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第1章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作者：边震遐 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 第1节 安东尼·法勒-霍克利爵士，是一位英国将军。退休之前，官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这位声望显赫的司令官，曾经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1950年冬，法勒—霍克利作为英军功勋团队———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团的一名上尉连长，随部队从香港出发到朝鲜参战。1951年4月，于“三八线”南侧的雪马里战场上，该团及旅属坦克团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性打击，法勒—霍克利与该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思中校一同当了志愿军的俘虏。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双方遣返战俘，才得以重回英军。 雪马里之战，本当成为法勒—霍克利的滑铁卢，而命运之神却给他以厚爱。雪马里战败被俘，不仅没有使他一蹶不振，相反，却成了他军旅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法勒—霍克利不可能忘记雪马里之役，不可能忘记在异国他乡的战俘生活，更不可能忘记打败了他并收容过他的中国军队……1953年4月22日黄昏，朝鲜前线万炮齐鸣，中朝人民军队在“三八线”200多公里宽广的正面战线上，对34万美军及其仆从军发起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五次战役。 突破敌人防线的第二天，英军第29旅格罗斯特团首先落入了志愿军的包围圈。 格罗斯特团是英国皇家陆军的骄傲。1801年英军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这个团队受到埃及军队优势兵力的腹背夹击，经过顽强挣扎而转败为胜，因此声名大噪，受到英国皇室的特别嘉奖。因为在两面夹击下克敌致胜，所以特许每个官兵的军帽上缀有两个帽徽。恰好在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这个继承了“历史荣誉”又拥有了现代化装备的格罗斯特团，在一个新的东方战场上却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命打击。在这一次战斗中，命运之神未能让格罗斯特团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战斗是异常激烈的。4月22日这一天，驻守在“堪萨斯防线” 纵深地带的英29旅，正按照英格兰民族习惯，忙着准备第二天圣乔治日纪念守护神，在战地举行庄严的祝祭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所谓“堪萨斯防线”，是美军确定的一条主要抵抗线，西至临津江口，沿江而上，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东海岸襄阳一线，全长220公里。在当时的“联合国军”心目中，这是一条无法攻破的钢铁长城。不料，当晚9时许，志愿军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胜利强渡临津江之后，无情地撕破了“堪萨斯防线”，突入纵深近30公里。守护神未能为英29旅带来平安，预先准备好的圣乔治祝祭场，霎时间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次日下午，格罗斯特团遭到了志愿军的围困。尽管美军调动美3师、土耳其旅、比利时营和菲律宾营等主力部队和杂牌部队拼死相援，救出了该团的若干残部，但始终无法同最精锐的直属营即第1营会合。最后，美空军出动大批飞机，一边空投粮弹，一边想给被围部队炸出一条生路。无奈志愿军已同英军厮杀在一起，美空军的支援未能奏效。西方新闻机构对格罗斯特团的命运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美国之音”电台广播了一篇充满希望的文章，声称格罗斯特团必将发扬“传统荣誉”，再次转败为胜，如果这次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下突围成功，那将不再是享受两个帽徽的殊荣，而是要缀上四个帽徽了。四个帽徽的帽子没有戴成，这个功勋团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作为该团主力的第1营被全歼，另外两个营亦在遭到重创后狼狈逃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及了这次战斗:“4月26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把南朝鲜第l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罗斯特团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20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到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联合国军一边。”直到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联合国军一边。” 第2节 李奇微的叙述虽然轻描淡写，但无法掩藏一个使“联合国军”极为难堪的事实一一作为英军王牌部队功勋团的主力营，全营编制人员600余名官兵，被击毙129人外，竟有459名官兵放下武器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其中，包括了身为团长兼直属第1营营长的卡恩思中校、“上帝的使者”———随军牧师戴维斯上尉、还有后来成为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法勒—霍克利上尉。 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歼敌82000余名，迫使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从此，五角大楼的战争策划者们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的狂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不得不“谋求政治妥协”，向朝中方面提出了和谈主张。 法勒—霍克利在朝鲜呆了近三年时间，开头半年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其后两年又四个月，是作为战俘在志愿军的俘虏营中度过的。法勒—霍克利有足够的理由宣称，他了解中国军队。 第3节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位年轻的英籍华人到英国牛津郡南部的穆卢斯福村，拜访丁法勒—霍克利将军。这位英籍华人名叫徐泽荣，是专门研究朝鲜战争史的学者。 此时的法勒—霍克利将军已经67岁，已从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休八年，也在从事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徐泽荣远道而来，是为了同将军交流对同一命题的研究成果。法勒—霍克利将军出生于1924年，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求学期间投笔从戎，随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20岁就擢升为连长。朝鲜战争中的雪马里之战，是他生平头一个最大的挫折。然而，当他结束战俘生活重返英军后，竟意气风发，奋力进取，在职务和军衔步步高升的同时，还完成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担任英国防务研究员阶段，刻苦研究战史，先后撰写了十种战史和回忆录，还成为英国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的作者。他，既是一员武将，又是一名史家。 将军在一幢乡间住宅中接待了徐泽荣。这幢住宅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派伊的谷仓”，外观造型朴实无华，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农村的谷仓，寄托了主人对和平生活的依恋。老将军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他对华裔客人热情、坦诚。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经历，在华人面前不为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 在西方军政界，迄今还有人指责中国参与策动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向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4000名官兵，为“侵入”南朝鲜作准备。将军认为这一指责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为这14000名官兵本来就是朝鲜人，都是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流亡中国并加入中共军队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中国内战结束后，本来就已集中在准备大批复员的部队里，这个时候按照这些朝鲜籍官兵的愿望让他们返回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关中国的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西方世界曾经制造过无数关于志愿军虐杀西方战俘的谎言，法勒—霍克利作为当事人之一，无疑最有发言权。 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些指责，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候供应紧张，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 第2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 在西方军政界，迄今还有人指责中国参与策动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向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4000名官兵，为“侵入”南朝鲜作准备。将军认为这一指责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为这14000名官兵本来就是朝鲜人，都是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流亡中国并加入中共军队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中国内战结束后，本来就已集中在准备大批复员的部队里，这个时候按照这些朝鲜籍官兵的愿望让他们返回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关中国的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西方世界曾经制造过无数关于志愿军虐杀西方战俘的谎言，法勒—霍克利作为当事人之一，无疑最有发言权。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些指责，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候供应紧张，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 第4节 “化干戈为玉帛”———这句反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古代名言，想不到会通过一位担任北欧联军最高指挥官的高级将领的经历，得到验证。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正在走向互相了解，走向互相尊重。这件事情，促使我的思绪重新回溯到了四十年前的朝鲜战场…… 第5节 195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遇，我首次接触侵朝“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从而引起了我对西方战俘们的极大兴趣。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在踏上朝鲜战地时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盼着早一天见见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兵。 那是我入朝的第三天夜里，美国飞机炸毁了一座公路桥，我们搭乘的军用卡车被阻滞在平安北道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卡车是在后半夜悄悄进村的，不晓得这个小村恰好是志愿军一个俘虏转运队的临时驻地。 早上，太阳刚刚出山，我被f一84型喷气战斗机的俯冲啸声惊醒。两位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炕上拖了起来，推推搡搡地一同奔向山脚下的防空洞。这时候，一幅奇异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脚滑进结了冰的旧弹坑里，举目四顾，看傻了…… 在我四周的雪地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那么些西方俘虏兵，足有上百名之多，他们大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有的注着拐棍，胳膊腿上缠着护伤绷带，有的披着军毯，把脸面蒙住，像阿拉伯女人，有的双脚冻伤，包着厚厚的破衣烂布。他们或是大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或是叫爹叫娘叫上帝，跌跌滚滚地四处乱窜，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仰天划十字，有个碧眼黄发的年轻人竟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一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站在高高的石坎上，用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 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 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 第3章 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 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 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 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 第6节 我所以会引起战俘们的注意，自己心里明白，实在是因为我太小，年纪小，个子小，按西方人的算法，那时还不足十五岁，论个头更是不足一米六，站在西方年轻人面前，矮了一大截，穿一套宽宽荡荡的志愿军棉军装，样子肯定不潇洒。战俘们也许不能想象，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当兵，当一名拿照相机的兵。 老徐用英语训话，叫战俘们散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随军记者来采访，要拍照片，记录他们被俘后的真实生活。 一说拍照片，他们来了劲。有个身材瘦高瘦高的少尉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welcoe，babycorrespondent!”这句英语，我只听懂半句。 老徐及时翻译:“他们说‘欢迎娃娃记者!”’我居然成了战俘们的观赏对象，还称我“娃娃记者”，我顿时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别人这样称呼没什么，他们是志愿军的阶下囚，凭什么称我“娃娃记者”?居然还以主人的姿态向我表示欢迎，我要你们欢迎?!这时候，不少战俘开始忙着整理衣冠，脸带笑容，争先恐后地挤到我的镜头跟前来。面对这样的情景，我自然也就消了气。 瘦高个少尉说:“但愿我们的家人能够通过报纸看到我们的照片，证明我们还活着，那该有多妙!” 又是一阵欢呼。他讲出了许多战俘的共同心愿。 一眼就看得出，瘦高个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的眉毛一高一低，说话的时候会上下扭动，棕色的络腮胡子浓浓密密，衬出一口整齐的白牙。他的战俘伙伴叫他pole，意译为撑竿跳高用的撑竿。老徐和警卫战士也干脆用中国话叫他“撑竿”。如果战俘之间不用外号，志愿军也不敢叫外号。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明确规定，不得侮辱俘虏人格。大家都叫外号，他本人也乐意接受，反倒有了一种认同感。 老徐向我介绍说，撑竿过去当过日本人的俘虏，吃过很多苦，所以相信我们的政策，相处已经十多天了，很谈得来，已经成了他的助手。开头，前线各部队将各自抓获的零星战俘合并到一起的时候，许多战俘吃不惯我们的炒面，称作“混合面”，在西方是“动物饲料”，说我们不人道，把战俘当牲畜看待。撑竿听了这些议论，就会鹤立鸡群似的挺直他的高个子，呵责他的同命人:“什么叫人道?中共士兵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享受同等待遇才是真正的人道。俘虏不是贵宾，不吃炒面饿死活该!上帝也不会同情你们。”撑竿讲话很有说服力，连同时被俘的一个少校几个上尉中尉也听他的话;他还主动照顾负伤和生病的同伴，所以大家就推选他当了战俘转运队的临时战俘代表，转运途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出面跟志愿军带队人联系。 老徐告诉我:“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撑竿会乐意回答的，我给你翻译。”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随便问撑竿;“你是在哪里被俘的?”“在北极睡袋里。” 撑竿答。 我愕然。北极睡袋就是鸭绒睡袋，在严寒地区野外露宿时，袋外不消溶冰雪，袋内可保护体温。我奇怪的是他为什么答非所问。战俘们笑了起来，尽管有的人是苦笑。 “撑竿在说俏皮话。”老徐解释道，“他的意思是在睡梦中稀里糊涂被俘的，因为志愿军善于夜战近战，出现得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我又问撑竿;“你干吗要到朝鲜来打仗呢?”“因为朝鲜有黑眼睛的美丽姑娘啊!” 撑竿回答得很认真，又惹得同伴们笑了起来。 “这不是幽默。”撑竿见我反应迟钝，只好加以说明，“在美国的征兵广告上，画着黑眼睛黑头发的朝鲜美女。上司下令我们队伍远征东方的时候，只说执行‘警察行动’，不需要流血，无异于旅行。旅行有什么不好?我本来就想当一个旅行家。 没有足够的钱，正好借此机会免费旅行，游览朝鲜半岛。问题是没有想到会当俘虏。” 动照顾负伤和生病的同伴，所以大家就推选他当了战俘转运队的临时战俘代表，转运途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出面跟志愿军带队人联系。 老徐告诉我:“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撑竿会乐意回答的，我给你翻译。” 第4章 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随便问撑竿;“你是在哪里被俘的?”“在北极睡袋里。”撑竿答。 我愕然。 北极睡袋就是鸭绒睡袋，在严寒地区野外露宿时，袋外不消溶冰雪，袋内可保 护体温。我奇怪的是他为什么答非所问。战俘们笑了起来，尽管有的人是苦笑。 “撑竿在说俏皮话。”老徐解释道，“他的意思是在睡梦中稀里糊涂被俘的，因为志愿军善于夜战近战，出现得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我又问撑竿;“你干吗要到朝鲜来打仗呢?”“因为朝鲜有黑眼睛的美丽姑娘啊!” 撑竿回答得很认真，又惹得同伴们笑了起来。 “这不是幽默。”撑竿见我反应迟钝，只好加以说明，“在美国的征兵广告上，画着黑眼睛黑头发的朝鲜美女。上司下令我们队伍远征东方的时候，只说执行‘警察行动’，不需要流血，无异于旅行。旅行有什么不好?我本来就想当一个旅行家。 没有足够的钱，正好借此机会免费旅行，游览朝鲜半岛。问题是没有想到会当俘虏。” 第7节 身为一名美国军官，为什么当了中国人的俘虏，还能保持这份坦荡，我感到十分不解。 当天的晚餐不同寻常。美国飞机炸死的那一头牛，为战俘们提供了改善伙食的条件。撑竿带头捐出一只手表，又动员伙伴们捐出一只戒指，三支钢笔，三只打火机，通过老徐向朝鲜村民换来了20斤牛肉。20斤牛肉对于上百名饿俘来说，毕竟太少太少，每人只能分到骨牌大小的三块。还多了一些，一人一块却不够分，怎么办?有人说理应归捐献财物的人享有，撑竿持反对意见，说捐献本身就是慷慨行为，没有理由再享受特殊待遇，否则就不是捐献，而成了交换;因此，多余的肉块，应该用抽签的方式来推出幸运者，让幸运者享受。于是各小队的俘虏都参加了抓阄抽签，以决定谁该多吃一小块牛肉，连病伤战俘也没能例外。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卡车将继续南行。战俘们中因为伤病员比较多，行动不便，正在等待后方安排汽车，还要住几天后再往鸭绿江南岸的战俘营集中。卡车出村前，我去向老徐辞行，远远看见撑竿正向我含笑招手，我很想抬手致意，但又不敢，一种神圣观念制约着我: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战俘的手上很可能沾着朝鲜人民或志愿军指战员的鲜血。 在与美英战俘们相处的两天时间中，我听老徐讲了许多关于西方战俘的故事，同时也给战俘们拍了不少照片。这是我头一回称得上独立采访的业务实践，心中十分得意。不料到达江原道兵团驻地后，将胶卷冲洗出来，才发现陈旧的照相机皮腔因遇奇寒而脆化漏光，张张底片一团混沌，一切物像归于虚无，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这次意外的遭遇性采访，在我尚缺乏理解力而富有记忆力的年轻脑海里，却牢牢地记录下了美英战俘的感性形象。这形象，又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些美英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将会呆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将会怎样?从此，我的目光便追随着他们的踪迹，开始留意他们的一切，不论他们走到何方……这是我头一回称得上独立采访的业务实践，心中十分得意。不料到达江原道兵团驻地后，将胶卷冲洗出来，才发现陈旧的照相机皮腔因遇奇寒而脆化漏光，张张底片一团混沌，一切物像归于虚无，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这次意外的遭遇性采访，在我尚缺乏理解力而富有记忆力的年轻脑海里，却牢牢地记录下了美英战俘的感性形象。这形象，又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些美英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将会呆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将会怎样?从此，我的目光便追随着他们的踪迹，开始留意他们的一切，不论他们走到何方…… 第8节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m·汉莱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隔了一天后的11月16日，汉莱上校又郑重其事地将数字作了调整，使被杀害的美国战俘增加到6270名之多，还有7000名南朝鲜战俘和13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也惨遭杀害。汉莱痛切地说:他之“所以公布共军对美国战俘的野蛮残暴行为，是因为必须让前线的美军知道他们面临的大敌是什么”。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连牍地播送所谓屠杀美军俘虏的“暴力事件真相”。与此同时，美联社自东京报道了“联合国军”一位高级军官的谈话，说“共军屠杀了几千名美国战俘一事，揭示了朝鲜和平谈判被中止的秘密。”把破坏停战谈判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朝中方面。 美国人很有趣!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宣传美军登陆朝鲜半岛后如何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斗志高昂，誓死不当俘虏，只是在战术性的一些小小失误中，仅有169名美军官兵由于;病伤等非常原因而被俘。可是到了这个需要渲染“共军暴行”的时候，却又宣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有12000多人失踪，而且把这12000多人统统算成战俘，并且断言其中半数以上已被共产党杀害云云。 共产党数以千计地“残杀美军战俘的暴行”，果然激起了美国朝野的巨大震惊。 事态继续扩大。李奇微将军接替因连连战败而被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将军，为时已七个月，无力回天，于是在汉莱上校刚刚揭开的谎言大合唱的序幕中.及时看到并紧紧抓住了这个上帝恩赐的机会，于11月17日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发现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使我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敌军领袖的道德准则……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为了摧残自由世界人民，为了摧毁自由世界人民的信仰而使用的手段……” 李奇微将军的语言，远远超越了一个军事家的格调，充满了政治家的情怀与传教士的口吻，显得那么义正辞严而又悲天悯人。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他在凯韦斯特休假期间向报界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本世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曾经制造过无数灭绝人性的野蛮事件，仅纳粹德国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用毒气和其他手段杀害过四百多万盟军战俘和无辜平民。按照杜鲁门总统的说法，制造本世纪最野蛮事件的罪责，居然摊到了中朝共产党人的头上。换句话说，中朝共产党人制造的（实际并不存在的）“野蛮事件”，比本世纪内法西斯所制造的野蛮事件还要野蛮。 美国总统讲话竟是这样信口雌黄!如果说杜鲁门总统的这番谎言是本世纪最荒唐的谎言，下这样的结论，恐怕倒并不过分。 将军和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涌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 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后者比前者还多76名，足见共军是多么“惨无人道”!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不在于枯燥的数字游戏，而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技———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了，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其中半数以上已被共产党杀害云云。 共产党数以千计地“残杀美军战俘的暴行”，果然激起了美国朝野的巨大震惊。 事态继续扩大。李奇微将军接替因连连战败而被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将军，为时已七个月，无力回天，于是在汉莱上校刚刚揭开的谎言大合唱的序幕中.及时看到并紧紧抓住了这个上帝恩赐的机会，于11月17日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发现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使我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敌军领袖的道德准则……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为了摧残自由世界人民，为了摧毁自由世界人民的信仰而使用的手段……” 李奇微将军的语言，远远超越了一个军事家的格调，充满了政治家的情怀与传教士的口吻，显得那么义正辞严而又悲天悯人。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他在凯韦斯特休假期间向报界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本世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曾经制造过无数灭绝人性的野蛮事件，仅纳粹德国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用毒气和其他手段杀害过四百多万盟军战俘和无辜平民。 第5章 按照杜鲁门总统的说法，制造本世纪最野蛮事件的罪责，居然摊到了中朝共产党人的头上。换句话说，中朝共产党人制造的（实际并不存在的）“野蛮事件”，比本世纪内法西斯所制造的野蛮事件还要野蛮。 美国总统讲话竟是这样信口雌黄!如果说杜鲁门总统的这番谎言是本世纪最荒唐的谎言，下这样的结论，恐怕倒并不过分。 将军和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涌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 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后者比前者还多76名，足见共军是多么“惨无人道”!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不在于枯燥的数字游戏，而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技———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了，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存在的）“野蛮事件”，比本世纪内法西斯所制造的野蛮事件还要野蛮。 美国总统讲话竟是这样信口雌黄!如果说杜鲁门总统的这番谎言是本世纪最荒唐的谎言，下这样的结论，恐怕倒并不过分。 将军和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涌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 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后者比前者还多76名，足见共军是多么“惨无人道”!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不在于枯燥的数字游戏，而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技———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了，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第9节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总指挥的美菲联军大败，麦克阿瑟携夫人和四岁的儿子，还有一位祖籍广东的中国保姆，一同乘潜艇逃出战场，到了澳大利亚。扼守巴丹的9300名美国军人和65700名菲律宾军人向日军缴械投降。接替麦克阿瑟上将指挥菲律宾战局的美军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通过马尼拉电台公开下达命令，命令哥黎希律岛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全部守军36000人中，29000名菲律宾军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带着武器进入丛林打游击，另外以美军占大多数的7000名守军服从命令，在温赖特将军亲自带领下向日军投降。 日本侵菲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派人把温赖特押送到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两军的所有被俘人员作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两地间的行程长达1000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战俘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25000余人。 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 第10节 美方发言人和舆论工具所说的朝鲜半岛“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情形。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以及当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和南朝鲜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00多人，在击破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后，又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朝鲜北部全部领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并解放了“三八线” 以南的延安、瓮津两个半岛，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除大部为南朝鲜军战俘外，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这些战俘都是在向南溃逃中被俘的，有相当部分被俘于“三八线”与“四o线”之间地区。 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 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除了火线释放的以外，其余部分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相隔八年前后的两次战俘大行军，确实有某些可以类比的相似条件: 地理背景———都是半岛; 行军距离———都是千里迢迢; 气候———前一次是南方炎夏，这———次是北方寒冬，酷热与严寒同样威胁战俘们的生命; 粮食与医药———同样匮乏; 行军结果———同样造成了伤亡…… 如果，借口这些表面上的相同或近似之处，就把两次战俘行军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巴丹半岛之战，美军是反侵略的正义之师。前期受挫，是敌我力量消长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日军任意虐杀战俘，这是军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 当时日军已占领菲律宾全境，主动权握于己手，完全有可能改善被俘美军官兵的待遇。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蓄意通过千里徒步行军来制造死亡，以减少收容监禁大批美俘的物质消耗和兵力牵制。巴丹大战前夕，本间雅晴将军甚至命令手下做好木笼子，准备生俘麦克阿瑟后，像囚禁猴子似的装进木笼运回日本巡回展览。侮辱虐待和残害被俘人员，本是日军的既定政策，被俘者自然在劫难逃。而朝鲜半岛之战，美军是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入朝参战，是反侵略的正义之师，有信心用事实用真理感化被俘的敌军官兵;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反对侮辱和虐杀战俘。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6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对战线以北地区的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包括一切交通工具和所有活动的人畜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一方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第11节 在朝鲜的三年零三个月时间中，我接触过许多参加收容美俘的志愿军官兵。一位朝鲜族干部曾经向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这位朝鲜族干部名叫李炳云，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名小学教师，1950年11月参加志愿军，因为形势紧迫，没有来得及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就分配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某团政治处的朝语翻译。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从地图上看，地处咸镜南道南端的咸兴，位于纬度“四○线”南侧，到碧潼的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而实际交通线的距离却不下600公里左右，因为朝鲜东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大小道路都是依顺山势曲折往复盘桓上下，断无捷径可行;此时又值大雪封山季节，许多道路被积雪淹没，不得不多走大量的冤枉路。部队领导为了完成好这批战俘的转运任务，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任务是问路、联系住宿、筹粮、与沿途地方政府商洽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另外还配了6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 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召集小分队10名干部战士开会，进行政治动员。政委用庄重的口气说明了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志愿军入朝参战才两个月，一定要不折不扣认认真真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让朝鲜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有觉悟讲道义守纪律的革命军队。政治处主任还说，这些美国人差不多也是工人农民和学生出身，他们都是被迫或是受骗来朝鲜打仗的，既然放下武器成了俘虏，就要把他们当作朋友一样看待，不准打骂，不准侮辱，不准搜腰包，有伤有病的要尽力治疗，有困难的要帮助解决。 第6章 在朝鲜没有后方，执行这个任务和打仗一样光荣。师部敌工科的一位副科长也讲了活，他说如果不是各部队还有战俘陆续押送到领导机关来，如果不是新的战斗随时有可能发生，他就会亲自担负起这次转运美俘的特别任务。他又说，如果能把每一名俘虏都安全送到后方战俘营，这也是了不起的贡献，将来美国人民是会感谢我们的。他还向小分队的成员们讲解了美国俘虏的思想情况，美国人的风俗习惯，以及一路上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要大家注意。 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同时，4名共产党员组织了临时党支部，以便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发挥核心堡垒作用。上路了，举步维艰。 东线战场上，成批俘获的战俘已于几天前由各部队向后方转运。这114名美国战俘，被俘前分属于美陆战第1师、美3师、美7师，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表现躁狂，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病态，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整个转运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一匹瘦弱的骡子，驮着一只医疗箱和上百斤备用干粮———炒面。23名无法行走的病伤战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其他战俘轮流抬运。隆冬时节，雪原茫茫，找不到小路，只好走大路。从咸兴到长津的南北纵向公路上，整个白天敌机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轮番封锁;到了夜间，没等民工们抢修好白天炸坏的路基租桥梁，向南开进的增援部队、补充的新兵、运输粮弹的汽车，骡马大车、牛车.以及头顶粮仓的朝鲜妇女，早已把公路挤满了，时不时还要遭到敌机的夜间袭击，不等满天的照明弹熄灭，道路便无法恢复通行。敌机飞走的间隙，这股战争洪流才能向南滚动起来。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往北的战俘转运队等于逆水行舟。 第一个夜晚，转运队从傍晚5点钟出发，一直到第二天清早6点钟宿营，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平均每小时走不到2公里。可是这一夜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有1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而坠崖身亡;3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而死去;还有6名战俘失踪，据判断属于蓄意逃跑。司务长召集押运人员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大家认为，咸兴离“三八线”还很远，这些逃跑的战俘如果不是冻死饿死，最终还得落到志愿军手中，为了不耽误大队行动，一致决议停止追寻，继续北行。第三天起，他们改为白天行进。事故有所减少，速度有所提高，只是在一次空袭中，4架野马式战斗机从一侧山棱上突然飞掠过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转运队伍扫射轰炸，当场炸死了7名战俘，重伤4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另一位警卫战士负了轻伤，但他们仍坚持岗位，继续和转运队一道北进。 第12节 一天中午，转运队来到了古土里一处未经彻底打扫的战场。不久前，这里经历过一场激战，公路两旁到处丢弃着美军的重型装备和官兵的尸体。其中汽车、坦克和大炮，因为无法及时运出战场，早已被美军飞机用凝固汽油弹焚烧成了———堆堆废铁;而那些美军尸体由于冻土难挖，大都没有来得及认真掩埋，只用积雪遮盖一下了事。当战俘队伍经过这里的时候，恰好美机对我军一辆“抛锚”汽车进行轰炸，炸弹将路旁积雪下的大批美军尸体也翻了出来，残躯断肢杂掷于焦土上，惨不忍睹。战俘们开头都好奇地围上去，呆呆地傻看。忽然有个年轻的战俘边哭边呕吐了起来，于是产生连锁反应，许多战俘便跟着呕吐。司务长刚把全部战俘带出半里开外，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在路边躺了下来，乱嘈嘈地哭闹叫嚷.不肯走了。司务长不得不将队伍带到就近山沟里的一个村庄提前宿营。 按照司务长的嘱咐，李炳云找到当地的里委员长，说明了俘虏们精神受刺激的经过，请求他跟村民们打好招呼，按照政策办事，不要找俘虏们的麻烦。他又承担起卫生员的职责，督促战俘们烧水烫脚，凭一点普通的医药常识，给伤病战俘们查伤送药。文化教员运用自己初级水平的英语，尽量给惊魂未定的战俘们做一点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打起精神，告诉他们只要到后方战俘营，情况就会有所变化。经过一番安抚，战俘们的情绪总算平定了下来。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已经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公路沿线的村民特别苦，美军侵占这里的时候，早已被洗劫一空，即使剩下一点偷偷藏匿的粮食，自己也要过日子。更令人为难的是，基层干部和村民们，可以把自己赖以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出一粒给美国俘虏兵。司务长和李炳云无可奈何，只好以志愿军8名押俘人员名义，筹到一点粮食，和成百名战俘一起充饥。这些粮食大多是苞米，少数是黄豆，没法加工，只好整粒煮来吃，极难消化。美国人本来就不如东方人忍饥耐寒，不服北朝鲜水土，又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一喝生水就腹泻，只有少数黑人好一些。在这样的困境中，有的美俘走着走着，一瘫倒在地就停止了呼吸。 要改善处境，最有效的办法是立即乘上汽车，尽快到达目的地。可是，哪里去搞汽车呢?此时，通往前线的几条主要公路干线上，许多桥梁被炸，大批汽车被毁，整个志愿军后勤系统剩下的汽车.仅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所拥有的汽车数量，不得不用背驮肩扛的人力运输代替汽车运输。顺利到达前线的汽车，在北返时也都满载着志愿军的伤病员。 面对严酷的现实状况，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 又一天晚上，在一个新的宿营点，相关地发生了两起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那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在附近公路上肆虐后刚刚飞走，四周便沉入一片静谧。突然，从一座民房里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尖叫，抢天呼地，在山谷间荡起了回声。 几名押解人员几乎同时冲进了那座民房。 原来，有一名19岁的美军战俘，趁夜深人静溜进房东的炕屋，企图强奸一个年仅12岁的朝鲜女孩子。司务长命令警卫战士将这个战俘绑了起来，先藏进灶间的柴堆里。他预感到要出大事，立刻拉起李炳云去找里委员长。 “这件事怪我没有管好，我有责任……”司务长又检讨又求情，“希望村干部出面说服乡亲们，暂时饶了这个犯罪的俘虏.让我把他带到志愿军的俘管营去处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里委员长非常通情达理，一边听着李炳云的翻译，一边连连地点头。他完全同意司务长的主张，一是因为强奸未遂，不必处理得太重;二来如果事态扩大，会引起其他战俘的思想波动，惹出更大麻烦。遗憾的是，预料到的事情，也未必能够防范得了。女孩子的凄厉叫喊，已经把村民们都惊动了。没等到李炳云把里委员长的朝鲜话译成汉语，惊天动地的呼啸声已经响彻夜空。一片松明火把中，那个吓得脸如土色的年轻战俘已被村民们搜出，拖到门前的旷地上，任凭小分队干部战士们的劝说和拦阻，都无济于事，一阵锄头铁耙的猛击，一个好端端的活人，顿时变成了一摊肉饼…… 第13节 悲剧已经结束，里委员长只得向小分队解释清楚村民们愤怒难遏的原因:不久前，美军占领过这个山村，仅仅两天时间，村里14岁以上40岁以下的妇女，没有一人逃过美军的魔爪，个个受到了蹂躏。而这个女孩子，父亲战死在前线，母亲在遭到强奸时因为夺抢反抗，被美国兵用刺刀杀死…… 子夜时分，俘虏转运队被迫改换宿营地。 刚刚离开山村，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转身，扑向左臂负伤的一位警卫战士，猝不及防地夺下战士手中的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着什么。 负伤的警卫战士被撞倒在地，抱住上士的一条腿用力一拱，拱了上士一个踉跄，使得余下的半梭子弹偏飞射向空中。 虽然这个上士很快被制服，但造成的后果却触目惊心!被打死的美俘共有5人，伤17人;1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近距离射击，一颗子弹足以穿透几个人的身躯，惨极了。 李炳云一边给司务长包扎伤口，一边庆幸地自言自语:“还好!还好!你伤得不重……” 司务长问文化教员:“刚才这家伙嚷嚷什么” 文化教员是个学生兵，才20岁，吓蒙了，半天说不出话。“还不快说?!”李炳云跺脚追问。 “他说……”他说‘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文化教员像在梦呓，“……他是这么说的，是这个意思，不会错……天哪!他肯定是发疯了!”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并让李炳云跑步回山村，请来所有村干部紧急磋商。 第7章 磋商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便取得了———致意见，决定采取联合措施，重新把战俘拉回山村，腾出民房集中住宿，与村民隔离，派出民兵和青年同盟成员对战俘进行武装监护;同时又安排人手掩埋死者，照料伤俘。另外，又派人火速找上级政府和就近驻军报告情况，请求支援。等到把战俘安顿好以后，司务长以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身分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实际上也就是几名小分队成员的全体会议。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严重失职，请大家批评，要求大家献计献策。战友们没有一人指责这位临时上级，议论了一番，共同的决议是:当务之急必须向全体战俘说明情况，要他们也了解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安定情绪，一齐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余下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姬。他将近40岁年纪，整个团部机关里，他的岁数最大，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 “这—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讲着讲着，忽然眼圈红了，“你们比我们更苦，因为心里苦。我想坦白告诉你们:我心里也苦过。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结结巴巴，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司务长着急，战俘们也着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文化教员的面前，严肃地向文化教员和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 “我懂汉语。”上尉竟用清晰的汉语说，“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没等文化教员回过神来，上尉就径自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 上尉面向司务长，用汉语转译:“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到抚顺煤矿挖煤，到西伯利亚修铁路。是这样吗?” 第14节 “唉!哪有的事呵!”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来当了解放军，还当上了干部，参加了共产党;美国军队侵略朝鲜，我又参加了志愿军。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困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对战俘们讲了几句什么。战俘群里，终于有了比较热烈的反应，有议论的，还有呼喊的，鼓掌的，虽然比较寥落，但毕竟意味着一种转折。 文化教员将英语翻成汉语就比较顺畅了，他对一旁的司务长和李炳云说;“上尉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到后方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朝鲜女青年，乘着一辆卡车回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返回后方，接走了20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 千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途中，又有6名战俘相继死亡。死亡特征异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昏迷状态而停止呼吸，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这种猝死情况，使得战俘和志愿军押送人员都感到非常惊奇，一时又解不开这个可悲的谜。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战俘千里转运，危难确实存于始终。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 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末，从本质意义上说，决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西方战俘们制造死亡，而是侵朝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侵朝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四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弥天大谎，弄得谣言制造者狼狈不堪。 美联社伦敦分社于汉莱发表谈话的第三天，便从伦敦发回了一则电讯，报道了英国官方对汉莱讲话的怀疑: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告诉记者说，关于所说的暴行，英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情报。又据国防部官员说，英国政府也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任何消息。”“一部分政府官员说，他们可以十分肯定，假如共军曾经不断进行屠杀的计划，全世界在这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以及《芝加哥论坛》的附属报《时代先驱报》，他们公然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揭露的“暴力事件”和提供的“共产党杀害美俘”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了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谎言露了馅，李奇微如同芒刺在背，急忙发表了一个声明，假装事先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说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云。美国国防部也急忙推卸责任，发布公报称汉莱的讲话“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 第15节 汉莱不甘心当默默无言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他向合众社、美联社招供了实际情况:“我当然是奉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汉莱说，叫他发表关于共产党暴行材料的指示，“是总部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他本人遵奉了这项指示。”“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他所说的“总部”，无疑是指“联合国军”总部。从釜山被召到东京的汉莱上校，这回说了真话，却失去了自由。国际通讯社于11月18日从东京发出的电讯说:美国“陆军方面今天不许汉莱和记者见面。汉莱可能仍在东京，可是记者们今天力图和他见面，都因陆军方面的阻止而达不到目的。” 其实，在这一起严重的造谣事件中，最为难堪的不是小小的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恰恰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因为汉莱被新闻界逼得理屈词穷走投无路时，可以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是奉上司之命这么说的”;而李奇微这位上司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他被犀利的新闻追光紧紧地钉住在舆论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强作镇定，作一番挣扎式的表演了。李奇微将军窘态百出，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正式声明”，一会儿说中共杀掉了8000名美国战俘，一会儿说汉莱公布的杀掉5500名美国战俘的数字是正确的数字，一会儿又宣布被杀美俘的最新数字应为6270名，后来又说得比较含混了:“战俘被杀的统计数字是经过不断地再三估计而确定的，”在战争中失踪的10836名美国士兵中，还不能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共军杀害的美国俘虏大约有6000名。”还有一次又说得十分具体了:“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 被杀8000人与被杀365人之间的差额是7635人，两个数字的比例是22:1。这就是李奇微将军对同一件所谓杀人事件所表述的不同数字概念。何况这被杀365名美俘的基本数字，也是一个杜撰的虚假数字。 按道理说，杀人数字应当是一个极端严肃的数字。可是，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嘴巴中吐出的美俘被杀人数，总是在不断变化，大起大落，活像菜场上的蔬菜价格，可以随行就市，早晚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第16节 一批又一批的“联合国军”战俘，陆续向志愿军俘管处集中。 志愿军俘管处设在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碧潼郡，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除个别情况外，主要由志愿军收容管理。 俘管处刚一宣告成立，第一批美英战俘近200人，很快就从前方押送到了俘管处。 第8章 这里的一切都使西方战俘们深感惊讶。 没有呼啸挥舞的皮鞭，没有龇牙咧嘴的警犬，没有层层迭迭的铁丝网，没有直逼心窝的枪口，更没有令人心寒胆颤的呵叱，恰恰相反，竟有善意的微笑和握手……呵!上帝作证，难道这里会是战俘营吗?!这里是战俘营，地地道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战俘的特别营地。西方战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一个个傻愣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满脸都是疑惑。半晌，有的战俘开始互相嘀咕:“我们走进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里!” “这是中国人的诡计，我们面临着深沉的阴谋。”“上帝，请注意我们的处境，多多保佑我们吧……”更多的战俘相信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在耍弄我们，像猫儿耍弄被逮住的老鼠。”“来到这里，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至少不必再端着枪去冲锋，为一个不可理解的目标送命了。” “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 第17节 有史以来，中国人头一回收容西方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俘。这是不同寻常的军队政治工作，又是一项同新中国外交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使命。担任俘管处主任的是原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央公，他充分理解这一角色的分量。 王央公早年求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赴延安，入朝时已是不惑之年。他身材魁梧，一副东北汉子的敦实模样，又兼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说起话来眼睛一闭一闭，仪态十分沉稳，一句是一句，条理相当清楚，记录下来就是现成的文章。在战俘大会上，他用英语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几乎使所有的“联合国军”战俘为之折服。 “同学们，你们好!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把你们带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的……”战俘们顿时发出了一阵惊讶的赞叹和议论。他们没有料到这位身穿棉军装的志愿军俘管处“行政长官”，竟能直接甩流利的英语作演讲，不但讲得风趣生动，毫不装腔作势，居然还称战俘为“同学”。多新鲜!称战俘为“同学”，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同学们!请注意这个称谓……”王央公对这个称谓分外重视，发挥道:“我之所以要称呼你们为同学，只是想证明一点: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 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热烈鼓掌。 “请不忙鼓掌。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会使你们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会场又立刻转入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以为，你们的不幸，是在于太不了解今天的东方和今天的中国。1940年的鸦片战争，拥有76万兵力的大清帝国，曾经被5000英国军队所打败，不得不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直捣天津北京，担任联军总司令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扬言:‘只要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这一次战争，又是以侵略者的胜利而告终，满清王朝不得已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向11个帝国主义国家赔款九亿八千多万两银子，同时割让土地，镇压爱国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过去，中国人为什么会在侵略者面前屡战屡败?原因只有一条:统治者腐败无能。恰好在半个世纪后的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十六国联军’，又一次在东方耀武扬威，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疯狂侵略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我国大门口，又连连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们的政府首脑和军事将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当家作主了，不再是拖辫子缠小脚的奴隶了，所以我们志愿军尽管武器落后，照样能够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配合下，把你们现代化装备的‘十六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回到‘三八线’。甚至，不管你们这些西方官兵乐意不乐意，还是把你们‘请’到了这里……”听众们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王央公也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又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述了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必胜因素，讲述了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光荣传统和理论根据，说得许多战俘频频点头，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些战俘未，必赞成他的政治观点，至少也赞赏他的口才和风度。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评定军衔。自从王央公主任的这次讲话后，战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王将军”。就像王央公称呼战俘为“同学”一样，也表达着一份诚意，包涵着一种尊敬和信赖。 第18节 战俘越来越多，战俘营的机构必须尽快充实和健全起来。 1951年初夏，在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的部署下，俘管处各级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以碧潼为中心，沿鸭绿江南岸呈辐射状的数十公里内，建立了五个战俘团，两个战俘大队。这些俘管单位，都是由国内各大行政区分别配备干部组建的，除两个团收容南朝鲜军俘虏外，其他各团和大队负责管理外俘。当时所说的外俘，指的是非朝鲜籍战俘，也就是除南朝鲜战俘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美国战俘。 收管外俘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要数第一俘管团，驻地在平安北道的昌城，离碧潼的直线距离为34公里。俘管处的工作人员们习惯地把昌城第一团说成是“外俘大本营”。在朝鲜战争前期，整个志愿军俘获的外俘和朝鲜人民军俘获的外俘，除个别情况外，几乎全部都由第一俘管团收容管理，以后才逐步分散，由三个外俘团和两个外俘大队共同收容管理。 如果说，外俘们离开血肉横飞的前线战场，来到志愿军战俘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一只脚跨出了地狱之门”，那末，志愿军俘管人员跨过鸭绿江踏进俘管处的营地，就没有一点轻松感。相反，他们好像从一个美丽恬静的花园一步迈进一片荆棘丛生的荒丘野地，顿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志愿军筹建战俘营，特别是筹建收容西方战俘的机构，完全是被战场形势逼着上马的，是一种赶鸭子上架式的仓促行动，原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不曾有过具体的准备。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主席通过对敌我实力的客观估量，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冷静的战略设想。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仅钢产量就比我国多143倍，美军拥有全世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装备落后以及没有空军、海军参战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第一个阶段，志愿军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一块阵地，作战时间为半年左右;作战歼敌目标是专打南朝鲜军，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些孤立的美军。待六个月以后，再考虑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实际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想的程度。除了归功于我方士气高涨，军民团结，指挥得当等因素外，还得利于敌军的狂妄大意，骄纵冒进。因此，志愿军接连两次进攻战役，为时仅两个月，就把敌军打回到了“三八线”。 随着节节胜利，战俘源源押下战场，不仅有成千成万的南朝鲜战俘，也有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以及其他仆从军的战俘。胜利来得意外，矛盾也来得突然。如何收容管理好西方战俘，便成了中国人有史以来头一回遇到的难题。 出兵参加侵朝战争的，一共有16个国家。这16国“联军”的兵力，主要靠的是美国，出兵最多时达一个集团军三个军八个师两个团，共计373500人。其他国家大多只是象征性出兵。法国、澳大利亚、希腊、荷兰、比利时等九个国家各出兵一个营，卢森堡仅出一个50人组成的步兵排，南非联邦只派遣一个仅有4架飞机的空军中队;出兵较多的英国为2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1个旅。当时，南朝鲜不是独立的主权国，更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南朝鲜军仍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南朝鲜军实际动用兵力最多，达491000人。美方总兵力为9048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同16国“联军”中的13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打过交手仗，结果，这13国侵朝军队和南朝鲜军队都有官兵当了志愿军的俘虏。 相对而言，要管好南朝鲜战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都比较接近，语言隔阂也容易消除;而要管好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联合国军”战俘群，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大局需要，难办的事也非办好不可! 第19节 天地间人为贵。谋事在人，人最要紧。头一项刻不容缓的准备工作，便是以最快速度征集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 第9章 前线的需要，便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急如星火，许多优秀干部从各部队相继抽调到了俘管处;许多英语水平比较高的青年男女，也赶紧报名参加志愿军，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朝鲜，着手执行这一项不持枪直接参战而其意义又不亚于持枪直接参战的特殊使命……四爱国主义的旗帜所产生的凝聚力;是无可比拟的。抗美援朝阶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当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担任战俘管理工作的人们，既有曾经为建立新中国而转战南北刚下征鞍的老战士，也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优秀儿女，特别是有一批品学皆优的大学生和具备高等外语水平的专家学子，也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一战斗行列之中。这些人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刚从海外归来，手中还攥着美英等侨居国的合法居住证，有的从事着满意的专业，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投入爱河;然而，当祖国需要，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摒弃自身的幸福，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也统统剪掉了。 第20节 当这些管理骨干迅速到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年8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 第10章 直到朝鲜停战后胜利回国，这才把自己赴朝担任俘管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亲人，使海外的爸爸妈妈姐妹弟弟惊叹唏嘘不已。 21岁的罗锡昌，是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的优等生，在工商管理系已经读到三年级，很快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他一听说志愿军迫切需要外语人才时，不想放弃这个及早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决意报名入朝。那时候，母亲正卧病在床，父亲是工厂职员，工作忙，不让他离家远行。他就串通念大学的弟弟，让弟弟偷偷地将他的行李物品悄悄地搬出家中，迳直送往火车站，他自己空手一人，东拐西转，摆脱父亲的追踪;到了火车站，又在伙伴们的藏匿下，躲过父亲的视线，顺利地踏上了征途。 临行前，他同弟弟作过深谈，表示同情爸爸妈妈的困难，并相信爸爸妈妈也一定会理解他的崇高选择。他恳托弟弟多多照顾爸爸妈妈，为他多尽一份孝心，好让他排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战地工作。 与白国良，罗锡昌同时入朝的，还有三位上海姑娘:钱美得，郝展君和符文琪也都是大学生。 钱美得的姐姐慕容，婉儿与姐夫舒适是著名电影明星，钱美得的外貌与慕容婉儿长得很相像，毕竟是亲姐妹。他们刚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在香港，钱美得曾跟随姐姐姐夫拍过电影，虽然担任的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总算有过令人激动的创作体验，本想寻找适当机会在银幕上再试身手，相比之下，觉得参军上前线更神圣更诱人，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便只好舍弃从影的志愿而走上从军之路。 18岁的符文琪坚信参加志愿军是当时年轻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她的父母也都通情达理，并没有用世俗的观点干涉女儿的行动，还对女儿的抱负表示理解和支持;不料，符文琪得寸进尺，干脆也说服自己的妹妹参加了解放军。 郝展君才17岁，看上去还完全像个孩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显得天真无邪。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不但支持她参加志愿军，还把另一个男孩子也送进了解放军。 郝展君爱她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的开明通达而感到骄傲。到了朝鲜后，她将爸爸妈妈的每一封信都编号保存起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她每次给家中写信，也都写得长长的，把战俘营各种有趣的故事都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共享胜利者的欢乐。 另有一批志愿入朝的英语人才，是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优等生。其中有五个姑娘，平均年龄才19岁，在当时，他们的家庭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生不用为稻粱谋，一心只想着爱国、爱国、爱国。陈莉明才16岁，不让她上前线就是不依;周仪凤19岁，身材娇小而志气宏大，原来想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一层才华，报考了南京航空大学，读了一年，为了参军考进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一有去朝鲜战地的机会，又紧抓不放。她剪了男孩子式的短发，人称假小子，是女子篮球队的出色中锋。要上战场了，她并没有沉重感，抖擞精神，又嘻嘻哈哈，犹如出国去参加一场球赛。卢江与周仪凤同庚，长大于上海，原先就读于著名的教会学校———启秀女子中学，会一口发音标准的英语，以一个娇小姐的身分一跃而变成了一个女战士。20岁的方中也是上海小姐，原来醉心于艺术，考进了金陵大学艺术系，读了一年，也为了参军报国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五个姑娘中，周元敏的入朝过程，也许更带有某种典型意义。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所有同学中，不管哪一位被批准去朝鲜，人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唯独批准周元敏去朝鲜，曾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原因在于:周元敏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她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先生的外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 第22节 天生丽质的周元敏，自幼接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母亲，就是如今成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张素我教授。张教授原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学，自然对女儿施予必要的基础教育，女儿的英语根底就是妈妈帮她打下的。’周元敏具有音乐天赋，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她买了钢琴，特聘一位俄罗斯女音乐家为她教授声乐。她的原定理想，是长大了成为一名歌唱家。可是，人总是受环境支配的。自从她稍稍懂事开始，家里的长辈们总是谆谆告诫她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同胞。外祖父张治中从黄埔军校创办时起，就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一个任校务委员，一个任政治部主任，两人朝夕相处，结成了莫逆之交;在国共交恶期间，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有张治中将军拒绝同室操戈，坚持不与共产党打仗。正是这样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感染了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于1949年领导了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同时，也在周元敏纯洁的心灵中，划出了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有两件事情，在周元敏的脑海里永远留有不可磨灭的记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将要举行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那时候，她一家人都和外祖父一起住在重庆桂园宅邸。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家中恰好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客厅中同外祖父愉快地交谈，笑声朗朗。外祖父特意把她叫进客厅，让她这个14岁的小姑娘也见一见这位从远方来的贵宾。 客人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笑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好。外祖父在一旁提醒元敏:“快叫毛爷爷!” 哦!原来这位贵宾正是伟大人物毛泽东。毛爷爷给她第一个印象是不大像原来猜想中的伟大人物，穿长衫，着布鞋，说话文文气气，一口湖南乡音，紧握她的小手时，那只大手又厚又热又软，除了和蔼可亲外，并没有威严的感觉。事后想想，又参事屋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也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天，外祖父又令全家人暂时搬到城里旧宅去住，将桂园宅邸让给毛主席下榻。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都在这里办公和会客。从这个时候起，在周元敏的心中，就开始明白了外祖父对共产党的信任之坚，情谊之深，预感到共产党将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 1949年秋，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安排好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事项之后，听从友人劝告，为避国民党特务暗算，带着全家人一同飞抵香港。才过了几个月，张治中将军便写信敦促女儿女婿从速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信中的措辞相当激烈，其中有一句话，使19岁的周元敏终生难忘:“你们迟迟不归，难道想当‘白华’吗?”谁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人被称为“白俄”，由此引伸出的“白华”，也就成为中国流亡者的代名词了。 周嘉彬夫妇完全理解长辈的心情，其实全家人也早已归心如箭，便立刻收拾好东西，举家回到北京，夫妇二人都参加了工作。周元敏便赴南京考取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跨入了她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 她的声乐长进很快，在比赛中两次获奖，老师视她为奇才，寄予她极高的期望。随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近祖国边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汹涌浪潮，有一支扣人心弦的歌，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 周元敏爱唱这支歌。每每唱起这支歌，就会热血沸腾。当祖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对艺术的追求只好让位于保卫祖国的责任了。如果青春是一部华丽的乐章，那末，在烽火烛天的特殊年代，最崇高的主题，便是敢用热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在激昂的歌声中，周元敏坚毅地将无私的动机付诸于英雄的行为，她告别精心培育她的老师，告别热恋中的情侣，又告别了温馨的家。妈妈虽然因为爱女放弃音乐突然远征而伤感垂泪，但终究没有说一句拖后腿的话。军人出身的外祖父和父亲更为家中出了一名巾帼英雄而引为自豪。外祖父张治中将军还含笑庆幸道:“好啊!我们家总算也有了一个抗美援朝的战士!” 第23节 周元敏和她的年轻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经过长途跋涉，乘上一条小船，经水路前往碧潼俘管处所在地。这时候，她的心头有着一种十分神圣的感觉，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并且开始踏上真正的战斗路程。那天晚上，四野黑黝黝，敌机在头顶轰鸣，船舱里大家亲密地挤坐在一起，带队的老同志开玩笑说:“别讲话，美国飞机听到了要扔炸弹的。” 第11章 大家明知这是开玩笑，也真的不说不笑，静悄悄的，充满着和衷共济的气氛。到了俘管处，教育科的负责人陪着他们参观战俘营区，美英战俘们见到五个姑娘都穿着和男性战士一样的军装，都将头发罩在军帽里，以为都是男孩子，好奇地大叫大嚷:“boys!boys!”望着战俘们无拘无束的快乐神色，周元敏又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感觉到自己将面临一种极为有趣的工作。这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减少我们的敌人，增加我们的朋友…… 周元敏的一切行动，证明了人们的疑虑是多余的。从踏进朝鲜战场的第一步起，她的所有表现，比起其他男女战士来说，并无逊色之处，干英语翻译工作，她是能手，行军、放哨、打柴、扛粮、挖防空洞，出各样勤务，还有唱歌、跳舞、打球，几乎样样不落后于别人，不仅获得上级和战友们的赞扬，连西方战俘们也为之钦佩。 先后入朝参加外俘管理工作的，还有一些身分比较特殊的人，有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大学校长的亲属;有原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大使的随身翻译官等。还有一些英语翻译人员，或是大资本家的公子小姐，或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是高级科技部门的专家;还有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美军的翻译，一当美军由反侵略者变成了侵略者，这些曾与美军并肩战斗过的翻译人才，便毅然决然地转身，来到了与美军对抗的阵线中…… 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犹如飞蛾扑火地扑向光明，扑向真理，扑向战场，一往直前，无所畏惧。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专长和献身精神，才使朝鲜战争中的大批西方战俘，同中国人建立了感情和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才让他们理解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真情，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标。 抗美援朝时期，所有前往朝鲜战地执行收容管理西方战俘这一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包括每一名后勤人员和警卫战士，都具有一颗同样透明的爱国心。 第24节 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亡事件频频发生。 战俘死得太奇怪了!有的夜半死在炕上;静悄悄的，直到天亮才被同伴们发现;有的早晨参加跑步，跑累了，往地上一坐就瘫倒不再起来;有的刚刚还在与伙伴们抽烟谈笑，忽然间低下了头，停止了呼吸。有一名美俘坐在炕上参加学习讨论会，因为思念亲人，掏出妻子与儿女的照片独自欣赏，突然间歪向墙角，也默默地死去了，脸上还留着笑意…… 可怕!在连续二十余天时间中，差不多天天要从战俘营区抬出几具尸体。 除一些明显的病伤死亡者以外，这些死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死亡特点:没有预兆，没有呻吟，没有挣扎，没有痉挛，甚至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唯一可以告慰于人的是，他们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一丝痛苦，不知不觉间离开了人世。 战俘营的战地医院没有病理学专家，没有高级的尸检与化验设备，一时弄不清死亡的原因，更找不出任何传染性的病菌或食物中毒的迹象。更加使人纳闷的是，与西方战俘共同生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 西方战俘们一片惶恐，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中国人运用特殊手段蓄意谋害西方战俘…… 第25节 告急!收容外俘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向俘管处总部告急，俘管处总部向志愿军总部告急，志愿军总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告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告急，向党中央告急。 如果不想办法立刻制止战俘的死亡，那末，严重的后果将无法向死者家属和国际舆论界作出合理交待，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政策，在朝鲜战场上将要丧失信誉，在日后的战争中，将会不利于瓦解敌军和扩张战果。 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战俘的非正常死亡。一支水平高超的志愿医疗队组织起来了，成员来自全国著名大城市的著名大医院。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赴朝鲜战场，首要任务，便是查清西方战俘的死亡原因，保护西方战俘的健康，防止死亡事故的继续发生。 反复细致的临床检验和背景调查，专家们很快地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西方战俘的猝死，原因盖出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导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转向快速死亡。 要说营养缺乏，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营养更加缺乏，为什么不出现同类死亡现象呢?解释是令人信服的:相对地说，东方人身材比较矮小，热量消耗也少，且东方人历来吃惯了苦，生理素质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环境;在同等营养条件下，东方人的生命力要远远超过西方人。而西方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朝鲜战争初期侵朝参战的美军部队，大多是来自日本的美国远东占领军，人们称之为“榻榻米”部队，在二次大战后的和平条件下，过惯了安逸舒适的少爷兵生活，连饮用水都要从日本运到朝鲜。上了前线，只要不碰上中朝劲敌，日子照样好过，衣食住行都不用发愁。一盒c级干粮，只不过是配给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用的三等野战用餐，只吃一顿，里面就装有饼干、巧克力，还有罐头肉一盒，香烟两支，冬天还配有凝固酒精加热罐。行军作战，只要有公路可通的地方，餐车随行，热菜面包和啤酒定时供应。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当时供养一个美国兵所花的钱，足足可以供养一个加强排的志愿军战士。这样娇宠惯了的占领军官兵，一当打了败仗落难于水土不服、“四面楚歌”的异国他乡，其窘境便可想而知了。 维护落难少爷兵们的健康，必须立即改善食品供应，增加营养。增加营养，并不在于营养条件本身。中国不论多么穷，养几千西方战俘总归养得起，问题在于食物的运输。朝鲜战争前半期，在美军运用制空权进行全面交通封锁的日子里，抢运到前线的每一袋粮食每一块肉，可以说都沾着志愿军后勤人员与朝鲜支前人民的鲜血。就地取材没有可能，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向南撤退的时候，朝鲜北部城乡的一切食物和生活用品，几乎都被他们抢掠一空或毁坏殆尽，好不容易藏匿下来的一小部分，尚不够当地居民们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俘们所需的食物和全部生活用品，都得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运输过来，而“运输”两个字的含义，实质就是战斗，就是拼命。通过战斗、拼命，冒着冲天的烈火，翻腾的硝烟和呼啸飞舞的弹片，志愿军后勤人员和朝鲜支前民工还是尽量把必需的食物和日常用品运进了战俘营。 战俘营有那么多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食物和日常用品，供不应求怎么办?严格的政策颁布了:首先保障外俘的需要。全体外俘的伙食标准享受相当于志愿军团一级干部待遇，不吃高粱米炒面而吃大米白面，每月还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白糖、食油、香烟或烟丝等。着装标准为:每人发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外加棉帽、胶底大棉鞋和手套等，除棉被外，再加一条毛毯。 政策的性质就在于区别对待。志愿军俘管处的所有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上级规定的政策，尽管有些人心中一百个想不通。 这些想不通的人，多半是直接管理外俘的基层干部———正副职的中队长和分队长，他们都是从作战部队中调来的优秀营、连、排级干部，有的是伤愈后留下轻度残疾，不想复员回家又不宜再回到作战部队任职，便分配到了俘管处。这些干部全部出身工农，文化比较低，但经受过实战磨练，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管理部队和训练部队的经验。要说宽待外国俘虏，道理上都能接受;可是宽待尺度超过自身水平的程度，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了。 第26节 物质待遇上的简单类比，不免会令人愤慨。 一位中队长是有名的大炮，他自恃对人民有功，对党忠心耿耿，有话敢讲，有气敢出。后勤部门给外俘发毛毯的那天，他当众大发牢骚，无所顾忌。 “娘的，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他放开驴叫天的大嗓门，有意让人人都听见，“老子当兵七年，立大小战功五次，身上让美国子弹穿了好几个窟窿眼，到如今也没摊上吃中灶、盖毛毯。这批洋鬼子倒好，当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还让他们吃中灶盖毛毯，像菩萨一样供养，这算什么名堂?!” 有位分队长也跟着嚷嚷:“说得有道理!这帮家伙凭什么这样有福气，当兵当的是少爷兵，当俘虏又当老爷俘虏……” 想不通确有可以理解之处。物质待遇总是同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多享受一份物质待遇，标志着多一分功劳，多一分荣誉。因此，上面才规定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团级干部吃中灶，营以下干部和士兵一律吃大灶。至于毛毯，也只有高级干部才够资格享用，直到后来战场形势改观，运输线畅通了，才做到全体指战员人人发一条。 一天夜里，有一名白人战俘把一名黑人战俘打得鼻青脸肿。这位炮筒子中队长在狂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打手离开暖炕，到室外雪地上罚站半小时。室外奇冷，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过了半小时，伙伴们见他没有回屋，出门一看，他像只蜗牛似的蜷缩在墙根，已冻得全身麻木，及时把他扶进屋里，才没有造成冻伤事故。事后得知，错在黑人战俘，偷了白人战俘视作珍宝的一包烟丝;当然，白人战俘动手打人也不对。 第12章 第二天晚点名的时候，志愿军方面向战俘们解释:白人打黑人，是种族歧视，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白人理当受罚。这个说法，没有引起战俘们的异议。许多黑人战俘为此欢欣鼓舞，觉得是中国人帮他们出了气。 内外有别，安定局面和分清是非，有时候需要作为两本帐来处理。经过认真调查分析，战俘营领导在内部明确认定这位中队长体罚俘虏，违反了工作纪律，以个人情绪代替政策，这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不但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在他作了深刻检查后，还给予他警告处分。政策的权威性，在于它只为最高政治任务负责，一切有损于这一神圣目标的行为，都将无情地给予制止，虽然在内部采取的是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方式，但同样是无可阻拦贯彻始终的。正是依赖这样的权威，宽待战俘的政策在朝鲜战场上才得到了顺利执行。 很快地，一些有思想疙瘩的基层干部，也都理解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维护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原则，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让身心脆弱的西方战俘们过得相对地好一点，以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健康，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第27节 防止战俘死亡，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是一个系列工程。其中有个棘手的问题是防空。 自从志愿军初战获胜以来，多少西方战俘在转运途中死于美国空军的疯狂袭击之下，确切数字当时算不清，后来就更难算清了。在志愿军方面，为了防止战俘死于空袭，却是尽了最大努力。 简逊是当年俘管处军官大队的一位副中队长，读过高中，初懂英语，身体好，精力充沛，提起往事，记忆犹新，点滴细节都历历在目:“军官大队收容的都是美国和英国的军官战俘，他们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和英国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他们当了我们的俘虏，还很讲究仪表风度，对我们的女同志更是彬彬有礼。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会变得惊慌失措，方寸大乱，那就是遇上空袭。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空军历来是‘天之骄子’，你听听飞机型号的名称就能明白此中三昧，什么‘野马式’，‘雷电式’，‘佩刀式’，‘海妖式’，‘吸血鬼式’，‘空中堡垒’等等。这些飞行员都肆无忌惮，把杀人当游戏，只要在敌方土地上，见到什么可疑目标就轰炸，就扫射，又是火箭弹，又是凝固汽油弹，又是子母弹，又是爆破弹，又是掠地杀伤弹，不把目标区炸成一片焦土不过瘾。西方军官俘虏极怕遇上美国飞机，遇上了就没有任何对话余地，只好自认倒楣。因此，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会拔腿乱跑，只认准一个理:跑得越快，越分散，伤亡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老爷们自从踏上朝鲜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总以为朝鲜的天空对他们来说，永远是明朗的天空，安全的天空，没想到当了俘虏后也需要防范来自天空的威胁。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一当飞机的啸声传来，就会洋相百出，现成的防空洞防空壕也忘了使用，有的钻进柴堆，不想一想如果柴堆着火就会变成煨土豆;有的钻进牛栏猪圈，多脏多臭在所不顾。 “有一回，四架f一80喷气战斗机超低空飞来，警报响起的时候，飞机已经到了头顶。正在上课的一群军官战俘大为惊慌，四散奔逃。我急忙拉着一名翻译登上路边高坡，大声喊叫，‘你们的军官风度哪里去了?就地卧倒，不许乱跑，听从指挥……’翻译用英语一阵吆喝，他们果然镇静了下来，我便指挥他们沿着比较隐蔽的路线迅速疏散，进入了防空设施。空袭警报解除以后，这些军官战俘们走出防空洞，经过我和翻译的面前，纷纷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英语连声赞叹:‘大无畏!大无畏!’ “其实，作为人，都是血肉之躯，谁没有求生的本能，谁不懂得碰上炸弹是要丧命的。志愿军和侵略军的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是钢多气少。我们有浩然正气，他们靠钢铁打仗，缺少的就是旺盛的斗志。何况，特殊的责任也不许我们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危。当时，志愿军俘管处主任王央公曾经在干部会上郑重地宣布过一条纪律:‘不论哪一级俘管干部，遇到空袭如果抛下俘虏不管，自己先钻防空洞，就以逃兵论处。’ “那个时候，领导讲话就是法令，句句见分量，言必行，行必果，谁敢以身试法?这条庄严纪律，对战俘们一直是保密的，他们未必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担保条件的，谁都不敢马马虎虎。 “每一次空袭，志愿军干部都以沉着镇定的形象出现在战俘们的面前，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这样的形象，成了一种力量的源泉，使战俘们在以后继续遇到空袭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和从容一些，不再丧魂.落魄地狂奔乱窜了，严格按照防空要求办，大大地减少了伤亡。” 第28节 战俘营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为保护战俘们的健康，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收容西方战俘后的头一个春天过得好艰难!三月间，恶性传染病———黄疸性肝炎像一个魔鬼悄然闯进战俘营，迅速蔓延了开来。无情的病魔对战俘和俘管人员，同时作为肆虐对象，双方都一批批地躺了下来，呕吐，发高烧，眼球发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各卫生所增设了临时病房，还是人满为患。所谓病房，也不过是几幢比较隐蔽的民房和几个潮湿狭小的防空洞，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病人。医生护士们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回治疗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制药自救的土办法。他们懂得感染黄疸性肝炎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维生素b，便敦促各俘管团队火速派人到鸭绿江北岸去买谷糠，在夜间装上小船运到南岸，用雨布树枝搭成小篷，遮住火光，连夜把谷糠炒熟，不论是收管战俘的中国人，还是被中国人收管的外国战俘，人人一包，必须连续吃，当药吃。不少战俘还说好吃，很香。 吃了炒谷糠，对治愈黄疸性肝炎和防止继续蔓延，起了良好作用。战俘们夸赞说:“东方人真聪明，穷有穷办法!” 来势凶猛的传染性肝炎，终于得到了遏制，医生和护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否则，凭俘管处范围内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必将难以招架，后果不堪想象。 俘管处下属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只配有卫生所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少，设备简单，只适宜于轻伤轻病战俘的治疗护理;凡是危重伤病战俘，只得送到俘管处总医院治疗。 总医院设在碧潼的一幢民房中。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这里是一家豪绅的住宅，内有一个大院，十多间房子，飞檐粉墙，富有东方民族的建筑风格，所幸没有遭到战火的毁损。总医院成立后，经过突击调配人员和添置设备，从里到外，都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了。大门上方，挂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总医院”的中英文横幅大牌子，各科室和常用医疗器具基本齐全，而最富优势的，则是从国内来了一批教授级的医疗专家。他们，及时地给许多陷入绝境的伤病战俘带来了幸运的转机。 深夜，一辆汽车送来一名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当天下午，这名美国上尉还在飞扬跋扈地驾驶他的喷气式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村庄滥施轰炸。恶有恶报，他的飞机被志愿军的高射炮击中，他在跳伞的时候落进了一片火烧林，一根无情的枯枝从他的左腮刺入，右腮穿出，将他整个身子像一条大鱼似的挂在空中。志愿军部队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战士们托住他的身躯，用轻柔的动作将枯枝锯断，连同插入腮部的一截枯枝一起，将他及时送进俘管处总医院。 救与不救，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也有人不主张抢救。美军飞行员，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战士都称他们为“飞贼”，提起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多少和平居民死于飞贼的肆虐;志愿军在前线能攻能守，最大的困难就是被美国飞贼封锁交通线，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名上尉飞行员伤得如此奇特，似乎是上苍的一种惩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何况，他的脉搏与血压都到了最低警戒线，抢救并无把握。与其投入大量珍贵的药品与精力抢救一名垂死的空中罪犯，不如用同样的代价多抢救几个其他的战俘…… 不予抢救的理由，并非全属无稽之谈。可是，关键时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开展民主讨论贻误最后机会。政策就是最高权威，道义责任就是行动指南。领导一声令下，医生和护理人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把垂危的上尉飞行员抬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是来自浙江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汤邦杰，其他几位资深外科专家也同时走向手术台。 高度的人道主义责任心和高超的医术，终于将这名美国上尉飞行员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夺了回来。上尉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连说话的能力也一如往日，但他却很少说话。有一回，志愿军翻译问他为什么不愿说话，他回答:“请原谅!我在接受良知的审判，我很痛苦，所以不爱说话，并非无话可说。” 第29节 教员发现，上尉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他是一名美国陆军少校，正当盛年，仪表堂堂，好像天护神佑一般，从入朝到被俘，经历大小战斗十余次，多少伙伴已成他乡幽魂，而他浑身上下都没有落下一处伤痕。 第13章 正当他为自己的命运暗暗庆幸之际，他的双眼突然患病，很快接近于完全失明的程度。 战俘营的中国医生用西药为他作过认真治疗，一直未见效果。少校感到非常悲观。来到志愿军的战俘营，本以为可以平平安安地等待遣返回家，没料到竟会碰上失明的威胁。如果真的失明了，即使回到家乡，也是一片漆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为此，他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一位年轻战俘搀扶着少校，再次来到俘管处总医院。“你愿意接受中医治疗吗?” 有人问少校，用的是流利的英语。凭着浑厚的男中音，少校听得出来，他就是主治医生项博士。这位志愿医疗队的项医生，许多战俘病号都叫他项博士，以表示一种信任和尊重。 可惜他往日的常规治疗方法，一直未能在少校的眼疾治疗中发生明显作用。“中医治疗?!请问怎么治疗?”少校不无疑虑。“针疗，用银针刺入眼球四周的穴位。” 少校愣住了，他无法想象用这种近似残酷的治疗方法，能使他的眼睛复明。 “我决不勉强你。”项医生诚挚地说，“不过，在目前环境下，这是最后可用的治疗方法，而且，我有一定把握。”“真的有把握吗?”“如果你相信我。” 听到了这一句话，少校就觉得视像模糊的眼前忽然一片明亮。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没有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切战场见闻，给予他一种形象的对比，使他坚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讲人道的军队，守信义的军队。他欣然答应项医生对他的眼睛施行针刺治疗。 细细尖尖的银针，直接扎进穴位，好奇怪的治疗方法!更使少校感到奇怪的是，尖针刺进眼眶后，并没有事先想的那么疼痛难受，只是有一种又酸又胀的感觉。少校信心陡增，脸部的肌肉放松了，甚至露出了笑容。 短短的几天之内，仅仅扎了几针，少校的双眼果然复明了。他欣喜若狂，久久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以为是一个美好而虚幻的梦境。几个亲眼看到这一治疗过程的美军战俘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赞叹:“东方奇迹!”“世界奇迹!” 这一奇迹的双重意义，在于使其他病伤战俘也同时看到了光明，使他们深深地相信，跟志愿军和许多像项博士一样的好人在一起，定将战胜一切困难，迎来好运。 有一名美军列兵进入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的时候，双腿负伤已有二十几天。当初，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炸去了他四个脚趾，双腿有十多块大小弹片尚未取出，有的伤口严重化脓，局部组织已呈坏死迹象。 日益恶化的伤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保全生命的最为简单可靠的方法是截肢:一条腿从膝部截去，另一只脚从踝部截去。 他高烧不退，经常发生凄切的谵语:“我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还很小，很小……” 这名26岁的列兵，居然有了三个孩子。他在应征入伍前，是个普通农民，如果同时截去下肢，意味着终生性的严重残疾，日后遣返回家，他将如何谋生?如何履行一个年轻父亲的责任，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呢?俘管处总医院的职工们怦然心动，从领导、医生到护理人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默契:竭尽努力，不但要拯救他的生命，还要保住他的双腿。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手术，多少个日日夜夜，列兵慢慢地从病榻上坐起来了，站起来了，会举足试步了，会健步行走了。他，只失去了小半只前脚板。彻底康复后，连拐杖也用不着。不是上帝拯救了迷途羔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医疗队的专家们使这名美军伤俘获得了新生。在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血浆，一部分来之于鸭绿江北岸的中国人，一部分直接采自俘管处总医院的医生护士。 第30节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列兵出院后进了战俘中队，难以掩藏满腔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战俘伙伴们讲述志愿军千方百计保全他两条腿的经过，还告诉伙伴们，当他的生命垂危时，他的血管里输进了中国人的血。后来，报上发表了美军当局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虐杀美军战俘的消息，他更是愤慨异常，说有一天回到家乡，如果必要，他将开着拖拉机闯进华盛顿市中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人民披露中国军队诚心宽待美国战俘的事实真相。 亲身体验的过程，是人生最难忘的过程。许多受到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们及时救援的西方伤病战俘，他们心中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这是一种金子铸就宝石镶成的记忆，永不腐蚀，永远闪光。难怪他们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朋友”，“怀有母亲般的心”。这些康复后离开医院回到中队的西方战俘，一时无法用别的方式向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表达谢忱，都写了感谢信，或把治疗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墙报和油印小刊上，有的还把详情写入家书寄给大洋彼岸的亲人。下面是这类信件与文稿的摘录。美俘爱德华·e·克莱文奇写道: 经过治疗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很好，很快就会痊愈如旧。在我被俘前，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因为我被告知他们是很残酷的，被他们俘虏后将受到虐待。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英俘彼得·威廉姆斯写道: 我和其他六个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战俘伤员受到与志愿军伤员相同的关照。非常感谢我所受到的治疗。我现在已经能够踢全场九十分钟的足球了。美俘威廉·k·迪伦写道:较重的病员有特殊的伙食，医生护士对他们有特殊的关照。这里的医生护士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任何时候他们都乐于帮助病人。我有气喘病，睡不好吃不好，十分糟糕。自手术以来我的体重又回升了，睡得香，胃口好。护士们十分繁忙，处理完病人的事情后，他们就打扫房间，给我们的衣服和被褥消毒。他们还为不能自理生活的伤病战俘洗脸洗手和喂药。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看病治疗。 美俘凯尼恩·瓦格纳写道: 我经过几位中国医生的彻底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病。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比我的自己人还周到，恰成鲜明的对照。入院以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头脑。入院后我的体重渐渐增加，从九十五磅长到一百三十磅。现在我不仅比以前有更好的体力，而且精神愉快。美俘罗纳德·洛夫乔伊写道: 每天早晨的某个时候，负责我们几个病人的医生总是来看我们并问寒问暖。他对我们一贯很好，没有一天不是面带笑容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一一询问我们感觉如何，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这位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都叫他杨医生。我要感谢他和护士们，因为我今天还活着。 也说说医院的护士们。她们总是乐于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对我们很亲切，只要我们需要，她们就伸出帮助之手。每天夜里有两名护士照看我们，如发生什么严重情况，她们就去叫医生，医生也总是从床上起身并立即来问我们需要什么。 另一个人每天总要来看我们四、五次，我忘了他的名字，但我们都把他看成是父亲。他是个快活的人，每天走过我们这里都给我们带点小甜饼吃，每天至少二、三次。我们最盼望他来的重要时刻是夜里十一点半。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没睡着，等着“爸爸”给我们送小甜饼。我们每个人都忘不了他，因为他像父亲那样对待我们。 我康复后碰到他，他说我胖了许多，我告诉他我重了三十磅。因为我受到很好的治疗，伙食也不错，所以我现在很健康，体重已创历史记录。 由美俘曼纽尔·西尔瓦与其他八名战俘联合签名的一封感谢信写道: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是碧潼医院原来的病号，愿写此信给你们，以对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作出的艰苦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为了给我们治病，为了我们能康复，你们都一一克服了。 第31节 我们个个都十分健康，而且还相当壮实。我们的体重都达到了过去的水平，甚至比过去还重。我们回到中队后仍然获得良好的待遇，我们想在当俘虏期间恐怕再也不会生病了。我们中队的医疗条件和膳食也很好，每天都有门诊。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我们不知道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宽大政策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好朋友。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是你们的亲友。 我们从心眼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第32节 在美方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军俘管当局，那是另一种“永不忘记”，那是一种由法西斯行为所激起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日内瓦公约第13条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必须受人道之待遇。……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伤残，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美国热带医学及卫生月报》1951年第一期，刊登了巨济岛远东军第46野战医院“联合痢疾防疫队”三名队员写的一份报告，为《在军队内部蔓延的痢疾病》，三名作者是:美国陆军传染病防疫局局长、传染病协会委员艾伯特b·哈迪，美军驻东京第406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理查德·p·梅森上校，美国海军第一舰队传染病防疫队队员杰拉尔德·马丁少尉。 第14章 这三名专业医学人士，在对美军管理下的巨济岛战俘营中蔓延的传染病进行调查分析后，沾沾自喜地得出一个结论:“在朝鲜发生的传染病有可能使传染病形态学的研究获得宝贵的科学资料”，并将这句话用黑体字标出，以显示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不意间泄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这个“联合痢疾防疫队”在巨济岛战俘营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痢疾患者，防止疾病在战俘中的进一步传染，而是“对确诊为细菌性痢疾和被疑为患这种病的1600名患者采取18种治疗和药疗措施”，以病俘为对象进行不同治疗方法的试验。据后来相继发表于《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和《美国陆军医学月报》上的论文透露，有的试验性“治疗方法”名曰“维持疗法”，实际是不予治疗，目的在于观察检验不同患者在极毒型细菌侵袭下的不同生命力，看看什么样的人能多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少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又能免于一死自然痊愈。其结果，患有细菌性痢疾的朝中战俘中，有百分之九的人相继死去。同一时期，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的第4集中营内，也蔓延着凶恶的传染病。据后来遣返北归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金石维揭露:美军出于罪恶的试验目的，对患有同类细菌性痢疾的战俘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粒四环素药片，有的服用16至25粒，甚至32粒到48粒，使患者产生药物中毒，呕吐不止，医生们依然强制他们继续服药，并给他们注射5000至6000毫升的林格氏液，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夭亡了。金石维医生小心地把第4集中营的死亡人数记录了下来，他记录的数字与其他归俘提供的数字基本相符，即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仅在第4集中营里死于细菌性痢疾的战俘就达4000多人。 在外科领域，美军以朝中战俘为对象进行医学试验，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怵目惊心，令人发指。 美军医疗部门为了年轻军医实习需要，或为了某一项医疗技术的实验需要，可以将朝中被俘人员的四肢或肋骨像切甘蔗一样，一节一节地切下。有人因为冻伤一个脚趾，就被切去整条小腿;有人一条腿被相继施行六次截肢手术，直到这条腿截光为止。 负责军队医疗工作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尔本·a·凯斯伯格医学博士，在《美国陆军医学月刊》1953年第10期亡发表一篇文章，坦率承认了军医事业在朝鲜战争中得到的特殊发展:“在朝鲜战争中，血管外科部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专门性的血管外科医疗队成为军事外科医疗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血管外科就是缝合血管的破裂处，以形成不漏血的接合部位的美妙的特技分科。外科医生们可以运用这种技术来保存本来因为血管破裂必须截断的四肢的下部。血管外科不仅需要优秀的医学组织和敏捷的动作，而且需要实际性的试验，尤其是拿人做这种试验才能完成的技术。” 凯斯伯格博士也是在得意之余信口道破了天机:美军血管外科的发展有赖于朝鲜战争，有赖于“拿人做试验”。而众所周知，这种活人试验品便是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 第33节 曾被关押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第1战俘营中的朝中战俘们，遣返归来后愤怒控诉:“他们在关押期间，每隔二、三个月，就会新来一批年轻的美国陆海空外科实习医生，与前一批进行轮换。许多战俘的大腿，就是被这伙实习医生截断的。一次一次的截断，一次一次的练习，不少战俘都被截过五、六次之多，有的战俘患了与外科治疗毫无关系的气管炎和胸膜炎，也要被截断肋骨。一名叫金春山的人民军战俘，曾被截断5根肋骨，每次手术都由不同的实习医生操作。这些医生们闯进医院，都按自己的需要随意挑选病人，谁要抗拒，就打上一针，使其处在瘫软状态时再拖进手术室…… 在这种野蛮的手术中，有大批轻伤战俘变成了重伤战俘。而这些人为制造的大批重伤者中间，又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惨无人道! 一方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方是拿活人做医学试验，死伤在所不顾，在所不惜。残酷的事实，无情的对比!愿伟大的美国民族永远不要忘记朝鲜战争，永远不要忘记朝鲜战争这段可悲历史中的可鄙行为! 第34节 正当西方战俘们处在多难时节，有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华侨从遥远的北美洲来到朝鲜昌城战俘营。 这位华侨叫陈志昆，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亲戚，祖籍广东，长大于美国，居住在檀香山。烽烟滚滚的朝鲜，决非旅游者向往之处，他冒着艰险越过鸭绿江，来到碧潼、昌城等地，是专程为了看望他的美国朋友的。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陈志昆作为炎黄子孙和中山先生的晚辈，也兴奋不已，曾连续多次回到故国故土来考察和探亲。1951年春天，他又一次到了北京，亲友们的话题集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上，大家都感慨万千，为当年中华民族战败于八国联军而感到耻辱，为五十年后的今天战胜十六国联军而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有一回亲友聚谈中，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承志，提起朝鲜战场的一些情况，他谈到志愿军抓了很多美国俘虏，却很难管理，生病的多，死亡率高，除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水土不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外，还有一条很严重的精神原因，就是战俘们在被俘前，受美国官方欺骗宣传的影响太深，对中国人太不了解，怕志愿军杀害他们，心理压力过重，寝食不安，再加上思家心切，精神苦闷，所以发病率高，有的因病死亡。为此，廖承志连连叹息，似有一种爱莫能助的心怀。 在座的宋庆龄副主席也深有同感。她从14岁起就在美国读书，长期在美国生活，十分理解战争对美国人民带来的不幸。为此，她出了一个特别的主意:志昆可不可以去朝鲜看看这些美国战俘，就以普通旅美华侨的身分去，去关心一下这些美国战俘，介绍介绍美国的最新情况，包括美国人民为早日结束朝鲜战争所作的各种努力和斗争，可以宽慰他们思乡之苦，提高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要好好解释志愿军的政策，保证不会杀害他们，让他们切实放下心来，等打完仗，会让他们回美国去的。但愿他们过得快活，过得健康，能够平平安安等到这一天。总的说起来，这些美国战俘也都是受骗到朝鲜去打仗的，他们也有家，也有亲人，思想包袱放不下，本人和家属两边都受苦。志昆英语好，旅美华侨的身分又有着天然的媒介作用，特别有说服力，不妨去试试看，相信会有成效的，这可是一件大慈大悲的工作啊! 尊敬的长辈对西方战俘怀有母亲般的责任心，这使陈志昆极受感动，欣然接受了这一高尚的建议。陈志昆久居美国，承受过美国人民的友情，即便为了这些美国战俘的父母妻儿们想想，他也义不容辞，理应担负起这件有利于美俘们身心健康愉快地渡过难关的工作。不久后，陈志昆作了一番认真的准备，带了一些烟卷和糖块，还带了咖啡壶、录音机、照相机、打字机，在袁善如、吕斌两位青年翻译的协助下，前往朝鲜，首先到碧潼，接着便到了外俘最集中的昌城战俘营。张芝荪团长接见了陈志昆一行三人，对陈志昆先生不辞劳苦不顾危险，远道从美国经中国到朝鲜战地，表示热情慰问和欢迎;对他以侨民的身分来看望美俘，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他又陪同陈志昆先生参观了战俘们的“营房”———这些都是朝鲜居民腾出来的住宅，都盘有地面热炕。他们一边参观，张芝荪一边介绍战俘们的各种情况，有时不免为战争环境下物质条件的菲薄而流露出遗憾之意。而陈志昆却得出另一个明确印象:在战地条件下，志愿军和当地朝鲜居民为收容西方战俘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已经到了无可指责的地步。 当天，张芝荪嘱咐下属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客人安排了宿舍。贵客来到战地，并无宾馆可接待，也只好委曲一下，住普通的民房。陈志昆说很好很好，跟大家一样就好。为此，他谢绝了一切特殊照顾，只提一个要求:派一名得力干部配合他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团长一口答应，稍一思索，就让通信员叫来年轻的教育干事程冠法，让他协同陈志昆先生的工作。 第35节 当时的陈志昆四十岁刚出头，年富力强，穿一套蓝色棉布中山装，围一块浅灰色大围巾，看上去像我们的地方干部一样朴实无华。他的英语讲得比汉语更流利。他开始工作了，有时，让程冠法陪着他到中队去访问战俘，而更多的时候是把战俘分批邀请到自己的屋里来作客，这样显得更自由一些。他请美俘们品尝从北京带来的卷烟、果糖和咖啡。遇到空袭，他就同战俘们以及志愿军工作人员一道钻防空洞。他向战俘们介绍自己作为一个旅美华侨的身世，聊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不同政党、团体对朝鲜战争的不同态度，物价涨落，以及好莱坞拍了什么新片，球坛冒出了什么新星，等之类乎都聊。 第15章 他又讲述中国人民的翻身经过与渴望和平的真实心情，说明中国人民军队历来不杀战俘的优良传统。他一边打字记录，一边又诚恳征询美俘们对战俘营当局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保证如实转达，帮助志愿军改进战俘的收容管理工作。同时，又征询美俘们对美国政府和自己的家乡亲友有什么要求，他也将如实转达。他还保证要将录下的音带和拍下的照片，设法寄给他们的亲人。他表示愿意做一条和平的纽带，让美国战俘的心与自己的祖国、故乡、亲友联系起来，尽量帮助他们摆脱精神上的孤单。 陈志昆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富有幽默感，常常引起美俘们的阵阵笑声，使美俘们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他们开怀畅谈，无拘无束，似乎忘了自己身在战俘营中。在场的程冠法虽然懂一点英语，但对这种充满乡音俚语的快节奏对话，却很难听懂。不过，通过片言只语，通过明朗的笑容和热烈的气氛，他完全能品出这种对话的浓浓韵味。这韵味的基调，便是友情和信任。 在昌城战俘营，陈志昆先生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了两个多月时间。他带往战俘营的食品很快就分完了，但他作为善良的旅美侨民的普通一员，作为善良的炎黄后裔，他所带去的友情和信任，却越分越多，直接与间接，几乎分遍了整个战俘营，使每一个美国战俘都分得了一份温馨与宽慰。 一些曾经面临绝望而龟裂了的心田，及时获得了甘霖的滋润，希望的幼苗又开始复苏了。 美国战俘们感激陈志昆先生，给了他一个美好的称号:“来自家乡的民间大使”。 数不清有多少人的竭诚努力，战俘们的非正常死亡事故很快得到了制止;同时，也逐步制止了他们的精神死亡，使他们重新鼓起了对于未来的信念。 四方战俘们的生命与灵魂都得到拯救，靠的不是上帝，而是在战场上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为此而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中，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华侨代表。 第36节 有一名美国战俘把自己处身的志愿军战俘营，说成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幸运者终点站”，意思是来到这里就不用再打仗了。然而，战俘营毕竟不是伊甸园。这里存在的烦恼和纠缠，却层出不穷，久久困扰着收容西方战俘的东方人。 李奇微将军在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时候，曾经感叹过“联合国军”众口难调。他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说;“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的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瘦小。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 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 有趣的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遇到过的这些“很伤脑筋的小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处的工作人员们也都碰到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矛盾无处不在。一个特殊的群体，构成了特殊的矛盾。“联合国军”的战俘群里，不同国籍间有矛盾，不同人种间有矛盾，不同民族间有矛盾，不同宗教间有矛盾，官兵间有矛盾，还有日常生活中无穷无尽的矛盾，头绪纷繁，怪事迭出，一时间几乎弄得管理者顾此失彼，应接不暇。一位初到朝鲜昌城郡“外俘大本营”的年轻英语翻译，面对“联合国军”战俘们的一系列复杂矛盾，他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和英语词汇都不够用，一时竟急得哭了起来。这里，收容着美、英、法、澳大利亚、土耳其、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战俘，好不热闹!这位年轻翻译擦去眼泪以后又笑了，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很好玩，便把这个“外俘大本营”称之为“国际大杂院”，只是感叹这个“大杂院”里的国际性杂务实在太难管! 太难管也得管，并且非得管好不可。 第37节 人类的一切交流，不能不依赖语言。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中国物色英语人才并不难;而有的国家同我国极少往来，临时要找一个翻译就成了大难题。 第二次战役中，土耳其旅在平安南道的价川和德川地区，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死伤累累，有100多名官兵放下武器当了俘虏。这100多名土耳其人不懂英语，只懂本国语言，要实施对他们的管理训练，必须找到懂土耳其语的翻译，越快越好。 通过军用电讯系统，寻寻觅觅，总算在新疆伊犁找来了一位懂土耳其语的翻译，名叫马力克，俄罗斯族人，黄头发，蓝眼睛，40多岁了，红红的脸膛，高大的身材，如果不是穿着志愿军的服装，人们很容易把他错认为是西方战俘。有一次就被处部机关的警卫人员当作潜越营区的美英战俘拦阻下来，好在遇上认识他的干部，才得以及时解围。马力克曾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留过学，回国后在一所高等学校里教书。可惜，他虽然懂土耳其语，但平时只讲俄罗斯语，却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那怎么办?不得已，又火速从北京俄语学院调来俄语翻译华曼丽配合他工作。当俘管干部给土耳其战俘讲话的时候，得先将汉语译成俄语，再将俄语译成土耳其语。土耳其战俘回答任何问题，也得倒着打两个转儿，就这样玩着语言连环套。整个俘管处260多名外语翻译，就马力克一人懂土耳其语。于是俘管处就把马力克当成宝贝疙瘩，分外器重，请他吃中灶，享受专家待遇。 一个马力克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后来又从新疆找来两位既懂土耳其语又懂汉语的翻译。 管理100多名土耳其战俘并不容易，何况他们还同一大拨更难伺候的难兄难弟———美国战俘们相处在一起。 一天傍晚，俘管一团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一名通信员跑步到团部报告说:情况严重，二中队营区打起来了…… 值班干部听了吓一跳。打起来了，这还了得?!谁跟谁打?俘虏跟俘虏打。为什么打?不清楚。不清楚要搞清楚，首先得向团首长报告请示。 团长和政委带上翻译、警卫员和几个机关干部，迅速赶往现场。现场，土耳其战俘跟美国战俘仍在大打出手。正是开晚饭的时刻，白花花的大米饭撒得到处都是，还有一盆菜肴也打翻在地，汤汁横流。张芝荪团长一见这场面就恼怒异常:“一粥一饭来得容易吗?中国人宽待你们，你们竟这样糟塌食物，还有点良心没有?” 机灵的美国战俘们一看惊动了战俘营领导人，见好就收，纷纷退出殴斗。土耳其战俘却乘胜追击，不依不饶，愈战愈勇，把几十名美俘打得乱叫乱躲。 张团长断喝一声:“立刻停止殴斗，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几位翻译分别用土耳其语和英语翻译了团长的命令。土耳其俘虏中有个上尉出面制止了追打。 骚乱虽然平息了下来，可是土耳其战俘们依然磨拳擦掌，怒气难消。为什么殴斗?问美国战俘，美国战俘支支吾吾，挤眉弄眼耸肩膀，不肯说出真相;问一旁观战的英国战俘，他们只是笑，说是真相不明，无可奉告。这时，土耳其上尉向在场的志愿军管理干部报告了事情的原委…… 美国佬真是吃饱了撑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了，竟忘乎所以，干起恶作剧来了。他们串通一名战俘炊事员在厨房里做手脚，往土耳其士兵们的大饭锅里偷偷地埋了一大块猪肉。 此事非同小可!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教:几乎家家户户都信奉伊斯兰教。土耳其战俘中十之八九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这一禁忌众所周知。美国佬这样干是蓄意亵渎。土耳其旅的士兵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山区，约有一半人没有文化，但他们能吃苦耐劳，重友情，讲团结。这些幼发拉底河的儿子和奥斯曼帝国的后裔们，珍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历来不甘忍受外族的压迫欺凌。他们的部队被派到朝鲜来打这种同自己的国家毫无关系的窝囊仗，心中本来就不痛快;来到朝鲜，处处要受美军的气，同样当了中国人的俘虏，这回应该平等了吧，可他们还要受到美国战俘的侮辱———一种玷污穆斯林的侮辱，这口恶气怎么吞得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同仇敌忾，群起回击美国佬的疯狂挑衅。为此，这些维护安拉与穆罕默德尊严胜过自己生命的穆斯林弟兄们，必欲与美俘们一决雌雄，斗个你死我活才罢休。战斗相当激烈，有十多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嘴角流血，如果动用武器，必定死伤累累。因为志愿军的严厉干涉，战斗才被迫停止。土耳其战俘们气犹未平，通过上尉向志愿军战俘营行政长官表达了他们的强烈要求:查清肇事者，严惩不贷。 第38节 人类的一切交流，不能不依赖语言。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中国物色英语人才并不难;而有的国家同我国极少往来，临时要找一个翻译就成了大难题。 第二次战役中，土耳其旅在平安南道的价川和德川地区，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死伤累累，有100多名官兵放下武器当了俘虏。这100多名土耳其人不懂英语，只懂本国语言，要实施对他们的管理训练，必须找到懂土耳其语的翻译，越快越好。 第16章 通过军用电讯系统，寻寻觅觅，总算在新疆伊犁找来了一位懂土耳其语的翻译，名叫马力克，俄罗斯族人，黄头发，蓝眼睛，40多岁了，红红的脸膛，高大的身材，如果不是穿着志愿军的服装，人们很容易把他错认为是西方战俘。有一次就被处部机关的警卫人员当作潜越营区的美英战俘拦阻下来，好在遇上认识他的干部，才得以及时解围。马力克曾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留过学，回国后在一所高等学校里教书。可惜，他虽然懂土耳其语，但平时只讲俄罗斯语，却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那怎么办?不得已，又火速从北京俄语学院调来俄语翻译华曼丽配合他工作。当俘管干部给土耳其战俘讲话的时候，得先将汉语译成俄语，再将俄语译成土耳其语。土耳其战俘回答任何问题，也得倒着打两个转儿，就这样玩着语言连环套。整个俘管处260多名外语翻译，就马力克一人懂土耳其语。于是俘管处就把马力克当成宝贝疙瘩，分外器重，请他吃中灶，享受专家待遇。 一个马力克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后来又从新疆找来两位既懂土耳其语又懂汉语的翻译。 管理100多名土耳其战俘并不容易，何况他们还同一大拨更难伺候的难兄难弟———美国战俘们相处在一起。 一天傍晚，俘管一团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一名通信员跑步到团部报告说:情况严重，二中队营区打起来了…… 值班干部听了吓一跳。打起来了，这还了得?!谁跟谁打?俘虏跟俘虏打。为什么打?不清楚。不清楚要搞清楚，首先得向团首长报告请示。 团长和政委带上翻译、警卫员和几个机关干部，迅速赶往现场。现场，土耳其战俘跟美国战俘仍在大打出手。正是开晚饭的时刻，白花花的大米饭撒得到处都是，还有一盆菜肴也打翻在地，汤汁横流。张芝荪团长一见这场面就恼怒异常:“一粥一饭来得容易吗?中国人宽待你们，你们竟这样糟塌食物，还有点良心没有?” 机灵的美国战俘们一看惊动了战俘营领导人，见好就收，纷纷退出殴斗。土耳其战俘却乘胜追击，不依不饶，愈战愈勇，把几十名美俘打得乱叫乱躲。张团长断喝一声:“立刻停止殴斗，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几位翻译分别用土耳其语和英语翻译了团长的命令。土耳其俘虏中有个上尉出面制止了追打。 骚乱虽然平息了下来，可是土耳其战俘们依然磨拳擦掌，怒气难消。为什么殴斗?问美国战俘，美国战俘支支吾吾，挤眉弄眼耸肩膀，不肯说出真相;问一旁观战的英国战俘，他们只是笑，说是真相不明，无可奉告。这时，土耳其上尉向在场的志愿军管理干部报告了事情的原委…… 美国佬真是吃饱了撑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了，竟忘乎所以，干起恶作剧来了。他们串通一名战俘炊事员在厨房里做手脚，往土耳其士兵们的大饭锅里偷偷地埋了一大块猪肉。 此事非同小可!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教:几乎家家户户都信奉伊斯兰教。土耳其战俘中十之八九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这一禁忌众所周知。美国佬这样干是蓄意亵渎。土耳其旅的士兵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山区，约有一半人没有文化，但他们能吃苦耐劳，重友情，讲团结。这些幼发拉底河的儿子和奥斯曼帝国的后裔们，珍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历来不甘忍受外族的压迫欺凌。他们的部队被派到朝鲜来打这种同自己的国家毫无关系的窝囊仗，心中本来就不痛快;来到朝鲜，处处要受美军的气，同样当了中国人的俘虏，这回应该平等了吧，可他们还要受到美国战俘的侮辱———一种玷污穆斯林的侮辱，这口恶气怎么吞得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同仇敌忾，群起回击美国佬的疯狂挑衅。为此，这些维护安拉与穆罕默德尊严胜过自己生命的穆斯林弟兄们，必欲与美俘们一决雌雄，斗个你死我活才罢休。战斗相当激烈，有十多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嘴角流血，如果动用武器，必定死伤累累。因为志愿军的严厉干涉，战斗才被迫停止。土耳其战俘们气犹未平，通过上尉向志愿军战俘营行政长官表达了他们的强烈要求:查清肇事者，严惩不贷。 第39节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纠纷双方还是美国战俘和土耳其战俘。又是打群架，又是土耳其战俘首先动手殴打美国战俘。这回审问当事人，双方都守口如瓶，不肯供出打架的原因。 这就有些蹊跷了。于是做思想工作，由所在的俘管团最高政治领导人夏时政委集合战俘作报告。 夏时，湖北人，年轻的时候到上海一家香烟厂当工人，由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加入了新四军，一直做政治工作。他个子不高，性格开朗，很健谈，对待任何人都显得和蔼可亲。他称战俘为“同学”，战俘则称他“夏教员”，不称“长官”。 “夏教员”今天有点师道尊严。不，简直有着法官的威严。 “同学们———!”他挺直身子，板着面孔喊了一声，开始训话，“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认真地实行日内瓦国际公约，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宽待战俘，已经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标准。你们不要忘记;日内瓦公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所有战俘必须遵守收容国的正常管理制度。你们中间有些人，屡屡违反战俘营的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今天发生的打架事件，有关当事人必须交待违纪经过和原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了维护战俘营的良好秩序，纠正不良风气，也为了你们的切身利益，我们一定要查清这件事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难得见到“夏教员”如此声色俱厉，战俘们震动了。有几名战俘当场嚷嚷; “谁干的坏事应当有勇气站出来!”“要像个男子汉!”“不要连累大家……” 当晚，第一个来认错的是美国战俘鲍比·戴高乐。他是法裔美国人，本是个坦克兵，下士军衔，在云山战场被俘，才19岁，金黄色头发，碧眼，矮矮胖胖的身材，红红的脸颊上布满雀斑，一副顽童模样，平时爱打篮球，性格活泼，老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每个战俘中队都配有几名外语翻译，编制名称一律唤作教员，有的分管训练，有的分管生活。鲍比找到分管训练的教员，神色泰然，双眼闪光，好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将自己的淘气活动当成英雄行为，带着几分自赏的神情向大人叙述自己的淘气经过。 “你们想象不到吧!你们这些清教徒管理的战俘营中，竟会有贩毒者和吸毒者。”他撇撇嘴，耸耸肩，说得神乎其神。“贩毒?吸毒?!”教员大惊失色。 战俘们入营的时候，每人所带物品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登记的。确曾有人带着毒品踏进战俘营，但都被没收，点滴不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管营绝对禁止任何战俘吸毒。 “是的，有人贩毒，就会有人吸毒……”鲍比觉得自己的叙述颇具悬念效果，便故意卖起了关子。“谁贩毒?谁吸毒?”教员紧紧逼问。 “我参加了吸毒，我有错。至于谁贩毒，对不起，我不能说。”“为什么?有人威胁你?” “不，我在毒品成交的时候，向卖主发过誓，决不出卖他。”鲍比昂起头，颇有一点西部牛仔的气概。“我来向你们认错，是因为我明白了这事不体面;即使在美国，政府也是禁止吸毒的。你们追查这件事，能够阻止发展，对我也有好处，趁我还没有成为瘾君子……” 教员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长篇大论;“快说，什么毒品?哪里来的?”鲍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撮干枯了的植物叶子。有了线索和物证，案情调查势如破竹。 几名志愿军分队干部和一些战俘见到干枯的植物叶子，都想起了战俘们集体上山打柴的情景…… 上山打柴，是为烧炕取暖和食堂烧饭用，平均每周上山一次。这样的机会，战俘们都当成远足旅游一样高兴。美国战俘嘴巴馋，心眼多，一钻进山林，就遍地寻找各种野果，塞满口袋带回营区，用石块架起小炉灶，拿空罐头盒熬成果酱涂馒头吃。而土耳其战俘大多没有这种雅兴，他们总是扎扎实实干活，反正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很卖力，扛回的柴禾，跟美俘相比，不能一顶四，也能一顶三。许多美俘肩上扛一根二三十斤重的枯树干，就得光着脊梁，把脱下的上衣垫在肩膀上，还嗨唷嗨唷地吼着劳动号子，神气活现得像大力神一般。土耳其战俘就不一样，一人扛一百多斤二百来斤的木柴，走在崎岖山道上，鼻子里哼都不哼一声……哦!大家回忆起来了，也有几个土耳其战俘打柴不专心，一到山上，总是花很多时间寻觅和采集一种植物叶子，带回营区晒干收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用?他们比比划划地回答说是治疗毒虫咬伤用的。 第40节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外行人谁也不曾想到这几个土耳其战俘采集的植物叶子，就是一种叫做野大麻的毒品，晒干后当香烟抽，可以产生迷幻效果。 几位懂土耳其语的翻译，分别找采集过野大麻的土耳其战俘谈心，指明采毒贩毒吸毒是堕落犯罪的行为，不仅志愿军战俘营不能允许，你们的安拉和穆罕默德也不能允许……说得几个土耳其战俘大为动容，声泪俱下，当即交出了剩余的毒品，坦白了全部真相，又对天赌咒，向安拉起誓，要痛改前非。 第17章 原来，土耳其战俘们采集了野大麻，除自己燃吸外，大部分向美国战俘兜售。美俘们的口袋里都有军用钞票，可在“联合国军”范围内通用，拥有这些钞票的人离开朝鲜时，还可以将军用钞票兑换成美元带回家。有些美俘吸野大麻上了毒瘾，吸毒量越来越大，军用钞票花完了就欠债，欠债欠多了就赖债，双方便又演出“全武行”了。 俘管营彻底查清了这个毒品销售团伙之后，只处分了两名态度恶劣的为首分子，一名是始作俑者的土耳其战俘，一名是转手抬价销售又拒不坦白的美俘，各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写了认罪书才释放。其他人一概不予处分。 查禁毒品符合大多数战俘的心愿，他们热烈拥护，向志愿军鼓掌欢呼，盛赞志愿军做了一件连上帝也会欣赏的好事。 几天后，美俘中传开了谣言，说鲍比已被中共收买，成了最卑鄙的“职业告密者”。 一天晚上，鲍比睡得正香，突然被一件钝器击中脑袋，昏了过去。同伴们把他救醒后，发现床头有只袜子，袜子里有一块干硬了的洗衣肥皂，这就是击昏鲍比的凶器。袜子和肥皂是谁的呢?好极了，只要找到这两件东西的主人，行凶者就跑不掉了。不料一查对，袜子和肥皂都是鲍比自己的。原来，行凶者比人们想象的要聪明。 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又好气又好笑。这些美国佬，犯罪作案行凶报复，用的也是特殊的美国方式。 鲍比一度很苦恼。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只好为他主持公道，有意透露了破获“毒品案”的全过程，说鲍比勇于承认错误，是人类良知的表现，每一个纯洁善良的青年都会这样做，他并没有诿罪任何人，更没有违背美国人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鲍比有面对真理的勇气，野大麻毒祸还将扩大，势必祸害更多人。 于是很多得知了真相的战俘伙伴都称赞鲍比做得对，是好小伙子。鲍比笑了，笑得极甜。他和志愿军工作人员们也越来越亲近，常常到志愿军的宿舍串门，还为志愿军唱几首动听的美国乡村歌曲。鲍比笑得太早。或明或暗的挑衅依然跟随着他。一天，他有一双新发的棉胶鞋失窃了。中队长邱曼石同情他，说愿意为他申请重领一双。 “不，不。”鲍比断然拒绝。“为什么不?” “我知道是什么人拿了我的棉胶鞋，我还知道为什么要拿我的棉胶鞋。”美国人轻易不说“偷”字，连失窃者对行窃者也轻易不说“偷”，而只说“拿”。 “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要‘拿’你的棉胶鞋呢?”邱曼石十分诧异。“破获了贩毒案件，有人受不了毒瘾熬煎，还在恨我哩!”鲍比一脸愤慨。 “冬天冷，没有棉鞋可不行。你不要补发，穿什么啊?”“他会拿，我也会拿。” “以错对错总不是好办法!” “他拿我是无理的，我拿他是有理的，叫做‘合理友报复’。”鲍比耸耸肩，说得轻松自如，“人人都发了一双棉胶鞋。拿我棉胶鞋的人，肯定是把我的棉胶鞋藏起来了。我拿了他的，他就会穿上我的那一双，反正冻不着他。” 果然，第二天，邱曼石就见鲍比穿上了一双棉胶鞋，还得意地朝他挤眉弄眼直乐。 也许，这也是美国式的道德标准!邱曼石只好一笑了之。 第41节 战俘营中奇事多。又是一桩奇事———几名美国战俘找到教员告状:有个兵痞自称是“神牌手”，引诱大家做扑克游戏，实际是赌博，闹不清他搞的什么小动作，连赌连赢，赢了上千元军用钞票，十七只手表，要求志愿军出面侦破案情并以诈骗罪论处。严禁赌博，又是志愿军俘管营的法规之一。几名干部和教员立即赶到现场，毫不留情地没收了全部赌注，并一一发还给原主人。不料，“神牌手”不服志愿军的裁决，理直气壮地公然表示“严重抗议”。“谁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作弊。” 他又挥手又拍胸膛，高声嚷嚷，“没有作弊的游戏都是合法的游戏。何况我是内华达州人，我们的州宪法上明文规定赌博合法。在美国，不止一个州有这样的州宪法条文……大伙儿既然都是自愿参加的，输赢都要算数，这就是我们美国的规矩。谁告密谁是狗娘养的。我不怕告密。输家如果不把已经输给我的钱物还给我，将来回国我要向法庭起诉。” 他说得振振有词，几乎没有一个同伴敢于反驳。他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当过德国人的战俘，对比之下，他深信中国人讲人道，不会加害于他，所以他随遇而安，到了志愿军的战俘营中也不紧张，不害怕，情绪放松，没有压抑感，玩扑克才能玩得开心，玩出水平，百战百胜…… 多么怪诞的逻辑!他赌博赢钱，竟是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福。怎么处置才好呢?几乎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赌友们虽然输得不甘心，却都承认他的这套理论;事后不少输家暗地里还把发还的钱物又送回到他的手中，竟还连声说对不起。而同时，他们对志愿军未能运用“洗脑”的高明手段，侦破“神牌手”的作弊伎俩却深感失望。既然抓不住“神牌手”作弊的把柄，又只好认输，否则日后回国没脸做人，伙伴们会笑话他们输不得钱，不像男子汉。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两厢情愿，弄得志愿军想管也难管。扑克牌是战俘们最普通的娱乐工具，每个小队都有几副，总不能随便没收。怎么办?教员只好找“神牌手”个别谈话，启发他主动收敛一点。“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全世界都不能算是文明行为吧?” “玩任何游戏不下一点赌注，没有刺激啊!”“神牌手”依旧神情泰然，对答如流，“作为战俘，日子毕竟不好过。玩玩带一点刺激性的游戏，好打发时光忘掉忧愁嘛!” “我们并不禁止你们的一切正当娱乐。可你作弊赢钱怎么也谈不上正当娱乐。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是作弊总有一天要暴露。你已经树敌很多，一旦暴露，他们将会对你怎么样?你想过没有?!那时候，战俘营当局想保护也保护不了你。何况，我们中国人憎恨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损人利己这一套。你别以为高明，我们心里有数……” 一席话产生了震撼作用。从此，“神牌手”果然变得知趣了，轻易不邀众聚赌;倒是那些赌友们耐不住寂寞，宁可再输钱，也要频频向他挑战。奇怪的是，这以后的“神牌手”神味大减，赢钱的概率骤然下降，弄得他也不愿多下赌注了。这一来，又促使往日屡战屡败的赌友们赌兴大增，一心想复仇翻本…… 战俘中的赌博之风，就这样时起时落，禁而不绝。好在战俘们身上都没有太多的硬通货与其他财产，俘虏营中也没有烈性酒可作为助燃剂，战俘们也慑于志愿军的俘管纪律，所以赌博的规模便难以扩大。一直到朝鲜停战后战俘们遣返回国，不同形式的暗中赌博，本质上并未超越游戏的范畴，始终没有酿成任何灾难性后果。 第42节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战俘，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这可着实难为了承担收容任务的志愿军俘管人员。既然讲宽待俘虏，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简单化、“一锅煮”，就得分别对待，从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出发，满足他们的不同要求。 在缺乏制空权的战地条件下，解决一些小问题，常常也得花大力气，有时甚至付出大代价。反正尽力而为就是了。 西方战俘不习惯吃米饭，那就多供应面粉，多吃馒头，因为馒头像面包，他们称“中国面包”;可是馒头终究不同于面包，天天吃馒头又厌腻了。那好吧，就从国内订购了烤面包机，运进战俘营。从此，他们吃到了地道的洋面包。欢呼声声! 没有牛羊肉吃就枉为穆斯林。那好吧，志愿军就从国内运来一批活蹦乱跳的山羊和黄牛，让土耳其战俘自行放牧在营区附近的山坡上，随吃随杀，烤着吃，煮着吃，悉听尊便。欢呼声声! 不同战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战俘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信基督教，宗教活动的形式和时间安排也不一样。那好吧，不管谁信的神，都一视同仁，都不怠慢，活动场地和祈祷仪式所需物品，全由志愿军联合当地朝鲜政府帮助解决，其他一切自主，各不相扰;过宗教节日，还会按各自的习俗供应不同食物。欢呼声声! 炮火隔断归乡路，战俘们人人都想念故土与亲人。那好吧，给你们订外文报刊，给你们提供信纸信封并安排可靠邮路，让你们给自己的家人通信。 又是欢呼声声…… “国际大杂院”里杂务之杂，简直不胜枚举。衣、食、住、行、敬神、思亲、防空、防灾、医疗卫生、体育锻炼、文化娱乐，等等等等，开门何止七件事，件件都要志愿军为他们照顾周到。 对“联合国军”战俘们来说，“国际大杂院”毕竟是个无奈的小世界。可是，小世界却以特有的方式联系着大千世界。从这里，许多战俘将开始重新审视一切，不仅对眼前这场残酷的战争作出重新评价，还将对原有的敌友标准和自己的人生价值作出重新认识。 第43节 也许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人员对西方战俘过于仁慈了，当战俘消除恐惧以后，有一部分人逐渐变得有点肆无忌惮，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对立行为，开始在公开场合显露出来。 第18章 从严格意义上说，战俘本是被迫放下武器的敌人。英语中，战俘———prisonerofwar这个字眼中，还包含着战争罪犯的意思。当战败被俘者与战胜者相处在一起，对战争性质尚未取得共识，战俘未能向战胜者表示诚服之前，战胜者决不能放松警惕，严防他们任何形式的抗拒、暴动和逃亡。正是出于这样的警觉，志愿军给战俘营造就了一个内松外紧的局面:在战俘营内，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小天地，一律不设高墙鹿砦铁丝网，无特殊情况，武装警卫人员不进入营区，只在营区与外界相通的路口设岗放哨。而在营区外围，则驻有警卫部队;在鸭绿江封冰季节，江面可成为供螺旋桨飞机和直升飞机使用·的降落场，为严防敌方机降特种部队从空中救援战俘，江岸驻有高射炮部队和高射机枪部队，以求万无一失。 从另一种估计出发，志愿军又对战俘们实施了最大限度的宽待政策。这种估计就是:朝中人民从事的战争是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被迫拿起武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敌人的官兵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他们不需要战争，一旦他们理解朝鲜战争的性质，完全可能同情朝中人民，唾弃侵略战争。但是，志愿军俘管人员们也清醒地懂得，要达到这样的共识又谈何容易!多少年形成的种族偏见，多少渠道灌输到他们头脑中的谎言，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过来。 每一批来自战线对方的“联合国军”战俘，原本都是与志愿军反复拼杀过的死对头。在打了败仗缴械投降之后，他们中有些人心里并不服气，即便得知并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俘虏，他们也认定是“宣传需要”，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寻找机会，发泄对胜利者的仇恨以及对东方人的轻蔑。 第44节 1951年4月，随着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一批批战俘源源押下火线，转运到了后方战俘营。 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飞行部队已经开始出现在清川江上空，多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前线的交通运输情况也渐渐有所好转。因此，战俘的长途转运已不再重现前几次战役中的那种艰难情景，战俘们大多顺顺当当可以及时到达鸭绿江边的志愿军俘管营。昌城外俘大本营热闹起来。几天之内竟来了500多名“联合国军”战俘，主要成员是英俘，有400多名，且大多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功勋团队———格罗斯特团的官兵。 战俘登记处设在一所停课的小学校里。志愿军的翻译人员正在挨个儿地讯问并登记战俘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军号、军衔、所属部队，被俘地点和被俘时间等情况。有一名尚未成年的小翻译，刚刚入朝加入志愿军，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面，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油然而生，对战俘的每一声提问都神气十足，便在人群里显得分外突出。英俘们面对着这个尚带稚气的中国少年，一肚子的不服，却又不得不唯唯诺诺。 也有人敢充好汉。一旁有个坐在板凳上的军官战俘，口衔大烟斗，忍不住哼哼鼻子，小声吐出了一句英语。 周围的战俘们好似受到了鼓舞，一个个相视而笑，下意识地挺起胸脯。小翻译怔了一下，搁下笔，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军官战俘的面前，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他。 军官战俘留着一抹灰白色上须，头发也已苍白，看上去接近花甲之年了。他高傲地眯起眼睛，一手握着烟斗，十分自在地巴嗒巴嗒着。这名军官战俘刚刚踏进战俘营，负责押送的志愿军干部就向俘管工作人员专门介绍过他的身分和被俘经过。他叫卡恩思，中校军衔，是英军第29旅格罗斯特功勋团团长兼第1营营长。在“三八线”南侧的雪马里战场上，卡恩思以及他手下的官兵总共459人，一起当了志愿军的俘虏。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一直躺在尸体堆里，等到志愿军战士用枪杆子拨弄到他身上了才爬起来，自行扯去中校军衔，扔掉缀有两个帽徽的荣誉军帽。耷拉着脑袋走进俘虏的行列中。小翻译哼了一下鼻子。 卡恩思继续抽烟，没有答理。“站起来!” 卡恩思迟疑片刻，不得不站了起来。好家伙，个子真高大，同面前的中国少年相比，简直像老鹰与小鸡。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小翻译逼问。 “对不起!”卡恩思支吾道，“我……我……没说什么呀!”“你想抗拒吗?” “我说过什么了吗?!”卡恩思别扭地笑笑，“哦!我刚才说;‘让这样可爱的孩子来管理我们这些老牌英国皇家正规军官兵，真滑稽!”“无耻抵赖!你刚才根本不是这么说的。”小翻译差点儿把指头戳到了卡恩思的鼻尖尖，大喝:“立正!靠墙站好，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卡恩思无奈地退到墙边，笔挺地站好，标准的英格兰老军人姿态。现场一片沉寂。所有战俘都愣住了。 卡恩思悄然转动眼珠，瞥见他的旧部们都用怜悯的目光在望着他。这种目光太刺伤他的自尊心了，整个脸膛顿时胀成猪肝色。有几个英国战俘帮他打圆场: “上帝作证，中校只不过说了一句俏皮话。” “听得出，您说的是美国口语，中校说的是英国口语，两种口语大有差别，先生肯定是听错了。” “既然你们讲宽待战俘，说句笑话又何必如此当真……” 小翻译转过身来，尽量端出持重的架势，威严地望着俘虏群。“肃静!”他喝道，毫不留情，“没有让你们说话。我相信自己的耳朵，也相信自己的英语水平。”他又转回身，面对卡恩思，“我警告你卡恩思，你现在的身分是战俘，跟任何战俘没有两样，你的中校军衔已经不再起作用。你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皮侮辱战胜国的俘管工作人员?!” 当着一大群部下的面，一名小小年纪的中国翻译把英国胡子军官卡恩思训得斯文扫地。 第45节 卡恩思是可悲的，自取其辱，一下子忘记了老兵身分，难过得无法自持，竟当众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在精神面貌上，卡恩思成了小鸡，小翻译却是雄鹰。 “我从军已经几十年……”卡恩思边哭边说，不再顾及尊严和仪态，“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 倒楣的功勋团长哭得很伤心，结果还是志愿军俘管团的干部解了他的围，让他提前登记完毕，到中队去“反省”…… 当天晚上，夏时政委把这位翻译叫到自己的宿舍兼办公室。 “小家伙啊!你对卡恩思不该这么凶嘛!”他和颜悦色地说，因为小翻译毕竟是一名刚入伍的新兵，“不管怎么说，卡恩思才进战俘营，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大了解，需要耐心一些。” “政委你不知道，他侮辱人!”一提这件事，小翻译气不打一处来。“侮辱人，你可以个别找他谈，个别批评得怎么严厉都不要紧。西方军队的习惯，即便同样当了俘虏，军衔高的地位仍是不一样。”“我不承认他的地位。”小翻译一扭头，“你不知道他说得有多难听!” “他说了些什么?” “他不但笑话我是娃娃，挑唆别的俘虏别理睬我，还说我‘那东西没长毛，神气什么?!’” 夏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眉眼间流露出对这名小战士的由衷喜爱。 “你也笑啊!”小翻译红着脸嘟囔。 “说得是难听。不过，你确实还是个孩子嘛!不该当场把老家伙训得哭了起来。”夏时止住笑，谆谆善诱，“按照我们的俘虏政策，要尊重他们，他们有错也不要以错对错。往后注意些，好不好?”小翻译点头，敬礼告退。 第46节 外俘大本营创建的前期，军官战俘和士兵战俘不分家，生活在同一营地。卡恩思好对士兵战俘们指手划脚，士兵战俘们也服他，无非是因为他年纪大，军衔高，资格老，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他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灰白的胡子和头发，捧个大烟斗，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气度不凡。有一回，俘管一团举办战俘运动会，卡恩思以普通战俘身分入场观看的时候，全场战俘们居然起立鼓掌，表示欢迎和敬意。卡恩思含笑驻足，频频向战俘们招手回礼，活像拿破仑元帅举行庄严的阅兵典礼。 卡恩思要当精神领袖，就要有所作为。他常常在不同场合向战俘们传播自己的论点:“中共军队虽然不虐待战俘，但最善于‘洗脑’。‘洗脑’也是一种虐待，是精神虐待。要谨防‘洗脑’，保持原有信仰的纯洁;我们联合国军到朝鲜是执行警察行动，不是侵略，中国士兵才是侵略，大家不要受骗上当。”云云云云。 团里的教育干事程冠法带了精通英语的翻译顾愚，决定找卡恩思认真谈谈，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俘管团的纪律。 “听说你把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工作说成是‘洗脑’，”程冠法讲得尽量婉转，“还说‘洗脑也是虐待，是精神虐待。’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顾愚翻译了程冠法的话。卡恩思不作回答，不慌不忙地掏出他的大烟斗抽起烟来。 “怎么不说话?”程冠法催问。卡恩思又开始表演长者式的老成持重，笑笑，顾左右而言他。“你们都很年轻啊!”他喷了一口烟，忽然向顾愚探问起程冠法的年龄:“请问，这位长官多大年纪? 第19章 ”“20岁。”顾愚脱口回答。 卡恩思的鼻孔里又哼哼了:“你们太年轻了。当年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住嘴!”顾愚霎时沉下脸，嗓门粗了起来，“问你的问题为什么不回答?你摆什么老资格?讲话竟敢这样放肆!”顾愚向程冠法翻译了卡恩思的原话。程冠法听罢也非常生气，向卡恩思喝令:“站起来!” 喝令顽固调皮的战俘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是俘管干部恼怒时不得已使用的惩罚手段。这是小小的“边缘政策”，够不上虐待，又能产生一点威慑作用，好歹能出口气。程冠法本是一位不轻易发脾气的干部，但他觉得这名英国皇家功勋团的团长当了俘虏居然还如此傲慢，便有心要刹刹他的威风。 卡恩思嚯地站起，敏捷而果断，半点都不拖泥带水。两脚一并，啪!一双半高统的军用皮靴发出响亮的碰击声，双手垂直，挺胸收腹，目视正前方，又是一副大英帝国老军人的标准姿态。他心里有数，面前这些中国志愿军人，血气方刚，真的要把他们惹怒了，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使出点过火行为不是没有可能，到时候连大不列颠王法也奈何不了他们。 “你太放肆了!”程冠法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卡恩思，义正辞严地训斥道:“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个战俘，你在这里不是皇家英雄团的团长。今天我善意来找你谈谈，你怎么敢这样口出狂言?你来到战俘营之后，志愿军给你许多照顾，考虑到你的年龄和体力，砍柴扛粮这些力气活都不让你干。可你却不知好歹，一味散布错误言论，煽动战俘们对抗志愿军。” “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危险的意图……”卡恩思急忙解释。“如果你认为你的看法有理，允许你公开提出来同我们讨论。”程冠法不容置辩地大声道;“你说我们‘洗脑’，什么叫‘洗脑’?什么叫‘精神虐待’?你凭什么说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侵略?你们英国同朝鲜远隔重洋，你们派兵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把战火烧到我国的东北，这算什么‘警察行动’?你说说看，到底是谁侵略谁?” 程冠法又指着被美机轰炸成废墟的一片民宅，逼问卡恩思:“你们的‘警察行动’，就是这么行动的吗?!”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卡恩思沉重地低下了头。 “现在，你坐下回答这些问题吧!”程冠法放缓了口气。 第47节 卡恩思坐下了，从容泰然的神情一扫而光。他的额头冒出细细的汗珠，似乎坐下反比站着更累人。 为了安定卡恩思的情绪，程冠法给他递去一枝香烟，他连声道谢。“叫我怎么回答才好呢……”他嗫嚅，声音很低，“其实，让我们英军参加朝鲜战争，我也想不通，我妻子更想不通，分别的那天，她非常难过，深深地为我的命运担忧，哭得很伤心……”卡恩思的眼圈红了，看得出，他动了真情。 这以后，没有再发现卡恩思暗中制造事端的迹象。 第48节 “五一”劳动节就要来临。这是“联合国军”战俘们在志愿军俘管营地迎来的头一个国际劳动节，昌城俘管团决定举办庆祝会，让战俘们自娱自乐一番。 在战争环境中，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并不次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俘管处有个文艺工作队，主要表演歌舞，人手少，节目不易更新，满足不了战俘们的文化生活需要，于是就组织电影放映组巡回放电影。看电影，成了战俘们最经常的文化享受。美国飞机空袭频繁，白天要防空，不能放映，只好晚上放。战俘和志愿军工作人员以及驻地的朝鲜居民都要看，没有宽敞的室内放映场，只得露天放映。朝鲜北部的隆冬滴水成冰，而人们宁愿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放下帽耳袖着手跺着冻得麻木的双脚，站在广场上看电影，连伤病战俘也舍不得放弃这样的机会，能下床走动的都争着吵着要看电影。电影不论放到哪个节骨眼上，防空枪声一响都得立即停映，往往一场电影放成多幕多场剧，还要担惊受怕，简直像恶作剧式的耍弄;即使这样，人们也心甘情愿，毫无怨尤，要骂也只骂美国飞机捣乱。当时放映的大多是苏联影片，每当银幕上出现拥抱接吻的镜头，战俘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使劲地吹口哨。有时也放映朝鲜战场上和战俘营的纪录片，当他们看到自己和同伴们的形象时，也会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光看电影不免显得单调，何况片源少，又看不到英语原版片，俘管团领导便允许战俘们排演文艺节目欢度节日，战俘们都兴高采烈，尤其是美俘最为起劲。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发源地是美国，美俘们感到特别自豪;他们说我们从前是劳动人民，将来离开朝鲜战场脱下军装还是劳动人民，我们有权利庆祝自己的节日。 外俘中间有文艺特长的人才很多，说拉弹唱跳舞演戏，各种人才都有。俘管团也特意给战俘们购置了不少小型乐器，文娱节目准备得丰富多彩。不料，其中有一个类似中国“单口相声”式的幽默小品，却演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表演者是一名英国军士，约30岁，平时说起话来幽默风趣，爱插科打诨，深受同伴们的喜欢。他表演的节目名为《无题》，实际是个即兴小品，用满嘴生动的俚语一口气讲述了自己参加朝鲜战争到被俘的奇特经历，令人捧腹。在掌声与笑声中，他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信口开河起来，积淀在脑海中的深层意识便没遮没拦地流露出来，他说自己作为英国王牌部队的职业军士，受过几十种专业训练，上天会跳伞，下海会泅渡，进入丛林像猛虎，陷落泥沼似鳄鱼，会开坦克会驾汽车，会爆破会排雷，会使唤步话机和发报机，会发射轻重机枪火箭筒步枪手枪冲锋枪，手榴弹可以甩出百把米，牛肉能吃三磅半，啤酒能喝两公升，一个顶天立地的白种全能现代兵，居然会败在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塌鼻子短身材使用土枪土炮大字不识几个的“东方古克”原始兵的手中。于是，他感慨万端地呼唤:“这不公平!我的上帝，你快睁开眼睛，赏罚分明，让吃大米饭的古克们下地狱吧!让吃面包的上等人进天堂……” 什么叫“古克”?“古克”是美、英官兵们对东方人的一种蔑称，就像有些自鸣得意的城里人蔑称乡下人为“阿乡”、“傻冒”、“土老二”一样。美、英官兵把中国人、朝鲜人、日本、菲律宾人、泰国人等等所有亚洲人，统统泛称之为“古克”。 种族歧视，最容易成为失败者的一种精神安慰，盲目地凭着自我感觉，以对胜利者的嘲笑来获取心理满足。军士这一精神战法，果然引起了同病相怜者的共鸣，他们狂热地鼓掌，喝彩，吹口哨…… 在台上安排演出节目的英语翻译沈觐光，听了军士侮辱中国人的一番言词，十分恼怒，便喝令他停止表演，立刻回到中队去。军士深知自己惹了乱子，便低着脑袋步下舞台，怏怏地往宿舍方向走去。风波顿起，所有战俘嘶叫起哄，越闹越凶。杂乱的呼喊，迅速汇成同一句短促的口号:“我们要军士!我们要军士!我们要军士……” 第49节 与其说这是一种蓄意的对抗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就像监狱中常见的犯人们集体“啸监”一样。罪犯们一旦改变了环境和生存形式，由自由状态到压抑状态，便要寻找机会宣泄郁闷，往往因为一点点小事引起不满，依仗人多势众，用呼啸叫嚷来填补他们的精神空虚。此刻起哄的战俘也是如此，但也不能说他们的行为不带有政治因素。 任何思维都不可能超越特定的客观条件。这里，毕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战场，“三八线”上日日夜夜炮火连天，中朝人民军队和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还在浴血厮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牵扯到政治的事情，不论大小，都会带有极大的敏感性，不同形色的对抗，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沈觐光的临机处理，无疑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但他没有及时请示领导，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使得庆祝“五一”的文艺表演会出现了不愉快的紧张局面，最后只好宣布演出停止，全体战俘以中队为单位带回住所。参加庆祝“五一”大会的战俘们就这样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战俘们很不平静，怨气冲天，愣说俘管营当局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不诚心让他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当天晚上，英俘们比较知趣，没有大的动作;而美俘们却拒不参加规定的学习活动，“罢课抗议”，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宿舍门口唱歌，喊叫。在美国，尽管伟大的《独立宣言》庄严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可是从总体上说，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一直存在。这种歧视常常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不少美军官兵即使当了有色人种的俘虏，也还保持着顽强的种族偏见，处处要显示白色人种的“特殊尊贵”。 志愿军官兵们自然也很不平静，怒气冲天，特别是一些基层管理干部和警卫战士，磨拳擦掌嚷嚷道:俘虏想翻天，镇压他们几个! 所幸的是，上级俘管部门的领导人头脑冷静，没让突发事件继续发展。张芝荪团长在向俘管处首长紧急请示后，立即和团里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制订出厂个妥善处理对立情势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张芝荪还抽空找沈觐光谈话。 第20章 “沈觐光同志，看你捅的漏子有多大!” 沈觐光的眼中一下子注出了泪水，眉结紧紧地扭起。很明显，一种不被理解的委曲感，正在狠狠地咬噬着他的心。记忆的链条环环相扣。 1946年1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这一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对于美军暴行的巨大愤怒，各大城市有五十多万大学生和市民们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当局严惩罪犯。可是，国民党政府害怕得罪洋大人，不顾民族尊严和人民意愿，竟卑躬屈膝地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自由处理。次年8月，美国海军部公然宣布，将皮尔逊无罪释放。沈崇，这位纯洁可爱而无辜受辱的女大学生，原来就是沈觐光的堂妹妹。沈崇事件，在沈觐光的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创伤。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正是他后来踏上抗美援朝征途的直接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他不能再容忍任何洋人对中国人的凌辱。他相信自己断然禁止英国军士战俘的种族主义表演是正义行为。因此他对团长的批评感到难以接受，尽管张团长在他心目中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首长。 张芝荪何尝不理解这位年轻能干的部下。 沈觐光的曾祖母是林则徐的女儿，曾祖父沈葆桢原是林则徐的忠诚下属，当过江西巡抚和两江总督。沈觐光虽然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里，而从小受到爱国家风的陶冶，立志要维护民族尊严。上海解放之初，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为了追随革命，报名参加了华东革命大学。朝鲜战场迫切需要英语人才，他的英语口语好，于是毅然告别新婚不久的美丽妻子，踏上了征途。他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会摄影，会写作，不但领导和战友们喜欢他，连战俘们也信服他，尊敬他。但是，张芝荪心里明白，沈觐光毕竟年轻，参军不久，刚接触战俘管理工作，热情可嘉而经验不足，出点问题在所难免，不能有所苛责。 第50节 “没人说你这样做动机不好。”张芝荪放缓口气，平静地说，“可是你应该看到，实际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你突然禁止军士的演出，把他赶出会场，对广大战俘又未做工作，客观上就造成了全体战俘同我们的情绪对立。这一次事件，是志愿军战俘营开办以来头一起政治性事件，你懂吗?” 沈觐光望望团长沉重的脸容和诚挚的目光，负疚感替代了委曲感，缓缓地低下了头。 “张团长，那怎么办?”他喃喃道，“我可以检讨，向战俘们公开检讨也行。” “检讨倒不必检讨，更不能公开向战俘们检讨。”张芝荪回答，“你能认识就好了。这件事也怪我事先缺乏预料和准备。俘管工作政策性强，要坚持原则立场，也要讲究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否则，一片好心，往往帮了倒忙，给工作带来被动。” “我错了，一定好好吸取教训。”沈觐光抬起头，立正挺胸，“下面的工作怎么做，请团长指示，我坚决执行命令。” “你不必再出面。”见沈觐光有了顿悟，张芝荪也感到欣慰，“团里已经作好了安排，要求全体同志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准备通过各中队教员向全体战俘进行必要的解释;如有煽动闹事者，为首分子必须查清楚，给予严肃处分。” “太好了!”沈觐光变得兴奋起来，“个别反动分子其实也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你讲客气他就神气，你稍为凶一点，他就规规矩矩了。这些俘虏都是雇佣兵，根本就不讲什么气节。” “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战俘能够通情达理。”张芝荪胸有成竹，“只要我们处置得当，不犯错误，估计事态不会继续扩大。分析下来，带头起哄的人除了情绪对立之外，一般不敢再有其他升级动作，这些人都不傻，他们会懂得掌握分寸的。”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起来。 第51节 一串冲锋枪子弹的连射声，把战俘营陡然拖入了充满火药味的非常状态之中。 军士在庆祝会上的表演，以及相继而来的喧哗、对立，激起了志愿军工作人员们的极大愤慨。战俘营里的指战员中，有一些人曾经跟美军打过交手仗，有的人身上还留着伤痕，甚至留着弹片和子弹。他们对宽俘的有些规定本来就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总认为把野狼圈养在家里，也不会变成看门狗，对调皮捣蛋的战俘，历来主张要采取一点强硬手段，不能姑息迁就…… 这种可以理解的义愤，给战俘营领导人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平时掌握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特殊情况下如何不折不扣地掌握政策。张芝荪团长和政委为此召开团党委会进行了专题讨论，统一了认识，决定对认识了错误的军士免予处分，给已经查出的一名煽动罢课的美俘以禁闭一周的处分，同时又明确规定:禁闭期间一切物质待遇不变，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但需要通过教育敦促其认识错误，并写出不再重犯此类错误的保证书。 所谓禁闭室，实际也就是普通住房，略有不同的仅仅是换了一扇栅栏门，便于警卫人员可以直接监视受监禁者的行动。第一丈执勤的是警卫连的一位排长。让排长担任通常应该由战士担任的看守任务，这是一个例外，说明连里领导分外重视这件事情，考虑到普通战士太年轻，心里有气容易出偏差，才决定让排长来站头班岗，好给战士们做个样子。 谁也不曾想到，头班岗就出了大事情。排长发现关入禁闭室中的美俘神色极为不安，双手紧紧抓住栅栏门，拼命地连连摇动着，不停地叫嚷着什么，以为他对处分不服，在咒骂志愿军，多次呵责不听，便抬起枪托狠捣栅栏门。顷刻间，一个意外的惨祸发生了。原来，排长使用的是一枝老式加拿大冲锋枪，子弹已经上了膛，铁把子枪托猛一撞击木门，枪栓滑脱扳机，枪声就响了，一响就是连射，一串子弹当即射中了排长的胸腹部…… 志愿军排长倒下了，美俘也倒下了。美俘是吓瘫在地的，他痛哭流涕地辩解，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完全是在无意间发生的事故，是枪托撞击引起的走火。走火前他的确叫嚷过，但是绝对没有咒骂任何人，只是拼命要求、恳求、哀求这位志愿军排长立刻去请懂英语的教员，来听取他剖白心迹。他反复说明，他只是对半途中止庆祝会有所不满，本来他也有个节目想上台露一手的，中止演出他非常失望，又以为发动罢课只不过是一种“文明抗议”，入伍前在学校里常为一点小事罢课，像家常便饭。他决没有蓄意对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意思，只是没有料到罢课会蔓延到其他中队，更没有料到会发生走火事件，导致一名志愿军排长的无辜死亡。为此，他痛心极了，也害怕极了，说话时双手颤抖，口角冒着白沫，脸如土色。此时，他已经认定，自己一错再错，劫数难逃，这回非死不可了…… 团部下达了紧急戒严的命令。张芝荪团长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跑步赶到现场勘查案件的真相。他们听取了肇事美俘的详细申述，也找到了在不远处见到具体情景的一名志愿军警卫战士。周密的调查，客观的分析，公正的结论很快形成:美俘的自诉符合事实，这是一起严重的走火误杀事件，不属于战俘对志愿军的蓄意对抗与谋害。俘管团领导分别向志愿军工作人员和战俘们传达了调查结论，双方都认为这样的结论实事求是。事情很快平息，战俘们都被志愿军的作风所感动，纷纷赞扬志愿军办事公道，胸怀宽广。肇事战俘更是感激涕零，端端正正地写好措辞十分诚恳的检讨书，七天期满，含着热泪走出禁闭室，逢人就夸志愿军好，恪守人类美德，判案犹如上帝般清明，并且表示从此以后，他将永远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看成是伟大的朋友。 志愿军收容外俘的过程，为时达两年零十个月。在这个并不短暂的时间里，因双方对抗造成人员伤亡而称得上恶性政治事件的，这算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后也以合理解决而告终。而在美方控制的战俘营中，美方对朝中被俘人员的残暴虐待却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 第52节 对比两种管理态度和管理效果，不啻于霄壤之别。 尽管当年的美国官方曾经散布过大量谣言，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虐待与残杀美军战俘，而历史是最严正的审判官，终将拨开谣言的漫天迷雾，给事实以公正定评。 第53节 1951年元月，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初战于北朝鲜安川上空，击落美机一架，击伤两架，我方无一伤亡，旗开得胜，一鸣惊人。当年夏秋，不断壮大的志愿军空军，主动出击，频频告捷。从此，由鸭绿江到清川江之间的千里碧空中，出现了使美国空军为之惶恐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在这一区域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同时，志愿军在朝鲜军民的支持下，很快建立起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战地供应大为改善。志愿军俘管处所属的各战俘营，都设在朝鲜北部的鸭绿江沿岸，便成了最先受益的单位。 交通运输有了初步保障。崭新的衣被鞋帽运到了，上等的大米面粉运到了，油盐酱醋茶肉菜以及水果、白糖、烟酒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运到了，连烤面包机也运到了。战俘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们兴高采烈，战俘们也眉开眼笑。 那时候，观看空战成了志愿军和战俘们共同的最富有刺激性的娱乐活动，当美军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被志愿军米格式喷气战斗机击中而冒烟坠落或逃跑.不光志愿军指战员欢呼雀跃，连美英战俘也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第21章 可以说，美国飞机制造的灾难，是整个北朝鲜地区所有生灵的共同灾难，“联合国军”战俘也不能幸免。 战俘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安全问题解决了。于是，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便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俘管单位的议事日程上。教育管理西方战俘是个新课题，俘管单位教育部门试图借鉴国内战争中改造国民党军战俘的成功经验，通过艰苦、细致、耐心、真诚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数千名外俘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我们所期望的有觉悟的人。 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来评论这件事，不免会觉得可笑。但是，在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战俘们设置这样的工作目标，确实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神州大地上的崩溃。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其中约三百万是在军事压力下运用政治攻势迫其起义或投降的，这些国民党官兵经过教育改造，绝大多数都站到了革命阵线一边，不少人还成了人民的功臣模范;有一些被宣布为重要战犯的高级将领，甚至像末代皇帝溥仪，在改造过程中也正在向人民走近。抗日战争期间，大批被俘的日本侵略军官兵，经过教育改造也获得良好效果，纷纷放弃原来的军国主义立场，大多数人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当时的苏联红军也不乏改造德、意等国被俘人员的成功事例，许多战俘觉悟后被释放回国，勇敢地投身于本国的工人运动，有的还当选为本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有的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成功的历史经验，激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也想在侵朝“联合国军”的战俘身上检验真理的威力。 第54节 记得我于1950年初参加解放军之时，被安排在第九兵团开办的知识青年训练班学习政治，启蒙教材便是“马列主义abc”，也就是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那时候，年轻朋友们都学得很起劲，政治教早上大课，各班排组织讨论会，出墙报、写心得、做作业、定期考核、演讲比赛，再配合形象化的阶级教育，观看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戏剧、开诉苦大会，忆苦思甜，搞得轰轰烈烈。半年学习，收益不浅，确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此确立了我的人生道路。在今天看来显得有趣的是，当初给以美英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安排政治学习，基本教材也是“马列主义abc”。马列主义历来被马列主义者认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既然中国知识青年能接受“马列主义abc”，被迫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能够接受“马列主义abc”，那末，西方战俘也应该能够接受“马列主义abc”，因为阶级划分的原则世界相通，西方战俘的极大部分也出身于普通下层阶级家庭，何况他们文化程度高，也属知识青年……那时候，许多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想法，就是这么朴素，这么，纯正。 从这一判断出发，各俘管单位同时开始对“联合国军”战俘实施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重点教育。首先组织一批水平比较高的马列主义教员和英语翻译，把战俘们集中起来上大课。 开头的时候上大课，不管讲什么内容，·战俘们都乐意参加。这是自由活动的大好机会，平时生活不允许超越中队范围，一上大课，各中队“同学们”汇聚一起，可以找同乡找朋友一起碰碰头聊聊天，这该有多么惬意!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便是相互交流各自家信中传来的不同信息。呵!故乡故土和亲人，全世界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们，无不关心各自的故乡故土和亲人，相隔越远越久，思念越深越切。“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也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这样，每次上大课，都成了小聚会，不管台上教员引经据典讲得唇焦舌干，台下三三五五凑成一堆堆，嘁嘁喳喳地神聊，秩序很糟，完全谈不上讲学效果。后来，教员和基层行政干部发动战俘班长和学习积极分子，一起整顿学习纪律，规定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禁止大家随意找老乡找朋友聊天扯淡。在各班民主会上，不少战俘发言，表示愿意端正学习态度，他们说志愿军既然把我们当作同学看待，志愿军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一视同仁讲平等，不守纪律实在讲不过去。学习气氛从此有了明显的改变。 马列主义对战俘来说，毕竟是一门新学问，任何新东西总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听着听着，一部分战俘果然听得入了神，还自觉地做笔记，提问题，写墙报稿，开讨论会时踊跃发言。许多观点，他们都觉得十分新鲜，十分有趣:原来，在家的时候当工人替资本家干活，并非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原来，宇宙是物质组成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原来，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劳动创造人，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原来，天上并没有天堂，真正的天堂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闻所未闻的学说，使他们对宇宙万物的来历和发展开始了一番新的思索，产生了新的认识。 这些战俘中，确实有人从此转变了世界观，成了无神论者，甚至成了社会主义者。詹姆斯·温纳瑞斯，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曾信仰天主教，原在美步兵第二师当列兵，高中文化程度，入伍前是一名翻砂工，1950年11月28日被俘。朝鲜停战后，他申请到中国大陆定居，并加入了中国籍，曾在济南造纸厂和山东大学工作，现已退休。在他七十岁生辰的前夕，我曾托一位朋友去看望他，见他的床头挂着一幅星座图，他对我的朋友说:“你着，这是宇宙。我终于明白，地球是物质的，宇宙是物质的，并非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虚幻的东西。我在朝鲜两年多，日夜和志愿军在一起，我不但找到了兄弟，还找到了真理。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第55节 事实最雄辩。詹姆斯·温纳瑞斯的确在志愿军的战俘营中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且毕生坚信不渝。那末，是不是每一个战俘对马列主义都那样的崇拜呢?随着学习课程的推进，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情况。 基本的学习形式还是上大课。战俘们对于天天上大课越来越厌烦。有一部分战俘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听懂了一点头绪之后，他们便从灵魂深处产生出一种抵触情绪，其激烈程度，为志愿军俘管人员们始料所不及。 抵触情绪像传染病菌似的迅速蔓延。 不少“同学”开始消极怠学、睡懒觉、旷课、喊肚子痛、跑医务室，听一堂课撒十几次尿，有的在地上画女人，或互相传递字条，交换色情照片，有的故意大声说笑，甚至吹口哨起哄。 一种抵制政治学习的串联活动，开始在战俘中间悄然地扩展。一些流言蜚语带有明显的针对性: “‘洗脑’是中共最高明最狠毒的一招!” “中共宣传无神论，是要我们背叛上帝，背叛祖国和家庭!”“共产主义是民主自由的死对头……” 刚刚缓和下来的气氛又趋向紧张，一些学习积极分子受到歧视和打击，许多与志愿军工作人员友好相处的战俘不再敢于公开同志愿军接近;不服从指挥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越来越多。 管理上的困难使管理者心情烦躁，有些基层干部不理解:当了俘虏吃得好穿得暖，又有热炕睡，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还调皮捣蛋，又不许打不许骂不好得罪!老子出来抗美援朝，吃的是大灶，也没有毛毯，不管冰天雪地刮风下雨都要给俘虏巡逻放哨，倒过来还要受俘虏的气，这算什么名堂?!有的干部战士为此不安心在战俘营工作，向上级提出调动申请，要求到前线参战，痛痛快快地亲手去杀美国鬼子。早晚出操和点名的时候，出现了有意无意的恶作剧，比如增加战俘们的跑步时间，让顽固分子出列亮相，用谐音叫唤他们的名字，把塔曼脱叫成“他妈的”，卡柯斯叫成“臭狗屎”。营区的广播喇叭里又播出了“打败美国兵”之类带挑战性的歌曲。对立情绪在急剧增长中…… 第56节 习惯性的思维容易产生习惯性的结论，并会引出习惯性的对策。其他阶级斗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法，便搬到了朝鲜战场的战俘营中:阶级分析，摸底排队，划清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四种界限，将积极分子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分化瓦解，扩大阶级队伍…… 摸清战俘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之后，一项严峻的措施立即付诸实施———将少数反动分子从全体战俘中分离出来，集中住宿，开办“反动分子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强制式教育。当时有人把这一措施称作为给反动分子“开政治小灶”。 点点人头，反动分子果然只是一小撮，充其量不过百分之一、二，每个中队三百来名战俘，只剔出三、四个。对这些人，要求他们每天必须按时学习马列主义以及时事、政策，不得缺课。物质上依旧给他们以应有的宽待不克扣粮食和生活用品，有病给予治疗，不作任何体罚;但在政治上却严加防范，不许他们自由行动，不许他们散布反动言论和煽动闹事。 第22章 一抓阶级斗争，果然“立竿见影”。所有学习制度迅速纳入了轨道，井然有序，不再有人旷课，不再有人迟到早退，不再有人故意捣乱。可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使人感到意外。 “反动分子”受到隔离以后，战俘营中刚开始形成的活跃空气顿时消失了，宿舍里失去了笑闹声，球场上一片冷寂，一种莫名的恐怖感重又笼罩了战俘们的心头。大多数战俘不论是中间分子还是积极分子，与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距离忽然变得疏远了。这是一种最令人震撼的反效果! 事与愿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立即找积极分子调查。 美俘有个共同特点是比较爽快，只要他们觉得你诚心待人，便会敞开胸怀，什么话都敢讲，毫不忸忸怩怩，拐弯抹角。 美俘甲:“哦!早该来听我们的意见了。伙伴们都在议论哩!议论你们在实行‘高压推销’。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大家也想听个明白，可是你们一实行‘高压推销’，只能证明共产主义不是优质产品，别人反而不愿接受了。” 美俘乙:“‘高压推销’只适用于东方人，不适用于西方人，尤其是我们美国人，自由惯了，你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永远不买你的货。”美俘丙:“如果教会下令把不信上帝的人抓起来，再来向愿意信上帝的人布道，那末，愿意信上帝的人也会害怕上帝了，还是离上帝远一点的好!” 一名上尉英俘恰好住进医院，在病室里说话不受拘束，他见身边没有别的战俘在场，也愿意对志愿军的教员推诚相见。 “其实，被你们判定为反动分子的，或许……也不见得真的反动。”上尉斟字酌句地说。这名毕业于英国的“西点军校”———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也保持着一种严肃稳重的态度，说话慢吞吞的，很注意分寸，“我确信，这些你们所说的反动分子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对你们的宽待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只是对你们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所不满，甚至觉得不堪忍受。有的人是好出风头，想当英雄，想等遣返回国以后捞个勋章。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美国、美国军队和美国军人，有一些军士和订了服役合同的志愿兵，他们一旦被遣返回国，如果服役期未满的话，仍需要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些战俘不免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在当战俘期间，要尽量经得起中共‘洗脑’的严重考验，要表露出自己能够恪守入伍参战前的誓言，坚定地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这些战俘在没有生命威胁和不受体罚的前提下，最喜欢在众多的战俘伙伴们面前扮演好汉角色。在西方，强制信仰是最侮辱人格的事情，被称为‘精神强奸’。如果你们放弃强制性的共产主义灌输，我想情况就会改观，你们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这是出自于战俘之口的肺腑之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俘管人员是难以接受的。受的。 第57节 志愿军战俘营的各级领导机关内一片紧张繁忙气氛。由水丰电站输来的免费电力，使得每一间工作室里电灯彻夜长明，从俘管处最高负责人到下属俘管单位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日夜不停地操劳。教材、资料、报表、简讯、小结、心得、记录、报告等等，各种文书材料堆满案桌，所有中英文打字机一刻不闲地运作着，将中文翻成英文，将英文翻成中文，上报下达。还有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来往信件，多的时候一箩筐一箩筐的，都要一封封地检查，一是防止战俘寄出的信中有泄密现象和攻击性言论，二是需要通过书信掌握战俘们的思想动向，摘抄、汇编，供领导和专家分析研究。会议接连着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常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同样一种现象，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内战争中教育俘虏的方法，不适用于朝鲜战场对外俘的教育。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从穷苦农民中抓丁入伍的，有自发的翻身要求;当了俘虏后，经过一次诉苦教育，看一场《白毛女》话剧，就可以启发阶级觉悟，掉转枪口成为革命战士。而美英战俘则大不一样，他们即便受剥削受压迫，日子也不见得比黄世仁、穆仁志过得差;何况，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信仰都不相同，他们没法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放弃原有的世界观，跟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只在于早一天结束战争回国回家过和平日子。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立刻转到争取和平这个目标上来，才能求同存异，事半功倍。 另一种意见完全相反:革命领袖教导我们，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进行灌输教育。敌军工作是第二条战线，理应采取进攻姿态。眼下发生的一切不良现象，原是我们政策上过分宽大造成的后果。我们宽大无边，少数反动分子才敢爬到我们头上来屙屎拉尿。当务之急，是加强专政措施，给极少数害群之马来一点辣的，他们老实了，多数俘虏才可以安心学习。工夫花下去，自然会见成果……事态的发展超出意料，就在热烈争论的时候，好几个中队同时传来了战俘逃亡的惊人消息…… 第58节 逃亡的战俘中，几乎都是美国人，大多数恰恰不是“反动分子”。奇怪!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按最近的交通路线计算，也有好几百公里，你一个美国俘虏长着蓝眼睛高鼻子，不通朝鲜话和中国话，不带干粮，凭着两条腿，怎么有可能跑到南方去呢?逃跑的战俘一个个被各地部队和朝鲜居民抓了回来。也有的经不起冻饿，又自动回到了战俘营。少数回不来的，也只有一个归宿，便是抛尸荒野。 对付这些最受不了约束的美国人，简直无可奈何。有的逃了一次给抓回来，没过几天又逃第二次，还是给抓了回来。抓回来也无所谓，反正只关一周禁闭，写个保证书就出禁闭室;认错态度好，还可以提前释放。 有一名中士，当过侦察兵，身体棒，相信自己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有把握逃回朝鲜南方。结果溜出战俘营后，在山沟里转悠了十来天，还是朝鲜民兵给揪了回来。回到原来中队的时候，伙伴们见他衣服破碎，蓬头垢面，整个脸膛瘦得脱了型，活像个野人，都吓了一跳。中队干部利用晚点名的机会，让他现身说法.讲一讲自己的逃跑经过。好给大家一个教训，不要步他的后尘，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大傻事。中士乐于扮演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如何昼伏夜出摸索南行，如何与黑熊遭遇，如何偷挖山薯、摘野果、掏鸟蛋、捉溪蛙充饥，如何被三个带枪的美丽姑娘发现，不得不束手就擒……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好像在讲好莱坞电影《人猿泰山》的故事，战俘伙伴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还为他鼓掌叫好。“反面教员”的作用没能起到，反倒竖了一个“正面英雄”的形象。 弄得中队长和翻译都非常尴尬，只好中止他的炫耀性自述，将他送进了禁闭室。明明是无望的逃亡。为什么非要逃亡?讯问的结果，答案大同小异:“伙伴们纷纷传说:你们对我们强制洗脑，说明下决心要同化我们，不让我们回国了，不逃跑怎么办?”“我想家.太想家了。”“我已经绝望。” “我别无选择……”也有俏皮的说法: “与其死于苦闷，不如死于自在。”“我想出去散散心。” “我渴望创造奇迹……”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回答，并非“串供”的结果，更非“逼供”的产物，为什么“口径”与基调会如此一致?这一现象，引起了战俘营主要领导人深深的思索…… 夜半时分，又有一名美俘企图逃跑。警卫战士在喝令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这不该响起的枪声，悠悠地回荡在鸭绿江畔的山岭间，久久地回荡在战俘营领导人的心坎里。好些日子来，昌城“外俘大本营”———俘管第一团的团长张芝荪和其他领导人，昼夜操劳，食不甘味。他们成天和通英语的教员们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战俘们泡在一起，最了解实际情况。刚刚熬过了战俘营极为艰苦的初创阶段，刚刚解决至关重要的安全与温饱问题，刚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波澜呢?战俘们不论在被俘前制造过多少罪恶，从根本上讲，那毕竟是在受骗执行战争决策者的命令;一当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拢了一步，对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只要他们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从此不再参加侵略，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劳绩;等到将来战争结束，能把这些青年一个个完好无损地送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儿身边，他们的人民也会感念我们，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功德吗?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就那么容易?美俘们往穆斯林战俘的饭锅里塞了一块猪肉，尚且要打得头破血流;同样，你要祖祖辈辈都信上帝的美国人怀疑上帝，背弃上帝，做得到吗…… 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战俘营采访，他通英语和汉语，同许多美英战俘直接交谈后，坦诚地多次找张芝荪团长提出建议:对美英战俘，不适宜上大课，不适宜采用灌输式的政治教育;应当诱导，唯有诱导，才可能让他们口服心服。 第23章 贝却敌对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一直抱有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张芝荪毫不怀疑他的善良动机，也相信他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要改变一种正在运行的政策并不容易，它具有惯性。 第59节 一系列疑问在领导人的脑子里盘旋，私下里也悄悄地探讨;但在执行中却又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迷失方向，犯右倾错误。“右倾”二字，对于参加革命越是长久的老同志来说，越是带有警戒作用。右倾错误永远犯不得!“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便是立场问题。立场出问题，意味着退让妥协，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不忠诚，这就有违于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国家的战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问题，俘管处的各级领导人都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一时无法作出决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便是将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上级报告。 昌城俘管团的报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处。随后，其他几个外俘团也向俘管处呈送了报告。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不同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都非常近似，可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铁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将情况汇总后，又迅速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第60节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这一适时的转变，使整个外俘管理工作顿时活跃了起来。 “反动分子”们笑逐颜开地由集训班回到了原来的中队;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各战俘营分会相继成立;由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的俱乐部迅速产生;由志愿军工作人员协助多国战俘联合编辑的油印杂志《走向真理与和平》转换内容与风格，消除说教味，办得更加生动活泼;爱好不同球类的战俘组成足球队、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乒乓球队;爱好音乐的战俘成立了小乐队;爱好戏剧的战俘成立了小剧社; 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重新作了安排布置，比原来有了明显的改善; 会做木匠活的战俘开办了木工房，先做大批木床，让伙伴们从朝鲜式的地炕上爬起来，睡上高铺;接着又做桌椅板凳和简易沙发，直到称得上工艺品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吉他，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出来…… 原来为了改变外俘世界观而煞费苦心又不得要领吃力不讨好的教育干部们，这一来都觉得有实事可做了。他们首先充当了为外俘开展文娱活动创造条件的服务员，开始终日奔忙起来，而且忙得心中踏实，又有乐趣。俘管处原教育科副科长张常瑾改任文娱科副科长后，带了一名助手，专程跑回北京和上海，采购文娱体育器材和书报杂志。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文读物比较少，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的英译本;而苏联出版的英文版图书则比较多，除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十八、十九世纪和当代的文学名著，他们便买了个够，多多益善。使张常瑾深感自豪的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唱片，从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等，当时只要国内有的，他都搜集到了。他还到上海订购了《密勒氏评论报》。在建国之初，这是国内出版的独一无二的英文刊物。该报由英国人创办，对中国革命取同情态度，1936年与1937年曾陆续发表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文章，最早报道了红色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还发表了毛泽东同斯诺的长篇讲话全文和毛泽东头戴五星帽的第一幅戎装照片，引起过世界性的轰动。《密勒氏评论报》到了朝鲜战俘营后，为帮助美英战俘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俘管第一团的教育干事程冠法当年才20岁，本来就是部队的文艺骨干，一直喜爱文化艺术，他练书法，习绘画，上海解放之初，他的绘画作品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抗美援朝初期，他从上海的工作岗位上奔赴朝鲜，原以为参加志愿军进了俘管团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文艺了，没想到突然间转个弯，文化艺术居然可以替代马列主义而成为教育西方战俘的工具。由此，他便名正言顺地成了战俘团文娱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战俘们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编墙报办晚会搞球赛等之类乎最热闹的一套差事，他都积极参与;战俘们要演戏，缺乏服装道具，回国采办一时来不及，他就到朝鲜商店里去选购，东寻西找，居然还给他买到了几件苏联出产的布拉吉.款式时髦花色艳丽，几个美英小伙子穿上布拉吉，扎上花头巾，胸前塞两团毛巾，装扮成摩登姑娘上台献艺，惹得所有西方战俘观众疯狂地喝彩、鼓掌、跺脚、吹口哨，如醉如痴。 第61节 程冠法还专程到上海最大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连长记体育用品商店”订购各种球类与球衣，还到四大公司采购乐器，又到外文书店选购英文书籍。外俘们看到他采购回来这些东西，高兴得手舞足蹈。过圣诞节，他布置各中队装饰圣诞树，订做圣诞老人的衣帽，还代为筹办礼品，陪着由美国战俘贝斯扮成的圣诞老人，一道到各中队战俘营地去分发，祝贺圣诞快乐…… 以一个教育干事的面貌出现，战俘们对程冠法敬而远之;而作为一个文娱部门的工作人员出现，组织并参与战俘们的文娱活动，战俘们便把他看作是最受欢迎的人，称他为“ourgoodfriend”———“我们的好朋友”。那年圣诞节，有五十多名美英战俘给他赠送了圣诞贺卡。方针一变，战俘们自己管理生活的热情大为提高。 每个中队都重新整顿和健全了生活事务部，下属三个管理小组，一个管卫生，一个管伙食，一个管邮件。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对宿舍开展定期的卫生检查，关心整个中队和每个成员的卫生，送病号到医院诊治，代病号取药，帮助照料病号;伙食管理小组安排伙食工作，在中队范围内选拔烹调好于，不断制订和更新菜单，负责食物的发放，收集对伙食的意见，督促改进;邮件管理小组给大家发放写家信的信纸信封，从信箱内收取信件，及时送交战俘营转寄;一有家乡来信，迅速分发。各种比赛搞得轰轰烈烈。球类比赛除了高尔夫球和马球外，其他常见球类比赛应有尽有;还有体操，田径、拳击、钓鱼、桥牌、惠斯特纸牌，国际象棋比赛。其中有一项也许是美国独有的体操———木杆操比赛，使得其他国家的战俘和志愿军工作人员们都看得非常入神，齐声叫好。这一比赛使用一根笔直的长长木杆，由十二名同等身材的青年挽在手中;于统一哨音中做出整齐而多变的动作，矫健生动，充满活力。 除了体育比赛以外，还有各种技艺比赛，包括歌唱、舞蹈、绘画、木刻、雕塑、做衣服、制作吉他琴等等。比赛优胜者都发给奖品，有的奖品很精致，是战俘们自己用上等木材雕刻的动物造型。各类得奖作品还在俱乐部里陈列出来，供大家观赏;有实用价值的赛品就供中队使用。在这种新的宽和气氛下，音乐尤其成了战俘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由于听众的激励，各乐队的演奏水平迅速提高，其中要数美俘伯尔·劳特担任指挥的乐队最为出色，他们能演奏许多世界名曲，每当周末晚上都定时举行音乐会，还常应邀到其他中队作巡回演出，受到伙伴们的热烈欢迎。 第62节 此时的战俘营，果然有点校园的味道了。 教室里，讨论着朝鲜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国际和平的进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俱乐部里乐声歌声不断，体育场上各显身手，龙腾虎跃;炊事房的门口，菜单常换常新。 第24章 那时候，战俘们不但过西方人的节日要会餐，而且过中国人的节日也要会餐，说是跟中国人同庆同乐。 战俘们对中国人的节日熟悉得很，什么春节、元宵、国庆、中秋等等，他们都记得很牢，抓住不放。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阅览室里人满为患，不少战俘居然一头扎进马列经典著作里，入了迷，又做卡片又写笔记，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频频找教员求解，常常把很有学问的教员也弄得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又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查找资料作出准确解答。开起学术研讨会来，有的战俘一发言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简直有点像马列学院的正规学生。这一现象，使许多志愿军俘管干部和翻译人员大为感慨。啊!果真是强按牛头不喝水，牛要喝水拉断尾巴也不回头。灌输教育取消了，真正必要的教育却并没有取消。 美俘中有一小部分黑人和来自农村的白人，从来没有读过书，是文盲，连家信也不会写。看到伙伴们接到家信时欣喜若狂的样子，他们很羡慕，很痛苦，求人代写家信又不好意思，很想学文化，于是，扫盲文化班成立了，志愿军的英语翻译居然成了美国人的英语教员。 有很多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战俘，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又缺乏系统知识，便自发组织了文学社，一起研讨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问题;英俘中有不少军官具有学者素质，有的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对文学很有造诣，能者为师，这些军官就成了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讲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讲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莎士比亚、莫里哀;中国教员就给他们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文学名人和代表作。 还有些战俘想着回国后能离开军队找一份职业，希望抓紧时间学会一二门专业技术。于是，各种职业教学小组成立了。原来当过机械工、水暖工、木工、厨师的战俘，便成了技术教员，无偿地为大家传授技艺。有一技之长的战俘也有了用武之地。有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美俘叫罗勃斯，中国人友善地叫他“萝卜丝”，他精通电工，助人为乐，一边教伙伴们学习电工技术，一边帮营区修理电路和电器。他还构思了一种使老鼠偷食时触电而死的灭鼠方法，说是等回国后要去申办国际专利，向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之敌老鼠开战…… 战俘营的面貌迅速改观了。俘管人员与战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战俘逃亡事件不再发生。这些成为东方人阶下之囚的西方青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非常身分，一个个变得乐乐呵呵的。对志愿军工作人员的称呼也不知不觉间变了，不再称长官、教员，按西方人的昵称习惯，直呼你的一个姓;王、刘、张、陈，还有大胆地称你为“张同志”、“王同志”的;亲亲热热，有点不分彼此的感觉。每当晚饭后，只要天不下雨，他们会抱着篮球，主动找志愿军工作人员赛球，“战场上被你们打败了，球场上要打胜你们!”说得诙谐，却又坦诚。有时接到家信，情侣寄来照片，或寄来一绺金发、一个艳红的唇膏吻印，或妻子生了孩子，或孩子长了牙，断了奶，会呀呀学语举足试步了，或得知原来所在部队给他们按期加了薪金升了军衔，他们都会弹着吉他唱着歌，来找中国朋友报喜‘过圣诞节，就给志愿军分送由自己绘制的精美贺卡。“越分越少的是财物，越分越多的是快乐。”他们依旧信奉这一句西方民谚。 营养好，情绪好，心宽体胖，战俘们一个个都迅猛地长膘了。他们隔三差五忙不迭地跑到卫生所或司务长那里，找磅秤测体重，生怕体重超过警戒线。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秘书、美军第2师第503野战炮兵营劳埃·卡特尔下士，与他的好友却士特·詹宁斯，在被俘之初不在同一个战俘营生活，隔了将近一年后相逢，两人互相对望着，都怔住了。因为两人都胖得使对方有点儿不敢相认。劳埃定睛看了好半天，惊叹说:“好家伙却士特，料不到你会胖了这么许多!” 第63节 “你不也一样吗?劳埃。”却士特大笑道，“你不用看得发呆，我比被俘前只增加30磅。有的伙伴比我增加得还多哩!” 的确，有个美俘在四个月时间中就增加体重35磅，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我的天!再这样发展下去有危险，可要采取措施减肥了。”他们在高兴之余，出现了新的忧虑…… 不拐弯则死，一拐弯就活。似乎是一念之差，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化干戈为玉帛，看来不仅仅取决于真诚的愿望，同时也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先哲们在提出正确原则的同时，也曾经反复告诫后人们:真理随条件而转移，真理即便是往同一方向多跨出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国内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曾用阶级教育的方法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这一成功经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到了朝鲜，换了战场与对手，这一改造战俘的成功经验，便成了导致战俘们离心逆反的起点。事实证明，收容他国战俘，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继续，是由军事斗争让位于更深更广范围内的文化较量。文化，是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不同经济状况和历史传统所综合形成的观念性产物·。一种文化要想改造以至战胜另一种文化，决非易事，较量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而未能决出胜负的事实，在世界各地并不罕见。有时候，军事上的战胜者，常常会被战败者的文化所战胜、所同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这种对入侵外族的文化胜利。任何军事胜利者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军事战败者的文化，这样的尝试，不论多么执著多么顽强，很可能会是一种最徒劳甚至是最危险的尝试。古今中外，多少曾经是所向无敌的强大集团与政党，往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走入误区，最后导致了彻底的失败。所幸的是，改造西方战俘，毕竟是个局部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错而能改，功莫大焉!，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错而能改，功莫大焉!，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 第64节 1951年4月发起的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大军，虽然取得了歼灭美军及其仆从军82000余名的巨大胜利，但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打了个击溃战，没有歼灭敌人完整建制的大部队。当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弹耗尽而主动北撤时，替代麦克阿瑟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才42天的李奇微，起手不凡，看准志愿军因补给困难而无法持续作战的弱点，调集十三个精锐师的兵力，用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线向后撤中的志愿军穷追猛打，并截断了部分志愿军队伍的归路，使志愿军部队一度陷入前所未遇的被动境地。 五月下旬，志愿军终于顶住美军的大规模反击，稳定了战线。一天，在东部战线金化附近的一处密林中，一支后撤下来的战斗部队与第九兵团前指机关宿营在一起。 刚刚经历过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尽，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倒下就呼呼大睡;有的从大路上割来被敌机打死的骡马的肉，挖无烟式防空炉灶煮熟充饥……没有歌声，没有笑声，甚至听不到说话声。自我入朝近半年来，还是头一次见到志愿军队伍出现这样的窘境。 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急于了解作战部队在撤退中的思想情况，带着我找到这支部队的干部。张景华让我临时为他作记录。同我们谈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张景华开门见山地问:“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对上级机关有什么意见?” 两位指挥员沉默着，谁也不愿先开口。不开口就要打瞌睡，他们实在太困了，只好强打精神睁开眼睛。 “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张景华鼓励道，“当然，这仗打得很艰苦，很残酷，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副营长很年轻，额头上、胳膊上、小腿上，一身好几个地方缠着绷带，渗出斑斑血迹。上级领导人的话也许触动了他的心弦，睡意顿消，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们六个营干，牺牲了四个……”他边哭边说，“全营，有一大半人没有回来。这仗打得真窝囊!” “开头的穿插倒很顺利。”教导员也提起了精神，接过副营长的话，“我们一夜工夫突进敌人纵深110里，经历大小战斗9次，打死敌人140多名，俘虏敌人270多名……”“哦!”张景华情不自禁地惊叹了一声，催促道:“说下去，说下去。”“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占领预定高地，卡住了敌人一个团的逃路。”教导员的脸色陡然一变，显得十分惋惜和沉痛，“本来说好4个小时后主力部队就会上来，结果14个小时也不见踪影，我们死守高地，两面受敌，打得好惨好惨! 第25章 ” “天天讲美国纸老虎，这回我们孤军被围，敌人可就是铁老虎了。”副营长擦去泪痕，发出了牢骚，“战前我们把敌人宣传得太差劲，大伙的思想上就有些麻痹了。抢占预定高地以后，累是一回事，多数同志对敌人的火力估计不足，不愿意拼死命修筑坚固工事，以为咬咬牙几个钟头就顶过去了。结果———个小小山头，至少落下了上千颗炮弹和炸弹。要不是命令我们撤回，全营的人非给轰光不可。”“你们抓那么多俘虏，怎么处理的呢?”张景华问。 说到俘虏，副营长布满血丝的眼珠子似乎要弹了出来:“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教导员伸手按住他的肩膀:“冷静些，好好说。” “没关系，随便说。”眉清目秀的张景华看上去像个书生，毫无高级干部的威严，他不在乎副营长心情激动时所采取的反常态度。副营长喘着粗气，几乎扭歪了五官。结果还是教导员代替他说。 “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昭阳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教导员念过书，有文化，说话流畅，“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营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者朝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第65节 “跟着咱们走怎么行?!”副营长又插上了话，“穿插任务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捆住手脚。当时有好些班排干部都主张就地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一看咱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不是逃跑，就会操起家伙再跟咱们于。” “事实正是这样!”教导员一脸悲愤，接着说，“我和营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怕留下他们会招祸。可是，想到俘虏政策，想到战场纪律，咱们一点都不敢含糊: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坚决按照政策要求办。我们让放下武器的敌人集中起来，点过数就让他们自动往北走，遇到志愿军的大部队再接受统一收容，负伤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二十几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喃喃道。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副营长解释，“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十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当然，也怪我们太大意。”教导员痛心疾首，“我们应该想到这些俘虏刚刚放下枪，并没有消除敌对情绪;我们还应该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不能对他们太放手，至少可以派几个战士就地监视他们，等我们全营走远以后再让战士跟进。唉!总而言之，我们对战俘太讲仁慈，从制订政策到执行政策，都有些右倾。”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还没有想通吗?”张景华追问了一句。副营长依然不说话。 “首长放心!”教导员说，“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情况，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二整个第五次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际动用兵力达11个军4个军团。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所以第五次战役中虽然捕获俘虏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实际上等于就地释放，送还给了美军和南朝鲜军。有的俘虏归队后甚至隐瞒了这段经历，继续拿起武器跟志愿军作战。这批人中间，有些在往后的战斗中，又一次成了志愿军的俘虏。第二次当俘虏，比第一次当俘虏的自觉性就要高得多了，因为他们确信志愿军不会杀害他们，不会虐待他们。 志愿军始终严格地执行着宽待俘虏的政策，但要执行者完全想通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性与必要性，却并不容易。 战场，是膨胀仇恨的巨大发酵器。仇恨的增长，极容易导致盲目地虐杀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以图宣泄之快意。近代战争史上，特别是1929年缔结与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产生以来，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公然主张虐杀战俘。而事实上，许多侵略军却无意或无法制止下属对敌方被俘人员的残酷虐杀。因为几乎一切军队在从事非正义战争的时候，都必然会激起被侵略者的愤怒抵抗;于是又必然会加剧侵略者的疯狂，虐杀战俘便成了一切侵略军队必然要采用的报复手段。这原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不可更易的铁则。 第66节 中国有句古话: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本是给被侵略者对付侵略者的常规手段，是被侵略者逼出来的极端行为。但作为明智的反侵略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决不会怂恿自己的人民和军队，对战俘施行盲目的自发性报复，因为他们真理在握，有充分的自信，通过真理去感化被俘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将敌人变成朋友。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最大的宽容与耐心，用和平与人道的方式，对敌方的被俘人员进行着这样的感化。即便在残酷拼杀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的情况下，也坚持用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防止满腔愤怒的指战员杀害与虐待战俘。这种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人道主义典范的崇高行为，’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战俘们的交口赞誉。包括那位高傲的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功勋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思中校，在遣返前夕也曾感慨道:“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各参战部队在进行战役总结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一打败了他们就拼命逃跑，宁愿躲进深山老林饿死冻死，也不肯当志愿军的俘虏。究其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志愿军的宽俘政策，相信上司们的欺骗宣传，说中共军队如何野蛮，抓住俘虏要割鼻子抠眼珠剖腹挖心。 为了及时扩大志愿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于1950年11月17日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建议:立即挑选一批战俘放回敌军阵线。彭总表示赞同，并主张尽量快放和适当多放一些。因为是在国外战场，为慎重计，此事便由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和政治部主任杜平三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报作了请示。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该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当天，杜平主任就派专人赶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7名，南朝鲜战俘76名。战俘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们让这些战俘理了发，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还发了路费，晚饭的时候又特地给他们加了几个菜，临行前召集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当晚，这批战俘乘着志愿军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来到云山以南的前沿阵地，在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下，全部顺利地通过了战线。 首批被释战俘回去后，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五天，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就作了公开报道，真实而详细地叙述了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情形，许多报刊竞相转载这一条新闻，为此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下令封闭消息，并对被释战俘加以监视。结果，美联社又将此事作为“连锁新闻”报道出来:“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命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发布消息说:中共释放美军战俘“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不安。……这27名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1名美国将军和3名上校陪着。”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说真话的权利和单独活动的自由。 第67节 1950年1.1月25日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攻势下，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的局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战役俘敌5268名，其中美军527名;第二次战役俘敌人数就增加到8943名，其中美军为3254名，其间还出现了百人以上的美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事例两起。 第26章 一起在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攻歼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美陆战第1师中校1名、少校2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南朝鲜官兵53名，日本人3名，台湾国民党军2名，带着75辆汽车与坦克向志愿军投降;另一起是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5师步兵第24团c连全部官兵148人，在连长斯坦莱和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于西线云山以南地区向志愿军投降。 志愿军首批释放战俘获得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与鼓励，他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给志愿军总部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释放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释放132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南朝鲜军83人。以后在各决战役中各兵团都自行释放过多批战俘。特别是一些重伤战俘，在敌机敌炮层层封锁的条件下，要抬出战场是非常困难的，延误时日就会死亡;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志愿军第40军就对重伤战俘进行初步包扎治疗后，设法送还到敌人的阵地前沿，私人财物分毫不动，再留下食物和饮水，用白布写上“美军负伤战俘”的英文缩写字样，以引起对方注意并防止空袭;在有阵地广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敌人及时接运回去。这种创造性的做法，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整个志愿军前线部队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3年3月间，我在铁原西北“丁字山”前线，曾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天夜间，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1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1名。这是不打收条的收讫回音，不说“感谢”二字的感谢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联军”的重伤被俘人员，还希望志愿军能够照此办理。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这话，语气是平静的，怨气却是饱和的。从这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摘。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 第68节 每一个战俘中队的俱乐部里，都张贴着由战俘们自办的油印小报。这些小报的名称有: 《和平鸽》、《火炬》、《时代》、《新生活》、《向着未来》、《迎接明天》等等。版面都很活泼，除了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栏，诸如家乡通讯、体育消息、读书心得、电影评论、科学技术、小说连载、回忆录、小故事、杂文、漫画、歌曲、桥牌和棋艺、问答比赛、友谊信箱、谜语、乐器讲座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图文并茂。 凡是阅览过这些小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无不暗暗地称赞战俘们的文化素质。几千名战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约10%的人是大专文化程度，而所有军官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撇开军队的不同性质，单纯从文化程度上与当时的志愿军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 志愿军陆军部队的一般连队中，文盲占极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上过小学和极个别的初中生，几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到过一个驻守上甘岭的连队，一位文化教员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总共140人，只有2名“知识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级肄业，一名是连部文书，高小毕业;其他有几位连排干部刚刚经过扫盲教育，只能识二三百字。这位文化教员统计出一个有趣的数字:全连按人头算，平均每个人仅识字35个。这样的文化结构，当然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责任不在志愿军本身。所幸的是，这样低文化的部队为正义而战，照样打败了高文化的现代化侵略军，文盲兵照样叫外国大学生官兵缴枪当俘虏。 西方军队的官兵们，一当他们脱离侵略战车前成为正义之师的战俘之后，良知得以逐步复苏，他们的文化素质便开始显露出了光彩。战俘小报，便是一面折射这种光彩的镜子。二战俘们不满足于中队范围内的小报，也不满足于各中队小报的互相交换。根据他们的精神需求，渴望创办一份容量比较大的综合性杂志。一封封建议信通过各中队俱乐部转到了俘管处领导机关。美俘普雷斯顿·里奇的话，表达了伙伴们的共同心愿:“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平运动的情况，要做些什么才能停止朝鲜战争，家乡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还有体育运动的情况，娱乐和文化情况，我们都想知道。而没有一份高规格的报纸或期刊，是无法提供这些消息的。” 教育科科长田志洪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戴一副近视眼镜，有学问，有胆识，性格开朗。他听翻译介绍了战俘们的这个建议后，击掌叫好:“这不是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吗?我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件事情的。”他立即找来两位副科长一起商量。两位副科长都是才思敏捷干劲十足的少壮派，都说这是个创造性的好主意，很有必要办一份内容比较丰富的综合性刊物，要想法子争取早日办成。他们随即向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席一、郭铁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议论，三位主任当即表态:应该理解战俘们的这一正当要求，必须帮助他们创办一份综合性刊物。编辑记者要精干，从战俘中选拔产生，版面事务由战俘编采人员自行作主;不予干涉。俘管处可以派一至二名英语翻译参加一些必要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 一份英文期刊很快创办起来了，刊名是《towardtruth&peace》，译成中文就是《走向真理与和平》，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因限于当时的战地条件，没有铅印设备，只好用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这是一份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每期刊物一出版，各中队的战俘们都争相阅读，前线各对敌广播站大量播出其中的作品，国外许多正直的通讯社和报刊也竞相引用该刊发表的稿件。这一份不寻常的刊物，载负着西方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真相，载负着西方战俘要求停止朝鲜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呼声，传向四面八方，传向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传向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甚至传向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第69节 这一份奇特的刊物，是一个奇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特殊身分的人的特殊生活;他们曾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丧失了自由;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由却享受着生活的宽待;他们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却在积极追索心灵的自由，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与责任;他们正在恢复自信与尊严，由“弃儿”与“囚犯”般的消极处境转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地位，选择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进军。 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个熔炉在运转，它使冷酷熔于热情，它使误解转为理解，它使仇恨化为友谊。 上下五千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残酷的战争迄今没有间断过。有战争必有战俘。搜遍历史陈迹，何曾见过收容战俘的一方允许被收容的战俘在战俘营中为自己办刊物?而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被收容的西方战俘却办起了期刊，交流自己所关注的信息，叙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表达自2的心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创举。 《走向真理与和平》编辑部的全体业务人员只有六名:一名英国战俘，一名美国战俘，一名菲律宾战俘，一名南朝鲜战俘，两名协同工作的志愿军女翻译。此外，还有几十名“特约撰稿人”和一大批义务通讯员，他们是分属于十多个国家的战俘，散布在不同战俘营的战俘中队里。三《走向真理与和平》因为由不同国家的战俘成员联合创办，反映不同国家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愿望，体现一种诚挚的国际友谊，这个小小的期刊社便被战俘们称之为“小联合国”。“小联合国”里真有几个热心的能人。 美术编辑罗纳尔德·柯克斯，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0旅第八骠骑兵队士兵。他身材颀长，棕黑色的头发，容貌端正，爱抽烟，不爱多说话，有一种学者般的深沉感，兼有一点大英帝国的绅士遗风。 第27章 伙伴们说他骄傲，就以他的姓氏谐音作绰号，叫他cock一公鸡，叫顺嘴了，也就产生了亲切感，后来志愿军工作人员们干脆用中文译音叫他“公鸡”，他也乐于接受。 柯克斯多才多艺，画得一手好画，还能写漂亮的花体字，在中队办墙报和油印小报时就已经显露才艺，受到众人的赞扬。能者多劳，凡是用得上美术的地方，都少不了请他露一手。他曾给战俘营的运动会设计了巨幅会标，闪烁出朝气与活力，给伙伴们增长了生活的勇气和乐观情绪。他为人正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敢于坚持公理，深得美英战俘们的共同信任，被选为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文字编辑普雷斯顿·里奇，他是美国黑人战俘，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人。 里奇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从小酷爱文学，通过自修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他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运动场上的健儿，性格活泼，为人随和，平时有点不修边幅，帽子翘在后脑勺，娃娃似的胖胖脸膛上蓄着一抹小胡子，很逗人喜欢。他在刊物的采编工作中虚心勤勉，由不懂到懂，边学边干，干出了显著成绩。后来战俘营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他不无自豪地撰文叙述了这一过程:“我的伙伴们看书报杂志是不少的，但是为了使我们在这里过得更好些，我们需要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战俘营当局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像过去一样，对战俘们请求的事他们都作出及时的决定。志愿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为我们提供了设备和材料。我们的刊物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受到广泛的好评。……全体人员生活在极好的国际友谊之中，尽可能互相帮助。起先我想我干不好这个工作，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缺乏经验。但是干了一段以后，由于志愿军的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了。他们指导我搜集新闻，并告诉我，任何一则新闻被引用或改编，必须注明出处。所以我们的新闻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编的新闻，来之于由志愿军提供给我们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 第70节 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他有娴熟的英文打字技术。 每当文稿编完，画出版样以后，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付印前需要变动版面，也不厌其烦。除了打字，他还兼了校对工作。他瘦瘦的个子，黑黑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干起活来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他才17岁，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聪明，懂一点英语和汉语，一架手摇油印机让他保养得很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极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发通联工作。指导这四名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是两名年轻的女翻译。一个叫朱永淑，25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讲师结婚不久，便报名参加志愿军，来到了战俘营。另一个卢江，才19岁，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后报名参军，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深造期间参加志愿军;来到志愿军俘管处，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两人同住一个炕屋，亲热得像一对姐妹。朱永淑身材娇小，性格温柔，说话轻声慢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扑在工作上，特别珍惜时间。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觉前都要一个人默默地做祷告，自律很严，小心谨慎，声言自己不愿介入政治，却不明白她的一切行为，早已介入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政治使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她本人对这一崇高的献身行为，只是解释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祖国效力。卢江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的高中，虽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顾她，在业务上互相学习。也许因为朱永淑信教，编辑部的几名战俘反而更亲近她，也更亲近志愿军。战俘们在成为战俘之前，都听他们的上司讲过，共产党容不得有神论者，谁信教谁就要遭到杀害。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队伍里出现基督教徒，使他们更觉得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可怕了。 朱永淑和卢江在四名战俘面前，没有扮演过“特派员”的角色，她俩是编辑工作的参与者和协调人。尽管在名义上担负着审稿责任，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拘留国方面的应有权利，在战俘尚未解除战俘身分成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获得人道待遇，其言论和行动仍须受到拘留国方面的监督与约束。尽管如此，她俩从来不曾轻率地否定过一篇稿件，扣压过一期刊物。为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她俩还到处搜集报道素材和背景资料，供给里奇和柯克斯选编或参考;编辑部成员们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能直接解决的就马上给予解决，无权解决的就迅速向有关方面转达。 在她俩的提议下，教育科和俘管处总部领导人还特意为编辑部调整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新建的办公室用干打垒砌墙，装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摆了写字桌，窗明几净，文稿累累，夜晚电灯灿灿，如果不是经常拉警报，钻防空洞，谁处在这样的房间里，都不会怀疑这是一家颇为正规的刊物编辑部。除了四名担负业务工作的战俘外，还有一名南朝鲜战俘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也姓金，因为40多岁了，大家都称他老金。老金不识字，能听懂一些汉语，从小吃苦，待人和善，干活勤快，打水、扫地、擦桌子、把编辑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一转冷，他就独个儿备足劈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 第71节 五名战俘与两名志愿军女战士相处一起，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合作群体。开头，战俘们曾为称呼伤脑筋。面对志愿军女战士，不能称“长官”，不能称“太太”、“小姐”;也不便称“教员”或“同学”，尤其不许称“同志”。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人，怎么可以称“同志”呢?·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后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却都无所畏惧地称呼起“同志”来了。两位女战士在与这五名战俘长时间共事中，从没有发现他们对共产党人和志愿军有过任何敌对表现，相反地都充满了友好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在五十年代最为珍贵的称呼———同志。 任何人，能为崇高的目标而活着，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忙碌，日子就会过得充实并富有乐趣。“小联合国”的几名战俘同事们，越干越有一种忘我的境界。随着战俘读者们欢迎这一刊物的呼声日益增高，各种稿件一天比一天增多，刊物的篇幅一期比一期扩大，他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开夜车并没有夜餐供应，他们就在当天午餐或晚餐的时候，多留几个馒头或留下一点饭菜，夜间工作肚子饿了，就在火炉上烤着吃。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常常会打个呵欠，露出会心的微笑，感到一种满足。性格爽快的里奇总免不了会说几句俏皮话逗大家乐一乐。“呵!要是再有一杯咖啡或者威士忌，那就地道了!”有一次他还感叹说:“将来回美国，我要是有这么一份工作该多好啊!”创造性的劳动，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每当新的一期《走向真理与和平》印出来，卢江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捧起一摞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崭新刊物，分别去送给这一刊物的热心支持者。王央公主任懂外语，每次拿到新刊物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一面发表自己的看法，或称赞叫好，或提出改进建议，还常常把外界对这一刊物的评价和转载稿件的情况告诉卢江，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席一和郭铁两位副主任一拿到新刊物，也总是乐呵呵地嚷嚷:“好啊!又一期。小卢你别忙着走，坐下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文章内容……”每一回他俩都要当场翻阅一遍，先看看插图，然后要求小卢扼要地翻译一下重点文章的大意，无不表露出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对编辑部的工作表示满意和嘉许。 各战俘营，读者们对刊物的反映越来越强烈。有的战俘把刊物上的好文章抄下来或裁下来，寄给远方的亲人，有的战俘把自己的往来信函摘抄给编辑部，要求发表出来共同欣赏;不少战俘经常向刊物倾诉自己的心事，或求解各种问题，把刊物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个战俘的作品发表了，收到代替稿酬的奖品———五包香烟，一把剃须刀，他欣喜若狂，抱着刊物和奖品，就在冰地上跳起舞来，滑倒了爬起再跳，边跳边欢叫，兴奋之情不亚于中了马票头彩。中队的伙伴们也为他祝贺，提琴手，吉他手，口琴手，一齐上场，吹拉弹唱闹成一片，快活得像过节一样…… “小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们谁也不曾预料到，一本简朴的油印期刊，居然会对许多战俘的灵魂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自豪和欣慰地感觉到，每编辑出版一期新的《走向真理与和平》，便带动许多战俘伙伴们向着真理与和平多迈出了一步。 1953年?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生效。 第28章 《走向真理与和平》杂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终刊了，“小联合国”就此解散。 参加编辑部工作的五名战俘都将回到原来的战俘中队去，等候遣返。临分手之前，编辑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告别茶话会。茶话会上，两名志愿军女战士和五名战俘互相赠送了纪念品和美好祝愿。一向沉默寡言的柯克斯，这一回却含着泪水讲了一席热情洋溢的话。 “再见!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痛苦而幸运的日子。”柯克斯用深沉的语调缓缓地说，“痛苦，是因为我曾是一名屈辱的战俘;而幸运，是因为我在屈辱中找到了真正的朋友。我相信，往日的对立和误会将不再重现。再见了!无论在哪里再见，我们决不会在战场上再见。”罗纳尔德·柯克斯，这位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原来有着诗人的秉赋。 第72节 他的充满诗意的语言，是他用真切的人生经验酿成的醇醪，是肺腑之言，字字珠玑，它的价值不容怀疑。再见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们! 八月间，柯克斯·里奇、巴赫三人同时遣返回国，老金也回朝鲜南方去了。唯有小金，因为是个孤儿，被南朝鲜军队拉夫入伍，他在朝鲜南方已经没有亲人，便坚决拒绝遣返，后来留在朝鲜北方，给俘管处所在地碧潼一位善良的中年妇女当了义子。 朱永淑和卢江于当年秋天随所在志愿军部队凯旋归国。朱永淑回到了清华园内的教学岗位，不幸于1971年死于车祸。卢江与俘管处干部程冠法在共同的俘管工作中播下爱情的种子，回到北京后，结为秦晋之好。40年来，她主要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后来，也从事过对外贸易工作，还担任过大学副校长。现退休在上海，却不甘赋闲，仍发挥她精湛的英语专长，受聘在一家外贸机构工作，同时经常为出版社翻译一些外国作品。 ——全书完——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