年第4次反“围剿”转移西进中，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她都能吃苦耐劳，顽强勇敢，为人忠诚老实。刘伯承喜欢上了汪荣华这种高尚的品德，进而决定选择汪荣华为终身伴侣。刘伯承的确有眼力，他不仅在战场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且，在挑选妻子时，也独具慧眼。这时，红军中有来自城市的姑娘，也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学生，然而他却偏偏选中了这位来自大别山农村的茶山姑娘。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四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qi|shu|wang|。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她想，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1年私塾，两年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以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得很远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 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两人再经过半年多的接触，相互之间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由熟悉渐渐产生了感情，继而上升为爱情。两人之间的感情到了过草地时已经发展到水到渠成的程度，只是在过草地前，这层“窗户纸”终因各种原因没有点破。 两人之间的秘密到了甘南后，终于被贺龙、任弼时察觉了。贺龙找到刘伯承，非要当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红娘。 “是时候了。怎么样，就让我做这个大媒人吧。”贺龙笑呵呵地说。 “先不要声张，还不知汪荣华同志究竟愿意不愿意呢？我先写封信问问她再说。” “好，好，我们可是着急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贺龙当真地说。在贺龙的督促下，刘伯承写了这封给汪荣华的信，约定两个人在驻地清源河旁相见谈一谈。 正像许多年轻姑娘接到求爱信一样，19岁的汪荣华接信后也是又惊喜，又激动得有点害羞。何况，向她求爱的是总参谋长呢！ 两人如约来到河边，当刘伯承提出婚姻问题后，汪荣华还有所顾虑，觉得两人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 刘伯承诚恳地解释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汪荣华把心里的话全掏了出来：“你是总参谋长，可我是一个大山里的姑娘…” 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说道：“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呢。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永远战斗在一起，结成革命伴侣，白头到老！至于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烟消云散。 在这次散步中，他俩还谈到了与张国焘的斗争。刘伯承愤慨地说：“张国焘这个人，为了说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说我若不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就把我杀了。我不理睬他这一套，他就要撤我总参谋长的职，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当个教员。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刘伯承在党内斗争中的原则性和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汪荣华。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她从心里感到幸福。在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的艰难岁月中，特别是当刘伯承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以后，汪荣华就紧紧和刘伯承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当他俩从河边回来时，汪荣华深情地望着刘伯承的眼睛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字，多亏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喽！” 汪荣华甜蜜地笑了。 自从在清源河边谈心以后，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关系更亲密了。 1936年9月初，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中。在甘南成县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圆月当空，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婚礼在此举行。 汪荣华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谷脑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 第83章 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婚礼晚会上，有人赋诗赞美：你是否记得杂谷脑河中翻滚的浪花？ 你是否记得党岭山雪中盛开的奇葩？ 如今呀——浪花奔腾出北上的铁流，如今呀——奇葩萌生出新莲的春芽。 总参谋长的至深爱情哟，就像天上那圆圆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千山风云，闪射出万里皎洁的光华。 雪山草地滞留了刘伯承，使其在此经历了许多磨难；雪山草地作媒，回报给刘伯承一个聪慧美丽的妻子。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十九回甘南众将领大争吵漳县张国焘泪长流 193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处于社会大动荡前夜一个风雨变幻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隔断中苏关系；最大国内问题是“两广事变”发生。为此，中共中央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已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新情况，重新制定红军总的战略方针，即：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基本行动计划是16个字：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 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取宁夏，其余保卫苏区；12月，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些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3州前进；以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作为几块苏区之间的联系。这个部署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的作战计划。如果各种条件不允许，红军则只好决心再作黄河以东的计划，把3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中共中央并判断到如果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会有如下损失：1.被迫放弃现有的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2.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3.无法避免与南京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冲突。4.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机会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5.宁夏、青海、甘肃等反苏维埃势力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红军在此后的西进行动困难。 这个西进计划即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 8月5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时两广事件已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免除了后顾之忧，能抽出手来再次集中力量对付西北地区的红军。他急令刚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实现“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 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红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3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1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急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中央战略任务。 这时，陈昌浩正指挥红9军和红5军围攻岷州县城，因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在岷州以西的三十里铺，徐向前率领前敌指挥部驻在漳县。 徐向前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命令红4军一部攻克渭源，红30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不久，中央发电征求朱德，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问：依据现有力量，假如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你们认为是否有充分的把握？ 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握如何？” “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徐向前回答。 徐向前在得知中央有这个战略意图后，立即命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师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这一时期，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艰苦转战，相机打击敌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9月上旬，朱德、张国焘等人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3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毛泽东对此代表中央复示朱德、张国焘：“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再提“打倒中央军”及打倒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而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红二、红四方面军依据这个方针，改变宣传工作。 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凤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9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告之国民党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反复思考，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40万人，9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徐向前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徐向前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9月13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并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1个军协助之。” 张国焘在接此电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中央的态度有变，他非常不满地发牢骚：“这也就是说，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他把中央的电报扔向一边，决定暂时采取不表态的静默态度。 徐向前接电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忙于按照中央电令标图的参谋说：“这一仗很难打，但是我们还是得准备硬着头皮干！” 毛泽东把电令发给张国焘后，却迟迟不见张国焘的回音，即连电再催。心怀疑虑的张国焘这才不得不决定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 9月1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这天，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毛泽东并依据当前敌情，对红军3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 这时，整个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如何对付胡宗南部？针对这个问题，红军内部发生了新的分歧。 9月15日，毛泽东等人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等，提出对3个方面军行动的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红二方面军之支队直出宝鸡以东；红一方面军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可派兵力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第84章 并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红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以1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指出：“红四方面军宜在5～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次日，张国焘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在岷州城西的七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提出了红军向新疆发展的意见，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到这时，张国焘的话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有人言听计从，连过去与他意见相一致的一些人也唱起反调，这使张国焘无限感慨：“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是怎样对付我？” 朱德等人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应立即按照9月13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静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然后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与朱德在会上唇齿相争，意见相反，都已是争论到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睛。张国焘说道：“我不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既然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朱德、刘伯承等人则坚决不同意西进。双方争论到深夜，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打日本没那么简单。”张国焘阐明自己的理由：“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几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部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我看你的胆子是太小了！”朱德嘲笑张国焘，说道：“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边，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站。国焘同志你不要学四川军阀哟！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线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呢，可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张国焘憋了一肚子气，他欲争无理，却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过去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李特等人，现在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这几乎使张国焘有些招架不住。张国焘对着李特怒吼：“我说李特呀李特，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乱起哄，反了是怎么的。我告诉你们，现在我还是红军总政委，我说了还算数。” 李特在张国焘面前，总还是有点胆怯，但有在场的众多人的支持，仍是大起胆子与张国焘争辩：“张主席，这是关系到整个红军的大事，不能个人感情用事。” 意见无法统一。傅钟、张琴秋、李特用俄语交换意见，认为要说服张国焘只有赶快把在马营方面军总部的陈昌浩叫回来。 这时，我行我素的张国焘已经发布命令将部队集合好，准备向青海前进，他首先带着交通队出发了。 “不能西进，反对西进！”陈昌浩在这紧急关头骑马飞奔而来，大声疾呼。 队伍停止了前进。陈昌浩的命令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有很大号召力的，特别是在如今张国焘的威信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一些中高级指挥员已经对张国焘失去信心。 “向后转！”陈昌浩向着呆在原地不知所措的部队指战员发布命令。 部队陆续回来了。张国焘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返转来。 就在三十里铺的镇子中，中共西北局紧急召开会议。 张国焘大发雷霆，斥责陈昌浩扫了他的面子，并固执地坚持己见，不论谁说，他总是站在敌视的角度，怎么也听不进去。看来意见仍是无法统一。会议开到第3天上午，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 “他不干，我干！”朱德火了，他亲自挂起作战地图，找来作战参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担心他的辞职威胁会弄巧成拙，又赶紧派人通知朱德、陈昌浩等人继续开会，会址就在他的住宿处。 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一个个都是为了顾全大局，忍气吞声，按时赶到了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但在会议最后表态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仍是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 直到这时，迫于无奈的张国焘只好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会议最终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朱德当即电告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9月18日晚，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作出各部队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4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间行军，快速北进。同日，这一电报也报告了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到了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 朱德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正当徐向前等紧张地调动部队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骑马连夜赶到漳县。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张国焘到了前敌指挥部后，进门就这样说。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急忙赶上前来，说道：“张主席不要急。快坐下，休息一下，有话慢慢说。” “陈昌浩变了…”张国焘满腹怨气，讲起了他与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接着，他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等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主张，他流泪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呜咽着：“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 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接着，张国焘提出了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 徐向前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情况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已是3过草地，消耗很大，疲劳不堪。装备简陋，每个战士的子弹一般仅有10发左右，最多的也就20多发。如果开进到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队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这样敌人却有利于全力北向，对付红一、红四方面军。” 根据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人对着地图，反复磋商，当场作出如下部署：红四方面军以2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占；以1个军暂时留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队；以两个军继续布防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以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9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夺取宁夏问题作重要发言。致电贺龙、任弼时：“3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后会给帮助。并针对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击宁夏及红四方面军西进的错误主张，指出：红一方面军独攻宁夏会顾此失彼，使进攻宁夏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占领宁夏才可避免失败。“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1日，毛泽东等人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指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4同志的意见，以6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3个方面军，因周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一起组成军委主席团，主席团地点设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即在这天晚上，张国焘在没有取得朱德同意的情况下，即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然后将这个部署计划再电告朱德。 张国焘并没有甩手不干。 “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请你们绝对负责！”张国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出了密电，意在切断朱德与陕北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原先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却没有料到他在表了态的岷州会后又出尔反尔，仍然坚持西进。新的分歧使朱德感到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他在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刻让陈昌浩先走一步到漳县，一面电告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这时的处境真是太困难了，既要团结张国焘，又要执行中央的指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一夜都没有安睡的朱德在22日凌晨3时，揉了揉胀红的双眼，捻亮油灯，亲拟电文：“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 第85章 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红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 接着，朱德又拟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在陇南的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报，通报情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 朱德拟完3封电报稿，立即送到电台，不料电台竟拒绝发出，说：“张主席有指示，没有他签名的电报一律不发。” “我难道连发电报给中央的权力都没有？我这总司令何以指挥部队？”朱德责问。 “不能发，不能违背张主席的指示！”电台人员坚持。看来张国焘的那套家长作风在这里是起作用的，心有余悸的电台人员不敢冒杀头危险违背张国焘的旨意。 朱德连找了几个人前到电台去说情都无济于事。 电台内人员在朱德一出房间，他们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总司令的电报都不能发，这恐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总司令也不行！在我们这里是张主席说了算，说让我们掉脑袋就掉脑袋！” “不发这个电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说不通。弄不好我们这样做会真要惹出大祸。” 电台人员到此时都感到了问题的重大和严重性，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特别是一说到张国焘名字，无人不担心会被秘密处决。 “电报发不出去，这怎么行？”一向从容不迫的朱德急得团团转，他连找了几个人，都是一听有张国焘的限令后赶紧缩头退却。在这里，张国焘的威风还是无人不畏惧的，没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去帮助朱德。 朱德又找到了西北局的组织部长傅钟，说：“你是红四方面军的，说话方便，人又熟。你出个面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把这3个电报发出去。” 傅钟接过电报稿进了电台室。 电台人员一见傅钟手中的电报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个个表情紧张，谁也没有说话。 傅钟为了缓和气氛，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说道：“你们刚才肯定也争论过了。我现在告诉你们真相，有人要推翻岷州会议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还要召集一些负责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党的原则的大事。总司令有命令应该执行。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维护党的决议，下级服从上级。现在我代表西北局组织部问问大家，这事应该怎么办？” 大家陷入沉默，都在认真思考着傅钟的话。 “这事的确很难办，我们电台究竟听谁的？” “听谁的？听党中央的。”傅钟说。 “好吧，给朱总司令发报。有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电台负责人王子纲表态说。 发完3封电报，已是22日凌晨。朱德立刻骑马奔往漳县，60公里的路当天就跑到了。 9月23日，中共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 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 在平时说话一向和气的朱德，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了激烈地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决执行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如果不能抓住，会合就会延迟，联合战线就要受影响。” 朱德反复阐明：“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中央电报。”译电员走进会议室，把一份电报呈上。 朱德没有接，只说道：“念！” 这是一封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的电报，指出：红一方面军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 “什么一概不谈，他们不谈我还要谈呢！”张国焘听了一串电报署名后就感到火气上涌。 朱德把电报纸平放在桌子上，接着频频向张国焘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中央的决策是有道理的，可你就是听不进去。我们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与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我们可以会合，为什么你却坚持不去会合？” “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你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字。为什么一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呢？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张国焘既然是党的书记，更要根据党的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的发言有些蛮横：“我是西北局的书记兼红军总政委，我对调动部队可以负完全责任，经我决定了的，当然可以不经别人的同意。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此时，大家都明白张国焘的思想症结是害怕与党中央会合。朱德等人劝说张国焘解除这个顾虑，说：“你不要怕和党中央其他同志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列宁路线上来，不要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就不会再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 “什么，我怕会合？要知道我也是双手赞成会合的。有人有一种误会，以为我张国焘好像是怕毛泽东似的，实际上那是极其错误的想法。我张国焘怕谁呢？我张国焘坚持真理，真理是无敌于天下的！我之所以坚持西进，而不同意现在北上，是说现在情况不适合北上，而适合西进。”张国焘继续强调西渡黄河的理由：“我之所以坚持我的意见，也完全是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着想。事实明摆着，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与强敌胡宗南部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 会场上出现交头接耳的嘀咕声，张国焘刚才一番颇具感染力的辩解显然征服了一部分人。 “我提议，我们再来一次表决。”张国焘见风向倒向自己，机警地利用书记的地位垄断会议。 朱德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会场上众多异样的目光使他理会到今天的会议反被张国焘利用和驾驭了。 “同意西进的举手。” “好！超过半数。通过！”张国焘眉飞色舞的宣布。 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总司令，怎么样？是继续坚持你的北进，还是…”张国焘幸灾乐祸。 “我仍然坚持岷州会议原案。我要说的是你要对这个改变负责任！”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表示不屈从。“这当然，我对我的这个改变负完全责任，关于这个问题，总司令不必担心。” “我要把这个改变报告中央！”朱德说。 “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会马上报告给毛泽东的。你报告好了，我马上通知电台，为你提供方便。只是提醒你，不要忘了报告这个改变是西北局会议表决通过了的。” “你不要把你的意见强加我头上，让我赞同西进是绝对不可能！”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道。 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向西面的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部队在得到掉头向西的命令后，人心浮动，逃亡现象增多。许多人议论纷纷，满腹疑虑：“日本鬼子在东面、北面，往西走抗谁去？”“是不是又要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奉命迅速筹足8天的干粮，待命行动。徐向前则先行一步，带领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军路线。 无可奈何的朱德只好和张国焘等率部西进，到达了临潭。 但是，出乎张国焘所料的是今年的冬季又早早降临在西北大地，先头部队刚出发两天，就从前面带回情报说：“据当地老百姓提供的情况，黄河对岸现在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恐难实现。 “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嘛！”张国焘仍然坚持非西进不可，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西进怎能轻易放弃。 朱总司令在闻知天气变化后，对张国焘劝说道：“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这里不是噶曲河。” “老天也绝我之路！”张国焘对天长叹，焦灼不安。 这时，敌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切情况表明，唾手可得的北进要比西渡有利得多。但是张国焘的脸面却拉不下来，他处在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地步。 张国焘为了重演漳县会议的结果，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就在临潭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表决。 会议在城中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张国焘说：“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我的意见是打到迪化，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 “从南面到迪化？”陈昌浩立刻表示反对：“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现在部队过草地都过怕了，一听到草地，头皮都发麻。如果再过草地，这部队是不好带了，还不知会开小差跑多少？” 徐向前也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说：“我知道，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不想折腾。” 接着，李卓然、余洪远、傅钟、王维舟等人相继发言，表示不应当再置党中央的命令和气候条件而不顾，一意孤行，部队的确不能再折腾了。 第86章 张国焘原先预料的争取多数的设想落空了，他在会上被空前的孤立在一边。 毛泽东接到朱德的电报后，尤感问题的严重性，眼看就要实现的3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很可能在张国焘等人搅和之下落空。再次致电，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论，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针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陆续入陕的情况，指出红军的对策：第一步应集合3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一线，予胡宗南部以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迅速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1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部，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至于第三步，则在占领宁夏后，那时红军已得到苏联的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同时，毛泽东等人又致电任弼时，指出：“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和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张国焘的问题到了这时在毛泽东看来已经不难解决，他思考的问题已经向更远处深入，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广搜治国平天下的书籍，并告之“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如《孙子》等也买一点。”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红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问题。”中共中央并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指示不同意张国焘的漳县会议行动方案，电称：“确悉：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红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红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红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 毛泽东等人又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尽量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西进将会造成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作战计划。 这天，张国焘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署名，向党中央连发4封电报，陈述红四方面军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但中央都未表示同意。张国焘在电报中的语气明显变软，望中央“务祈采纳”漳县会议西进方案，表示尊重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其中，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12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毛泽东把电报拿给张闻天看：“洛甫同志，你看呢，人家向你发出邀请信了。” 张闻天接过电报，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两遍，也高兴地说道：“我看不仅只邀请了我，这后面还有一个‘等’字呢！ 你毛泽东也在他的邀请之列嘛！“ “不，不！他不会欢迎我去的。” “中央如果决定让我到红四方面军，我马上就动身。”张闻天说。 “我看这封电报的重要之处还不在于让谁去，关键还是在这个‘中央名义’哟！张国焘同志的转变不小，进步不小，这是一个大台阶！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说。 已是深夜22时，难以入睡的张国焘又向中央发报：“请重看20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紧迫，万祈鉴察。” 张国焘到了这时也不知怎么了，充分暴露出他心无主见、忽左忽右的软怯本性，电报刚发出，又另外拟出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称：“红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9月27日，毛泽东这天也接连4次致电张国焘等人，劝其北上。代表中央回电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指出：“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并告之红四方面军仍宜依照9月18日朱德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同日，中央又发两电，介绍敌情，千叮万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处于进退两难中的张国焘整日愁眉苦脸，既不再下达北进的命令，也不说西渡的话，谁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徐向前在洮州以北调查到难以渡河的情况后回总部向朱德、张国焘汇报，看到了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立即北进的电报，说道：“西渡难以实现，不北进还有什么好的出路！”“再开个会吧。”朱德见徐向前的态度很明确，趁机说道。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照中央命令北进。张国焘在此情况下再也没有拒绝北进的借口，只好被迫同意北上。这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决仍照原计划北进，以出会、静，会合红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毛泽东接电后，立即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红四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中央指示你们，为策应红四方面军的北上，红2师立即南下，红1师在原地区与红2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北进命令，各部队开始按计划分5路纵队向北急进。中央来电对红四方面军的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和欢慰”，并告诉策应的部署。 草地龙虎/（陈宇）第三十回三军铁流聚汇陕北长征精神芳泽寰宇 红军大会师在即。这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了还处在党内斗争危境中一些高级将领的人身安全，其中最危险的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即致电要求刘伯承迅速离开部队，专程到保安接受新的任务。新婚还不到10天的刘伯承立即在1个警卫排的护送下单独向北进发。汪荣华和警卫员黄兴紧跟在刘伯承身边一道北行。 途中，刘伯承一行多次与敌人接火。 有次，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 “快分散隐蔽，冲到前面树林中去。卧倒！”刘伯承指挥警卫人员紧急疏散。 喊叫间，4颗炸弹从空中呼啸着落地，就在刘伯承身边不远处爆炸。顿时，浓烟翻腾，弹片横飞。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过来的患难夫妻，如今又共同面临着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 汪荣华从浓烈的尘土硝烟中抬起头来，拍掉头上的泥土，睁大眼睛一看，惊呼道：“啊！你受伤了！” 刘伯承臀部负伤，身边一摊鲜血。汪荣华心疼得浑身直抖，立即含泪为刘伯承包扎伤口，并叫黄兴去找担架和马匹。 “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刘伯承镇定自若地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汪荣华。 “你的伤很重，不要动！” “负伤有啥子嘛，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你看，你还说我呢，你也负伤了，腿上的血都流下来了，快包扎你的腿！”刘伯承说。 汪荣华点了点头。在为刘伯承包好伤口后，才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腿伤，这时她才感到一阵钻心的痛，悄悄转过身去，为自己包扎。 刘伯承微微抬起身来，抚摸着妻子的伤口，动情地说：“革命，流血是常事。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如今，我们两个的血还真流到一块来了！” 又一架敌机飞临上空。 “走，快离开这个地方，到前面树林中去！” 刘伯承临危不惧的精神鼓舞着汪荣华。他俩尽管伤口很痛，但仍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艰难地向前走了几十米。前面出现一个陡峭的山坡，汪荣华咬着牙往上爬，可是她那负伤的腿，怎么也使不上劲。刘伯承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忍着伤痛，把汪荣华先托了上去。 汪荣华在坡上站稳脚后，立即回转身，伸手使劲地把刘伯承拉上来。就这样，一对新婚燕尔在这生死关头，互相拉扯着，一步又一步，终于爬上山坡，来到了山岗上的树林中。 这时，警卫员黄兴带着几个战士跑过来。汪荣华扶刘伯承上了担架，自己才骑上马，跟在担架后面，缓缓行进。 为了迎接刘伯承，周恩来亲自安排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和指导员李呈瑞带部队前往，对王连长说：“党中央决定派你们连去二、四方面军长征来的方向，把刘伯承总参谋长接回来，[奇][书][网]他已先于部队向我们这个方向过来了。给你们配备1部电台和1个骑兵班。路上要小心，不许出任何问题。” 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特别派来参谋，向王连长介绍了沿途的敌情，以及与中央联络的方法等。 聂荣臻叮嘱王连长，说：“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第87章 到保安的路有许多条，地形和敌情都很复杂，这就要看你们的随机判断能力了。从地图上看，你们第一步必须赶到华家岭以东30多里的三岔路口，在那里做好迎接他们的食宿准备。刘伯承同志是带着少数人单独北来的，恐怕不好找，但无论如何要找到。” 李指导员当即表示：“找不到刘总参谋长就砍我的头！” 聂荣臻严肃起来：“我不要你的头，要你们活着完成任务。” 王连长等率队离开红1军团部，按原计划在华家岭以东的三岔路口一个小村庄中设立了接待站，并从7公里外背来了能饮用的泉水。他们推测刘伯承一行最少也会有20余人，食宿一定要事先安排好。 在设立好接待站后，他们兵分3路成扇形继续向前搜寻，由骑兵负责联络。并委托当地的牧羊人留点神，协助把好各个路口。然而，五六天过去了，各路人马都没有迎接到刘伯承。 “把好大小各个路口，继续寻找。”每天傍晚各路人马空手而回后，王连长几乎都重复着这一句话。 第7天，各路人马又都放出去了。王连长感到很不安，心想：难道刘总参谋长从别的地方过去了吗？如果到达保安，那么中央也会电告我们的。可千万别出别的事啊！ 王连长准备发个电报询问中央，可又觉得不妥当。正在他苦思冥想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说：“连长，大约1个小时前，有位放羊的老大爷曾看到几个生人从附近路过。” “究竟几个人？” “老大爷说好他是三四个人。” “这就不对了，刘总参谋长他们怎么会只有三四个人呢？” “老大爷说这几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像讨饭的叫花子，甚至还不如叫花子穿得好。其中好像还有一个女的。” “这就更不对了，总参谋长穿得再烂，也不会穿得不如叫花子。还带了个女的。老大爷判断得对，那几个人可能就是外地来的叫花子。”王连长像泄了气的皮球又坐回到发报机旁，但他突然转而一想，对那个战士说道：“去看看也无妨，如果是国民党的特务呢，咱们抓回来也算是有收获。走！哦，家里还要留个人，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去就回来。” 王连长策马向牧羊人所说的方向追了过去，半个小时后果然见到前面有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山沟中行走。 “站住！干什么的？”王连长把手枪指向了那几个人。 其实，那几个人听到马蹄声，早有警惕。他们听到喝令声，缓缓转过身来。 王连长的眼睛一亮，中间一个正是刘伯承总参谋长，高兴地喊叫道：“哎呀！，真是总参谋长。我是来接你们的！” “哦！这不是王耀南同志吗？”刘伯承惊奇地说道，并打趣地扬了扬手中的双枪，说：“我还以为是马家军的散兵哩，正准备连人带马抓回去送给毛主席当见面礼，谁知却是你王耀南。” 王连长仔细一瞧，果然见刘伯承等每人手中都持有短枪，并做好了临机应战的准备。这时见是自己人，也就都把短枪收了起来。 “党中央周副主席亲自安排让我带队来接你们。”王连长打量着刘伯承满脸的胡须，显然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刮了。“还接啥子哟，我们这不是自己都找到大门上来了嘛。”刘伯承扬起腹下的木棍，比划着。王连长看得清楚，刘伯承的这只手干裂了一个大口子，渗出的血水染红了木棍。 “我再喊两个人来。”王连长说着，举枪对空鸣放3响。 附近的两个骑兵闻枪声向这边飞驰而来。 “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的身体都好吗？”刘伯承问道。“好，好！大家都盼望着你快点儿回去。走，快上马吧。” 王连长催促道。 “小王，忘记介绍了，这是我的两位警卫员。这是我的新娘子汪荣华。她的骑术不怎么样，你帮她照顾一下马。” 王连长这时才分辨清站在刘伯承身边的是位女红军，她赤着双脚，衣服破烂的简直不像样子，裤子从膝盖以下全没有了，上面的也成了布条条。 “这……照照照照就是新……”王连长的眼睛一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刘伯承和夫人会艰苦到这个地步。 王连长牵马而行，汪荣华沾满泥土、划着道道血口的赤脚在他面前晃动着。王连长这位刚强的汉子，泪水悄然滚滚落下。刘伯承和汪荣华一路谈笑风声，问这问那，抽泣中的王连长掩面草草作答，没有敢回头。 “小王，我们这不是挺好嘛！谈谈你们连队的情况，怎么样？红一方面军的工兵在长征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你们1个连队了。你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将来要用你们来发展红军的工兵，要像母鸡抱小鸡一样，带出几十个工兵连来。” 王连长没有答话，他仍在抽泣着。 “中央准备安排3个方面军在哪里会师？”刘伯承问。 “听说是在会宁。陈师长已经带部队守卫在城中。” “哪个陈师长？” “陈赓。” 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是于10月2日攻占陇东重镇会宁城的。 会宁是陇东的交通枢纽，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有“陇秦锁钥”之称。古名又称会州，即各方大道在此会合的意思。从这里东可跨隆德、泾源，西可达临夏、定西；北面可控制海原、靖远，南可屏障秦安、陇西。这座军事重镇在明代改名为会宁，是因为往日的会州因为过多的兵乱、震灾和旱灾，到处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官府和老百姓都企盼着会宁能从此会永保安宁。 但是，数百年过去了，会宁并没有因为改名而改变了穷困的面貌。到了本世纪30年代，仍是全城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全县不足30＃＃人口。老百姓仍然是连饮水都无法保证。在这里，水是奇特的缺，食用水就是生命。外地人来到这里放眼望去，你如果能望到半平方米的水面，那肯定看到的是海市蜃楼。在这里，河沟中有时会流出一股线一样粗的又苦又涩的水，但是如果有谁万不得已喝了这种由这土壤里钻出的水，那准会拉稀、浮肿，甚至送了性命。住在这里的人是全靠地窖储存雨水、雪水维持生存。每家都挖有一个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储水量的多少即是这里衡量贫穷的标志之一。 红1师师长陈赓率领部队进占会宁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往常的“打土豪，开粮仓，分田地”，而是“封水窖”。 “要执行好这一特殊任务，把守好水窖。小的水窖，1个水窖派3个战士把守；大的水窖，1个水窖派1个班去。”陈赓一进会宁县城，就向部队发布命令，把国民党军队、政府和地主老财的水窖统统查封起来。 会宁城，仅半天时间，花花绿绿的标语就贴满了墙。一座壮观的会师彩门在城门口前树立起来。全城一片节日气氛。 仅隔两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占领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4军第10师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师胜利会师。 这时，红二方面军经过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 10月9日，会宁西津门（现称会师门）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再次相会，热泪横流中，大家刚见面的一瞬间，互相捶肩拥抱，默然无语，都深刻体会到了战友历遭劫波后久别重逢的特殊感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或许是父子在相互寻找，或是弟兄在相互寻人，或是战友之间的找寻。找不到的在四处打听，频频重复询问着被寻找人的姓名；找到的在热烈的拥抱、握手、流泪、大笑，手挽手走来走去，边走边亲切交谈。 “总司令来了！”一阵欢呼声把会师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 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人员迈步走入会师门，他向着会合的红军指战员们招手致意。 一个长着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人群中也向前挤着，观看着红军将士们会师后的狂欢，他即是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在众人的推拥下，他看到了那个被众人所推崇的“红军永远的总司令”，他这样记叙道：朱德“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他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 “红军之父”是马海德看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也许这就是朱德“红军之父”称呼的由来。 马海德也看到了张国焘，也作了如实的记叙：“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朱德与红1师师长陈赓见面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陈赓因忙于军事指挥，出去招呼部队。朱德趁这个空隙，与在40多公里外的红2师政委肖华通了电话。肖华兴奋地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怔了片刻，急忙问道：“你真的是朱总司令？” “是啊！那还有假，我是真朱德。” “哎呀，总司令，真是你呀！ 第88章 你可把我们想坏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陈赓这里。” 肖华激动地双手抱住电话筒，声音呜咽，说不出话来。 “毛主席好吗？” “好，好！” “周副主席好吗？” “好，好，好！” 这次电话，他们打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若不是警卫员在一边催着吃饭，朱德还不知有多少话要问要讲。 次日，会宁城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上，红旗招展，人涌如潮，万众欢腾，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3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 张国焘总算到了陕北，但其处境可想而知非常尴尬，对他恨之入骨的红军将领大有人在。以往树敌过多，致使现在有许多人要找他的麻烦。为此，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张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的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他们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整半个月后，毛泽东又致电到红四方面军的张浩，对张国焘的态度“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至此，举世瞩目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这个月，毛泽东多次就个人历史和红军长征等内容与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交谈，叙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历程。斯诺由此而作《西行漫记》，把红军的这一壮举广告全球，中国红军饮苦若饴的精神享誉世界。 11月16日至22日，红军几路军在甘肃、宁夏两省交界的预旺地区山城堡全歼国民党军1个旅又两个团。23日，红军在山城堡举行3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庆祝胜利大会。时红二方面军有1.33万人，红四方面军有3.3万人，红一方面军有3万人（含红25军）。 朱德在讲话中指出：“3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从会宁会师，到3个方面军今日庆祝大会的召开，3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圆满完成。 到达陕北的红军作为中共的红色种子，越加显得宝贵。 种子留下了，就留下了希望，人们坚信总有收获的季节。 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保安窑洞中，毛泽东向红军学校校长林彪展现他新写的《七律·长征》诗，他大声畅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好诗，好诗。这样的诗，没有伟大的气魄写不出，不是英勇的红军当不起。”林彪连连赞叹。 “长征是个大题目，不怎么好写。这是我去年写的，你看所署日期还是‘1935年10月’，现在实现了全国红军的大会师，拿出来又改了改。”毛泽东说。 “我不懂诗，但我看到主席在诗中仅选择了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山大河，来高度概括，就充分表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这个伟大主题。老彭负责殿后的红3军一过岷山，整个局面就大变，我们从此由胜利走向胜利。” “这后一句，你理解的不对。三军，在这里不是仅指彭德怀的红3军，不是说他们这支走在最后的部队一过岷山，新的局面就打开。这里也包括你们红1军，包括全部经过长征的部队。” “全部经过长征的红军？这五岭、乌蒙、红四方面军可是连见也没见过那山是什么样子呀！”林彪疑惑不解的问。 “三军，是指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不是指彭德怀的三军，也不是指海、陆、空三军，也不是指古代晋国所谓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红二方面军虽然没有翻五岭，红四方面军也没有过金沙江、大渡河，但岷山是3个方面军都走过了的。”毛泽东解释说。 林彪在听到毛泽东自我解释并没有偏向彭德怀红3军的意思后，便不再说什么。但他仍感到有些疑问。后来在中共“九大”会议召开时，林彪曾对人讲：“这首《长征》诗，我总感到有些蹊跷，主席把写作时间明确署在1935年10月，然而，红二方面军是在9个月后才成立的呀。他自我解释‘三军’是指3个方面军，我总是不太相信。主席有他自己的想法，否则就是我真的读不懂他的这首诗。” 张国焘在当时也读到了毛泽东的这首诗，他不关心林彪所计较的诗中那种“一军”“三军”的差别，仅是对诗最后的3个字“尽开颜”谈了自己的意见，说道：“我没这么乐观。当前的形势如此紧张，不求尽开颜，只求不哭就是好事了。”1936年11月底，朱德、周恩来和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会合。林彪率领驻在这里的红军学校学员在郊外列队欢迎。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站在欢迎队伍的人群前面，就像17个月前在抚边小镇迎接张国焘时一样。 毛泽东与张国焘会面，两人互相寒暄，旁人一听便知，两人握手但并未能言和。 人们想起了长征途中抚边小镇的一幕。 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站立在搭好的讲台上，发表演说，互相祝贺。这时，他们所谈论的不是长征途中的不愉快事，而是在策划未来。 该做的礼仪应付过去后，毛泽东一离开会场，就把朱德亲热地拉到自己的房间中。两个人紧紧握着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可终于把你这个总司令盼来了，我真担心他们会对你下毒手。身体还好吗？路上生病没有？” 朱德说道：“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在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还是原来那样，只有1个担子，1个人，1匹马，1个马夫，4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没有病就好。我是非常担心你的身体。来，抽烟。”毛泽东给朱德点燃一根香烟，继续听朱德讲分离后的事。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有点乐观主义。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了，我还以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说起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争论，毛泽东高度赞扬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说：“你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真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你过奖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是知道的。逢到极其困难的事情，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情况也就变得好像好一些，人也就不那么慌张了。” 毛泽东点头称是，并说道：“是啊，作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就是遇到再困难的事，仍是平平常常就可过去。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经过这次重大考验后，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和坚强了。 我们会以此为起点，取得新的胜利。“朱德坚定地说道。 “朱毛再也不分开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双手又紧紧握在一起。 从此，走出雪山草地的红军，再不惧前进征途中的腊子口，铁索桥，娄山关，封锁线。 如磐风雨过后，千军势如潮，万顷碧云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不成发动“兵谏”，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成了中国历史进程转变的枢纽，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半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的红军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 张国焘在红军大会师3个月后向中央写出了30＃＃余字的《从现在看看过去》的检讨。1个月后，渡过黄河作战的西路军惨败，渡过河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中央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此，张国焘又写了个10＃＃余字的《关于我的错误》检讨。几个月后，洛川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张国焘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接着，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第89章 张国焘拒绝出席大会，终于在1938年4月，借赴西安参加国民党主持的祭奠黄陵之机，逃离陕北，背叛中共，投靠国民党特务机构。遂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1979年12月，病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医院。 长征结束了，但它给毛泽东和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长征精神一直鼓舞着毛泽东所指挥的人民军队。 长征结束整整40年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4人在同一年长辞于世（张闻天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博古，1946年4月到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1950年10月病逝北京，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4年1月病逝北京。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于1939年8月从延安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67年病逝北京。到1992年，10大元帅和10大将全部长辞于世，其中林彪叛国坠机摔死于蒙古。 长征结束了，但它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长征精神，这就是：特别能战斗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特别能吃苦的革命乐观主义顽强斗志，特别重求实的独立自主创新胆略；特别讲团结的集体主义高尚情操。一首中华民谣由此衍化并传唱开来：“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难不难，想想泸定铁索寒；丑不丑，想想争权虎变狗；陋不陋，想想草地龙虎斗。” 后人有百句文以概述其事：当年旗竖井冈山，朱毛星火势燎原。 铁锤锻铸南中国，镰刀挥裁半边天。 正是赤焰翻腾日，王明左倾误路线。 六路分兵垒对垒，最愤广昌收场战。 五次围剿难破敌，被迫转移胆未寒。 大军虎跃出于都，雨浇火把燃林间。 勇突五岭四重围，血浴宜章奋危艰。 枪折弹尽用棍棒，木断石绝以牙拳。 血祭湘江刀卷刃，出征未捷兵减半。 月冷霜重夜朦胧，乌蒙路遥苗岭远。 高山侧身扶壁行，危峰离天三尺三。 通道黎平急转兵，乌江险渡锅作船。 浮云浊浪排空起，疏星残月北风尖。 遵义会议纠偏错，生死攸关转折点。 新换舵手毛泽东，全军将士掌声喧。 险阻道道难屈指，征途迢迢妙神算。 茅台笑谈兵家事，牵敌如牛巧着鞭。 走兽乱窜好狩猎，游鱼釜底做晚餐。 黔北红迹急如电，山水狂飙骤似闪。 一胜二捷三还赢，四渡赤水震敌顽。 铜号声咽苍山顶，夕阳血啼娄山关。 突破合围敌灰飞，迂回贵阳蒋魁颤。 星暗风沉江横涌，金沙巧渡险中险。 舟筏如碟快如梭，伫马听浪入梦难。 凉山石寒情不冷，彝区血盟海子边。 大渡刀丛直扑去，铁索桥横丹霞染。 刺刀挑开荆棘路，手掌扇散漫天烟。 银峰挑战远方客，冰寒风袭欺衣单。 夹金梦笔连虹桥，打古党岭接长板。 连天银花罩冰野，遍地草鞋踏雪山。 草地龙虎腾沼泽，莽原将士滚泥潭。 暴雨茫茫冰雹狂，寒夜沉沉篝难燃。 霜冷风劲饥如鼓，棕衣云被草作毯。 杀马充饥几断炊，野菜无毒即华筵。 雨中蹲立待报晓，不眠之夜度如年。 炮隆包座血涂画，枪响求吉尸叠巅。 十万忠烈铺征途，多少英魂野峰眠。 二十五军出豫西，险战独树下雒南。 四坡泣血军政委，北上先头入甘陕。 噶曲无意涨秋水，一河荣辱裂两畔。 老张急咒唤雨术，朱毛揪心挽狂澜。 依仗兵多生歹意，巴西传讯新吕端。 军情切切马上飞，乡情悠悠梦里转。 张君易帜卓木碉，视势易错因醉眼。 手翻云雨蛇吞象，难悔碰壁百丈前。 残棋未了不袖手，岷州折戟哭漳县。 英雄失路寻常事，客寄多伦终非仙。 阿西厩马啸长夜，俄界岩鸡报晓甜。 腊子口上枪声急，将隐密林镜里观。 攀登无处不惊心，首功要推云贵川。 浓稠硝烟可抽丝，弹溅繁星挂彩帘。 猛叩天窗撬地门，轰飞敌碉似烛残。 踩下岷山望北国，觅得佳句赋六盘。 挽得天河洗战袍，缚得苍龙套缰鞍。 月落界石山魂销，星沉耿湾水梦断。 锋指渭河问渡津，直罗一仗开新面。 迂回穿插十一省，西北奠基著史篇。 抗日前锋力弯弓，桑植再射一红箭。 二方面军多独臂，重围堆中急兜圈。 戏敌鸭池舞玉龙，并肩甘孜上陕甘。 三军会师会宁城，征帆不落桨声欢。 历数千年戎马事，冲天战火如烟散。 儿孙不知征战苦，只话功成将帅衔。 岁月如流风读史，唯有精神驻人寰。 浩瀚丽词宏论过，几多豪气入丹田。 19＃2年6月初稿于成都武担山下1995年7月定稿于北京昆明湖畔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