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龚思玲带领32名盟员进行了跨省徒步修学旅游：从建阳考亭书院徒步跋涉到江西鹅湖书院与上饶集中营，盟员们追随先贤的足迹，感受先烈的悲壮，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心灵历练；2003年7月上旬，自行车闽赣革命老区行，行程将近1000公里；2003年秋至2004年春，“爱盟”发起全国范围内的“福建·宁夏爱心之旅”活动，为宁夏隆德县沙塘中学捐赠图书1100余册、捐款8000余元；2005年暑假，龚思玲带队进行“闽北历史文化探采”，编辑了一本厚厚的《闽北牛皮书》……“爱盟”创办5年来，先后有数百名学生在这座熔炉里或锤炼了意志或增长了智慧或找到人生的方向……
刘宗超，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球生态文明观创始人，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国家农业部顾问。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了造福武夷山世代种茶的农民，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北京和武夷山两地，他顶烈日，冒大雨，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生态肥料的增产试验，成功后，又为武夷山引进上千万元的生态有机肥，无偿提供给当地茶农，使无数茶农受益。
练志煜，一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政府干部，他看到报道我的电视专题片，千方百计找到我，共同的人生理想使我们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好兄弟。农校毕业的他，一直有为父老乡亲做一件大事的想法。在北京遇到刘宗超教授后，“三顾茅庐”，用他的真诚与执著感动了刘教授，把这位“科学大菩萨”从京城请到了闽北，造福了一方。他还为以身试毒研究成功中草药戒毒茶的老农黄美钦奔走呼吁，带着黄老爷子进北京，上新疆，为开发生产戒毒茶，早日应用于解救吸毒者，不计代价地付出精力和物力……
后记举起理想的明灯(5)
李家钦，我家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孤军奋战”，“花费十多年心血，以他惊人的执着精神、丰厚的文学、史学底蕴和对闽北文化之满腔热忱，编写了150万字的《建阳大典》，全面详实地介绍与展示了建阳从东汉建安元年建县至公元2000年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为这部地方史巨著，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在办公室熬过了多少漫漫长夜……
吴松良，我家乡一个民间老中医，只读过三年私塾，却在中草药治疗乳腺癌、肝炎和前列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创造了用中草药愈合骨折不用开刀的奇迹。他在与有关厂家谈判转让他的中草药专利时，因为坚持要在合作时留出一定股份作为慈善基金，吓跑了一个又一个重利轻义的商人……
占喜乐，一个虔诚的女基督徒，从18岁开始就顶着世俗的压力收养孤儿。现在，人到中年的她在武夷山买了30亩地盖了四座大楼，除了一座用于服装生产（收入用于孤儿的抚养及教育），其他3座皆用于收养孤儿……
陆易、王武东，我在北京香山结识的朋友，2004年这对虔信佛教的夫妻回到家乡合肥后，创办了推广经典诵读的“小筛子学堂”，坚持“三年教学全部免费，不向家长收取一分钱”，“初衷是为了推广经典诵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挽救孩子，为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做点事情”。如今，他们的“小筛子学堂”在合肥已成了一道特殊的教育风景。
丁兆勇，创办了张家口第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爱家园"，在助学和环保上做得有声有色……
还有北京“心灵家园”的创办人洋光、海阳主任，以及成员盲歌手、演讲家阿荣和耿剑、南杰、吴非、严威、小天使……
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兄弟、朋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理想呢？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替自己辩解。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体生活。灵魂生活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所以，对处世来说，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周国平《对理想的思索》
正像刘宗超教授评价我时所说：一般人是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沙漠舟是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而刘教授自己，以及古往今来所有追求理想的人们，他们，又何尝不是在“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的话，哪怕他富可敌国，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而这，恰恰成了这个越来越富足的时代，令人揪心的一大病态！
想到一句话：
理想，是安置灵魂的天堂。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有人质疑我的出发点，认为我去演讲，无非为名为利而已。
我觉得泉州四中张校长对《东南早报》记者的一席话，比较能理解我。
他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沙漠舟先生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通过演讲这样一种劳动自食其力，这对学生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演讲。
毋庸讳言，我的演讲，适当收点费加上签名售书，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将演讲更好地继续下去。
而我，更看重演讲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时候，只要有演讲，哪怕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也欣然前往，毫无怨言。对于我来说，一场演讲，哪怕只有几个人受影响，这就够了！
一次，某县教育局为我安排了四场演讲，最后一场在县实验小学。
我的助理程瑞春和该校校长联系时，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声称一不给演讲费，二不得卖书，言语间极其不敬。
联想到头一天所受的礼遇：在该县一中演讲，校领导不仅给了演讲费且鼓励学生买书，最后还热情地派车送我们回招待所。瑞春气愤地说，这么没素质的校长，不用给他们讲了。
讲！
我毫不犹豫。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演讲现场除了一个麦克风，居然空无一人。
一个转播摄像头对准了我。
学生们都在教室里，通过转播看我的演讲。
尽管我算是见过不少场面，但这样的“演讲”却是第一次。
也有学校通过电视直播的，但现场都安排了一些学生，这样有气氛，还能和他们进行互动。
而这一次……
我硬着头皮演讲完，就出了电教室，下楼，往校门口走。
快到门口时，学生们“哗”地潮水般从教室里涌出来，霎时间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个本子伸过来:
沙老师，给我签个名……
后记举起理想的明灯(6)
沙先生，给我签名……
沙老师，签名……
无数本子、笔拼命往我面前塞，我根本没法好好签。
人潮汹涌。有学生被推倒在地。
现场居然没有一个老师维持秩序。
我慌了手脚，真怕这样下去，后果不可收拾。
瑞春依仗人高马大，用尽排山倒海之力，终于把我“救出”学校大门。
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冲出来，得到了我的签名。
晚上，我在一个市场，想买一个钱包。
刚在一个柜台问完价格，隔壁柜台过来一个小学生，递过来本子和笔，沙老师，您给我签个名。
我有些诧异：此时此地，竟然碰到一个“粉丝”。
那孩子的母亲听说我是“作家”，热情地向我介绍她卖的钱包。
我挑了一个，给了钱让她找。
她拿着钱到里间，一会儿出来，原封不动地把钱退给我，说，我孩子说了，要送一个钱包给你。
这个钱包，成了白天这场演讲，最有价值的报酬。
2006年6月，湖北工业大学邀请我去作演讲。
湖工大有个人文讲坛，办了多年，在校内颇有影响，受邀的演讲者大都是武汉的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
可是，按校规，每场演讲的报酬只有200元。
我自掏腰包买了火车票，日夜兼程，千里迢迢赶到武汉。
住不起高级宾馆，我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
武汉是火炉，电风扇呼呼吹着也还是热。
这场演讲，人吃苦受累不说，还倒贴了几百元车旅费。
但是——
一个学生说：沙老师，我崇拜你……
另一个说：我读了四年大学，才第一次碰到你这样一位老师……
大学生说这些话不容易。
在离开武汉的火车上，我没有为“贴钱演讲”而烦恼，心里充满的，是生命得以发光发热的喜悦和自豪！
经常有学生问我，沙老师，您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对我来说，站在演讲台上，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莫大的幸福。
我保存着一份2005年福建浦城教育局的“作家沙漠舟‘理想与人生’报告会日程安排表”：
星期三（11月8日）上午10：00新华小学
下午4：00二中
星期四（11月9日）上午10：00光明中心小学
下午4：00三中
星期五（11月10日）上午10：00实验小学
下午3：00一中
三天讲六场，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挑战。